综合台媒报道，曾任台湾“中科院”核研所副所长张宪义于1988年1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安排下出境到达美国，29年后的今天（1月9日），他通过越洋视频首度公开亮相，提到两个当年美国人会找上他的原因，以及为何当年辞职信写下离开的原因之一是民进党。张宪义表示，当初离开台湾，是担心政治野心人士利用核武，没办法造福台湾老百姓，会造成安全威胁。他还称，愿意露面，并不是要为自己平反。

1988年1月，张宪义上校弃职潜赴美国，美方随即会同国际原能总署，前往台湾核研所拆除重要设施，致使台湾研发核武的计划终止。28年后，张宪义在美国接受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陈仪深的访问，详细叙述当初的心路历程，专书《核弹！间谍？CIA》由台湾远足文化出版，1月9日在台湾举行新书发布会。

张宪义在新书发布会现场的视频/来源：台湾联合新闻网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陈仪深在新书发布会现场/来源：台湾“中央社”

弃职赴美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民进党”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张宪义大学毕业后，1967年到1988年参与台湾岛内核武器研发工作。为何被CIA看上？张宪义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与“前中科院长”唐君铂的关系，唐君铂是他的恩师；二是1979年12月“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EdwardTeller）访问核研所时，他不知天高地厚地问：氢弹从核分裂弹引发出来，这过程中有没有不为人知的稳定程序在里面。他说，当时泰勒惊讶地看着他，并称就算有也不能讲。时任核研所长钱积彭，事后也没有责怪他的大胆提问。

张宪义认为，自己应该就是从那时起被列入美国黑名单，1988年事件的震撼力应该不比北韩核试验来得差。他称，负面来看，核武研发在台湾终止了，正面来看，台湾核武研发的制作能力得到国际间高度评价。

采访者陈仪深在书中介绍，根据军方报告，张宪义出走时留在办公室内的辞职信内列出五项理由，前四项都是对服务单位的不满，第五项就是“民进党”。据“中央社”称，这次张宪义接受访问时坦言，他对自己感到惊讶，当初为什么会把民进党写在里面；当时他担心的不是民进党，是担心政治野心人士，包括军事强人在内；什么党都无所谓，他在意的是政治野心人士的利用，没办法造福台湾老百姓，会造成安全威胁，前“总统”李登辉或前“参谋总长”郝柏村的名字都没有在他脑内，只有政治野心人士在他脑内。当时民进党已经成立并崛起，他也担心未来民进党如果执政，却因拥有核武而采取冒进策略，将危及台湾安全。

“台美双赢，何来‘叛国’？”

对于被批评“叛国”，张宪义非常介意，强调自己没有违反蒋经国“不制造核武”的政策号召，自己最多背叛的只是老长官郝柏村的企图心，因为如果台湾真的实现核武，可能给大陆犯台制造借口。

张宪义透露，虽然蒋经国公开宣称过“‘中华民国’有能力制造核武，但不制造”，不过1986年郝柏村巡视核研所时，对所方报告“可在3-6个月内完成核弹”表示肯定。张宪义称，从郝柏村与核研所人员的角度看来，认为这些都只是精进“国军”战力，并没有违反蒋蒋经国的指示，但对美方而言，却是踩到红线。

陈仪深表示，“评价方面，除了建议读者设身处地回到受访者的时空，也共同来思索今日和未来台湾的需求。1988年蒋经国去世之际，掌握军权的主要是‘参谋总长’同时兼任‘中科院’院长的郝柏村，谁能预知李登辉接班顺利并开启台湾民主化契机？ 所以在那前景不明的时刻，张宪义认为，他接受美国CIA的要求和安排而出逃，阻止台湾核武的进一步发展，等于帮李登辉移走一颗烫手山芋，结果应是‘台美双赢’，并没有背叛‘国家’或台湾人民的利益，顶多只能说背叛他的上司郝柏村。这样的角度至少得到我的尊重。”

台湾不能放弃核能科技研发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台湾有没有与以色列、南非合作发展核武？张宪义回答，台方的确与南非、以色列有往来，但双方间有没有具体的核武研发计划，自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另有记者问，台湾应不应该有核武？张宪义反问称，“有核武”的定义是什么？是有这个潜力，还是制造出来可以试爆的？以色列是个好例子，它确实有核武，但没有经过试爆，因为以色列的工业已经到了那个水平，是水到渠成的东西，“威胁性比有一个弹头摆在飞弹上更大”。

张宪义到美国后，继续从事核能研究。在陈水扁停建“核四”（注：第四核能发电厂，位于台湾新北市贡寮区）时，他曾写信给“总统府”表达反对，也强调具备核子实力，是一种保护安全的威吓筹码。不过在2011年日本福岛事故后，张宪义的看法趋于保守，他认为台湾面积太小，一旦发生核灾还是难以承受，如果国土有日本般大小，就有本钱走核电路线。

但即便如此，张宪义仍然认为，即使不用核电，台湾也不能放弃核子科技研发。他认为，台湾的反核人士，往往过度极端，把核能丑化到是万恶不赦，连和平用途都一概反对，不能以理性态度看待核能的优点与缺点，他认为十分不妥当。

陈仪深（左）与张宪义（右）/来源：台湾联合新闻网

两蒋研究核武绝非“玉碎”

当初曾在核研所服务、也是军方公费送到美国攻读核工的贺立维也出席了当天新书发表会，他近年来支持台湾反核运动。

贺立维认为，张宪义当年是一位陆军上校军官，是一个核武研发任务的执行者，但是“国家”要不要发展核武，是“三军统帅”的决定；张宪义的行为是替当年的“最高统帅”做了一个决定，导致台湾核武研发的成就瞬时毁灭。

他还称，自己很好奇这本书出版后美方的看法如何，张宪义现在是美国公民，自然要遵守美国的游戏规则；应该是得到CIA的默许才可能这么做，书中内容自然也不可能踰越CIA的“红线”。

贺立维表示，既然这件事已被公开在台面上了，台湾方面的态度又是如何，尤其是“国防”等单位，是将这一段历史列入档案？还是列入对国军官兵心理建设的教材？它对现有“国军”官兵的士气影响又如何？若有官兵好奇问长官对这件事的评论，长官们是否有一致且妥适的说法？相信目前“国防”武器研发的相关单位与科技人员，可能也很想知道这个答案。

贺立维还称，留学期间中情局就和自己接触，对方甚至以美女相诱。不过，张宪义成，自己从未碰到如此情况，中情局对于在美国攻读核工等敏感科技的学生，通过各大学与教授就能有所掌握。何况留学生回国之后发展情况不一，不必急于立刻布线，例如自己是到1982年才与中情局接头，1984年中情局对他进行测谎，然后才视为自己人。

另外贺立维认为，当初两蒋研发核武科技，但缺乏投射核弹的载具，是为一旦大陆攻下台湾时用来“玉碎”同归于尽。张宪义对此非常不认同，他表示“中科院”成立时设立三个研究所，第一所是核能，第二所是飞弹火箭，第三所是电子。其中核弹的投射载具，就是二所的责任。虽然“天马导弹”受限于美方压力无法完成，但是研发核弹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炸自己，这种看法不但没有常识，更是羞辱参与核能研究者的良心，“难道一定要具备投射能力才能够造核武吗？难道我们有能力，就一定要把核弹制造出来？”

张宪义称，之所以会有“玉碎计划”的误解，是因为有一年，位于龙潭的“陆军司令部”（当时称“陆军总司令部”），要与“原子能委员会”、核电厂与当地医院，举行扩大的核生化防护演习，地点在员树林（核研所所在地）。一般演习都要模拟灾害发生的情景，为让各单位知道灾害的范围，因此便向“中科院”要求核生化、原子弹爆炸威力仿真的数据，以设定演习目标。核研所便以龙潭地区地图为底图，提供计算后的威力图，让他们了解核爆的威力、范围、影响程度，进而拟定演练计划。结果却被人误解为，如果原子弹送不出去，就要在龙潭自爆。

他还透露，除了“天马导弹”之外，当时还在研发中、尚未升空试飞的IDF战斗机，也被考虑作为核弹的载具；曾计划将核弹小型化，装入战机的副油箱内，但如此一来航程不足，因此执行攻击任务的战机，机员可能在归航半途就必须跳伞。

张宪义赴美后与太太合影/来源：台湾联合新闻网

新书简介：

1964年大陆完成原子弹试爆，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军事压力，蒋介石开始密谋发展核武。蒋介石逝世后，蒋经国继承遗志，在美国既不鼓励也不阻止的态度下，台湾逐步实现核武计划，却不知不觉地踏入美国的核武红线。

从1960年代开始的核武计划，台湾积极培养核武人才、秘购研究器材、建设核能设施，到了1980年代末，眼见核武研发即将大功告成。然而，此时台湾政局正面临蒋经国执政末期的混沌情势，是否能继续发展核武的计划，已来到关键时刻。

但是，万万没想到，台湾苦心栽培的核子工程人才，“中科院”核研所副所长张宪义在1988年1月9日突然举家离台赴美。随着张宪义的离去，台湾的核武研发成果遭到美国全面封杀，最后胎死腹中，蒋经国死后的台湾政坛继而陷入政治纷争。

张宪义赴美后，不仅打乱台湾发展核武的布局，也为蒋经国逝世后的台美关系投下一颗震撼弹。

事隔三十年，张宪义事件始终笼罩在政治阴谋、台美谍战的谜团之中。身为顶尖的核工科学家，张宪义是否真是美国安排潜伏在台湾的“间谍”？张宪义是否带走台湾最高机密的核武研发资料，并泄漏给美国政府？

本书是张宪义离台赴美后，首度接受口述专访的内容。张宪义亲自解密多年来笼罩在他身上的众多谜团，检视自己争议的一生，也以参与台湾发展核武的亲身经验，披露台湾核武事件的真相与他的心路历程。

张宪义

台湾人，1943年生于海南海口市。中正理工学院1967年班物理系毕业、美国田纳西大学核子工程硕士、博士，长期任职于“中山科学研究院”核能研究所，1984年升任该所副所长。

张宪义是台湾政府培养之一流核子工程人才，也是台湾秘密核武计划关键研发人员。他在1988年1月9日突然离台赴美，美方因而确认台湾发展核武的决心与能力，于是台湾的核武计划遭到封杀。1990年起，张宪义在美国爱达荷州的国家实验室继续从事核能研究，专注于第四代核电厂技术的开发，也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13年退休。

（综合自台湾联合新闻网、台湾“中央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