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范勇鹏、寒竹、文扬、王文、房宁、李波】

【12月30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与观察者网共同举办了《特朗普的美国vs崛起ing的中国》研讨会。范勇鹏研究员在主题演讲中提到，从2016年美国大选的辩论议题和选民两极分化来看，美国似乎出现了“阶级政治的回归”，阶级问题重新冒了出来。这一话题立即引起了专家们的激烈讨论，那么“阶级”这一概念能否准确地概括社会分野？阶级分析理论能否适用于美国大选？使用阶级分析法又该如何把握好“度”？观察者网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成文，为读者们奉上专家们对这些问题的深刻解读。文字已经过各位专家校正与完善。】

从阶级视角看美国大选——一场无望的挣扎

在历次美国大选中，真正的“高政治”议题（指涉及利益分配的政治议题，诸如税收、政府支出、转移支付等，涉及的利益越核心，政治性越高）总是被一带而过，一些“低政治”议题（如枪支、堕胎和同性恋等）反而成为关注的焦点。

然而，在2016年大选中，移民和全球化意外地成了辩论的中心，二者都非常具体地指向了美国工人的就业和经济利益问题，涉及最核心的利益关切，属于“高政治”议题。

因而，可以说这次大选出现了“政治的回归”。因为受到移民与全球化消极影响的主要是美国社会中下层人群，所以这种“政治的回归”又可更具体化为“阶级政治的回归”。在“政治正确”话语掩盖阶级政治几十年后，阶级问题终于又一次冒了出来。

世人总以为美国是无阶级社会，中产阶级发达，是橄榄形社会结构。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前，的确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即拥有土地或小产业的白人业主。所以在那个时期，马克思讲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情况尚不明显。

随着美国在19世纪末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这个群体迅速缩小，惨遭资本的剥削，成为不折不扣的雇佣劳动者，无疑属于无产阶级。但是，美国社会科学用一个“新中产阶级”概念，偷换了拥有生产资料的“老中产阶级”概念，造成了概念和现实之间的混乱。

20世纪，在去阶级化的中产社会假象下，美国工人阶级成了温水中的青蛙。虽然70年代以来长达30多年收入增长停滞，他们却迟迟未能觉醒。直到全球化造成的恶果已经覆水难收，才开始表达不满。他们在2008年、2012年投票给奥巴马，期望能改变局面，但结果却是失望。

于是2016年他们愤怒地把票投给特朗普。可是，在制度不发生革命性改变的情况下，他们注定还是会失望。两党都试过了，还能依赖谁？

我们也可以判定特朗普宣称的那些保障白人工人阶级利益的政策也不可能实现。就拿就业岗位回流和贸易战这两个政策来说吧。

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跨国公司不可能为保障国内就业岗位而蒙受损失，它们要么会以岗位为筹码向联邦政府索取更多的补贴，要么会加快应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使传统工人从“相对剩余人口”加速沦为“绝对剩余人口”，从而丧失与资本博弈的任何机会。

如果搞贸易战或保护主义，则会陡然提高国内生活成本，导致中等阶层的激烈反弹，这显然不符合“温水煮青蛙”的长期策略。

如今，美国工人阶层意识到了自己不可挽回的没落，绝望地抓住普选制这根救命稻草。但是，美国是个被资本俘获的国家，同时产业工人阶级也已经处于没落阶段，阶级政治的回归只能是一场无望的挣扎。

“阶级”可以谈，但还是用“精英—大众”比较准确

阶级分析还是需要，但是在分析美国大选的时候，却很难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是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直接相关的概念。工人阶级在美国政治圈，应该只是一个“自在阶级”，而非“自为阶级”。

工人阶级虽然人数不少，但并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阶级力量，更没有组织成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对于2016年美国大选来说，现实中的选民分野还是用“精英—大众”这样的概念比较符合事实。

在美国社会，“精英”与“大众”，“资本”与“劳工”，是两对错位很大的概念，完全谈不上对应，这跟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社会的分层有很大不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与科技进步。

近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催生了两个“两极分化”：一个是企业规模的两极分化，另一个是劳动力市场的两级分化。这两种“两极分化”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就在一定程度存在着，但直到全球化的今天，才日显突出。

美国当下的资本家集团事实上也已经分裂为两部分：国际性的跨国大企业与地方性的中小企业，前者是全球化的获益者，所以投入希拉里的普世主义阵营；而资本家集团中大量没有或很少在全球化中获利的地方性中小资本家，也是资本家阶级中的大多数，他们则站在特朗普的本土主义一边。

另一方面，现代经济的知识化和技术化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在劳动力市场中，企业高管人员、专业服务人员（包括金融、会计、保险、法律、医疗、新闻、教育等行业的部分高收入人员）与普通劳工逐渐成为两个经济地位差异极大的社会群体。

所以，尽管美国社会高度贫富两极化，但阶级斗争并没有成为美国社会的政治主轴，更没有形成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当前，美国政治斗争的主角，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是希拉里的支持者和特朗普的支持者。他们虽然在大选中立场分明，相互指责，但这种政争只能界定为精英与大众的对垒。

就阶级性质而言，美国社会的两党之争仍属于资产阶级内部的党派之争；就民主共和两党的利益倾向而言，特朗普更倾向于资本家集团，希拉里更倾向于知识精英集团。对于特朗普与资本集团的关系，长期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克里茨讲得很透彻：“特朗普上台对美国蓝领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

阶级问题被种族问题掩盖，二者具有一定替代性

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的崛起的确折射了白人种族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相对沦落的境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社会一直用种族间的问题来掩盖阶级问题，所以，我认为这说明二者之间在解释力上具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

另外，用阶级分析法剖析美国社会，说到底还要跟未来中国形势联系起来。如何用这个分析工具解读未来中美关系？中国现在是怎样的一个社会？这个阶级分析的方法能不能当作统一的理论框架使用？当初，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既适用于国内阶级斗争，也适用于世界范围内的阶级间的较量。

阶级分析这里面的确有些文章可作。但是，这个方法不能使用过度，过了一定界限之后，它就可能变得越来越荒谬。在中国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阶级斗争最走火入魔的时候，就出现过这情况。凡事都用阶级分析，结果就是灾难。所以说，这个方法一过了，就会出问题。但是，不可否认，阶级分析作为一种政治学分析工具，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

美国的新政治阶层矛盾

“阶级”这个词，在中国的话语体系里是有特殊含义的。所以，不如换个词，比如“阶层”。其实“阶级”跟“阶层”英文差不多，都是class，或许也可以用“group”这一概念。

正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显示的，21世纪有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即群体之间的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大大超过工资性收入的增长。近十几年来，欧美国家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开始减缓，但是固有财产的增长大大超过工资性增长的速度，这就导致了群体之间极其严重的分化。

中国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像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工资增长相对较快，但是相比有套房带来的财产性增长，工资增长的进步性让人感受并不明显。

由群体再说到世界历史的演化，就能发现，目前正处在全球群体重组、世界权力重构和国际经济重启的关键节点。

2016年历史重要性可能会与1991年有些相似：1991年社会主义阵营瓦解，2016年很有可能是资本主义阵营的瓦解。特蕾莎·梅在欧盟开会，没人理她，德国对特朗普也不感冒。如果1991年是“历史的终结”，2016年便是世界历史的重新开始。

我曾在观察者网发过一篇文章，写的是现在特朗普讲“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这或许是世界历史的重新开始，当然，由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全球主流学界并不会像1991年那样渲染西方蜕变的意义。

群体之间的裂变很难弥合。从这个角度看，2017年，特别是上半年，美国将迎来一段政治混乱期。中国有坚强的领导核心，但是美国没有。在华盛顿，90%左右的选民是反对特朗普的，未来半年，华盛顿会陷入“押错宝”这一悲伤情绪的康复期。

特朗普现在无人可用，他从纽约等其他州找了一拨人空降华盛顿来执政。2017年上半年，会是美国巨大的中低层公务阶层和高层行政团队间的磨合期。那些“空降”华盛顿的部级干部多是财阀、军阀，阶层之间的摩擦会加剧，磨合过程将会非常艰难。

特朗普还没意识到，他实际是用一种当董事长的态度来当总统。他以为当了总统，他说的话就会不打折扣地被执行。其实不是一回事，内部大量行政官僚可能会成为“高级黑”。

阶级分析法可以用，但要讲究与时俱进

用“阶级”分析这次美国大选，意思可以理解，阶级分析法也可以用，但是直接用这个概念是不行的。

我在研究美国2012年大选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阶级”这个概念，是一个传统的区分社会身份的标准，可以称之为社会断层线。但阶级是一个单一概念，即以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划分人们的社会身份，比如资产者与无产者。

然而，随着现代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决定与区别人们社会身份乃至政治立场的不再是过去那种单一因素。

现代社会里，人们的社会身份具有复合性特征，社会群体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区别与划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群体基本上都是复合主体。从美国大选中人们的立场和态度可以辨识出，决定或影响美国人社会身份和政治立场的至少有六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如种族、性别、地区、宗教、受教程度和年龄等。

以“年龄”因素为例，18、19世纪欧洲工业化时代是“阶级”盛行的年代，那时还没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所以人们的利益更多是和职业以及有无资产联系在一起的。而现代社会拥有了完备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人们的利益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的影响，相应地年龄等因素就凸显出来了，代际利益差别十分明显。这也是对现代社会群体结构的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释。那个韩寒不是说中国有两大“阶级”：房东、房奴吗？代际差异造成群体的诉求和认知大不相同。

我们在亚洲国家政治发展比较研究中认识到，各国社会分层因素并不一样，而且处于变化之中。比如，在美国，我们能识别出六个会影响人的政治立场和态度的因素，但这六个因素的组合与权重每次都不太一样。

2016年大选，美国有人讲这是“红脖子造反”，是白人种族主义复归。可见无论如何种族是美国社会分层权重最大的因素，但是在别的国家就不一样了。比如在菲律宾最重要的因素是“家族”，在中国，可能有人会说是“圈子”。

分析美国大选，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忘了“老祖宗”，阶级分析方法还是能给我们很多启发，但我们要从新的社会现实情况出发，阶级分析法也要与时俱进。

有人说特朗普赢得大选，代表“99%草根打败了1%华尔街大富豪”。但大家没有很好地分析，特朗普是1%还是99%？实际上他是属于99%的。因为经济全球化、金融化，华尔街的金融巨头才是美国最强势的利益集团，甚至损害了传统的工商集团的利益，所以才会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

那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对立。如果是那样就不是占领华尔街，而是要占领华盛顿了。至少也不是1%对99%，怎么也是20%对80%，或30%对70%。

特朗普在大选时，成功地将希拉里塑造成华尔街的代言人，要打倒她，他就是利用了1%和99%的对立。所以我们还是得回到现实中，回到美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中，实事求是地去分析，然后得出结论。

用阶级分析法分析美国大选，还要加上种族、宗教因素

我同意阶级分析的观点，但分析美国大选，必须要加上种族、宗教维度不可。这次信仰基督教白人的80%以上，不分男性女性、收入高低，都投票给了特朗普。

去世的亨廷顿几乎是有些愤世嫉俗地写完了他的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书中强烈呼吁美国恢复WASP（观察者网注：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简称，意为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白人的主导价值观。

二十年后，特朗普成为把亨廷顿的意识形态带到华盛顿的那个人，“把美国还给白人”的这样不“政治正确”的口号公开化了，这可是一个巨大变化。

刚才提到工资占国民收入比例下降，其实是回到了马克思阶级分析框架。我倒是不认为创新经济中的“知本家”这个概念能够替代金融资本家，我认为这个概念的功能，也是发明用来模糊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

美国社会学家佛罗里达在二十多年前写的一本The Creative Class书中指出，美国社会的创意阶层/阶级包括了管理者、律师、医生、软件设计师、程序开发员等，约占美国人口的40%左右，而真正的Working Class在消失。

但究竟能不能构成一个较为同质化的阶级，我们还不好说。阶级分析一直是关于社会宏观动力的，使用不当容易造成结论大偏差，需要格外小心。

我从7月份开始认真看特朗普的竞选演说，发现他变得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激情，政治人物在历史的风暴中会改变自身。就像罗斯福，在进入白宫前很多人也不看好他。特朗普现在还没有进入白宫，但从他找的团队来看，所有人从能力到价值观取向，和他都很般配。

2016年1月，特朗普还没有得到党内提名时，政治分析家托马斯·怀特就呼吁大家重视特朗普的主张。同时，他还指出，凡是有意志力的美国总统，在总统位子上会有强大力量，不是周围人轻易能撼动的。

克林顿、布什、奥巴马身上传统政客的习性比较多，而由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落实他承诺选民的“革命”倒很有可能。一个来自1%阶级的亿万富豪，在为制造业的中产阶级利益奋斗，这事很奇葩，但我觉得他是认真在做。当然，特朗普最终能不能打破金融资本精英控制的这个格局、推动美国政治体制的创新？还不好判断。

王文院长做了一个好的比喻，2016年可能是作为帝国的美国真正走下坡路的年份。虽然约瑟夫·奈（观察者网注：美国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著作有《软实力》、《美国世纪结束了吗？》）挺不情愿承认这一点的，可这个选举结果就是证明，美国正在交出权力，特朗普要走终结全球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