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1月8日是周总理逝世41周年纪念日。

周总理曾两次为普通战士雷锋题词：“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巧合的是，1962年8月15日，一个普通战士在辽宁抚顺因公殉职，这个战士叫雷锋。不足70万人的抚顺，十万人走向街头为他送别。

而在十几年之后，这感人的场景在十里长街再次重现，那是送别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人民热爱他们，因为他们对人民做出了很多很多的好事。他们的离去重于泰山。

今天我们发表这篇文章，以纪念伟大的周总理和伟大的战士雷锋。

在总理身边的8年，我未见总理休息过一个星期日、过过一个假日。大年初一我推开他的房门说：“总理，我给您拜年！”他说：“是啊，我也听到外面的鞭炮响了，今天大年初一啦！”但老人家还是坐在那里办公。

林彪和“四人帮”两个集团的人经常发难、捣乱、找茬儿、诬陷。尤其是“四人帮”，把周总理看作他们夺权路上的最大障碍。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四人帮”更加猖狂，不仅加快了夺权的步伐，还对总理百般刁难，有意与总理斗气。文字改革本来是张春桥分管的工作，他说不懂，硬把文件给总理退了回来。江青想见的外宾，中央不安排她接见，她非见不可；安排她见，她又称病不见。

“九一三”事件后，总理对国务院的少数几位领导人说：“林彪出事了，你们认为中央的问题就解决了吗？”他又说：“没有，我难啊，难的不仅是林彪。”他说的时候，眼里闪着泪光。面对“文革”的复杂局面，他累、忧、气、愤，何止是“难”啊？

我想起1970年夏的一个下午，我在整理他的办公桌时，无意间看到一张白纸上他用铅笔写的几句戏文：

不公与不干（西厢记）

做天难做二月天，

蚕要缓和参要寒。

种菜哥哥要落雨，

采桑娘子要晴干。

读着它，我眼睛禁不住湿润了。那时独自站在总理办公室里的心情，至今记忆犹新。对我来说，那是一件刻骨铭心的事。

1972年5月，一次常规体检时，在总理的尿液中发现了癌细胞。由于不能按时治疗，更不能住院治疗，再加上劳累过度，病情逐渐发展成小便带血。一个大试瓶，大半瓶没有一点黄色，完全是鲜红鲜红的血。

有两次他从外面回来，给他打开车门时，我一低头，他就把整个身体趴在了我身上。车离他的办公室有20来米，但他很难自己走过去。我一手搂着他的腰，一手牵着他的左手，一步步地把他拖回到办公室。他坐下来又批阅那厚厚的一堆文件。

我们劝过他：“咱能不能休息三天五天，最多一个礼拜，好好地治疗一下再干？”但是每一次劝他，他都这样对我们说：“总理，总理，我是全国人民的总理啊，现在这个时候我不管谁管，我不干谁干，你们看看我怎么样休息得成？”

1974年，“一·二五”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的一个傍晚，时任中联部部长的耿飚来到总理办公室，说江青无中生有，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他，想辞职不干了。总理听了，就笑着说，“耿飚同志，我跟你说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想赶走你，不论怎么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要想整你，不论怎么整，你自己不要死（就是不要自杀）。”耿飚听了这三句话豁然开朗，拿起辞职文件报告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这也是总理在心里对自己说的话，“我不能走，不能倒，也不能出现其他问题。”他也曾经说过，“除非我自己把我自己打倒。”

白天休息、晚上工作，这是一直以来为了照顾毛主席的身体和工作习惯，总理长期形成的习惯。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作息变得极不规律了。我到总理身边工作的时候，他基本是下午两三点、三四点起床，第二天凌晨两三点、三四点睡觉，后来延迟到七八点，患了癌症之后甚至延迟到九点、十点才睡。如果他每天能睡上五六个小时，我们心里还会比较踏实，但到后来这五六个小时很难保证。

周总理在位26年，他的工作日程安排都记载在当年的日历上，共积累了26本。这26本台历的每一页，都写得满满的。

下面是他的台历1974年3月26日这一页上记载的内容：

下午3时起床

下午4时与尼雷尔会谈（五楼）

晚7时陪餐

晚10时政治局会议

晨2时半约民航局同志开会

晨7时办公

中午12时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和王后

下午2时休息

从26日下午3点到27日下午2点，整整23个小时没有合眼，这时他已经76岁高龄，而且癌症缠身。这样的日程安排并不少见。

邓大姐和总理的办公室、睡觉房虽然在同一层，但是两个人工作时间不一样，有时几天见不着面，更谈不上一起吃一顿饭。邓大姐便会写一些小条，留在总理的办公桌上，或者是让我们转交给总理。小条写了很多很多，都是提醒总理按时吃饭、按时吃药、按时睡觉。

下面是1971年3月3日邓大姐写给总理的一张小条：

恩来，你从昨天下午6时起床，到今天晚上12时睡的话，就达30小时，万望你不可大意才是！！这是出于全局，为了大局的忠言，虽知逆耳，迫于责任，不得不写数行给你，你应善自为之。

小超

晚10时

在我们的眼中，总理和大姐的爱，深沉、浓郁、真挚，是信念理想毕生不移的一致奋斗，是思想感情自始至终的倾心交融和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爱呵护。

我有幸看到总理和大姐一次拥抱和亲吻。1971年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总理应邀率代表团前往越南进行访问。当时越美战争不断向越南北方扩大，美国的飞机经常对北方进行轰炸。周总理到越南访问有很大危险性。邓大姐得知总理平安归来时，在总理的车快要进入中南海西花厅时，她把所有工作人员都召集到自己身边，坐在客厅里。当她看到周总理推门进来，65岁的老人家“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边跑边说：“老头子啊，你可回来了，你在越南亲吻了拥抱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你得同我亲吻，同我拥抱。”一下子扑到总理的怀里！只见总理大大方方、风度翩翩地把大姐揽在怀里，深深地在大姐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看到这个情景，我们都鼓起掌来，对邓大姐以这样一种我们方式来欢迎总理归来感到惊喜，又兴高采烈。

1974年4月到5月间，同“四人帮”争夺领导权到了最激烈的时候。由于过度劳累，病情加重，总理曾经发生过缺氧现象。他睡觉前要吸氧气、吃安眠药，有时吃一次不行还要吃第二次。每天到了时间就要叫他起床，他困极了、累坏了，以至于警卫员叫一次不醒，再叫一次还不醒，便推他肩膀。老人家醒来以后，立刻就从床上起来。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次赖床，没有一次说再多躺几分钟。有时候晚上开会，他体力不支，就用椅子背顶着自己。老同志让他坐下来讲话，他说：“不行啊，我一坐下来就要睡着的。”

1974年6月1日，由于总理的病情不断加重，经毛主席批准、党中央研究决定，总理住进305医院进行治疗。在此期间，围绕“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总理与“四人帮”进行了争锋相对的斗争。

1974年底，做完大手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总理便坐飞机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总理坐一架飞机先飞，王洪文坐另一架飞机在总理的飞机起飞半个小时之后再飞。没想到，王洪文和江青等人商量之后，超过了总理半个小时，提前到了毛主席那里，向主席告总理和邓小平的状。总理的飞机到了以后，两个老人家一直谈到深夜，谈了好几个小时，这是我到总理身边工作以后，从来没有见过的。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仍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并主持国务院工作，一大批老干部进入人大、国务院。四届人大“组阁”的胜利，为后来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奠定了基础。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只有5000字，但就是这么短，总理还是没有念完。他只念了个头、念了个尾，中间由播音员代替。他的体力实在支撑不下来。在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他留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遗言”。

如果把中国的革命事业比作一艘航船，那么，真正确立方向、指引方向的是毛主席。周总理的功劳则是他驾驶着这条船绕过了一些险滩和暗礁。总理一直说自己只是给毛主席当助手，我想，“文革”中多亏有周总理站在毛主席的身边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这是中国人民的幸运。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在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与周恩来相识、相知、相互建立信任。周恩来选择了毛泽东，并终生不渝；毛泽东选择了周恩来这样一位得力助手，是历史的必然，更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1974年6月总理住进305医院，到1976年1月8日辞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一共手术14次，其中大手术4次。第3次大手术后，他体重只有61斤多点。

他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文化大革命”期间，总理在地狱、在苦海中履薄冰、临深渊，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也促成了邓小平同志的复出，支持了邓小平的工作。

1975年12月31日，钱嘉东、赵茂峰和我到医院看望总理，老人家对我们说：“你们来了，我累了，问家里同志好。”说完又闭上了眼睛，陷入昏迷中。这一天离总理辞世只有不到8天时间。这是总理生前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这几句话也是老人家给我们最后的话，他第一次向我们真正说出“累”这个字。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总理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时，等候的人们簇拥着扑向灵柩,高声哭喊：“总理呀总理，你不能走。”似乎要把总理重新唤醒，挽留在人间。邓颖超大姐拍着总理的棺木，哭着说：“恩来呀，你有许多心里话要说，我也有许多心里话要说。我们俩谁都没有说过，你就放心地走吧。我们还要跟着毛主席继续干革命。”说完，她强忍着悲痛,率先离开了灵柩。人们的哭喊声更大了,那种炽烈、那种悲怆，至今想起来都会让人潸然泪下。主持总理火化仪式的是当时国务院管理局副局长高富有，他带着哭喊声哀求大家：“同志们啊，你们就支持一下我的工作吧！让总理走吧！”这时，大家才由哭喊着变为肃立，并让出了一条小道，让总理的遗体进了火化炉。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的话，也许是对总理最准确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