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第一卷第一篇开篇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话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理解。但过去三十多年里，一种流行的理解是，区分“敌友”只是革命的问题，既然要“告别革命”了，那么敌友意识当然也就过时了。

再加上“现代化”、“全球化”的一套话语流行起来，我们在公共话语中更找不到敌友论述了，有的只是先进和落后、开放和封闭、繁荣与贫穷的对比。不少人相信，中国只要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跟着美国好好干，自然就能混出一个不错的位置来的。

于是，我们有了一段“韬光养晦”的日子。在这段日子里，政治上少争论或不争论，尽量把政治原则上的冲突问题，转换成可以用金钱或其它非政治性手段搞定的技术问题，对内维稳，对外也维稳，不挑战霸权，不介入跟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区域冲突。

革命电视剧继续拍，但把里面的政治原则和政治信仰作为一种仪式化的东西供起来，将革命史变成一个党、一支军队的发家史、创业史。抗美援朝主题的电视电影，拍了也犹豫播不播，担心引起超级霸权不悦。在公共话语中，既没有外敌，也没有内敌，仿佛“和平和发展”真的已经成了世界的现实。

这样做当然是有策略考虑的，就是要混进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利用其中的人脉，做大生意。如果一开始就满身是刺，那肯定混不进去。中国笑脸迎人，八面玲珑，成功地让很多“友邦人士”对中国放松了警惕。

几十年生意下来，中国一不小心搞大了，生意规模远远超出我们自己的期待。

今天的中国，按汇率计算的GDP是世界第二，是第三名日本的两倍多，第四名德国的三倍多，但世界银行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中国是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制造业第一大国，而且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完整的国家，完整度超过美国、欧盟各国与俄罗斯。

这些成绩的基础，是中国人民的血汗，这里有太多太多带着伤痕的故事。但从大面上看，在这个时期，付出劳动，还是能比较显著地转化为生活水平的提高的，不像在别的时期，劳动成果要么毁于内战战火，要么被用于抗御外敌而难以用到生活改善上来。因此，说中国从这一轮全球化中获益良多，还是比较中肯的。

但与此同时，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冷战思维，不断为自己寻找新的敌人。搞倒苏联之后，美国的一些人把眼光瞄准了中国。只是不巧，半路杀出了中东的恐怖主义分子，小布什马上启动反恐战争，这一下子就耗费了美国十来年时间。

而这十年，正是中国加入WTO后GDP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的时候。美国的“反恐”，在国际上却是“越反越恐”，道德形象受到严重损害，财政赤字也暴增。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国内不少人开始反思，自己走的道路到底对不对。

这一反思在最近出了结果。在美国2016年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胜出。特朗普身后，站着一个迫切为美国寻找新的“敌人”的政治集团。

在他们看来，过去以IS恐怖分子为主要敌人，或者将俄国作为敌人，都是搞错了。真正可怕的敌人，是中国。特朗普的中国智囊之一白邦瑞就出书称，中国有一个战略忽悠局，过去几十年，成功地把美国给忽悠了，现在该到了美国清醒过来的时候了。

将IS恐怖分子和俄国作为敌人到底有多离谱，亨廷顿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说得比较清楚。1996年亨廷顿写作了《文明的冲突》，与其说这本书是鼓吹文明的冲突，还不如说是告诫西方要节制自己的“三个自信”，认识自己的限度，不滥用力量。

亨廷顿认为，西方应该在内部保持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不要搞得过分多元化；对外，则需要认识到世界上存在许多不同的文明，别老想着用自己的一套去改造别人。伊斯兰文明、俄国所属的东正教文明，在亨廷顿看来都是西方应当尊重的文明；对于俄国的传统势力范围，亨廷顿告诫，千万不要随便去碰。

但这十几年来，美国显然是反其道而行之，在中东和北非“输出民主”，并侵入俄国传统的势力范围，这才引起了伊斯兰世界与俄罗斯的强烈反弹。这从根本上是死路一条。

亨廷顿这样建议，背后隐藏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西方的实力实际上处于衰退之中。尤其是美国，需要思考怎么“保国、保种、保教”，而不是耗费自己宝贵的实力去追求许多虚妄的目标。现在看来，特朗普分享了亨廷顿的这个基本判断。

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隐含的一点是，美国目前走上了邪路，已经不伟大了，所以要拨乱反正，来一次“伟大复兴”。不伟大，首先是经济上出了问题，制造业衰落，大量工作被外国人偷走了——这里的外国人，有来自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非法移民，更指向中国这样的所谓“新兴国家”。

与希拉里不同，特朗普和桑德斯都注意到了美国白人的贫困化问题。但是他们的解决方案并不相同，桑德斯是要直接面对阶级矛盾，搞再分配；但特朗普自己就是大资本家，是右派，他和他背后的资本集团不会接受再分配。因此唯一的可能就是在外部寻找敌人，转移国内矛盾。

于是，中国就被光荣地挑中，成为头号敌人。其实，在小布什刚上台的时候，中国已经差不多是这个位置了。但是新冒出来的挑战吸引了小布什的注意力。这回，华盛顿的意志很坚定。甚至不用等到特朗普上台，奥巴马就开始动手了。

12月23日，奥巴马签署了《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Portman-Murphy Counter-Propaganda Bill）》，根据该法，美国国防部将在2017年获得额外预算，专门建立一个反宣传中心，对抗外国对美国的宣传。它的假想敌究竟是谁？表面上针对的是俄国，但特朗普接手后会针对谁？不言自明。  

中国不想当任何国家的敌人，但如果“被迫为敌”，我们该怎么办？

对于习惯于“闷声大发财”，还在琢磨在美国主导的体系中搭便车做生意的人来说，现在这个形势很糟糕。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向美国纳贡？多买国债？但是，人家一宰你就乖乖掏钱，人家看你胆子小，那就会变本加厉地宰。历史上，美国人在宰人这方面，从来都是不客气的。  

对于想跟美国平等合作的人来说，现在这架势，直接谈平等合作不容易，必须首先能够抵挡得住特朗普的攻势，让他碰了几个钉子，意识到中国不是一头随时挨宰的肥猪之后，他作为生意人的灵活性才能发挥出来，心甘情愿地坐下来谈条件。

当然，我们也需要同时准备好平等合作的方案。只是合作如何展开，每一步都会有艰难的博弈，需要我们独立自主的意志力。

因此，不管如何，跟美国正面交锋，是不可避免的了。交锋并不意味着真刀真枪干起来，但至少会有政治、经贸、文宣等各个层面的对抗。这种对抗，我们多年不搞，已经相当陌生了，许多招数也不会使了。

如果我们进入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会知道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是多么宝贵。在一个吃不饱饭的年代，中国军队在朝鲜半岛上和美国指挥的所谓“联合国军”干了一仗，让武装到牙齿的美军遭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惨败。当年中国的硬实力几何？今日中国的硬实力几何？有当年的历史作对照，今日中国有何理由悲观沮丧？

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因为它在国内有着深刻的阶级矛盾，在国际上压迫其他民族和人民，所有这些矛盾，其实都是中国可以撬动的杠杆。

纸老虎

但能够撬动这些杠杆的前提，是领导者不与帝国主义同流合污，对内并不是金融资本与军工集团结合剥削压迫广大劳动人民，而是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对外不搞霸权主义，不通过印钞、加息等手段，让其他国家承担霸权维系的成本，不是搞垮其他国家的经济之后再去抄底。

当年毛泽东在亚非拉搞了一个“朋友圈”，这个“朋友圈”的威力，延续至今。今天中国要在美国体系之外，自己搞“朋友圈”，当然是以毛泽东的成就作为基础，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改造不公正的国际秩序的号召。  

搞“朋友圈”，靠的就不再是“闷声大发财”，不是简单地把生意的规模做得更大。做生意的人多了，在亚非拉，中国提供了在欧美日之外的又一个生意竞争者，有助于改善商品、服务和基础设施，但这个角色不是不可替代的，别人也可以来当这个竞争者。

中国只有提出自己的政治原则，搭建合作的制度平台，才能够确立起不可替代的角色。

而政治原则不可能是仅仅对外的。自己国内不实行的政治原则，对外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内”“外”在此，必须贯通起来。

在龙应台港大演讲中，香港同胞已经唱出了《我的祖国》。希望这首歌的旋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能够经常响起。这是一首旋律优美、感人至深的歌，当郎朗在白宫弹奏这首歌的时候，连奥巴马都听得陶醉。

但是，特朗普及其班子，不太可能再表现出同样的陶醉。所以，我们要唱：“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敌人来了,迎接它的是猎枪。”当年，没有猎枪齐发的准备，就不会有基辛格和尼克松主动跑到北京来喝茅台酒。今日也会是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打开《毛选》，理解政治原则和政治生活方式的冲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理解不公正的国内国际秩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经典，总是能够常读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