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观察者网马力】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军偷袭珍珠港，对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美国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多年来，针对这一历史事件，美国在珍珠港每年都举办纪念活动。今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12月26日和27日两天访问夏威夷，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起在珍珠港悼念战殁者。

日本官方一向对历史问题态度暧昧，而在民间，战争受害者意识以及回避战争责任的倾向也十分明显。日本学者对自己祖国当年发动战争的历史又持怎样的观点呢？

《赫芬顿邮报》（日本版）记者吉川慧近日就此话题采访了东京大学加藤阳子教授。加藤阳子是日本近代史领域的著名学者。她认为，日本曾有三次机会可以避免发生与美国之间的战争，但都未能抓住。她指出，很多日本人以“军部的失败”来总结日本不光彩的战争历史，将日本国家和国民与不义战争相切割，“这样的总结实在是不痛不痒、没有多大意义的”。

采访记录全文发表于12月7日《赫芬顿邮报》（日本版），观察者网全文翻译，供读者参考。

12月5日，安倍晋三发表声明，将于12月26日赴珍珠港与奥巴马共同悼念偷袭珍珠港事件中死亡的美军，日本主流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

12月8日是太平洋战争爆发75周年，我们作为日本人需要再一次发问：当时的日本为何选择了战争？

日本近代史学者、东京大学教授加藤阳子最近出版了专著《滑向战争》。她在这本书中指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世界曾通过三次外交事件考验日本会选择怎样的道路。这里的三个事件指的是作为“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观察者网注）解决方案1932年发表的《利顿报告》（Lytton Report）、1940年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以及1941年的“日美交涉”。

当时的日本到底面临怎样的选择呢？日本为何弃诸多选项不顾唯独选择了战争呢？加藤教授表示，日本人应该正确理解当时日本面对各种选择然而最终走向战争的原因，“这对我们预测日本的未来也是大有益处的”。加藤教授还表示，“我们不能把挑起战争的罪名简单推到失控的军部身上”，她此言何意？下面是我对加藤阳子教授的采访记录。

第一次考验：满洲事变（1931年）与《利顿报告》（1932年），日本最终选择退出国际联盟

吉川慧：1931年9月，以柳条湖事件（即“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观察者网注）为理由，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第二年满洲国（即“伪满洲国”，是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所扶植的一个傀儡伪政权。因国民政府和中共及国际社会对伪满政权均不予承认，故被称作“伪满洲国”或“伪满”。“首都”设于今吉林长春，“领土”包括现今除大连地区以外的东三省全境，以及蒙东和河北省的承德市、秦皇岛市——观察者网注）建立，日本随后承认了其合法性。

利顿调查团在柳条湖事件调查现场（本文图片均来自《赫芬顿邮报》日本版）

加藤阳子：这一时期，日本陆军在农村进行了很多宣传活动，当时日本的农村非常萧条，农民生活艰难，动员他们参军十分容易。满洲事变后1个月，就有165万日本农民加入了陆军。据档案记载，当时军方向农民们宣传，“如果去满洲就可以做上等人”、“可以供孩子读完中学”等等，而农民们也认为“对中国开战以后生活会好过些”。

本来，高昂的军费开支压低了民生相关预算，但一部分农民却认为“只有军部能倾听我们这些贫苦农民的心声”，这样不实的、充满幻想的言论越传越广。而且当时，日本社会上层与普通国民之间已经没有了“共同语言”。

吉川慧：您这里“共同语言”指的是什么？

加藤阳子：比如说，满洲事变刚发生时，军部声称，“这是个好事情，如此一来，日本就可以保住昔日条约上在中国的权利”。但是，当时日本国内也有“这样不好吧”、“再等一等”之类的声音。

日本在南满铁路上的利益价值5000万日元，而当时通过日中贸易，日本获利高达10亿日元。“仅仅因为满洲问题而与中国发生冲突，在经济上是缺乏合理性的”，日本国内也有这样充满经济理性的声音。

虽然有此类观点，但当时却碍于缺乏有效手段，很难向普通国民说明。当时也有石桥湛山、清泽洌等人发表自由主义言论。他们认为，“小日本主义”、“满蒙放弃论”是符合日本利益的。但他们的文章大多发表在《东洋经济新报》这样的高端杂志上，这样的杂志并非日本普通老百姓可以轻易接触到的。你可以在杂志上看到三菱银行、三井银行等高端金融机构的广告，可见其定位之高。

当时日本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缺乏文化思想上的交集，这也是日本教育的问题。联结日本社会各个阶层的文化纽带是缺失的，这样的社会在意志强烈、动员国民打破当时既有政治格局的军部面前是非常脆弱的。

吉川慧：当时的日本农民不读报吗？

加藤阳子：当时日本的读报人数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是相当多的。1931年，日本已经有100万人收听广播，1941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600万，普及率达到46%，也就是说平均有一半的日本家庭每天在收听广播。

我想给你介绍一下我从1920年代出生的一位老人那里听到的情况。这位老人是农村出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如下战报：攻击珍珠港时，日本派出了5艘“甲标的”潜艇，每艘里面搭乘两人，在这次任务中共有9人牺牲，当时被誉为“九军神”。但这位老人提出了异议，“两人一组，一共5组的话，不是10个人吗？还有一个人哪去了？”其实，那个人被俘了，但日军被俘在当时是必须隐瞒的。无论广播还是报纸的报道口径，都深受军队和国家一体化的影响。就像这个例子，如果不特别仔细分析的话，事情的真相很容易被掩盖。

吉川慧：作为满洲事变的解决方案，《利顿报告》是否对日本1931年9月18日的行为进行了谴责？

加藤阳子：利顿率领的调查团包含了来自英、美、德、法、意五大国的成员，这五个国家都是有丰富殖民经验的老牌帝国。这些国家的立场是，尽量避免对日中全面冲突的局势表态，而是呼吁扩大东亚地区的贸易、保障自己国家的权益和安全。《利顿报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这份报告书虽然“不同意重建张学良政权”，但也不承认“满洲国的存在”，乍一看好像对日本不太有利。但在报告中也这样写道，“该地区即将成立的新的行政机构应该从现行体制中发展而来，不应对现状有过激的改变”。也就是说，未来的制度应该建立在既有满洲国体制的基础之上。这对日本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报告还给出了具体建议，“满洲地区新政权成立咨询委员会成员的一半以上应由日本人担任”，结果该委员会的外国顾问中大部分都是日本人。

吉川慧：这么说这五大国充分理解了满洲国其实就是我们的傀儡，《利顿报告》对日方展示了相当程度的妥协，是吗？

加藤阳子：的确如此。但是此后，日本却犯了愚蠢的错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1932年1月，发生了第一次上海事变（即“一·二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屈服，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1月28日晚，突然向上海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观察者网注）。当时日方以上海公共租界内日本和尚被中国人袭击为由，部署日军展开对中方的军事进攻。

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进行巷战

吉川慧：当时日中关系已经陷入危机，日本此时将危机升级，原因何在？

加藤阳子：虽然一般说来，日本在满洲事变问题上躲过了世界的谴责目光，但这种说法也并非完全站得住脚。满洲事变发生后，中国根据国际联盟规约第11条提出了起诉。根据规定，应该由理事会对纷争进行处理。1931年12月，理事会决定派遣利顿调查团对事件进行调查。

但此后，发生了第一次上海事变，中国转而根据第15条对日本提起了诉讼。这第15条涉及断绝外交关系等严重事态，对日本非常不利，国际联盟全体成员国都将日本定性为敌国，相关条款里甚至有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的内容。

这时就不再是理事会出面处理，而是由全体大会来进行裁决了。这个全体大会成立了“19人委员会”，其中甚至包括危地马拉和巴拿马这样国家的代表。日本当然很愤怒，但致使日本陷入困境的始作俑者却是日本自己。我认为，当时日本陆军当局并未对国际联盟的规约有深入了解。

吉川慧：结果涉及日中纷争的国家越来越多。

加藤阳子：当时国际联盟的主导国家是英国，欧洲诸国都很担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德国会东山再起，这也影响到了英国对我们的态度，英国改变了当初对日绥靖政策。这个由“19人委员会”撰写的日中纷争决议案比《利顿报告》对日本的态度还要严厉。

吉川慧：当时日本是如何回应的呢？

加藤阳子：日本在国联的全权代表松冈洋右一直在坚持交涉，其中的悲剧性在于，他交涉的主要对象并非外国，而是自己国家的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内田外相一直在观望英国居间调停的姿态和中国政府内部对日妥协派的态度，松冈洋右认为日本应该对国际联盟“19人委员会”的决议案有所妥协，但内田外相一直拒绝这一合理要求。

1933年1月，松冈洋右向内田进言，劝其妥协，否则日本将不得不退出国际联盟。但是，内田却认为，只要日本坚持自己的强硬主张，英国和中国将不得不向日本屈服，最后并没有接受松冈洋右的妥协建议。

日本在国联的全权代表松冈洋右

吉川慧：为何内田外相对日中两国之间达成协议的前景如此乐观呢？

加藤阳子：因为中国国民政府内部存在汪精卫等对日妥协派，内田外相把宝都压在了这些人身上。但是，作为外相的内田康哉的一些看法已经跟不上当时的形势。在当时的中国，手握军政大权的只有蒋介石一人，而内田外相对当时中国的国内形势未能完全掌握。

吉川慧：你的意思是说，当时中国已经进入蒋介石独裁时代，汪精卫并无实权？

加藤阳子：没错。而且，当时满洲的军政大权仍然掌握在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手中。对蒋介石来说，他手中关于满洲的权力也只剩下外交权。因此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他对国际联盟申诉“公理”，行使代表中国的外交权来解决满洲问题是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我想，内田外相当时并未意识到蒋介石在面对国际联盟时的真正立场。

当时日本的政府和媒体对1932年10月出台的《利顿报告》做出了该报告偏向中方的判断，在并未对报告书进行仔细研究的情况下就盲目批判一番。我觉得非常遗憾的就是这个地方，日本当时并未看到《利顿报告》对日妥协、对日有利的那一面。

蒋介石与汪精卫

由于日本此前相信了“《利顿报告》将承认满洲国存在合法性”这般毫无根据的乐观传闻，等《利顿报告》真正出台后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日本感到非常惊慌失措，因此并未能正确理解这份报告书的真正含义。最终日本不愿接受经济制裁，无奈选择退出国际联盟，走向了“光荣孤立”的军国主义不归之路。

第二次考验：日德意三国同盟（1940年），日本最终选择与德国结盟

吉川慧：您说的第二次考验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年，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缔结三国同盟的事情吧？

加藤阳子：这个同盟形成的背景是，1939年9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年7月爆发了日中全面战争，为了牵制美国使其不能介入，日德意三国于1940年9月缔结了这一盟约。对于日本来说，当时缔结这一同盟的意义是非常大的。日本是联结欧洲和亚太地区的战略节点，同盟的形成意味着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两端对美国形成了牵制态势。

促使盟约缔结加速的原因，在于德国当时非常积极地寻求与日本接近。在欧洲，1940年6月法国已经对德国投降，德国的交战国只剩下英国。1940年7月，英国拒绝了希特勒的和平条件。德国认为，只要能与日本结成盟友，那样便可专心对付英国一个敌人，于是向日本派出了特使斯塔玛。

1940年9月27日，德国柏林，德日意三国同盟签约仪式现场

吉川慧：关于三国同盟，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日本当年看德国势如破竹，想搭德国的顺风车，把宝都压在了德国身上。

加藤阳子：你的说法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当时日本决策者的视野的确有点狭窄了。日本之所以决定与德国结盟，主要并非出于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对美国进行牵制的考虑。更可能是因为，被德国闪击战击溃的荷兰和法国在东南亚占有一些殖民地，这两国战败后，其殖民地该如何处理，日本有自己的考虑。荷兰在东印度的殖民地出产大量石油，而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即今天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原注）生产稻米，获得这些殖民地对维持日本的战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940年7月，也就是三国同盟正式签字前两个月的时候，日本外务省和陆军、海军的领导们曾聚在一起开过一个会，据说曾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以德国的胜利结束局势该如何”的问题。在这个会议上，大臣、次官并未露面，反而是课长以及军队里佐官级别40岁左右的年轻人把持了话语。

在这些人的头脑中，当时日本尚未加入“二战”，如果战争以德国的胜利结束的话，那荷兰、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无疑将落入德国手中，他们对此有很强的危机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如果说日本与英法等国曾一起做过什么的话，就是三国平分了德国占据的殖民地。

1941年3月，欧洲战况图

吉川慧：您的意思是，日本加入三国同盟真正想牵制的并非美国？

加藤阳子：没错，其实日本一直以来所戒备的是德国。这个三国同盟其实可以说是日本阻止德国势力进入东南亚的一个战略。当时日本陆海军的军人们对德国是相当戒备的，他们的发言在历史档案中还可以查到。

吉川慧：应该是从这个时候起，日本开始使用“大东亚”的说法，“建立大东亚地区新秩序”这一说法也开始在三国同盟中使用。这里“大东亚”一词到底有怎样的涵义呢？

加藤阳子：为何会使用“建立大东亚地区新秩序”这样的提法呢？其实，东北学院大学教授河西晃祐曾表达过这样的见解，这一提法“对受到压制的殖民地宗主国德国来说，是尚未参战的日本彻底消除其参与重新分配战后东南亚殖民地可能性的声明书”。这为“二战”终了之日双方和谈时，日本作为德国、意大利的盟友介入和谈、分割战争利益埋下了伏笔，此“声明”在那个时候当然仍是有效的，这一见解可以说是切中肯綮。当然，最后战争的结局完全相反。

吉川慧：如此说来，“大东亚”这一提法在缔结三国同盟时，可以理解为是日本对德国发表的关于划定自身势力范围的声明？

加藤阳子：是的。对于军事同盟来说，有三大要素。第一是各自的势力范围，第二是援助义务，第三是共同假想敌。将德国势力彻底从东南亚排除出去，这样才便于划清德日两国的势力范围。这就是“大东亚”一词的背景。

吉川慧：据说当时非常匆忙，三国盟约从开始谈判到签订，仅仅用了20天。

加藤阳子：下面我按时间顺序把当时的情况梳理一下。1940年9月7日，德国开始对英国本土进行轰炸，也就是“不列颠之战”。我前面曾提到过，当时德国邀请日本加入同盟，这样便可以集中力量对付英国，德国派特使斯塔玛来到日本，此人刚到日本马上开始就结盟问题与日方展开磋商。

9月19日召开了御前会议，26日日本枢密院（回应天皇咨询的重要国务审议机关——原注）通过了条约，27日在德国柏林，三国正式缔结盟约。令人惊讶的是，从特使斯塔玛来日到正式缔结盟约仅用了20天。在枢密院的审议仅用了1天就获得了通过。

被德军空袭后的伦敦

吉川慧：为了牵制德国，防止其势力重返东亚，匆忙缔结了三国同盟，但德国在“不列颠之战”中却并未能战胜英国。

加藤阳子：当时的日本很担心世界大战以德国的胜利告终，于是提出了“大东亚”的概念，缔结三国同盟，其目的也是在于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也配合了德国旨在彻底制服英国的“不列颠之战”。

众所周知，当时日本非常渴求南方的石油资源和基地。但若仅着眼这些利益而与美国陷入战争却是“捡了芝麻却丢了西瓜”，因为树美国为敌，即使获得那些利益也是非常不值得的，当时的日本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令人十分不解。

可能当时日本笃信德国胜利在望。但本来应该发生的事情却没有发生，不该发生的却真实地发生了，这在最近的国际事件上也有体现。2016年6月，英国脱欧；1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两件事最为典型。

第三次考验：日美交涉（1941年4月-11月），日本最终选择对美国珍珠港进行偷袭

吉川慧：接下来是第三次考验了，日美交涉应该是日本避免卷入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吧。

加藤阳子：日德意三国结盟半年之后的1941年4月，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与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展开了交涉。7个月后的11月26日，美方就日本的提案给出了回复，其内容比想象中还要令日方不满，这促使日本下定了对英美开战的决心。1941年12月，日本对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动攻击，正式对英美开战。

从左至右分别为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

当时的赫尔国务卿和罗斯福总统二人负责对日本交涉的主要工作，目的在于避免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当时的美国为了支援单独抵抗德国的英国，同时也为了强化大西洋一侧的防卫能力，非常希望能避免在太平洋一侧与日本发生冲突。另外，对日本来说，为了早日结束陷入泥淖无法抽身的日中战争，也希望美国能在日中之间居中调停。

但当时在日美两国之间，也存在着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就是1941年3月出台的“武器租借法案”所带来的问题。

根据该法案，美国对英国给予毫无保留的武器援助。但这样一来，就为三国同盟的正式运作制造了障碍。

三国同盟盟约第三条规定，日本、德国、意大利中任何一国如果受到美国攻击（当然盟约中并未提到美国名字——原注）时，其他两国都负有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援助义务。如果“攻击”的含义不能明确的话，无论日本还是美国都无法放心地让自己的舰艇在海上航行。当时日美双方为了避免发生意外的擦枪走火事件，就三国同盟条约中第三条的含义进行磋商是非常必要的。

吉川慧：既然日美双方都希望避免发生冲突，那为何最后两国还是走向了战争呢？

加藤阳子：对这个问题有几种解释。其中之一，当时近卫文麿首相（日本第34、38、39任首相，日本侵华祸首之一，法西斯主义的首要推行者——观察者网注）与罗斯福总统在海上举行会谈的计划不慎被泄露给了日本国内的国家主义势力，马上受到了严厉批判，最终计划破产。

这些人批判近卫文麿首相将日本窃为己有，是犹太金融势力的傀儡。这些搅黄日美海上会谈的国家主义者认为，幕末维新时期的日本幕府并未等待天皇的许可就擅自向西方打开国门，他们本就对此非常不满。卫文麿首相最终不得不放弃与罗斯福总统的海上会谈。

另外，在上世纪整个30年代，日本的报刊都受到政府影响，反美、反英的报道倾向非常明显，即使政府下达“不要再出现反美报道”这样的指令，舆论的风向恐怕一时也很难扭转。结果当时的情况就是，日本的报刊一直在刊登各种对美国的批判言论，而日本政府真正的态度却并非如此。

美国国务卿赫尔与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

吉川慧：即使在今天，“赫尔国务卿和罗斯福总统在谈判时逼迫日本”的声音还大量存在着。

加藤阳子：现在日美双方的历史档案都已公开，赫尔国务卿和罗斯福总统对与近卫首相举行海上会谈的计划确实是抱有积极态度的。但是，1941年7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中南部地区，这对日美交涉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时日方使用了“进驻”一词，也只是自欺欺人。只有经过法国或法属殖民地总督的同意，才能说是真正的“进驻”。而日本当时为了军事控制这一地区，对该地区的机场和港口展开了作战行动。所以，日本所说的“进驻”毫无疑问属于战争行为。而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数万日军对该地区的机场、港口发动攻击，这已经是“侵略”行为了。

吉川慧：当时日本已经在与美国交涉，为何又横生枝节“进驻”法属印度南部地区呢？很显然这会刺激美国。

加藤阳子：就在“进驻”法属印度南部1年前，1940年9月日军“进驻”了法属印度北部，当时美国的态度非常关键。法属印度北部这块殖民地是法国从德国手中拿到的，而日本“进驻”这一地区时，还曾与法国进行了交涉。

美国当然对日本施加了压力，但在施压的手段上还是进行了考虑的。当时日本从美国进口了石油、铁矿石等战略物资，但这些物资的进口是在许可制的框架下进行的。许可制也好，禁运也好，乍一看似乎美方对日本很强硬，但那个时候美国对日本只是禁运了日本飞机并不使用的辛烷值87以上的航空燃油和润滑油。

当时赫尔国务卿认为，如果对日本进行严厉的经济制裁和全面禁运，只会给日军南下法属印度南部或对美开战留下口实。而日本认为，1年前“进驻”法属印度北部时美国并未有强烈反应，便以此推测此次“进驻”南部，美国也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但没想到的是，这次美国却异常严厉，采取了对日本全面禁运的措施。

1941年，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日军入城式

吉川慧：为何此时会对日本全面禁运呢？赫尔国务卿和罗斯福总统不是一直以来对日本身段比较柔软吗？

加藤阳子：这就比较有趣了。1940年7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北部时，美国财政部人士等对日强硬派对赫尔和罗斯福很不满，他们发问，“为何还要向日本这个敌国出口对美国来说十分重要的航空燃油呢？”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航空燃油辛烷值的规定被取消了，所有航空燃油一律禁运。

而且1941年7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南部时，美国国内状况也有所变化。1941年夏，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离开了首都华盛顿，对日强硬派便趁机活动。这些人对美国外国资产管理委员会里负责禁运的相关人员有很大影响力。而赫尔国务卿和罗斯福总统直到日本驻美大使提出抗议才知道冻结日本资产和全面禁运的事情。可以说，当时在美国国内，存在着权力斗争和不同官员对日态度有所差异的问题。

吉川慧：从您上面介绍的情况来看，日本三次错过了避免战争的机会，与其说日本当时过于短视，我认为似乎是自身战略出了问题。

加藤阳子：其实要说起短视，美国也未能避免。当时美方判断，“资源贫乏、海军处于劣势的日本应该不会挑起对英美的战争”。然而，正是美国促使日本为开战下定了决心。虽然日本要反省战争为何失败，但如果不采取正确的反省方式，恐怕日本还会重犯当年的错误。

我之所以从三次历史考验的角度来分析日本参战的理由，是因为我一直持下面的观点，“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在面临关键抉择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的选择应该以正确的形式真实反映问题的本质”。

对于当时日本军部和日本媒体来说，能识别有诱惑性的表面选项，认清世界向日本提供的正确选项的形式和内容，进而能够将互相对立的两个选项的形式和内容进行对比分析，这是极为重要的。事实上，对珍珠港的攻击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日本完全没有必要卷入太平洋战争。

吉川慧：过去您曾经表示，“8月15日应该是日本人反思战后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天”。但12月8日这一天对日本国民来说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加藤阳子：对于偷袭珍珠港这一历史事件，日本国民一般并没有给予很多关注。很多日本人持对英美强硬观点的同时，也会说出“在那个危急时刻如果能避免战争就好了”这样对当时形势略有惋惜的话。从这个角度来看，12月8日应该是“日本国民反思自己与国家前途之间关系”的日子。很多日本人以“军部的失败”来总结日本的战争历史，而当今日本已经不存在战前军部那样的组织，这样的总结实在是不痛不痒、没有多大意义的。

我们应该在社会当下流行选择的表象面前，问一句“真正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怎样的呢？”应该养成将两者对比分析的习惯。换句话说，应该以“在历史发生现场做出选择”的态度面对各种问题。这也就是我们从日本三次接受考验均告失败的历史经验中可以学到的东西。

加藤阳子2016年8月新著《滑向战争——影响历史进程的交涉与日本的失败》，该书指出，“昔日日本曾被世界三度发问：日本该如何抉择？但日本并未做出正确的选择，原因何在？”

加藤阳子，1960年出生于日本琦玉县。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1989年在东京大学大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曾任山梨大学助理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专攻日本近代史。2010年以《就这样，日本人选择了战争》一书获得小林秀雄奖。曾出版《日本近代战争史》、《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昭和天皇与战争的世纪》等多部历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