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于圣明】

唐纳德·特朗普自11月9日当选以来，其一系列内政外交言行可谓赚足了眼球。在执政班子的任命上，这位商界巨子也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风格。其选用的预备内阁人员体现出鲜明的“两多”特点，这使得特朗普的执政团队更像一个现代版的东印度公司，而非成熟民主国家的内阁。

何谓“两多”？

第一多是商人多。除了本身就是商业富豪的“特朗普老板”之外，在目前已经确定的内阁名单中，财政部长是来自高盛的投资老手斯蒂芬·明奇，商务部长是曾与中国在钢铁反倾销议题上多次交锋的钢铁大亨威尔伯·罗斯，甚至最为重要的“外交部长”国务卿也由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石油巨头美孚公司CEO雷克斯·蒂勒森担任。这几位都是不折不扣的大商人，而能源部长和内政部长也很有可能从多位商业大亨中选出。即使是交通部长赵小兰这样有一定政治履历的人士，在上任前也有着引人注目的从商经历。

美国候任财政部长斯蒂芬·明奇

这些人若被委任，无疑会为特朗普内阁日后的行动带来更为浓厚的“交易”色彩。特朗普本人将一贯被视为中美关系基石的“一中原则”公然作为筹码叫卖，这实际上就是商人思维的集中体现。

而第二多，是军人多。按照美国1947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美国陆海空三军部长和国防部长都应由文职人员担任，以与负责作战事务的军人形成制衡。但特朗普却在几十年后第二次打破这个传统。除了本应由军人担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外，特朗普还任命了在中东战功赫赫的海军陆战队上将，绰号“疯狗”的詹姆斯·马蒂斯担任国防部长一职。此外，国土安全部长和一般由资深文职战略家（如被国际关系爱好者熟悉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担任的国家安全顾问也由两位退役将领出任。甚至一度传出前中情局局长，退役上将彼得雷乌斯将出任国务卿的消息。同时，新任命的内政部长，蒙大拿州参议员瑞恩·辛克也有在特种部队服役长达23年的记录。

如此多的军人加入美国政府的核心决策团队，这在20世纪以来的美国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军人直来直去的办事风格固然可能提高行政效率，但如果换个角度看，这些军人习惯性运用武力手段的可能和偏于强硬的言行举止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引发冲突的风险。

行文至此，有心的读者不难看出，特朗普内阁实际上是一个以商人为主体，并受到军方拥戴、得到军方高度参与的群体。军人和富豪在幕后把持国政的情况并不罕见，但当他们纷纷从幕后走到台前，在本该属于其代理人——职业政客的舞台上粉墨登场的时候，在有点历史知识的人看来就不免多了其它意思——特朗普“增加就业、扭转贸易不利地位、扩充舰队、美国利益优先”的主张和几百年前一个庞大组织的作为何其相似。

这组织不择手段地追求利益尤其是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以强大的军队作为后盾，有自己完善的官僚统治体系，商人和将领在其中拥有决定性的话语权，对“非我族类”者极尽压榨剥削之能事。是的，这个组织就是为西方世界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东印度公司。与以往“讲道理”的美国不同，特朗普的美国或者说被商人和军人联合把持的“特朗普东印度公司”将是远不同以往的对手。

在“特朗普东印度公司”的眼里，过去的妥协和共识乃至协议在现实利益面前不过是可以用来交易的筹码。其典型案例就是为了获取贸易上的优势，甚至可以不惜废除前任总统即将推进完成的跨太平洋贸易协定，并对已经签订的“可能浪费美国钱财”的巴黎气候协定持消极态度。这种以一时利益为核心，曲解乃至无视已有条约或共识的做法正是不折不扣的殖民公司做派。

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在1647年与爪哇岛的马打蓝素丹国（Sultanate of Mataram）签订条约，规定马打蓝的臣民可以在公司势力范围内进行自由贸易。但当东印度公司认为马打蓝的存在妨碍了其进一步攫取当地的贸易权力时，便悍然撕毁条约，用武力将马打蓝变为其“保护国”，并逼迫马打蓝签订一系列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以便获取更多的利益与特权。特朗普的作为可能不至于如此夸张，但其轻视已有秩序和共识的行事风格却与东印度公司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条约的任意废立如出一辙。

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世界贸易网

曾任荷兰东印度公司最高行政长官的扬·彼得森·科恩曾说过：“（公司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唯一正确的政策,就是唆使一个王国去反对另一个王国,……不要让万丹变得太弱,也不要让马打蓝变得太强”。正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做过的那样，在实力不足以同时对付全部当地对手时，拉拢一部分当地土邦，而对另一部分进行威胁乃至武力侵犯，可以避免当地人联合起来对付公司的同时，也能以军事和政治手段获得自己想要的利益。

对于在殖民地的外来对手，比如法国和西班牙殖民势力，东印度公司则在商业和军事上进行坚决打击，直到驱逐或按自己的意愿限制其在当地的存在。前者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拉拢旁遮普的锡克人并利用其镇压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后者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其法国对手的斗争为例。

18世纪初以前，英法两国在印度的斗争还是以商业竞争为主。在法国势力壮大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与法国各自支持一些印度土邦，进行了时断时续的代理人战争，直到1754-1763年两国在海外领地全面开战并以法国势力被几乎彻底驱逐出印度次大陆结束。

与当年的东印度公司一样，如果没法通过相对温和和常规的渠道获得自己想要的利益，威胁、分化和遏制将成为“特朗普老板”下一步的动作。对于已经被美国拉拢的盟友如欧洲和日本，特朗普“不加军费就撤军”的表态显然有当年东印度公司以允诺保护为诱饵从当地王公手里攫取贸易特权的行为的影子。而对于最大的对手中国，特朗普已经三管齐下，在放言“贸易战”进行威胁，并以对俄示好试图离间中俄关系之后，继而用对韩国和台湾的一系列小动作摆好了“遏制”的架势。俨然东印度公司当年那一套行为的再版。

虽然他已经不再可能使用当年公开烧杀抢掠的野蛮手段，也不可能轻率地挑起英荷战争和七年战争一样的全面武力冲突，但另一方面，他的内阁里追逐利益的商人和手握大棒的军人有着远比当年东印度公司的铜炮和帆船更为强大的实力，在单纯的军事和经济这两样主要武器之外，他显然有比当年更多的选择来遏制中国。

面对这样一个“殖民公司化”的美国，我们虽然依然可以与其讨价还价，商谈交易。但无论是真正的东印度公司还是“特朗普东印度公司”，商人-军人联合体“用一切合适的手段按自己的意愿限制乃至驱逐竞争对手，从而使垄断利益最大化”的指导方针是不会变的。驱逐和限制竞争对手不只是殖民公司获得利益可有可无的手段，而是其得以获得垄断利益的根本保障。

166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长官Frederik Coyett向郑成功投降

因此，无论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还是“以实力促和平”，对今日中国而言都是必要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史实告诉我们，只有做好斗争的准备并且敢于斗争，殖民公司才可能在认清实力的基础上达成妥协。更何况，“东印度公司”纵使再强大，其最终的结局也是在内外变化之中破产。

当年成立几十年之久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尚且败于郑成功手下，只要谨慎应对，在朝野的一片反对声中寿命可能只有四年的“特朗普东印度公司”很难比其前辈从中国捞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