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安霁一】

上个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基本法》解释案前后，港澳两地态度反差相当有趣。在香港，有团体上街游行抗议，甚至与警方冲突，也有数万民众集会“反港独撑释法”。而看似与此事无关的澳门政府却主动向人大要求释法，规定澳门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参选人签署声明书以声明拥护《基本法》和效忠澳门特区，澳门各界也有发声支持。

在人大释法一事上，港澳之间的反差似乎又一次印证了内地民众之前对这两地的既有印象——一个总有部分人“作天作地搞事情”，一个基本上都是“闷声发大财”。

都有过被“殖民”的历史，回归时间也只相差两年，为何香港有民众闹“港独”，而相隔60公里外的澳门却一直“安静乖巧”？

有网民指出，澳门陆地面积32.8平方公里，人口不过60万；而香港面积愈1100平方公里，居民超730万，“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没有可比性。这一说法有其道理，但若将导致两地现状差异的原因单一归结为人口、土地面积的差距，这一做法未免过于“简单、粗暴”了。

港澳之所以有今天不同的局面，两地政治经济力量和历史发展轨迹的不同或可说明一二。

葡：“澳门还给你？！”中：“别，你先留着。”

若论被“殖民”历史，澳门远比香港早得多。

早在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就开始据居澳门，经商传教，此后逐步占领。在葡萄牙人的经营下，澳门迅速从广东香山县的一个小渔村发展成欧洲在东方进行商贸的中转口岸，扮演着衔接中西方的角色。而自17世纪起，葡萄牙受到进入“黄金时代”的荷兰的挑战，世界航海贸易的空间不断被挤压。这意味着，澳门作为世界贸易据点的地位也跟着滑落[1]。再加上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内地沿海口岸供西方列强使用，隔壁自然地理条件更为优越的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也开始发挥其地缘优势，澳门转口贸易港的作用日益缩微。为解决政府财政问题，澳葡政府只能通过将赌博事业合法化来获取大量税收，澳门经济也才得以重生。

虽然葡萄牙人管治澳门前后四百年有余，但更多是将澳门视为发展本国经贸的“殖民地”之一，对澳门的重视程度远不及英国对香港的关注。

在对华人社会的管治上，虽然澳葡政府曾于1909年颁布《华人风俗习惯法典》，对华人传统作出规定，但在其他原则和法律层面，对华人社会主要采取既不隔离排斥也不特殊照顾的态度，让澳门华人大多数时候能自我管理，生活在“殖民”体制之外。[2]

其实，澳门总督也曾相继设立政务委员会、咨询局等机构，吸收少数土生葡人（1844年）和华人精英（1917年）参与政治管理，但葡萄牙对澳门没有一套连贯有效的对策。自1917年葡萄牙颁布《澳门省组织章程》后，不到60年的时间里更换了6个章程，政治行政组织也伴随里斯本的政局翻来覆去。这种情况直到1976年后才有所改善。[3]1976年《澳门组织章程》颁布后，澳葡政府开始推行政制改革。虽然咨询局和立法会等政府机构加入更多民选色彩，但政改未能在华人群体中培养起政治领袖，更多是增添了葡人之间的政治斗争。而在正式回归前几年，澳葡政府更是无心管治，经济连续四年负增长，失业率高居不下。此外，当时社会治安也相当混乱，黑帮为争夺赌场利益，厮杀绑架时有发生。[4]在这一情况下，澳门民众期待回归的愿望愈加强烈。

澳门黑帮教父尹国驹（资料图）

至于澳门主权问题，葡萄牙在18世纪末才开始关心，而在1887年签订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中方正式获得“永居管理澳门”的权利。然而，条约中对澳粤边界规定不明，因此两地长期纠纷不断。1928年，中葡虽又新立条约，但澳门问题被刻意回避，澳门政治法律地位仍不明朗，从而极大影响了葡人管治澳门的合法性和权威。

1974年，葡萄牙国内发生“康乃馨革命”。贡萨维斯政府上台后，立即宣布放弃葡萄牙所有海外“殖民地”，有意将澳门归还中国。但中国考虑到澳门的外汇窗口作用，及其它政治层面因素，予以拒绝。有传闻，当时联合国还发生了有趣的一幕：“葡代表追着中国代表还澳门，中国代表躲着不见。”

澳葡政府在管治澳门华人社会期间总体而言作为较少，与之相反的是，中方在建国以后对澳门社会的影响不断渗透。虽说澳门是1999年12月20日回归中国，但中共在澳门的影响力可往前追溯近半个世纪。

早在1949年8月28日，共产党就委派港澳工委澳门分工委负责人柯正平在澳门创立南光贸易公司，防止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和对苏联的过分依赖。这是澳门首家中资机构，在1987年新华社澳门分社成立前，一直充当着中国官方在澳门的政治和商业代表。1949年~1952年间，南光贸易公司积极组织货源，往内地运送大量抗战、建设急需的物资。之后，也同国民党在澳门的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成为爱国爱澳的统战工作的据点之一。[5]1960年代，中方还制止一加拿大资本的广播电台在澳门成立，以防西方在澳建立反华宣传管道。

除此之外，中方还多次采取行动，申明对澳门的主权。如1955年，葡萄牙原筹备大规模庆祝“澳门开埠400周年”，其中包括建立占据澳门纪念碑、举行澳门总督的升像礼等，还宣布将澳门改为葡萄牙的“澳门省”，７月间又颁布了“澳门海外省组织法”。10月26日，《人民日报》以《警告澳门葡萄牙当局》为题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对澳门的主权，重申收回澳门的权利。在中国政府的震慑、压力下，澳葡政府以“经费不足”为由取消纪念活动。[6]

回归前，类似上文提到的中方在澳门影响力渗透的事件不胜枚举。而澳门真正“去殖民化”历程应是始于1966年的“一二·三事件”。

1966年12月3日，澳葡军队在港督府前用喷射水炮向示威者喷水

1966年11月，澳门街坊欲在凼仔岛修建小学校舍，受澳葡政府暴力制止。在与当地民众对峙过程中，葡警打伤34名群众。此后，亲中团体不断在澳督府前集会、抗议，要求澳葡当局惩凶、道歉。12月3日，群众听闻澳督府“扔小孩下楼”的传言，对抗升级。澳督府调派葡国正规军开枪镇压，同时宣布戒严，实施宵禁令。在这整起事件中，共有8人死亡，212人受伤。

12月10日，广东人民委员会向澳葡政府强烈抗议，并提出四项要求：无条件答应澳门民众的要求、向中国赔礼道歉、严惩肇事者，以及以后禁止国民党人在澳活动。同日，澳门亲华团体也要求澳葡政府签“认罪书”。事件以翌年1月29日澳督签署“认罪书”作结，这也意味着葡萄牙在澳门统治威信严重受挫，自此亲中势力实际控制澳门的发展。[7]

如此说来，澳门的顺利回归，是澳葡政府、中共势力、澳门民众三方多年合力的结果，称得上是“人心所向”。

中：“香港还给我！”英：“咱再商量商量？”

比起澳葡政府，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相对上心多了，后期还还得不情不愿的。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访华商谈香港回归一事时，甚至提出“主权换治权”的要求，不过让邓小平以“主权问题是不可以谈判的”为由给怼回去了。

1841年1月26日，英国海军军官爱德华·卑路乍（Edward Belcher）在香港岛占领角登陆，自此，香港正式开启被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仅两年之后，即1843年6月26日，港督府就公布了《香港殖民地宪章》[8]；翌日,英国战争及殖民大臣致函首任港督砵甸乍（文件被称为《致砵甸乍训令》），命令其组织香港政府，并授予港督制订香港法律的权利。[9]这两份官方文件，成为1917年《英皇制诰》(Letters Patent)和《皇室训令》(Royal Instructions)的蓝本，也为以后一百多年基本未变的香港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10]

在对华人管治问题上，港英政府可谓花了不少心思。不仅派英国学生学习中文，再安插到港府任职，还于1862年设立中央书院，培养识读英文的华人（孙中山曾在此读书三年），等等。此外，还对华人社会实行“间接统治”，即将华人精英延揽到行政局、立法局和各级咨询机构中，或被委任为“太平绅士”，授予各级勋章，给予英籍，等等。这些做法被香港学者罗永生称为“勾结合谋”。

香港首名华人大律师伍廷芳就在1880年被港英政府“勾结”进立法局，成为首名华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1926年，周寿臣成为被委任为行政局议员的首位华人。不过，起初这些被纳入行政机器的华人精英，在政府里只是个“边缘角色”，充当沟通港英政府和华人社会的桥梁。

伍廷芳

而在港英政府所有管治香港的政治措施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通过建立“行政吸纳政治”体系来维护香港的政治稳定。  

“行政吸纳政治”这一概念为香港社会学家金耀基先生于1981年所提出，意指政府把社会中以精英群体为主的政治势力吸收到其行政决策机关，以达致统合精英的效果。而缔造精英间的“共识政体”，不仅能为政府执政赢得正统性，一定程度上也能减少行政体系之外与政府对抗的政治人员，从而消弭香港社会中的反英情绪。

1980年代，港英政府开始在区议会、立法局等政治机构中推行间接选举制度，选举人资格涵盖教育界、法律界、医疗界等社会多个领域。1991年，立法局还引入直选方式。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更是在1992年推出政改方案，大幅增加立法局的直选议席。此外，港英政府还于1946年开始施行科层组织本地化政策，至1996年10月1日，香港18.4万名公务员中，超过99%为本地人员。[11]1997年回归之后，“行政吸纳政治”体系大体被沿用下来，仍服务于香港的政治生活。

至于经济、民生等层面，港英政府起初将香港视为“自由贸易港”，二战结束后由于冷战，香港转口贸易受管制，发展起轻工业。而在“殖民”后期，迫于当时形势港英政府亦有不少作为。其中，第25任港督麦理浩便是一位不能不提的人物。

二战结束后，英国国内工党长期执政，推行福利制度。受此影响，港英政府需向香港市民提供更多社会服务。而香港社会内部矛盾也不断加剧。1966年因天星小轮加价5分就引起社会暴动，造成1人，多人受伤，千人被捕；1967年，部分香港左派受文化大革命思潮影响，以“反英抗暴”为名发起暴动，造成最少52人死亡，800余人受伤。类似政治事件让港英政府意识到，需全面调整统治策略，以赢得民众的支持。[12]

麦理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委任为香港总督。其于1971年上任，至1982年十年多的任期内，施行“善政”，对香港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具体措施包括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推行“十年建屋计划”解决市民居住问题、发展交通网络兴建地下铁等，涉及社会多个范畴。现在我们颇为敬重的廉政公署也是其在任内创立。

麦理浩（中）

当时香港社会贪污成风，民间连生病叫救护，都得先给救护人员“茶钱”；而港督政府内部也贪污严重，总警司葛柏一人多年贪污款项就逾430万港元，这事后来成为廉政公署成立的引子。麦理浩上任后雷厉风行，廉政风暴从公务员机构刮到工商界，此后香港积存已久的贪腐问题被逐步肃清。

十年“麦理浩时代”，让香港电子业、建筑业、金融业等多个行业高速发展，奠定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石。在麦理浩政府管治下，香港从一中国边陲的港口小地方一下子晋升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香港市民对香港的认同感也基本在这一时期建立、成形。

港英政府比起澳葡政府，在“殖民”后期对香港称得上是“励精图治”，而中共在香港的政治影响力与在澳门相比，却也是另一番场景。

香港在被“殖民”时期，地缘政治极为敏感，不仅是美英和中苏对抗的中间点，也是国共两党的争执之地。各股政治势力在香港明争暗斗，而港英政府夹杂其间，多是试图将各类问题“去政治化”处理。因此，共产党在香港地区对民众的政治影响力受到压抑。而上文提到的“六七暴动”中，不少左派地下组织曝光，部分人员被遣回大陆，事后，香港市民对也对左派多备有戒心，更让香港的亲北京势力受到重创，至回归前几年才慢慢恢复过来。内地改革开放后，香港主要被定义为“经济城市”，指着通过香港带动深圳乃至内地的经济发展。

回归后，两地不同的发展景象

两地回归前的心态，通俗点讲，一个是“我要赶快回家”，另一个则是“我还想在别人家坐坐”。而回归后虽都实行“一国两制”，但经济、社会层面发展程度不相同，社会情绪因此也相差较大。

澳门在回归后，经济繁荣发展。先是2002年，澳门政府结束60多年来的博彩专营局面，公开竞投博彩业牌照，这一举措为澳门引来大量外来资金。2003年“非典”过后，中国内地推行个人港澳自由行政策，推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2005年7月15日，“澳门历史城区”还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更是提升了澳门的旅游地位。此外，澳门政府还尽力将自身打造成休闲娱乐区域及国际商贸交流平台，等等。[13]

而澳门经济的发展，澳门民众有切身感受。单人均GDP，就从1999年的13907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9.64万美元，且澳门政府还时不时减免税额、增加社会福利津贴，经济援助弱势群体等。每年至少一次的派钱行为眼馋了不少人，不过多只能调侃句“这让人堕落的资本主义啊”。

前文曾提到，回归前澳门经济下滑严重，社会治安混乱，当时市民对澳葡政府施政不满急剧上升；而回归后，得益于经济发展，2006年的一次调查中，只有一成市民对政府施政有所不满。此后市民对澳门政府施政满意度有些起伏，但总体维持较低比例。

澳门在不熟悉的外界人看来，可能风平浪静，始终保持“发发发”的状态（“发财”的“发”，非“哈哈哈”）。其实，澳门社会内部也有诸多矛盾，去澳门议事亭前地走一遭，常能看见不少团体或个人写大字挂海报，内容或是指责个别官员贪污腐败，或是提出某一诉求，多样不一。此外，澳门也有一些社会运动，不过多以如保障本地人就业的民生问题为诉求，较少提升到体制性问题或政治民主层次。

而香港自1997年回归以来，经济发展“命途多舛”。先是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让不少港人短时间内陷入“负资产”困境；再有2003年香港爆发“非典”疫情，经济受影响惨淡不堪，以至于现在有媒体说经济不景气时，常拿“非典”时期作对比。虽然后来逐渐恢复，但总体而言增长速度缓慢。人均GDP从1997年至2014年，仅增加约13000美元，增幅远不及隔壁澳门。

而2003年内地“个人自由行”政策开放后，两地居民往来增多，摩擦也因此频生。《纽约时报》曾用一句话概述内地和香港矛盾——“中港富人联手数钱，两地穷人频频对骂”。这话读来荒唐，却又带有几分现实。

香港部分民众对内地人意见甚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内地人涌入香港，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如之前有上万的内地民众通过“双非”婴儿获取香港居留权，占用了香港本地本就稀缺的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等；大批水客冲到香港大批量购买化妆品、医药用品、奶粉等物品，常造成必需品断货的局面（周五或双休日，过海关若走内地游客通道，等个一两小时是常事）；而游客和水客的大规模进入，也增添了香港交通的负担，夜晚八九点，在上水港铁站常能看见往罗湖或落马洲一线站满了拉行李箱的游客。

人员往来的增多，可谓一把双刃剑，在促进香港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香港社会带来众多困扰。此外，香港也有不少民众倾向于将对自身生存困境的不满“甩锅”给外界，如认为是内地人到香港工作，挤占了他们的工作机会，而非从自身寻找缘由，思考全球化时代自己竞争力是否不如他人。有观点认为，香港部分民众对内地人态度的不善，是因为早先经济发达带来的“优越感”正逐渐散尽，而笔者更愿意将此视为“危机感”——那些港人惶恐自己在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近年来，香港不断兴起的呼吁“本土利益优先”的社会运动无不说明这一点。

结语

回到最初的问题——都是被“殖民”过来的，港澳差别为何这么大？其中原因错综复杂，而港澳两地不同“殖民”政府的不同管治措施、各自回归前后不同的发展等理由或可解释一二。

内地吃瓜群众看港澳，一个“闹腾”一个“安静”，而港澳民众看彼此也不都顺眼。有港人认为澳门人是“顺民”，只知道“发大财”，也有澳门朋友看不上那群闹事的港人，说是“吃饱了撑的”。呐，不管是羡慕、嫉妒还是讨厌、鄙夷，有个共识不能丢——香港和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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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Geoffrey C.Gunn.Encountering Macau:A Portuguese City-State on the Periphery of China,1555-1999[M].Boulder,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6.

[2]吴志良：《澳门政治制度比较：澳门的挑战》http://www.macaudata.com/macaubook/book265/html/0008001.htm

[3]吴志良.澳门政制[M].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7-64.及吴志良.东西交汇看澳门[M]，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29-36.

http://www.macaudata.com/macaubook/book265/html/0008001.htm

[4]刘世鼎.澳门的新殖民主义：透视2007年五一大游行[J].Reflexion,2007 ( 7):55-83.

[5]《璀璨南光》，载自《企业文明》，2012年3月5日，引用于2016年12月10日，

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20305/173311517510.shtml。

[6]光明网：《澳门开埠四百周年事件》，

http://www.gmw.cn/03zhuanti/2_zhuanti/jinian/macau/e60.htm。

[7]光明网：《澳门“一二·三事件”》http://www.gmw.cn/03zhuanti/2_zhuanti/jinian/macau/e61.htm

[8]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立法机关的历史》，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intro/hist_lc.htm。

[9]《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

http://www.oocities.org/wcheukt/Royal_Instructions.htm

[10]吴志良：《澳门政治制度比较：澳门的挑战》http://www.macaudata.com/macaubook/book265/html/0008001.htm

[11]《香港1997》，香港政府印务局，第15页。

[12]周子峰.图解香港史（一九四九至二零一二年）[M],香港:中华书局,6.

[13]THomas Chung, Hendrik Tieben.Macau：ten yaers after the handover[J].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1/2009: 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