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台湾淡江大学荣休教授吕正惠为《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贺照田著，人间出版社2016年9月版）一书撰写的序言。在本文中，吕正惠着重批判了最近几年在大陆知识分子中普遍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这种历史虚无主义集中表现为否定中国革命，否定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鼓吹中国应放弃社会主义，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为标准实行“自由化”的政治体制改革。

吕正惠认为，从历史上来说，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奠定了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使得改革开放成为可能；正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韬光养晦的对外战略，使中国在美苏争霸中赢得了发展空间并获得了在世界上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和支持。】

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似乎人到了这个年纪就会世事洞明，行动果决了。我刚好相反，接近四十的时候，我开始进入人生的黑暗期，要通过长长的、狭窄的隧道，花费了近二十年的时光，才能重见天日，从此行走在青天朗月之下。

一九八〇年代的后半期，我的台湾同胞，不论本省籍还是外省籍，突然开始痛恨“中国人”，一面咒骂、毁谤中国，一面声称自己不是中国人。这带给我很大的痛苦，因为我是当时台湾极少数的、非常真诚的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人。一九八九年七月我第一次踏上海峡对岸大陆的土地，实现了“回归祖国”的梦想，但我却愕然发现，在这块大地上，知识分子似乎都极端厌恶当时的政府，极端向往美国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生活。那种厌恶与向往之间的截然对照，让我一时陷入“失语状态”，无法跟他们交谈。虽然此后我常到大陆去，但在知识分子之间好像找不到朋友，而我也没有主动交朋友的欲望。

吕正惠教授

帮我打破这种局面的是贺照田。在认识我之前，照田已经结交了许多台湾朋友，包括钱永祥和陈光兴。照田想要通过光兴和我见面，但我对他的态度相当冷淡，他好像有点受伤。但他锲而不舍，我最终接受这个朋友。经由他，我先后认识了孙歌、张志强、江湄和冯金红。在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小我十余岁的这些人好像是可以交谈的，也就是说，他们都不是我非常不喜欢的、崇拜美国的自由派。我发现我以前的顽固与错误，以更开放的心情来接触初次见面的大陆朋友，即使他们多多少少还保留了一些自由派的观点，我也不会那么生气了。我慢慢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派的信念已经很难说服许多善于思考的大陆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都处于思索与变动的状态，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种状态。这是无法把握的，连他们自己都不是很清楚，当然，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最终能找到什么答案。这就好像滚动的球碰上另一个滚动的球，这种对话有时候很痛苦，甚至令人生气，但有时候又相互激发，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在经过六、七年的不断接触、不断扩大交游圈，我终于形成自己的看法，从长期的黑暗中逐渐走了出来。

我和我的大陆朋友都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如何评价现在的中国政权？未来应该怎么办？是怎么样的过去导致了现在的状态，因此必须面对似乎无解的未来？换句话说，中国为什么会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是要否定这个革命，还是要加以肯定？如果要肯定，应该如何肯定？同时也要解释目前为什么是这样，而将来又应该如何走？可以说，“拨乱反正”后的改革开放，让有心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不得不问：中国要怎么办？这是大家共同的宿命。

但，非常奇怪的是，在这十几年的探讨过程中，我和照田却很少有讨论或争论的机会。这可能是因为，在朋友聚会的场合，人人都想讲话的时候，照田往往保持沉默。如果只有我们两人，不是我讲他听，就是他讲我听，很少有对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但因此，长期以来我一直不太能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最近几年，他写了几篇文章，朋友都认为，很能表现他的思考方向，因此我建议，他把这些文章交给人间出版社来出，我承诺为他为一篇序。他很高兴就同意了，还为此花了一段时间，把长期未能完成的一篇文章赶写出来。我希望借着这个机会仔细阅读这些文章，理解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顺便也谈谈我的一些意见，就算是我们两人交往十余年来的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

读完了本书中的文章，再回忆以往他曾经说过的话，我终于能理解，照田是如何思考中国问题的。照田思考的起点是改革开放，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文革后期遇到了危机，所以才有了改革开放，但改革开放初期，不论是当政的共产党，还是当时的主流知识界，都没有真正的掌握到这一危机的本质，不论在政治上（共产党），还是在认识上（主流知识界），都没有产生正确的引导作用，所以后来才会发生那场风波。风波发生后不久，商品大潮淹没了一切，以前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完全崩毁，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虚无主义弥漫于整个社会。照田的最主要问题是，当前中国大陆的虚无主义是怎么产生的？应该如何克服？

跟大陆知识分子接触多了以后，我觉得他们大致可以分成四类，第一类是纯粹的专家，认真的搞自己的本行，此外的事都不管。第二类，表面上也是很好的专家，平常还是非常认真的从事自己的本行，只有在聊天时才会知道他们其实非常迷惘。第三类，每天发牢骚，课堂上也发牢骚，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他们认为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一切就没有希望，这类人很多。第四类，脑筋很清楚，知道中国该做什么，他自己该做什么，这种人最少，通常都会成为知识界的领袖，如甘阳、刘小枫和汪晖。像照田这样的人好像是一种例外，他的“专业”就是要直接面对这一虚无与迷惘，非把这个问题解决不可。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一直在思考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从大陆之外的知识界来看，照田是当代中国“精神史”的专家，但从他自己本身来看，他本人就是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危机的一个特殊的“案例”。因为他非常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对于改革开放后的精神危机非常敏感，始终无法忘怀，总想找到问题的来源和解决的方案，“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两句话是他最好的写照。他的求索历程可谓艰难无比，而这一切也反应在他极其独特的文体中。这一点，铃木将久先生在他的序文里，已有详尽的分析，我就不多说了。

照田和大陆主流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是，他肯定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贡献，而不像其他人那样根本否定革命，从而对现政权充满了怀疑。本书中的第一篇文章《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就是谈论这一问题的，这篇文章完全针对李泽厚的名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李泽厚的文章为“拨乱反正”以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的主调，成为一九八〇年代新启蒙思想的“宣言”。他的论证可以简化为：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在中国面对生存危机时，被“救亡”的急迫任务所压倒，在李泽厚看来：

“中国共产革命长时间的艰苦军事斗争经历本已不利于现代价值在这革命中的扎根、生长，而这革命斗争不得不依赖农民，不得不在落后的农村环境生存，更使得这革命远离现代，越来越被农民深刻影响，从而使这个在起点上本是被现代前沿知识分子所发动的革命，最后被改造成了一个被农民身上的封建性和小生产者特性深刻浸染的革命。毛时代的诸多弊病，特别是文革的爆发，正是以这革命中的现代性被封建性和小生产特性深刻侵夺为前提的。”

革命的目标原本是要让中国进入“现代”，但为了救亡，为了长期的军事斗争，不得不依赖广大的农民，这样，农民的封建性和小生产者特性反过来“浸染”了革命，使得为了“现代”的革命完全变质了。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后完全背离了现代化的原始目标，讽刺性的被小农的封建性所裹胁，原本应该成为革命对象的封建性，最后完全窒息了“现代化”革命。

照田非常尖锐的指出，李泽厚的观点完全是知识分子本位的观点，也是五四初期启蒙型知识分子的观点。五四运动以后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向国民党，但经过几十年的国共斗争，证明知识分子高高在上指导革命的方式是无效的。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充分了解知识分子如果不能跟广大民众相结合，革命根本找不到真正的动力。共产党领导下的党员干部，在跟群众长期合作的过程中，终于掌握到了结合最大多数群众的方法。刚开始他们诉诸于工农群众在经济上的被压迫和被剥削，在阶级斗争和抗日救亡的实践中，他们找到了“既立足于阶级、又能跳脱出阶级”的运动模式，把更广大的中国民众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人民”这一概念，吸引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支持，取得反封建和反帝的双重胜利。照田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运动性质的分析，无疑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他说：

“中国共产革命最富思想、实践灵感时的阶级认识、阶级斗争实践，在充分虑及各社会阶级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同时，还大量虑及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文化、组织诸方面问题，从而把本来主要着眼社会经济不公问题的阶级斗争实钱，同时变为对时代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文化、组织情势的积极回应。”

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形成了一种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觉状态”，从而在民族危难的关头反而更积极、更昂扬、更舒畅，愿意为了民族的新生咬紧牙关，刻苦奋斗。孙中山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深知欲达此目的，须唤起民众”，孙中山所期望的这一任务，其实是由共产党所完成的。

照田所说的这种共产党与群众的关系，不只在新中国政权的建立过程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在建国以后的国家建设中，更发挥了无法估计的影响。

新政权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让中国能够独立自主，也就是说，不但要让帝国主义不敢再侵略中国，而且还要让中国的经济摆脱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设厂，都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工，来赚取巨额的利润，所以，新政权就毫不客气的没收外资工厂，冻结它的股票，而且拒付赔偿或利息。这样，新的社会主义政权跟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政权必然形成对立，发达国家当然要撤人撤资，让新政权独自去面对没资金、没技术、没人才，难以发展的窘境。所有团结全国人民、以反帝国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面对这种困境。如果它们选择跟外资妥协，最终革命成果仍然会被外资庞大的力量所吞噬掉，如果选择排斥所有外资，就会变得无钱、无人、无技术，最后寸步难行，经济反而会比革命前还糟糕，如非洲的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

因为种种原因（主要是美国对新政权的拒斥），中国的新政权不得不选择与苏联合作，由苏联提供设备与技术人才帮中国发展经济，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对中国采取围堵政策，期望以此困死中国。195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把他们的设备和人才都撤走，中国只能“自力更生”。关于经济不发达国家如何自力更生，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曾引述1973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列昂季耶夫，说到：

“这些国家（按，指欠发达国家）必须积累起国民收入的30％到40％才能实现自力更生的发展。列昂季耶夫还强调说，要达到这种积累，必须采取“意义重大的社会和制度方面的变革”，其中包括‘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全球分裂》875页，商务，1995）

这意思也就是说，全国老百姓，不分阶级，每个人都要过苦日子。如果旧社会中的地主精英阶级、城市知识分子和各种技术人员都还过着以前那种优渥的生活，即使全国农民都支持新政府的政策，政府也无法控制国民收入的30％─40％，这样，就无法集中全国的力量来自力更生。因此也就必须号召全国所有的群众一起来过苦日子。一方面要让全国农民都愿意把高比例的农业生产上缴政府，让政府凭借农业剩余（这是经济落后国家最大的收入）来搞工业和国防建设，另一方面，也要让城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接受低薪政策（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水平虽然降低了，比起分配到土地的农民还是好多了。）可以说，新中国前三十年全体民众都一方面为国家建设而卖力，另一方面还要过着恰好温饱的苦日子。而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往这个目标迈进，靠的就是照田所说的那一种中国人民全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觉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中国人民积极、昂扬、舒畅，根本不会在乎那一点点苦。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建立的生命共同体，不但让新中国能够建立起来，而且还让新中国在建立后的三十年之中，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中，奠定了足以自力更生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根本就无法执行。

然而，对新中国的建立发挥了那么大的历史作用的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在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论述中，却因为他们的封建性和小生产者特性，而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拌脚石。按照这种推理，改革开放就只能抛弃群众，换由深具启蒙精神的知识分子来领导，才能重新把中国带上现代化发展的正确道路。这种思想，以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观点来看，只能定性为“极右”，现在却成为一九八〇年代知识界的主流思想。而主持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体制，为了对抗文革残余的“极左”思潮（群众路线的最终表现），只能容忍这样的思想潮流，才能取得意识形态上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深受文革时期社会主义理想主义影响的世代，思想上不感到迷惘、困惑、甚至幻灭，那才奇怪呢！关于这一些，照田在《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潘晓讨论”与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构造》这一长文中，已经作了极为细致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的理想主义已经逐渐崩解，从此以后共产党政权必须一再的为他的统治的思想基础重新进行解说，而其解说的有效性却一直被主流知识界所质疑。用西方政治学的观点来讲，这是共产党政权的“统治危机”，而这也就是照田“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的真正涵意。

贺照田著《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台北人间出版社出版，2016.9。

就是在这个时刻，我才第一次踏入大陆的思想界。到那时为止，我关心台湾政治的发展和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已将近二十年。在二十年的阅读和苦思之中，我得到一个极肤浅的结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实是中国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集体的力量自力更生，从而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的第一步。下面要怎么走，现在还看不清楚，但无疑的，第一步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其成就可谓不同凡响。我偶然阅读黄仁宇的自传《黄河青山》，发现他的看法和我极为类似，我非常高兴。

然而，当我进入大陆，接触了大陆知识界，我却非常震惊。因为当时的主流知识界普遍认为，大陆政治的第一要务就是进行体制改革，讲白了就是要实行所谓的“政治民社、经济自由”的西方体制。再下来的发展，就是“告别革命”，并进一步否定过去的革命，认为中国走这一条道路是走错了。了解到这种情况，用一句古诗来形容，我真是“气结不能言”。也就是说，照田在本书中所论证的，正是我进入大陆思想界的起点。

因为我并未生活在大陆，没有被卷入群众运动的大潮中，我就不会像我同年龄的大陆同胞那样，对现实的变化反应强烈；又因为我一向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当代社会的发展（对于台湾问题我也是这样看的），所以，当时我只能得出下面几点看法。

首先，革命的群众运动时期不可能持续太久，总要在某个时间点结束。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说明新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另一个阶段。我没有足够的知识来解释这一变化，但能理解历史上的革命都有类似的发展，譬如，法国大革命从雅各宾专政到热月政变。但中国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完全不同于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改革开放退回到西方资产阶级那一套，那么，中国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就会付之东流，所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路线是绝对必要的。苏联政权的垮台，以及苏联政权跨台后俄罗斯的一片乱象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国实在很幸运，因为八九年之后的两年内苏联就跨了，这个惊心动魄的现象震醒了相当一部分的大陆知识分子，让他们清楚看到，所谓体制改革其实是一种反方向的“革命”，结果完全不可预期，反而会导致社会的大混乱。因此，不少知识分子从激进变为保守，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良好现象。

改革开放所追求的现代化，一方面以改善生活和“致富”来吸引群众，另一方面继续加强前三十年一直在努力的经济建设与国家建设，如果成功的话，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国，那就是以前三十年的自力更生为基础的一次大跃升。大陆的部分知识分子和所有西方观察家都认为，以现有的共产党体制，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只能导致现有体制的崩溃。这种推论我是完全不相信的，因为他们想象的道路只能是西方走过的道路，而中国已经按自己的方式走了三十年，怎么可能把这一切都抛弃而从头来过呢？无论我们如何评价邓小平，我认为邓小平必然考虑过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只能非常焦虑的看着大陆面对着接连而来的一个一个转型的困难，“相信”它可以一个一个的克服，最后赢得现代化的成功。一句话，我每天都很担心，但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成功。

就是在得到这些体认的时刻，我开始和照田、张志强、江湄、冯金红等人密切来往。江湄和张志强在回顾他们那个世代的心境时，这样说：

“我们这一代人出生于文革后期，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从上大学起，就习惯于用想象中的西方先进标准批评中国与中国人之种种，深受后革命时代普遍幻灭虚无情绪的影响，自感生活于革命以至“文革”后的文化废墟，其中似乎只有残破传统的蛮性遗留，难免自惭形秽。在我们的周围，从批判现实走向蔑弃现实，靠着蔑弃现有中国的一切以保持优越感和孤愤感的人，不乏其人。”

这一段话可以和照田在《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一文所分析的青年的虚无感相互应证。照田认为，如果国家（共产党政权）和主流知识界（李泽厚等人）当时能够敏锐的察觉到青年的困境，而往正确的方向疏导，这种困惑和幻灭就不致于成为一种强大的虚无感。这实在是过度期望了。国家一心一意的扑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上，无力顾及思想建设，即使做了，也没人会接受和相信（如清污运动）；而主流的知识界，又一面倒的想搞启蒙和西化，反而让青年更加厌弃“残破传统的蛮性遗留”；国家和主流知识界对此完全无能为力，江湄所形容的那种状态我是很清楚的。

“潘晓来信”原稿  

我当时唯一抱持的信念是，如果你不相信中国的文明传统，又不相信共产党过去及现在的领导，你将一无所有。你只能相信，而且必须相信，而且还相信再过一段时间中国就会成为现代化的大国。我就是靠着这种信念，才没有掉入虚无主义的深渊中。或者说，正是因为我的台湾同胞纷纷否弃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才更加坚定我的中国情怀，而这就成为我没有溺毙的唯一一根浮木。江湄和张志强曾经这样回忆我们多次长谈所得的感想：

“对于我们来说，中国无论带给你光彩和荣耀，还是失望和耻辱，并不重要，甚至中国的复兴是从此一帆风顺还是要再经坎坷，也并不重要，它都是我们必须热爱并承担的自己的命运，都是我们自己精神生命的根源命脉所在。这样的‘中国情怀’，更进一步要求我们把自己的人生和这个更大的历史命运结合起来，以一种深切的道德情感，去理性地反求历史，以求启示和指点，以求自我理解、自我承担和自新的能力。”

他们说，这是我对他们影响的结果，我绝对愧不感当。但和他们两人相处的经验，让我信心倍增，让我相信比我小十多岁的大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是可以寄予希望的。

我还想综合谈一下我跟大陆一些年轻朋友的谈话经验。他们总是跟我说，大陆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如果没有进行根本的改革，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通常的回答是，按照你们的想法，中国问题真够严重的。可是你们想想看，从八九年的危机到现在，中国经济不是一步一步往前迈进吗？如果这个国家真是大有问题，请问这些进步从何而来。其中有一个跟我多次交谈后，突然说，“甘阳每次来北京跟我们聊天，常常会很生气的说，我们在外面看中国（那时甘阳还在香港），越来越有信心，每次来北京，就只能听到你们不断的发牢骚，不知你们怎么搞的？”的确如此，大陆知识分子看到的中国全部是缺点，对大陆的许多进步现象都视若无睹，相反的，他们所看到的美国，全部是光明的，美国那么多的社会问题，美国对伊斯兰国家的总总野蛮行径，他们一点感觉也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实在让我感到惊讶。跟他们相比，我所坚持的中国信念反而让我能够把问题看得更全面，而不会被弥漫于两岸的美国价值观所迷惑。

跟这些新交往的大陆朋友接触了一年以后，二〇〇六年的某一天，我好像大梦初醒，我告诉自己，中国的现代化工程好像已经站稳了脚步，中国的复兴已经是明摆的事实。我那时非常惊讶，连续想了好几天，觉得应该错不了。再过两年（二〇〇八），中国成功的举办了奥运，而当年年底美国就发生了金融大海啸，完全证实了我的直觉。你想想看，一八四〇年，西方帝国主义用大砲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一九〇〇年中国差一点被瓜分，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半个中国被日本占领，一九四五年抗战“惨胜”后不久又开始打内战。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终于建立，之后不到六十年，中国竟然能够全面现代化。从被许许多多的帝国主义所侵略，到终于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竟然只用了一百七十年左右的时间，这只能称为近代世界史的“奇迹”。对于这个世界上绵延最久的文明所具有的强韧的生命力，我深深被它吸引，在它浴火重生时，我感受到人类历史的奥秘。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又可以重新回去探讨我比较熟悉的唐代历史和文化，因为唐代是汉帝国崩溃以后，经过四百年的混乱，中国再一次建立的大帝国，因此也可以说，唐代也是中华文明“重生”的大时代，它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不断的探讨，以便和新中国这一次的重生作比较。这样，作为一个中华文明的探索者与诠释者，我又进一步感到生命的充实。

相对于中国的崛起，我同时也强烈感受到西方的没落。二〇〇八年美国的金融大海啸让人印象极其深刻，虽然我不很能理解世界经济，但导致美国金融脱序的一系列作法，还是让人觉得荒谬至极，让我们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运作方式产生怀疑。与此相关的是，从种种资料可以看到，美国最主要的财富竟然集中到只占美国人口1％的人身上。从国际形势看，美国与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攻击，还有后来欧盟国家对利比亚的轰炸，像这样的一连串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径（还伤及大批无辜平民），西方的媒体竟然可以大言不惭的为自己辩护，很难想象这是人类“文明”的表现。当这种局势演变成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混战，伊斯兰国的兴起，大量难民的涌进欧洲，以及恐怖攻击的绵绵不断，这一切难道不是美国和欧盟强力输出他们的“文明”的成果吗？再说到美国近年来的所谓“重返亚太”，根本就是要威吓中国。美国觉得中国日渐强大，已经威胁到它在太平洋的势力，所以紧紧的拉住日本和菲律宾，摆出强大的军事同盟，警告中国就此止步，不要再往前了。明明是要维护它世界霸主的地位，却又要说出一番没有人相信的大道理，好像都是中国人错了，完全是流氓行径。以上总总，都让人感觉到西方文明已是强弩之末，图穷匕见了。

美国“华尔街运动”

如果把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胡作非为加以对比，那么，东方的复兴和西方的没落就构成了当今最重要的世界图景。美元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没有信用的货币，但美国仍然利用残存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以大量印钞票的方式来“冲刷”它的国债，其他国家吃了大亏，仍然对它无可奈何。现在中国崛起了，人民币有国际信用了，一旦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美元帝国就会崩溃，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再就国际舆论而言，在所谓南海仲裁案后，美国立即宣布，仲裁具有法律效用，但最近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根本不予理睬。东盟大部分国家越来越与中国靠近，因为他们理解，他们的经济发展需要与中国合作。根据长期的经验，他们跟美国、日本的经贸往来是得不到好处的，这种好处只能求之于中国。这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壮大，不只是自己国力增强而已，还可以帮助欠发达国家发展经济，而不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只会把这些国家搞得越来越贫困。这种情况，也不只限于东盟国家，许许多多的非洲国家也是如此。孙中山也讲过，中国强大以后，要“济弱扶倾”，应该说，现在的中国才有了实行这种理想的能力。

从这里，我们才能讨论现在的中国为什么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当西方在十九世纪提出社会主义的理想时，主要是针对工业化国家（当时只限于英国和法国）城市工人非常恶劣的生活状态，社会主义的方案主要是为他们而设计的。当马克思提出世界革命的构想时，他思考的对象主要也是西欧国家，虽然他说的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他想象的全世界还是以西欧为中心。所以，当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准备推行社会主义时，西方的理论家都认为，列宁搞错了，贫穷国家怎么有条件实行社会主义呢？

其实列宁并没有搞错，他已经意识到，在一战前后，世界最大的矛盾不是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而是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的矛盾。当发达国家的工人生活日渐改善时，欠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人民却普遍贫穷，当发达国家可以从欠发达国家“赚”到更多利益时，发达国家的资本家很聪明的把一小部分利益分给自己的工人，以求国内的稳定，这样他们就能用更多的力量去榨取欠发达国家。当然，另一个大矛盾就是发达国家为争夺殖民地而起的大冲突，一战和二战都是这样产生的，因为发达国家彼此有了矛盾，才能让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建立第一个对抗富裕国家的社会主义贫穷国家。

在这里我们不能分析苏联政权的兴衰史，但我们应该记得，在二战英法美集团和德意日集团打得不可开交时，是苏联最后起到了决定胜负的关键作用。在二战结束、冷战开始时，也只有苏联有力量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抗。苏联政权可能犯了不少错误，但它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和富裕的西方集团抗衡，使得二战后许多贫穷国家有了某种模糊的希望，同时也得到一些喘息的空间，苏联政权的这种贡献，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对中国来讲，最幸运的是，当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时，苏联是对抗西方势力的主角，而中国只是配角。当然，中国参与了朝鲜战争，让美国极为痛恨，对其长期采取围堵政策。不过，美国的主要精力还是在跟苏联搞外交战、搞代理战争（支持国外的亲美与亲苏势力之间的战争）和军备竞赛。这就让中国有了默默地自力更生的机会。当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耗费了大量的国力，不得不联中制苏时，中国才走向国际政治舞台，其时已是文革后期。再来就是毛泽东去世以后的政权转换，然后是改革开放的试验期，中国内部问题层出不穷，而苏联不久就被军备竞赛拖垮，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强权。应该说，一直到一九九〇年代的中期，美国从来没有预料到中国会成为强劲的对手。虽然我们无法知道，美国什么时候才意识到中国的威胁，但等到美国醒悟过来，中国已经无法摧毁，美国即使想要有所作为也已经不可能了。就像我（还有少部分的大陆知识分子）突然醒悟到中国已经足够强大，很多西方人也像作梦一样的发现，中国已经成为巨人，简直不能相信。也许我们只能说，中国人确实善于“韬光养晦”，这种文化底蕴让人无法捉摸。

中国“韬光养晦”政策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默默地和非洲国家及东盟国家长期地、友善地交往，争取他们的信任，并且在中国经济逐渐壮大以后，让这些国家深深体会到，和中国的来往确实可以改善他们的经济。很少大陆知识分子留意新中国的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完全是以长时期的努力为基础的，看起来似乎不计成本，但当它的效果显现出来的时候，就成为很难改变的事实。当美国和日本突然发现中国和东盟的关系非比寻常，急切想要改变，不惜向东盟国家开出种种诱人的条件时，东盟国家也只是虚与委蛇，他们更愿意相信中国。因为有了这种基础，所以当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构想时，才能得到热烈的向应。

如果说中国有一种世界战略，那就是与欠发达国家真心交朋友，在这些地方广结善缘，让西方势力逐步退出这些地方，而跟中国站在一起。同时，中国和苏联最大的不同是，苏联到处输出革命，在很多地方与美国对着干。中国就不这样，凡是美国利益最为紧要的所在，譬如中东，中国绝不插手，这样就可以减缓美国的敌意。现在中东和北非已成为美国和欧盟最后的命脉，绝对不能丧失，他们一直在介入主导，所以整个地区才会炮火连天。美国和欧盟接着苏联崩溃的机会，往东扩展势力范围，到了乌克兰，就碰到俄罗斯的激烈抵抗。而且因为金融大海啸的影响，欧盟已经很难为原来的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什么助力，他们的力量也已到了极限。这样，就迫使俄罗斯和中亚五国更靠向中国。一边是俄罗斯和中亚，另一边是东盟国家，以中国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亚洲经济秩序，让美国及其忠实的附庸国日本和菲律宾极其紧张，但不管如何努力，他们是不可能阻挡这一新秩序的发展的。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中国长期在欠发达国家中默默发展所建立的关系开始有质的变化，让双方能够更密切的结合在一起。反过来说，这也就限制了美国和欧洲发展的空间。和苏联不同，中国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逐步抵消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世界欠发达地区的压榨与剥削。如果说，社会主义的敌人是资本主义，那么，中国以它独特的方式自力更生，以它默默努力的方式和贫穷国家建立紧密的同盟，从而逐步削弱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减少了它的有害的影响，这难道就不是一种社会主义吗？它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功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似乎看不出来，但到了今天，就成了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最大的劲敌，资本主义不得不逐步退却。中国这种成就，从现代世界史的角度来看，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因为它已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都相信武力，想当世界霸主，所谓推行普世价值，不过是“假仁”而已；新中国在一九四九年建立时，若以国力论，只能算小国，国弱民贫，只能自我刻苦努力，并且真心诚意的交一些穷朋友，就像文王以百里起家，这也可以算是一种“王道”的变形吧。孟子的学生还问孟子说，既然文王那么了不起，为什么不能及身而“王天下”，必须再经武王、周公的努力，然后其道大行。孟子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说：

“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故久而后失之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

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兴盛至少两百年，天下归之久矣，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们虽然强调西方没落了，当然不会是土崩瓦解。而中国百年积弱，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长得身强力壮。幸运的是，美、苏争霸，同时美国又自恃富强，穷兵黩武，中国才有了待时而动，乘势而起的机会。但另外一方面，如果没有前期的自力更生，中国也就无法掌握到这个机运。天助自助，何其幸哉。放大视野来看，这是中国人改变人类历史的大好时机，怎么可能悲观。但是，往前追溯三十年，那时候有谁是乐观的。历史就是这么奇妙。如果还有人跟不上时代，还要怀疑中国的一切作为，那就让他慢慢追赶吧。

照田花了十年的时间，长期探索当代中国的虚无主义问题，他对改革开放初期思想界的混乱和知识分子的迷惘与徬徨，一直忧心忡忡，这些我都曾经感同身受，完全能体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过几个比照田还年轻的一代，他们都说照田的探索对他们很有启发作用。日本、韩国的学者也想把他的文章翻译出版，作为了解中国当代思想的起点，这些都足以证明照田的贡献，十年苦功没有白费。照田很谦虚的说，他已完成了他的学徒时期，我觉得还不如说，照田即将由此跳脱，进入到一个思想的新阶段。因此，我就借着他的新书出版的机会，一口气说了一大堆我近年来的想法给他听。通常我在喝了半醉之后，就会像这样对着大陆朋友胡说八道一通，因为我比较年长，又是极其难得的台湾爱国同胞，所以再怎么冗长，他们也都会很“高兴的洗耳恭听”，我也希望照田就把我这一篇序当作他的新书出版之际，我高兴的喝醉了忍不住说出来的一番醉话，总之，就是期望他能够在未来五年内再出一本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