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5日，《纽约时报》记者黄安伟针对宁夏庙庙湖村“西海固”移民安置发表了一篇六千余字的长文《无望的迁徙：中国的“生态移民”》。报道发出后，引起了各界高度关注。我们的团队恰好在庙庙湖驻村调研，对于农民搬迁前后的生活状态对比、政府的安置帮扶政策与实践有着清晰的了解，庙庙湖村真的如《纽约时报》所言吗？

《纽约时报》截图

“西海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是黄土丘陵区的西吉、海原、固原、隆德、泾源、彭阳等六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统称，1972年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自然灾害频发。

根据《宁夏“十二五”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规划》，“西海固”连同宁夏中南部的同心县、盐池县、红寺堡区被确定为9个扶贫开发重点区县，国土面积达到了4.3万平方公里，占到了宁夏的65%；人口256万人，占到了全区总人口的41%。但是区域内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协调，以2009年数据为例，该地区GDP是150亿元，占全区的11.3%；地方财政收入6.37亿元，占全区的5.9%，财政自给率仅为6.5%。因此，宁夏自治区政府把移民作为解决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群众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扶贫举措。

一、外媒报道焦点

即便如此，在外媒看来，这一系列理所应当的举措总是有些“不正常”。《纽约时报》的报道焦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移民并非自愿搬迁，他们当下遭遇生计问题，生活没有希望，而过去的生活是田园牧歌。为此，竟然用了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描述和对比，如“（移民村）更像是难民营，而不是有机的社区……这些曾经在广阔的山丘地带放牧绵羊和山羊的人们，现在感觉像是被圈起来的动物，没有活力，对自己的未来毫无把握”。甚至还说，“和他弟弟在庙庙湖村的房子（移民村单家独户的小院）相比，马世雄的房子（老家的土坯房）简直可以称为皇宫。”

其次，政府强势搬迁，村民弱势抵抗，官员毫不关心民生。为了显示报道的“客观性”，记者通过外交途径获得采访各级扶贫干部的权限，但在报道中故意曲解官员话语，剪裁事实，极力塑造强势的政府以及毫不关心民生的官员形象。如自治区扶贫办官员为了说明移民搬迁后的生态变化，举例说那里现在连野鸡都有了，而记者却故意写成，“现在那里有更多的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我们到那里去的时候，有时还能吃到野鸡。”与此同时，借用个别人物的话语故意夸大移民对新村的不满，却对绝大多数移民对新村生活环境的赞许充耳不闻。

然后，移民村规划设计不尊重穆斯林生活习惯，甚至强调政府搬迁移民存在阴谋。“中国的安迁政策至少部分是为了控制少数民族人口，而官员们则可能利用环境原因作为一个幌子。”竭尽所能地美化移民过去生活，又绞尽脑汁地编造他们现在的困难处境，同时想尽一切办法将其转化为民族问题。

二、真相与谎言

《纽约时报》的记者虽然采访了官员、移民等，但刻意剪裁事实，半真实、半虚假地呈现他们的话语，描绘出一副强势政府压迫少数民族的画面，甚至刻意挑拨干群关系、抹黑干部形象、制造民族问题。

记者着重采访的是一名41岁的村医，有六个女儿，一个儿子。村医在老家经营村里的卫生室，每年有近两万收入。到了新村之后，村里有四名村医，卫生院给每人发放500元/月的生活补助。由于还没有形成一套如何让四名村医协作分工的机制，卫生室主要由一名医生负责，他没有竞争到岗位，所以就有怨气。

由于子女数量多，并且还要照顾母亲（村里给评了低保），村医家很早就被确定为精准扶贫户，也有专门的帮扶单位对口帮扶。市委统战部给他介绍了在煤矿的工作，月工资有四千多，他以离家远，不符合穆斯林习俗为由拒绝了。后来又介绍了一个离家近的工作，月工资两千多，他以工资低为由拒绝了。

村医偶尔在家给人看病，但是相比过去，收入要低很多。他自己不愿外出务工，天天在家照看小孩，经济来源主要靠妻子在村庄附近打工。恰逢《纽约时报》记者到庙庙湖村采访，有怨气的村医就讲述了一些自己的遭遇，发了发牢骚。我们访谈他时，将《纽约时报》的一些原话念给他听，他感到非常诧异，说自己真得没有那些意思，不明白那个记者为何那样说。

村医一家是从西吉县沙沟乡叶河村搬迁过来的，事实上，他们那个小组当时并不在政府的移民搬迁计划内。07年山洪暴发，摧毁了村庄内的很多道路，村民多次到乡政府去上访，强烈要求纳入搬迁计划，迫使政府更改了搬迁规划，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政府强制搬迁的问题。

政府在安置过程中，对于民族习俗非常重视，细致得考虑到了伊斯兰不同教派的信仰问题，建了四座清真寺。在村庄中调研多天，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村民抱怨政府不尊重穆斯林的问题，并且在各级政府的大力帮扶下，移民都获得了很多帮扶资源。

图1 移民安置的庙庙湖村（美国记者笔下的难民营）

图2 庙庙湖小学

至于《纽约时报》谈起的难民营，更不知从何谈起。明明是政府给每户建了占地近300平米如别墅般的院落和房子，并且每户农民只要交1.28万，怎么在美国记者口中就成了难民营？如果这算得上难民营的话，那么美国岂不是80%以上的人口都生活在难民营之中？对自己国家那么多的贫民窟视而不见，反而指责中国一个给移民高标准建设的小区是难民营，更令人不解的是，竟然说“西海固”农民有着几十年历史的土坯房是皇宫。这眼神恐怕已经不是“有色眼镜”能形容了吧。

在《纽约时报》记者笔下，村医家小孩的教育问题同样是用来抨击中国政府的重点，文中称：“因为无力负担每学期1000元的费用，这对父母把小女儿从幼儿园领回了家。16岁的大女儿此前在一所寄宿学校上学，但一年半后就辍学了。”而事实却是，所谓被领回家的小女儿正在读学前班，大女儿的确是辍学了，辍学还真不是因为经济问题，而是个人不愿意再读书，过去在老家没有打好基础，为此村干部还多次去他家上门做工作。

为了斩断穷根，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教育问题，严格控制农民子女辍学问题。义务教育阶段基本上没有负担，为了鼓励高中以及大学教育，团委、工会、妇联等多部门设置了众多助学金，凡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都可以领取两千到三千元的补助。除此之外，贫困户还能够得到帮扶单位关于教育、生活、务工等方面的支持。更为可气的是，移民村中30岁以上的妇女80%都是文盲，美国记者不去追溯这些问题的原因，却对移民当前的教育问题指手画脚。

三、在西海固，是怎样一种生活

“西海固”地区年均气温3~8℃，极端最高气温39.3℃，极端最低气温-30℃，年降雨量200~700毫米之间，大都集中在6~9月，多冰雹，而年蒸发量1000~2400毫米之间，水源稀缺。由于流水切割及千百年来的盲目垦殖，水土流失严重。

以整村迁入庙庙湖村的西吉白崖乡的窑儿湾村为例，窑儿湾村原有六个村民小组，310多户，1300多人。村庄处于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夹缝的谷地，最南端到最北段的村民小组相距七公里左右。重峦叠嶂，往来非常不便。

白崖乡处于窑儿湾村的东南方向，如果从村庄最南部的小组翻山越岭去乡政府的话，需要走五公里山路，根本无法开车，最多只能骑摩托车，山路陡峭崎岖，非常危险，要走一个小时左右。

如果开车，从南端走到村庄最北边的小组，需要七公里，然后再走十五公里才能绕到乡政府，全程要近两个小时。沿途都是土路，一旦遇到下暴雨，就会把道路冲垮，车辆无法通行。在通讯方面，信号塔在村庄北部靠近道路的地方，而村庄南部靠近大山的两个小组根本无法收到手机信号，处于中间的两个小组信号也比较微弱。

图3 窑儿湾村卫星图

农民生活吃水比较困难，全村六个村民小组，仅一个村民小组有水井，其他五个小组都靠泉水，并且其中三个小组的泉水遇到缺水期就容易干涸，需要到其他组拉水吃，远的要走上三四公里。在政府的帮助下，农民家中一般都建有两口水窖，一口用来储存挑来的水，主要用于日常饮用，另一口水窖则用来储存雨水，主要用于喂牲畜。

村里有一个小学，坐落于中间位置的村民小组。村里的学生上中学的话，需要翻山越岭到乡镇。虽然学生可以住校，但是周末和假期往返学校和家乡的时候仍然比较困难，一旦遇到暴雨，道路经常被冲毁，就更加危险。交通闭塞进一步阻碍了教育的发展，以至于窑儿湾村至今只有五六个本科以上的大学生，算上大专的话，也不过十多个。

分田到户时，全村人口不足千人，人均三四亩耕地。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给生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政策进一步使得农民的土地分配更加不均。

从1991年到1995年，进入了全民开荒潮，政府在刚开始还进行过严控，但是根本无法阻挡农民的开荒热情，并且地广人稀、山大沟深，管控难度极大。人口过快增长驱动着农民大面积开荒，而开荒又给自然生态带来了更大的破坏。

开荒之后，有的人家可以达到人均十多亩土地，少的也有人均五六亩。尽管土地面积比较多，但是产值并不高，完全靠天吃饭，无法灌溉。在种植结构方面，农民主要是种植小麦、土豆、胡麻、荞麦等作物。窑儿湾村的土质较差，作物产量非常低：

小麦在年份好的时候可以达到亩产200多斤，差的时候仅有几十斤；

土豆在年份好的时候可以达到亩产2500多斤，差的时候是几百斤；

胡麻在年份好的时候可以达到亩产100多斤，差的时候仅有几十斤；

荞麦在年分好的时候可以达到亩产200多斤，差的时候仅有几十斤。

四、为何贫困——以农为本的生活模式

在打工潮早已席卷全国的时候，西吉农民依然是以农为本。农民户均土地面积虽然比较多，但是地块分散，农业耕作基本依靠人力和畜力，根本无法使用机械。即使能够使用机械，机械成本也会远远高于作物收成。

以农为本的观念决定了农民的生活模式，他们一年到头的生活基本上都是根据农时来安排，从而形成了固定的生活模式——每年从3月到11月，农民种土豆、种胡麻、种小麦、放牛羊，然后收土豆、收胡麻、收小麦、卖牛羊。从11月到次年的3月份，由于气候寒冷，整个地方都进入到了冬闲期，农民基本上都是在家中度过漫长的冬季。

在这样的农时安排下，男性一年能够外出打工的时间不过两三个月。并且这样的模式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农民很少去考虑该如何改变这种模式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一年到头的农业劳作，不过是一种自给型经济，即小麦、胡麻完全用于自给，即使多了，下一年也一定会继续种植，他们必须考虑万一来年作物绝收了怎么办。

土豆、牛、羊可以换取一点经济收入，而这些收入的投入和产出时间又相对漫长，具有一定风险，唯一获取比较快的收入就是打工了，但是一年打工的时间也不过两三个月，并且主要是依靠男性劳动力，收入主要在万元左右。

这样的生活模式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规范，受文化宗教和农业生产的影响，农民在生育方面更加倾向于多生。现在三四十岁的人，每家至少都有三四个小孩，有五六个子女的也很常见。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子女教育成为了家庭发展中的次要选择。很多人小学都没有毕业，甚至没有读小学就帮着父母种田、做家务、照顾弟弟妹妹，这在女性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以庙庙湖村为例，30岁以上的妇女，80%都是文盲。而男性由于缺乏文化，外出打工大都只能选择低技术含量的工种。由于一直比较封闭，文化模式的惯性让这里的世界与外面相比都慢上一拍。

李永（化名）是来自西吉火石寨乡的移民，在他看来，贫困不仅在于经济发展的滞后，还在于人们思想观念的落后。他发现，家乡的生育观念与迁入地形成了强烈反差。在他们看来，女儿总归是要出嫁，养儿子才能防老，才能够传宗接代，这种观念使得女性的地位一直都比较低。然而，这种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的观念让当地农民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煎熬。

李永兄弟姐妹原有十个，因为条件不好，有四个没有养活成人，最后剩他们三个兄弟和三个姐妹。他是家里的老大，最小的弟弟比他小26岁，父母去世时最小的弟弟才7岁。因此，一直都是他把弟弟养活成人的。

对于2002年，李永记忆非常深刻。那一年，他22岁的儿子和30岁的弟弟同时结婚。回忆起当年，他说“把自己累得喝水的力气都没有了。”因为两个人结婚的彩礼都是三万多，总共六万多元，这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笔巨额开支，但是儿子和弟弟好不容易找到对象，彩礼再高也要付。当时家庭积蓄不过一万多元，其余的钱都是他跑前跑后去借的，一百、两百，一千、两千……能借的人都借了个遍，他很清楚得记得直到给弟媳家送彩礼前的那个晚上，都还在借钱。

即便支付了高额彩礼，千辛万苦得完成了人生任务，但是对于农民来讲并非就到了高枕无忧的地步。在传统社会中能够成为村庄公共事件的离婚正在变得司空见惯，年轻人闪婚-闪离的婚姻形态刺痛着农民。

李永虽然在2002年千辛万苦得支付了三万多的彩礼给儿子娶到了媳妇，但是还不到三年，小两口就离婚了，女方把两岁半的孩子也带走了。离婚不仅仅是李永家的个案，他所在的生产队就有好几对年轻人都是这样，有的是女方嫌弃男方家经济条件太差，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有的是两个人脾气性格不和。而女性离婚之后，一般很容易都能够再婚，甚至还能要到比初婚更高的彩礼，但是男性一旦离婚，就很难再娶。

因为离婚重返光棍和无法支付彩礼成为光棍的现象正在多起来，李永所在的村民小组三十五岁以上的单身男性就有十多个。这些男性青年身体都非常健康，就是被高额的彩礼压迫得无法找到媳妇。村里常常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本事拐一个，没本事干受着。”

五、迁徙就是为了希望

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要斩断穷根，移民搬迁是必然选择，没有农民对此持怀疑态度。更不知《纽约时报》的阴谋论从何谈起？便捷的交通、良好的教育以及方便的水资源供应与移民往日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我们所调研的十多个省份中，宁夏自治区各级政府在扶贫方面的重视程度以及政策执行力度无疑是最大的。只可惜，美国记者选错了诽谤攻击的地点，做得实在不怎么高明。

移民区要实现脱贫攻坚，依旧是任重而道远。对于农民而言，既要在新环境下探索一条增加收入的路径，改变过去以农为本的家庭经济模式，也要转变自身的思想观念，尽快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注重有品质的家庭积累与发展，而这些都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

为了帮助移民脱贫，地方政府制定出了精细、系统的扶贫政策，不仅让市县两级七十多个部门与贫困户对接帮扶，还积极主动得帮着移民区发展产业，吸引农民就近务工。

对村庄中很多妇女来讲，在过去的生活模式中，她们的角色就是在家种田、带小孩、做家务，接受的教育很少，如今她们已经逐渐适应了在周边打工的生活节奏。而男性劳动力则更多到周边区域务工，与此同时，政府也在积极地帮助他们寻找务工机会。

为了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子，扶贫政策对于教育也格外关注，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来提高移民村的教育质量。在这场浩大的移民安置与扶贫攻坚战役中，一些政策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农民也难免有些抱怨。但是更重要的是，农民已经渐渐地认可并且习惯了新的生活模式。

只要心存改变的希望，只要肯努力得付出，那么日子总会比过去要好。无论是庙庙湖村的农民，还是在那里驻村工作的各级干部，他们都在为新村默默付出着。

图4 庙庙湖村村委李晶带着四岁的儿子在加班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当我夜里十点多整理完当天的调查笔记时，发现村委委员李晶还在办公室汇总扶贫工作的材料，四岁的儿子陪在一旁，在妈妈的怀里就这么等得睡着了。那一刻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陪着她们走出门外，凄冷的夜空中竟莫名得多出一份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