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红楼梦新证》谬种之一：
曹寅为康熙帝侍读之说是周汝昌诌出来的
作者：曲乃汉
很长时间以来，红学圈有这样的说法，曹寅曾当过康熙皇帝的侍读，有的说是伴读，甚至一些著名的红学家也散佈这样的说法。那么，这样的说法是历史的事实吗？有确凿的根据吗？这样的说法最初来自何人？出自哪本著作？原来是周汝昌！是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这里引录《红楼梦新证》第279页周汝昌的原文：
一六七二 康熙十一年 壬子
曹玺在江宁织造任。孙氏四十一岁。
曹寅十五岁。寅自幼侍皇帝读，通经史，工诗文，老师宿儒皆称叹之。顾景星《荔轩草序.>：“子清门第国勋，长江南佳丽地；束发即以诗词经艺惊动长者，称神童。”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二十三叶十六《祭织造曹荔轩文》：“惟公幼而岐嶷颖异，通经史，工诗文，虽老师宿儒，已叹为雄才之倒峡，而邃学之淳渊”。寅自幼侍读事，邓之诚先生见告出某书，书为一九三九年顷购于琉璃厂文芸阁，价二三十元间，八册一函，约为康熙间刊本，四字书名，甚怪异，亦无著者名。藏今北京大学图书馆，惟以书名失记，待检。按顾景星《白茅堂诗文全集》卷二十二叶九《怀曹子清》诗，起云：“早入龙楼儤，还观中秘书”。正可为此事佐证。异日康熙帝命寅以私力资助熊赐履，送银二百两，亦师弟之谊而非官场馈送之义。皇帝幼学伴读，在明代由小太监充之，谓之小伴当······
周汝昌的文章一开始就下了结论：曹寅十五岁时自幼侍皇帝读。下面应该举出可靠的证据。可是在后面这一段虽不太长、也不太短的文字中，谈到了有关证据了吗？没有！这段文字可分成六个互不关联的部分：
第一、顾景星作《荔轩草序》是在康熙十八年（己未），序文中写到了曹寅幼为康熙帝侍读之事吗？没有！
第二、张伯行《祭织造曹荔轩文》是在康熙五十一年曹寅去世后所作，祭文中写到了曹寅幼为康熙帝侍读之事吗？也没有！
第三、提到邓之诚先生见告某书，可是谈了一大顿，最后没找到该书，只好写“待检”，同样没拿出证据。
第四、周汝昌引用顾景星作《怀曹子清》诗的首联“早入龙楼儤，还观中秘书”，作为曹寅自幼为康熙帝侍读的佐证。
那么，“早入龙楼儤，还观中秘书”这两句诗是什么意思？下面具体分析一下。“龙楼”当指紫禁城，皇宫。“儤”如何解释？查《辭源》，儤：官吏连直也。儤直：官吏连日直宿也。连日直宿就是连日值夜班，这是皇宫侍卫的职责，根本不是指皇帝侍读。“中秘书”如何解释？查《辭源》，中秘书：谓禁内所藏书也，也就是皇宫所藏的书籍。顾景星的这两句诗，表明曹寅当皇宫侍卫的期间能够看到皇宫里的藏书，如此而已，不能成为曹寅为康熙帝侍读的佐证。周汝昌常常拿鸡毛当令箭，做出夸大其词歪曲性解释，此为一例。
第五、周汝昌又写：异日康熙帝命寅以私力资助熊赐履等等，这是康熙四十五年熊赐履辭官返回江宁以后的事情，也不能证明曹寅自幼为康熙的侍读。
第六、周汝昌又写：皇帝幼年伴读，在明代由小太监充之，谓之小伴当。又扯到明朝的事。可是，明朝和清朝大不一样，明代宠信太监，造成宦官把持朝政，最后导致明朝灭亡。到了清朝，特别是康熙朝，严禁太监干预朝政。周汝昌东拉西扯，扯到明代小太监充当小伴当等等，能够证明曹寅自幼当康熙帝的侍读吗？不可能！
事实是曹寅不可能当康熙帝的侍读，所以就不可能找到证据。所谓曹寅自幼为康熙帝侍读之说是周汝昌在胡诌八扯中诌出来的。
这里举三个因素反证曹寅不可能当康熙帝的侍读：
第一、曹寅的年龄不够格。康熙出生于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曹寅出生于顺治十五年九月初七，曹寅比康熙小四岁半，曹寅的学习进程要滯后于康熙四五年，康熙学过的东西，曹寅四五年以后才能学到，曹寅刚刚学过的东西，康熙早在四五年前就已经学过了，伴读伴读，二人伴不到一起。
第二、曹寅自幼在江南长大，和康熙远隔两千多里。
康熙二年曹寅父曹玺来到江宁任江宁织造，当时曹寅六岁。曹寅作《重修二郎神庙碑》中有记：“予自六龄侍先公宦游于此”，说明曹寅六岁随父到了江宁。
曹寅作《重修周栎园先生祠堂记》，周栎园先生是指周亮工，号栎园。此记作于丁亥年，即康熙四十六年。文中回忆四十年前、即康熙六年的事情：“余丱角，侍先司空于江宁，时公方监察十府粮储，与先司空交最善，以余通家子，常抱膝上，命背诵古文，为之指摘其句读，今相去四十年”。证明曹寅十岁的时候在江南家中，被周亮工抱在膝上指点如何读书。
曹寅在《楝亭诗钞》卷一有《射雉词》诗三首，第一首写：“少年十五十六时，关弓盘马百事隳，不解将身事明主，惟爱射雉南山陲”。证明曹寅在十五六岁时尚未进京当差，还不知道如何为皇家效力。
《楝亭诗钞》卷四有《句容馆驿》诗，诗后有小注：“余十七岁侍先公宿此，今来往三十年矣”，又证明曹寅在十七岁尚在江南，陪侍父亲到句容出差。
这一切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曹寅从六岁到十七岁，一直在江南，还没进京当差。
曹寅什么时候进京当差？只能在十七岁、即康熙十三年以后，也可能是十八岁，也可能是十九岁，决不可能在十七岁以前。江宁距京城两千多里，在古代，交通不便，如果乘船沿京杭大运河走水路，来往则需四十多天，如果骑马坐车走旱路，来往也需一个多月。曹家是内务府包衣人，是皇家的奴才。一旦进京当差，就不是自由之身，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既然曹寅在十七岁尚在江南陪他父亲到句容（距江宁只有一百华里左右）出差，这就完全排除了他在十七岁以前进京当差的可能性。
曹寅十七岁以后是在皇宫里当侍卫，这样的证据很多。康熙朝前期，畅春园尚未建，如果康熙住在紫禁城里，曹寅便在皇宫里值宿。例如曹寅作《直宿左端》、《宾及二兄招饮，时值宿未赴，怅然踏月，口占兼示子猷二首》。如果康熙帝出猎，曹寅便跟随从猎，例如曹寅作《鹿苑朝猎歌》、《冲谷四兄归浭阳，予从猎汤泉，同行不相见，十三禁中见月感赋兼呈二兄》。康熙帝出巡，曹寅便跟随护驾，最远曾到达打牲乌拉。
在康熙二十一年农历二月至四月，康熙帝第二次东巡，先到盛京，即今天的沈阳，祭祖并考查世情，然后又北行至打牲乌拉。当时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作《鞑靼旅行记》，对此有详尽的记载：公元1682年（即康熙二十一年）3月23日，康熙帝开始第二次东巡，带着一位十岁的皇子，三位后妃，各位王爷、朝臣、随员、侍从，约七万人。先到盛京，然后一部分人员又到乌拉。
乌拉在哪里？周汝昌在他的《曹雪芹小传》第43页写到雍正朝，原苏州织造李喣因罪被流放“打牲乌拉”（黑龙江）苦寒之地，这当中有个错，乌拉不在黑龙江，乌拉是在吉林省吉林市东南三十二华里处的松花江江岸上，清朝内务府在此有常设机构，康熙帝第二次东巡，就来到这里。
当时的詹事府少詹事高士其也随驾东巡，作《扈从东巡日录》。
纳兰成德也参加了第二次东巡，沿途写了很多词，其中就有一首题为《小兀喇>，说明纳兰成德也来到乌拉。
曹寅也参加了第二次东巡，作词《满江红·乌喇江看雨》，收在《楝亭词钞别集》中，据此可以确证，曹寅在康熙二十一年，时年二十五岁，作为康熙的侍卫，也随行来到乌拉。
这一切都证明曹寅进京后是在皇宫当侍卫，时间是在十七岁以后。从康熙二年六岁到康熙十三年十七岁，曹寅一直在江南，和他的弟弟曹荃，在父亲的教导下习文练武，没有进京面见康熙帝的机会。
第三、曹寅的身分不够格。在清朝前期，皇子的伴读尚须选用近支宗室、出身高贵者。例如在雍正朝，曹雪芹的大表哥福彭，是清初八个铁帽子王的后代，当时已袭封为平郡王，就曾当皇子弘历（未来的乾隆帝）弘昼的伴读。曹家是内务府包衣人，是皇家的奴才，奴才的儿子能给皇帝当侍读吗？这是不可能的事。
以上这三个因素如果只有一个存在，就可以决定曹寅自幼不可能当康熙帝的侍读，何况这三个因素同时都存在。
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第280页接着又写：是年纳兰性德、韩菼举顺天乡试，徐乾学为主考官。
曹寅自幼读书，当有师友相资；与纳兰性德韩菼似同出于徐乾学之门······据此颇疑曹寅亦曾中此科乡试，志以备考。纳兰成德时年十五岁。
在《红楼梦新证》第275页，周汝昌又这样写：成德后与曹寅同年举人，同为侍卫。
本文已经写到，曹寅在十七岁以后，才由江南进京，在皇宫里当侍卫，不可能在十五岁到北京当徐乾学的门生，也不可能参加康熙十一年的顺天府乡试。
纳兰成德出生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元1655年1月19日，在康熙十一年顺天府乡试中，考中举人时是十九岁。周汝昌说时年十五岁，是错误的。
在周汝昌的笔下，曹寅在康熙十一年，时年十五岁，干了好几样事:又当康熙帝的侍读，又和纳兰成德、韩菼同当徐乾学的门生，又考顺天府乡试等等，然而曹寅自己作的诗“少年十五十六时，关弓盘马百事隳，不解将身事明主，惟爱射雉南山陲”，就将周汝昌的一连串谎言全部粉碎！
在《红楼梦新证》275页，周汝昌又写：康熙八年，已酉。
曹玺在江宁织造任，曹寅十二岁，孙氏三十八岁。本年五月褫鳌拜职，禁锢终身······曹寅幼年入侍，其康熙五十年奏折曾云：“臣自黄口充任犬马”，郭振基《楝亭诗钞别集序》：“自结发侍内直”，皆可证，盖正三旗哈哈珠子也，疑与擒鳌拜不无关涉。
在这里，周汝昌又把曹寅入宫的时间提前到康熙八年十二岁，又把曹寅和该年五月擒鳌拜扯上了关系，这更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曹寅在上奏中对康熙帝自云：“臣自黄口充任犬马”，恰恰证明曹寅和康熙的关系，是奴才和主子的关系，能够证明曹寅十二岁就进宫当差吗？不能。曹寅的弟子郭振基给《楝亭诗钞别集》作序，说曹寅“自结发侍内直”，恰恰说明 曹寅早年入皇宫为侍卫，不是当侍读，但不可能是在康熙八年十二岁，因为“结发”一词不能表明是十二岁。
古人作诗写文章，往往用文言词语，例如“束发”、“结发”，不能确指某人的年龄，大约指十五岁到十八九岁。男子二十称“弱冠”。“丱角”、“总角”当指未成年的儿童。特别是“黄口”，本指小儿，可是在文人的笔下，伸缩性很大。往往是自谦之语，在年长位尊者面前，称自己“黄口”，表示自己位卑年轻。不能根据曹寅对康熙自称“黄口”，就证明曹寅是十二岁入皇宫当侍卫，并参预了擒鳌拜。
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洋洋乎近百万字，厚厚的那么两大本，从表面上看，罗列了大量的资料，好像是旁征博引，实际上是通过搬弄一些和本题无关的资料，东扯一番，西扯一番，东拉西扯，胡诌胡编，从中伪造了一系列虚假的历史事实：
康熙八年，曹寅十二岁，幼年入侍，疑与擒鳌拜不无关涉。
康熙十一年，曹寅十五岁，自幼为康熙帝的侍读。
同年，曹寅和纳兰成德、韩菼同当徐乾学的门生。
前面写：曹寅与纳兰成德同年举人，后面又写：颇疑曹寅亦曾中康熙十一年的顺天府乡试，等等。
假的就是假的，谎言必须根除，为了澄清事实，必须对其进行反驳。
周汝昌的这些言论，到了他的忠实追随者刘心武那里，又得到充分地“发酵”，在臭名昭著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一部（东方出版社出版）第107页这样写道：
我讲了半天康熙，讲半天太子，都是和曹雪芹他自己的家族有关系的。
康熙和曹寅的关系，和曹雪芹他爷爷的关系太不平常了，为什么说他们是发小呢？大家知道读书经常要有读伴，没有读伴的话，一个人太寂寞了，所以就有所谓“陪太子读书”的话；康熙那个时候当然没有被立为太子，那就是陪皇子读书，谁来陪呢？往往就从保母的儿子里面来选合适的少年。当时曹寅就被选来陪着康熙一块儿读书。康熙当了皇帝以后，曹寅就成为他近身的侍卫，禁卫军当中的小头目。那当然太可靠了，是不是啊？一块儿玩儿大的，这个人来保卫他多合适啊！而且后来康熙除鳌拜，这些近身的侍卫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鳌拜是一个擅权的权臣，康熙想了各种办法都没法除掉他······最后康熙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就是他身边的一些侍卫包括曹寅都会摔跤，鳌拜进来见皇帝的时候，康熙是少年天子，就好像闹着玩儿似的“把他给抓起来”······就这么把鳌拜给除掉了。所以你想，曹寅的作用大不大啊？他们的关系好不好啊？关系非常铁。
刘心武不学无术，仗着周汝昌，胆子更大。打的旗号是揭秘《红楼梦》，把自己打扮成揭秘高手，实际上是不懂装懂，连蒙带骗。在历史上，康熙当皇子的时候，还不到八岁，是七岁以下，当时曹寅只有三岁，还是个哇哇学语的小孩，能进皇宫当伴读吗？康熙八岁当皇帝，不足七周岁，当时曹寅只有四岁，如果以周岁算，只有两周岁四个多月，这样的小孩连走路恐怕都走不稳当，能给康熙皇帝当侍卫吗？曹寅和康熙是从小一块儿玩大的吗？他们之间能称“发小”吗？曹寅参与了擒鳌拜吗?
刘心武滔滔不绝、长篇大论，完全是瞪着眼睛说瞎话，这种向读者大灌迷魂汤的手法，不知让多少个信奉者上当受骗。
然而以上所举，仅仅是周汝昌刘心武散佈大量谎言謬论当中的一点点。
周汝昌在数不清的著作中，包括他的《红楼别样红》（作家出版社出版）散佈了更多更严重更恶劣的弥天大谎：说太子被胤禛陷害，致遭黜废，胤禛又阴谋矫诏夺了皇位，苦治太子一党的所有之人，连包衣家奴也不放过。周汝昌又肉麻地吹捧太子，说《红楼梦》中“座上珠玑昭日月”的那个“月”乃太子胤礽的象征。说曹家被抄是雍正把曹家当成奸党；曹家在乾隆初年又中兴，曹钣衷谇≡耆文谖窀蓖饫伞Ｋ挡芗矣幸桓雠谎∪牍校魑η淄醯逆蹋η淄醭晌〉郏芗乙舶ど稀盎是坠荨钡谋叨Ｋ挡芗以谇∷哪瓴斡肓撕腽姘冈僭饩薇洹Ｋ狄话俣亍逗炻ッ巍肥恰拔毙尽保乔≈甘购屠び靡跄笔侄斡弥亟鹫胰宋毙笏氖兀灰话俣亍逗炻ッ巍肥腔使溆⒌钣∈榇〉模痪Ｃ÷罡唣剩镅砸押笏氖卮邮橹懈钕吕慈咏铰ɡ铮皇裁础逗炻ッ巍贰罢姹尽笔且话倭惆嘶兀鹊取�
刘心武更是步周汝昌的后尘，出版了数不清的所谓“红学”著作，花费约十万字的长篇，大谈《红楼梦》中的秦可卿出身高于贾府，有公主身份。长篇累牍地大肆散佈骇人听闻的弥天大谎——皇太子胤礽有一位女儿，在第二次被废时，逃到了曹家，成为曹家的一个儿媳妇，这个人就是《红楼梦》中秦可卿的原型；吹嘘“秦学”是解开《红楼梦》之秘的总钥匙。说曹雪芹的大姐是《红楼梦》中贾元春的原型，先到太子府里去伺候太子胤礽，然后又到太子的儿子弘皙那里去伺候弘皙，经内务府再分配，又到乾隆那里受到乾隆的宠爱，在乾隆四年有一次刺杀事件，本来要刺杀乾隆，却把曹雪芹的大姐给刺杀了。
刘心武看不懂王士祯的《居易录》，打着解读王士祯《居易录》的名义，把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诗句“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说成是太子名对，又说《红楼梦》第三回贾府对联“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是由太子这副名对演化而来的，落款“同乡世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这些字眼都是在暗示太子，影射废太子胤礽，大谈特谈“月喻太子”，“原型”和“生活原型”，在概念上制造混乱，大搞迷魂阵等等，举不胜举。
这些出版物，知识性错误很多，严重地误导了广大读者；散佈许多虚假的历史事实，严重地欺骗了广大读者；对《红楼梦》作品和史料做出大量的歪曲性解释，长篇大论灌迷魂汤式的解释，愚弄广大读者，广大读者身深受其害，花了钱，买了书，读后上当受骗，实属不折不扣的严重伪劣出版物，影响极坏。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都相信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的书内容会有错吗？出版社出版的书内容会有假吗？人们会问：既然周汝昌刘心武的书有这样多的严重问题，为什么出版社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他们出版呢？其中的奥秘何在?原来周汝昌刘心武“绑架”了这些出版社!
周汝昌刘心武长期在北京工作，就在出版社里工作，当编辑，和许多出版社有交情，利用方便条件和关系网，打着“红学”的旗号，一本接一本，拼命出书，大肆散佈许多流言蜚语和歪理谬论，欺蒙别人，从中大发不义之财。这些出版社把“实事求是、尊重科学、言而有据”这个大原则撇在脑后，屡屡替周汝昌刘心武出书，实际上是充当了周汝昌刘心武散佈大量错误言论的“传声筒”。通过出版社造假售假，败坏社会风气。
在现实的生活中，如果有人口头或者用网络散佈谣言，警方都要介入调查，按着法律给予制裁。如果哪本书里把一个词语解释错了，用了错别字，有关文化出版主管部门都要组织专家组进行审查，列为不良出版物，禁止发行，公佈于众。为什么周汝昌刘心武出版了那么多的严重伪劣出版物，有关部门不闻不问？难道周汝昌刘心武是特权人物吗？红学研究有特权吗？周汝昌刘心武有权打着“红学”的旗号在公开发行的出版物里胡诌八扯吗？
强烈要求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履行职责出来管一管啦！
整治某些出版社、剷除其中的腐败势在必行！
“红学”打假势在必行！
读者也要维权！
（欢迎全文转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