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盛将军回忆录》丁盛口述、金光整理2001年2月
为毛泽东修“南湖”


也是1970年，汪东兴讲，毛主席要到广州来过冬，也是一样的，要到广州来，当然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也得修房子，没地方住啊！省委的小岛一号有一个房子，感觉住那里也不够，小岛一号也不够，就要修，要找地方。我和刘兴元我们几个领导人又去找，广州那个城边上，我们找了个地方，麓湖边上，看了一下，不行，那个位置还是好的，但是太嘈杂。

有一次，我们的侦察部队在磨刀湖搞演习，搞潜泳，我去看了，无意之中我就看到，这个位置不错，这个地方给中央领导修房子是好位置，周围是山，中间是水，叫磨刀湖。我和刘兴元高兴：这个位置可以了。我就问汪东兴：“汪主任，你说给主席修房子，它有什么样的规格呀？有什么要求啊？我不知道啊！我们也没有去过他住的地方，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好？你给我们讲个原则。”汪东兴讲：“主席有两个地方最为满意，一个是武汉的东湖，一个是杭州的西湖，主席住的地方。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休息得好，一个是玩得好，活动得好。”

这样不更好嘛，根据汪东兴的介绍，我们就派了具体办事情的三个人，一个是军区副参谋长刘如，一个是我们作战部的副部长王庆林，一个是后勤营房部副部长邹和典，他们三个人，负责修房子的具体工作。他们去看，把这两个地方都看了。我说你们去看看吧，把它的规格、大小、尺寸、长短、摆设，你们都把它记回来。这样，搞好了以后，我们就在1970年的5月份，开工！现在那里叫南湖。

总的方面，我经常去管，更具体一点的，是我们一个副司令，江燮元，都去世了。办具体工作的就这几个人。因为很急，当时我们就调了两个团，修这个房子。

汪东兴在开工的过程中来了。汪东兴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们修多少栋房子呢？汪东兴讲：主席一栋，总理一栋、康老一栋，就是康生，这个……江青一栋，这是这样，修这么多！后来我就问他了，我说：“汪主任，你在哪里住”？因为他是办公厅主任，他跟随着毛泽东哪！“你这么办！我最后跟着主席的工作人员，我和张耀祠”张耀祠也是办公厅的副主任哪！专门跟着主席的！“我们（汪东兴、张耀祠），还有医生、护士和其它的所有工作人员修一幢，我们住一块”。

……

我又问他：“总理、康生，这些房子我们都比较好定了，在哪个位置。江青的房子往哪儿修？”汪东兴怎么讲呢？他说：“江青的房子离主席也不能太远，太远不方便，也不能太近，她的房子要主席看不见”。这怎么好找啊？要看不见！哎呀，好费神啊，费力啊！走来走去，走了又走，看来找了那个地方，现在的南湖一号。原来是毛主席那儿叫一号，总理的叫三号，康生的叫五号，江青的房子，七号，后来为了保密，就倒过来了！江青的房子叫一号，康生的叫三号，总理的房子叫五号，主席的房子叫七号。

后来汪东兴又出题，说主席不能总住在这个地方，这里有这一幢就可以了，但他不能总住在这里啊？不能总住在这里，有什么办法？再修一个地方呗！所以，后来“松园”那一幢，也是给主席修的！所以整个南湖的房子就是一、三、五、七、松园，汪东兴他们住在那个八号，全部按照这样修了。

修完以后汪东兴又来了，来看了一下差不多了。看了以后呢，他不大高兴，我们就知道了。意思是我在哪里住啊？本来汪东兴原来就讲了和张耀祠和主席的工作人员住在一起的，就是南湖的八号，房子都在，两套，还是很高级的。他不大高兴，没办法，不高兴嘛，那就给你再修一幢嘛！就是一号下来水上、水边那幢房子，是汪东兴的。为什么修在水边那个位置呢？就是隔毛主席近！别的还没有地方了！好，这下他就没什么说的啦！这是一次，他来了好多次。

这几个领导的房子，是汪东兴原则定的，具体规定的，具体检查的，我是完全按照汪东兴的意思来办的，按他的要求来做的，中央办公厅还有个局长姓毛，专管工程的，他也来过几次。给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修房子这是绝对可靠的事情，是汪东兴交给我的。在“九一三”之后，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周总理，叶帅，整个花了六千多万元，他给批了这个钱。那个时候，松园这套没有完工，我说：“总理，那套没有完工怎么办呢？”他问我：“你说怎么办呢？”我说：“就这样没有完工，那就害怕浪费了，没有用了，再加点钱把它修起来，今后还可以用！”总理就说：“好啊，你们就把工程结束吧！搞完吧！”这样，“松园”的房子是后来，“九一三”之后才完工的！修这个房子的全部过程就这样！

修起来了就要用，这个房子每一个大厅都要有一个放电影的坐机，我们不知道哪里有这个电影坐机呀，汪东兴就讲，哈尔滨有，汪东兴的关系，从哈尔滨拿来四台坐机，主席的、总理的、康生的、江青的每一个大厅有一台坐机。本来很明确，名正言顺地给他们修的，1974年“批林批孔”，广东的过去的那些造反派也好，其它的什么也好，就硬说这个南湖的房子是给林彪修的！说是林彪准备南逃之后，他在这儿住的！这样伤害了很多很多的人，王庆林，作战部副部长，是很老的同志，他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就是修这个房子，硬说是给林彪的，在这个情况下，广东就写信给汪东兴，你亲自坐镇，你三番五次来，按你的指示搞的，你要说话呀！汪东兴说话！他就不说，啊呀，批呀，要命地查呀，搞呀！1974年，批林批孔，伤害多少人啊，我说你汪东兴是个人吗？你自己叫人家干的，到了这个时候，你不出来作证，明明是给毛主席他们几个人修的，那些人说是给林彪修的，你汪东兴出来说话呀！说：“这个房子，是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你们定的！”说：“不是给林彪修的！”不说话，使广州军区大部分人，相当一部分参加工程的人，很愤慨！我也很愤慨！咱们到北京去，当面和汪东兴对质，是不是你讲的！你怎么不认账？你还是个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一段，汪东兴是中央副主席的呀！“九一三”之后，汪东兴是“四人帮”之后的副主席，那个时候他还不是的，是中办主任呀，那时毛泽东还在呀！你们不说话，把这边搞得灰溜溜的，检讨呀，追呀，查呀！当时七四年在广州批林批孔，许世友提出来，广东的刘、丁、任就是林彪的死党，不是死党也是死党，许世友在广州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一定要查出来南湖的房子是给林彪修的！一定要查出来，林彪南逃广州，广东领导人知道！翻箱倒柜，批林批孔是从3月份搞起的吧，3、4月份搞起的吧，一直搞到7月底，搞乱了，瘫痪了，不可收拾。这个时候，主席、总理派韦国清到广州来收拾这个摊子，这个时候才讲：这个房子不是给林彪他们修的，这个房子给毛主席修的。好，这样才结束。

“九一三”事件后的广州军区

“九一三”一大早，周恩来总理给我电话，说是“庐山会议第一个发言的人带着老婆逃跑了！”就是林彪，带着他的老婆叶群，他的儿子什么的，逃跑了！这是周恩来给我讲的。这也说明中央对广州部队的信任。

周总理给我几条指示：

第一、广州陆、海、空归你直接指挥！

第二、直接听毛主席和我的指挥！

第三、广州地区要稳定，部队要稳定，政府要稳定，所有的都要稳定。

第四、加强边防，不能跑人。

第五、立即进入指挥所。

第六、监听敌台广播，注意敌人动向。

当时林彪逃跑，他在温都尔汗摔死都还不知道！不知道啊，当时，就是看林彪这么逃跑，外国有什么反应？

周总理给我这个电话之后，我就找到刘兴元、任思忠，我说：“总理告诉我了，林彪逃跑了。军区的全体领导同志，立即开常委会，在留园，在留园我们党委办公室开会，这是可以查的。当时决定，我们完全拥护主席、总理的指示，我们坚决听主席、总理的指挥。并且立即发电报给中央。我们备战，一下子就进入指挥所，机关都不知道，其它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出了什么事？都不知道，就是通知机关，不允许休息，备战！很紧！

当时就是这样，我听他们讲，这个电报当时搞得苦啊！我们的机要局长魏继烈，他是局长，不大译了，搞得时间长一点，硬是追他，为什么搞得那么晚？时间搞得那么长？追得不得了，这次非得他亲自译不可，这可以查，电报有原稿，中央也会有电报的，档案可以查！

这是第一，我们表态。第二呢，传达之后，广州地区的部队、地方，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不是因为林彪逃跑了，广州地区的部队动乱哪，或是怎么样哪！没有这个事情！很稳定！

国庆节没过几天，李先念和华国锋就来了，到广州来了，后来他给我讲，他们认为广州肯定是很乱，他一看，哎，没有什么事嘛！很平静嘛！所以李先念他们就开了一个会，要我们注意什么事情，对那些人的子女，不要动他们！不要牵连他们，李先念呢，他们就想这么个问题！按总理的指示办事情。所以广州军区没有发生什么逃跑呀，自杀呀，还是搞其他什么，没有啊！如果按照那种想法，我们都是林彪的人，那还会不出事情吗？

那么林彪南逃你们知道！搞啊！我那个秘书陈宏康抓起来，还有其它一些人，许世友找他们谈话，找李维英（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谈话，说你李维英有本事，有能力，只要你把这个问题揭出来，你就可以怎么样重用，就是封官许愿！李维英讲：“许司令，我不能当着毛主席的面说假话，我就是不知道林彪要南逃！我不知道”。找作战部长王玉振喝茅台：“你们把问题揭出来，怎么怎么的，林彪南逃，只要你们谁说一句，‘我们知道林彪南逃’就行了”。这些人是久经考验的人，他们不会无中生有！他们实实在在，我不知道，没有这个事情，不知道。“你作战部长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样，受牵连！“丁盛知道啊？”“丁盛不知道！”那时候的电话，查呀，说邱会作给我打电话，我说：“没有！”“九一三”之前，邱会作老婆是给我打过电话，那时候我有病，是问候我，说：“你的病怎么样啊？”说的我的身体，根本没有谈任何的其它的事情。

在广州搞了两次，一次是1974年，第二次是1977年、1978年、1979年，那一次真是荒唐，还是林彪南逃，还是这些人，结果两个副司令被隔离，江燮元、黄荣海，这些同志是非常忠诚老实拥护毛泽东，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不是为林彪革命，是为劳苦人民革命，是毛泽东培养出来的人。隔离起来，在中山纪念堂召开五千多人的大会，副参谋长刘如，政治部副主任李维英、赵国楠，要打倒他们。说是丁盛不接电话不知道，丁盛的秘书知道，陈宏康知道！真是我不知道，没有这个事，所以我感觉到，这个事对广东，中央虽然没有下正式的什么结论，但是在广州搞的这些事情，影响很大，对广州这部分干部，在精神上，是很大的包袱、负担！

……

我在南京工作时，1974年的8月份，在北京开会，当时主持会的是王洪文、张春桥，总理他们都没有来，主席那就更不说了！我们九个人作检讨，杨得志、许世友、韩先楚、曾思玉、我、陈先瑞，刘兴元都作检讨，对林彪思想上的认识，都作检讨。这个期间，张春桥、王洪文硬追我，说“林彪南逃你知道”，我说：“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不为什么，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们几个吵起来！张春桥说：“林彪南逃，从北京把电话打到上海，为什么只打上海，就没有广州？”我说：“这电话又不是我打的，电话总机在北京，你问他们，你问我干什么？”

……

当时是周恩来总理坚决不同意，说：“丁盛不能下来”，这个，在南京军区政治部有记录，有材料。怎么办呢？在北京，我也没有办法，我说我不知道，张春桥的作风，比王洪文凶啊，形象凶，讲话也凶，王洪文看着总下不了台，就说：“你不知道，以后再说！但是你，你上了林彪的贼船”。

从思想上讲，我们对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从思想上确实很佩服，尊重，也很崇拜。但是我们没有和他搞任何的阴谋诡计，做见不得人的事情，我讲了，我和林彪见面就这么几次！话就这么多。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的来往。通信都没有。我怎么成了林彪的死党呢？

我说好吧，咱们就作妥协，这个可以的，但是我没有和他搞阴谋诡计。“你要写上”。我说：“写上就写上”！

这是1974年8月检讨，我们这九个人的检讨，各种各样的检讨！现在来看，不该屈服，不该写，我否定，我上什么贼船啊？

三番五次地搞广州军区，说广州军区知道林彪南逃。嗬！那1974年搞得凶啊。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林彪要南逃，我们从东莞订了几吨重的鞭炮，准备从当时广州最高的建筑27层的广州宾馆楼顶上，从顶上挂到地下，准备欢迎的！军以上的干部，都在广州开会，准备欢迎的。我们军以上的干部是办学习班，读书，读那30本书。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个是可以查的，是宣传部搞的。

……又说：“为什么卜占亚的老婆到广州来？”我说：“她到广州来我都不知道！后来问她，她说是来广州学习接待外宾，接待客人哪，她是找他们地方政府的，我根本不知道卜占亚老婆到广州来，我怎么知道啊？”

林立果在广州住了半年，我们广州军区的领导没有任何人见过他，他也没有到我们大院里面来，这可以查的。我们跟他没有联系，我们也不知道！他在白云山我们也不知道。这可以查，我们没见过林立果，我也不认识林立果，这可以查呀。所以这一段，我很气愤。……

我今天有责任说，我当时是广州军区主要负责人之一，我是司令，刘兴元政委，孔石泉，任思忠，他们都是政委、副政委，还有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绝对不知道！林彪南逃，他怎么想，这个我们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我向中央负责，向全国人民负责！广州军区领导就是不知道林彪南逃。你们搞了这样多的大的运动，翻箱倒柜。1974年、1977年、1978年、1979年，搞得这么厉害，你们搞到什么证据没有啊？没有任何证据。这样多的人有人知道没有啊？领导者没人知道，有人说他知道，后来他又翻供了，他说他不知道，他是逼的。那么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我今天郑重声明：不知道！我不知道！刘兴元不知道！孔石泉、任思忠不知道！军区领导同志不知道！我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作战、司令部、政治部，都不知道！没人知道。因为没有的事情他到哪儿知道啊？没有嘛！

至于林立果，他写的那个“五七一”纪要，他提到说什么广州是“借用力量”。他林立果写的，关我们什么事？他爱怎么写，他写了就是我们的罪啊？哪有这道理，哪有这个逻辑啊？你们查来查去，查这么多，都毫无根据，硬是把这黑锅扣在广州军区领导头上。当时全国11个大军区，有六个被列入“借用力量”，还有好几个军和省军区，为什么偏偏揪住广州不放，我敢向全党、全国人民作保证，我不知道。

……

毛泽东指着我：“丁盛、刘兴元，你们俩个人，跟黄永胜的关系这么好，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你毛泽东说这话就不对，我们又不是为黄永胜革命，我们干什么工作又不是靠黄永胜起家的，这可以查。

我们当什么，是毛泽东你的命令，不是黄永胜的命令。他倒了就倒了，他死了就死了，我们怎么样了，我们不是照样活着吗？照样干革命工作吗？怎么能够这样说！我认为毛泽东当时对广州这个考虑是不公道的！你说我们跟他的关系密切，那你跟他的关系不密切啊？从井冈山你们一起下来，他当总长是我们让他当的吗？不是你们，你毛泽东叫他当的？丁盛、刘兴元有这个权力说：“黄永胜，你去当总参谋长”？是我们叫他当的？这不讲理嘛！那么，你讲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听指挥，那么我们怎么听指挥呀？他是对的，革命的，我们当然要听，那么以后你说他们不对了，是反革命了，我们就不听，这是界限嘛！你们叫他当总参谋长，反而说我们，你怎么不讲你用错了人啊？强加在我们身上！“九一三”以后，打击多少人啊？

……

我们广州的领导同志对毛泽东是绝对的忠实，忠诚！比如说冬天，北京没有蔬菜，由我们广州军区供应。

毛泽东当时喜欢吃什么呢？蔬菜嘛，我们这里是空心菜，玉米，我们在海南岛种些玉米，很嫩很嫩的玉米，还有其它的青菜。饭，毛泽东喜欢吃麦片，麦片是澳大利亚的，我们从香港专门买的澳大利亚的麦片给毛泽东，送到北京去！从香港买麦片都不能过海关，通过海关他要检查，要打开来，那就不行，那怎么办呢？我们情报部有船，在香港买的麦片，装在船上开回来，开回来以后，直接交给管理局。这件事，只有几个人知道，我知道，负责保管的小胡知道，他看守着仓库。那么多麦片，我从来没有拿过一包，尝也没有尝过，我们也不知道那麦片怎么吃。

我们修的毛泽东的那个房子，为了他的安全，怕飞机轰炸，就在七号楼旁边，几公尺的地方，打一个穿山洞，大的坑道，坑道里面还有小房子，有飞机轰炸时，他在房子里面可以休息，还可以办公，很安全，如果不打原子弹，那绝对没问题。

周总理那套房子，他来了，睡了午觉，吃了饭，睡了一下。有一次我到北京，邓大姐给我讲：周总理在南方睡了个午觉，说那个房子很好，他很高兴，大姐给我讲：很安静，环境也好，周总理很高兴。毛主席没有来住过，康生没有来住过。只有周总理去过，董老，董必武去过，董老去休息过，李先念、华国锋去过，其它的没有，江青住过，江青在一号住过，松园她住过。

1970年在北京开会期间，韦国清、刘兴元他们活动，要到江青那儿去照个像！江青过去也不认识我，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过话。江青就答应了照个像，有韦国清、刘兴元、卜占亚、我，我们四个人，到她家里照个像，每人都照了。话嘛，没有什么说的，那时候我也不插话，我和她也不熟，她也不大认识我，我们也没说什么话，我记得好像在她家里吃了顿便饭。

我在广州军区工作这一段，小结一下。

我认为广州军区的领导和部队，是经得起考验的！是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这个部队也好，个人也好，都是毛泽东思想教育成长壮大起来的！是经得起风雨，经得起考验的。林彪事件后，广州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在广州军区这段工作，我感到很高兴！很荣幸！我没有后悔，我没有做亏心事！广州的领导同志们没有做亏心事，没有搞阴谋诡计，谁都没有搞。我是广州军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我不知道，刘兴元不知道，我们没有做任何亏心事，没有搞阴谋诡计！也不必要搞阴谋诡计，搞什么阴谋诡计啊！我们都是工作关系，上下级的关系。上下级关系就应当要好，上级说话不执行能行？毛泽东在长沙与我谈话，我们全部执行了，贯彻了，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北京，我就作检讨，总理讲：“你不要检讨了，你们思想检讨，检讨够了”。总理当面给我讲的。“你们九一三以后，处理问题处理得很好，我们很满意，部队稳定，没有出事，当时北京跑出来五六个人，你们都把他们抓回来了，送到中央来了，很高兴，很好嘛！还作什么检讨”。总理就是这样给我讲的，“不要检讨，好好工作就行了”。
1973年12月份，我们八个军区司令员的对调，毛泽东接见我，毛泽东讲了：“你呢，实际上到广州也不久，也调换一下，你身体不大好”。毛泽东这样跟我讲，总理在跟前介绍的！谁谁谁，“噢，我知道！要注意身体”。我说：“主席，我一定按照你的指示办事！”

这样讲的，总理一个一个讲。所以，这一段，我们应该向党交待，广州军区绝对没有搞阴谋诡计，绝对没有事情。强加广州军区的，强加于哪一个人的，都是错误的。

对于丁盛本人在“九一三事件”中的表现和态度，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近年写的回忆录，倒是作了正面的肯定：“这天，钱嘉栋、赵茂峰、纪东和我都在办公室里。下午，我们突然接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个电话。丁司令员在电话中语调十分郑重地说：请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

而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时的中央对于丁盛本人亦是充分信任的（这本身就是对“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说的否定）。1972年3月，刘兴元调成都军区，丁盛增补为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随后并接替刘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1973年8月，丁盛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文革中曾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的周纯麟，在他本人的所谓“封笔之作”中提及丁盛这位当年的上司时，称他为“曾经上过林彪贼船的丁盛”，比照史实，这自然是信口雌黄，恶意中伤了。

附：丁盛简历

1913年，生于江西省于都县。

1930年6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1932年，由团转党。

1935年11月~1936年2月，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二科政委，参加长征。

1937年8月后，历任八路军旅政治部科长，团政委。

1945年4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1945年11月，历任晋察冀军区旅长，军分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旅长，东北民主联军八纵二十四师师长，东野（四野）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师长。

1950年4月后，历任四十五军副军长，军长，五十四军军长。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3月，组成“丁指”，指挥西藏平叛作战。

1961年8月~1964年3月，中共成都军区党委常委。

1962年10月，再度组成“丁指”，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段战事。
1964年8月~1968年2月，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司令员。

1968年2月-1969年7月，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77年3月）。

1969年7月-1973年12月，广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72年3月~1973年12月，并同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

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中央委员。

1973年12月~1977年3月，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74年10月~1977年3月）。

1977年3月，停职审查。

1982年7月，被令退出现役。10月，被开除党籍。

1999年9月25日，在广州逝世。

丁盛将军还有温玉成将军等一大批军人，在文革政治旋涡中犯错误落马，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战争年代优秀的军人，无法适应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起伏跌宕的政治环境。与林彪在历史上形成的渊源，更无法置身党内残酷派系斗争之外，直线条的军人性格不善于左右逢源，不广结善缘，导致政治上孤立无援。当他们政治上的靠山林彪，毛泽东轰然倒塌后，必然为重新上台的饱受迫害的老干部势力报复发泄的对象。

有人说军人不宜参与政治，可是中国军人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什么时候能够脱离现实政治？！

他们的失败从来不是品质的问题，而是处世方法的失败。

在和平环境政治斗争中，功勋卓著比不过见风使舵，合稀泥。这一点，貌似粗憨的许世友将军，在建国后却有着过人的精明。与各方面良好的关系，使得许世友将军在风浪中波澜不惊。生前身后俱享荣显。

反观邓叶二公在文革的政治旋涡中虽历经艰险，但终能脱颖而出，掌握政权。主要是与党内传统势力关系紧密。有坚实的人事基础，人际关系是中国古往今来一切事业成功的关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9年9月25日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6岁。在告别大厅里，一对晚辈夫妇送来了一副挽联：

战衡宝、平西康、攻瓦弄，人称大胆将军；
离新疆、出广东、谪京沪，众谓落难英雄。展开（428行）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