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注意舍甫琴科投敌和叛逃的两个时间节点。
舍甫琴科投靠中央情报局的时间是1975年，正式叛逃的时间是1978年4月。这之间的三年是国际局势剧烈变动的三年，也是苏联国内经济实力由盛转衰的关键性三年。整个苏联内外局势就像庐山的大雾一样，蒙蔽了党内大多数的人的眼睛。
1975年3月，越共仅仅花了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就消灭了南越的阮文绍政权，统一越南。号称南越最坚定盟友的美国政府在战争期间没有做出任何支持南越的举动，极为平静地默许了北越违反1973年1月签订的《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议》而发起的进攻。
苏共全党上下都惊呆了，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居然也有服软的一天，还是在苏联的小兄弟越南同志面前服软。看来列宁同志说的真没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过了这个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这下可乐坏了党内宣传领域的笔杆子们，同时乐坏的还有苏共中央国际部的同志们。这些专事研究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专家终于在“现实”中发现了帝国主义衰落的征兆，终于再一次通过“事实”发现了积极援助第三世界，输出世界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们的信念受到鼓舞：我们一定要继续坚持这条发起世界革命的道路，解放全人类。
既然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他的任期内带领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击败美帝国主义，那我们就应该虔诚地歌颂领袖，让他为我们在世界革命的道路上勾勒出更加广阔更加灿烂的前景。
1976年，苏共召开二十五大，这一年的12月19日还是勃列日涅夫的七十岁生日。由苏斯洛夫领导下的意识形态部门牵头，苏共全党上下在二十五大期间上对领袖各种歌功颂德。从这一年的年头到年尾，苏联国内对勃列日涅夫的祝寿等个人崇拜活动举办的此起彼伏，各种勋章满天飞，几乎到了啼笑皆非的地步。
宣传部的人歌颂领袖，是希望领袖恪守马列教条别改革；苏共中央国际部歌颂领袖，是希望领袖重视世界革命别和西方搞缓和；军工领域歌颂领袖，是希望领袖扩大军备竞赛，别再搞裁军谈判。这些人无一不是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视国计民生于不顾，企图裹挟国家大政方针，朝符合他们私利的方向发展。
与之相反的是，党内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国家内外交困的真相。这一些人主要也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以柯西金总理为首的经济部门的领导人，他们最清楚，新经济体制的改革红利已经释放殆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几乎陷于停滞，他们对扩大军备竞赛有着最强烈的抵触情绪，若不进一步改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民心将彻底涣散；
第二类是以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为首的外交官们，他们并不看重越南战争的完全胜利，因为美国和西欧已经逐步从经济危机中缓过神来，而且依托《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对苏联提出了更多的外交要求，整个资本主义阵营跟以前相比，不是更弱了，而是更强了。和他们的谈判已经一年比一年艰难，根本不具备掀起“世界革命”的条件；
第三类是以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为首的特工们，由于他们情报来源更加广泛真实，所以看待局势比较客观。苏联在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承认人权理念，导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死灰复燃。1977年宪法制定前后，国内民族矛盾暗流泉涌，各阶层民众利益诉求五花八门。苏共如果这时候还把重心放在输出革命，国内矛盾总有一天要失控。
1975年至1978年可谓是苏联的战略选择期。苏共也走到了十字路口，下一步怎么走事关国运前途。舍甫琴科在1978年4月这时候叛逃，毫无疑问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坑。
首先是坑外交部。外交部从来就被党内的好事者认为是亲美派的大本营，是民族叛徒的聚集窝点。外交官们一天天的和帝国主义者蝇营狗苟，毫无原则，执行的是卖国路线。舍甫琴科的叛逃正好给他们制造了口实。看看吧，他们单位连副部级的干部都能出叛徒，里面上班的指不定有多少俄奸呢。
其次是坑葛罗米柯。长期以来，葛罗米柯就是苏联高层对西方缓和的旗帜型人物。他对内支持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政策，说了很多领袖不方便说的软话，来解释缓和的必要性；对外竭力维护苏联利益，绞尽脑汁让西方国家做出比苏联多得多的让步，终于凭着自己的功勋晋升中央政治局委员。结果偏偏自己的私人顾问成了叛徒，真可谓跳进黄河也洗不清。1978年4月之后，葛罗米柯日渐低调，不再像从前那样坚持对西方国家搞缓和，甚至在1979年随大流赞同出兵阿富汗。
再次是坑了勃列日涅夫，舍甫琴科的叛逃给勃列日涅夫留下了“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深刻印象。中央情报局连苏联在联合国的高级干部都要策反，可见美国的间谍行为多么疯狂。从那以后，他制定的苏联外交政策日趋强硬，进入史学家振振有辞的战略扩张阶段。
这三样加在一起，就是坑了苏联。外交部的落寞使对西方缓和的道路走到了尽头，进而使扩大开放成为泡影。1978年后的苏联日趋封闭，党内有识之士近十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MVP6 2014-08-21 08:49:12
北越是不是跟美帝达成了什么不公开的勾当，咋统一没几年就开始挑衅，跟干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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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和美国关系不大，主要是苏联

告假

革命历史剧里流行两句话，“叛徒神气什么？叛徒不会有好下场。”
这两句话用在舍甫琴科身上正好。舍甫琴科叛逃以后，在公开场合四处抨击苏联的政治制度。后来还不过瘾，就写了那本没有目录，几乎把他认识的所有苏联大小官员都骂完一遍、写作思路又略显混乱的《与莫斯科决裂》。
美国人怎么看他呢？
舍甫琴科把自己对纽约的几位克格勃领导人的评价告诉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并不感兴趣。他们本来就很了解自己的对手，很清楚自己的克格勃同行们并不像舍甫琴科说的只会“酗酒、内斗和投机”，很是尊重他们的个人品质和工作动机。
中央情报局需要莫斯科发往纽约的情报，1978年4月后已经公开叛逃的舍甫琴科再也拿不到情报了，迅速成为了中央情报局的鸡肋。由于舍甫琴科当年向中央情报局自诩为了追求自由而叛逃，宁可放弃苏联给他的高官厚禄，也不需要美国给他物质回报。所以，到了八十年代，舍甫琴科的经济状况迅速恶化，长期没有固定的住所。加上本人有酗酒的恶习，于1997年病逝在一家宾馆的房间内。而他的妻子，向他托付终生的莉娜女士，已经在1978年他叛逃后不久自杀。
舍甫琴科叛逃了，间谍与反间谍的斗争日渐加剧，克格勃有的忙了。
这就要说回本帖主演之一的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他执掌的克格勃已经逐步恢复到当年贝利亚时代内务部的党内地位。1976年，克格勃的名字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改成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不是所有人都注意到这个细微的变化，也没有关注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同年，安德罗波夫被授予大将军衔。
1976年，已是安德罗波夫当上政治局委员后的第五个年头。站在这个位置上，他就不用再低调了，而是要俯视全局。
进入七十年代后，苏联出现了新的形势特点。
首先是社会治安形势复杂严峻。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苏联的刑事犯罪数量是很低的。一来是因为当时的国民普遍贫困，家无余财；二来是由于斯大林时代的人口控制政策限制人员流动导致人口流动性差，苏联公民都被束缚在自己的街道办或者集体农庄，当然，还有几百万人被关在集中营里面。
到了苏共二十大之后，伴随大规模的平反冤家错案，数以百万计的蒙冤公民被释放，但是却无法全部合理安置，有些中青年无业人员开始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加之赫鲁晓夫时期，公民相对自由，跑“盲流”的人多了起来。这两项因素加在一起，造成了 社会治安形势恶化，传统的黑手党组织也重新萌芽。
其次是“影子经济”开始发展壮大，开始腐蚀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1970年之后，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改革红利全面释放，社会产品增多。在国家统一的供销体制之外出现了民间自发的自由市场。苏联的这种“影子经济”和现代经济学广义上的影子经济概念不同，虽然它也属于法律之外的地下市场，但是它的产生根源是苏联合法的体制内市场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和产品交换，人民群众不得不自谋生路。
在同一个历史时间段，处于萌芽状态的黑手党组织与“影子经济”相遇？会发生什么？
黑社会需要靠非法经济养活整个组织，非法经济需要黑社会组织保驾护航。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丛林法则。于是，苏联的黑手党和“影子经济”互相促进，开始朝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天地发展。
当它俩蓬勃发展的时候，苏联政府应该怎么办？
苏共还没研究出怎么办，党政干部就开始腐败了。
腐败的原因很简单，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终于有值钱的东西能经过自己的手，反正从列宁时代开始，苏联就没有真正建立起对苏联党政干部的监督机制，以前穷的没东西可贪污索贿，现在终于可以捞点东西了。况且，黑社会嘛，不与政府勾结怎么能称之为黑社会？地下经济嘛，如果没有台面上的大人物包庇，怎么可能形成稳定的市场？
黑社会、影子经济、腐败，这三件看似毫无关系，实则盘根错节的事情加在一起，就是苏联在七十年代末期新的形势特点。也是安德罗波夫和克格勃必须要去处理的事情。

除了腐败、影子经济和黑手党，行政管理和军队也出了问题，标志性的事件都发生在1975年。
1975年2月，莫斯科市“俄罗斯”饭店发生火灾，造成42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极为讽刺的是，火灾发生当天，莫斯科正在召开全市消防工作大会。莫斯科消防局局长在会上大声疾呼，消防技术设施太差，最好的消防梯只能升到9楼，无法扑灭高层建筑的火灾。
他的讲话结束没几分钟，“俄罗斯”饭店起火。火情特别奇怪，是从电梯上下的井道着火，向高层的楼层蔓延。果然如消防局长所言，尽管调集了大量消防人员和消防车，但火焰始终无法扑灭。
“俄罗斯”饭店是招待外国人和来首都开会的外地党政高级干部的国家级宾馆。此次安全事故影响极其恶劣。事后，苏共中央命令检察院和克格勃展开联合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整座大楼的建设严重违反消防安全规则，很多应具备耐高温的墙体居然覆盖塑料材料。当初工程验收之时，消防局和其他几家验收单位的代表都没有在鉴定书上签字。按理说，整个“俄罗斯”饭店都要全面返工。但是，“俄罗斯”饭店依然如期营业，根本不理那些安全隐患。
是谁这么大胆，同意偷工减料，非法施工，还如期开张？说出来真吓人，是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同志。
真是不查，问题全在后三排；一查，问题全在主席台。死了42人的安全事故可不是小事，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调查结束后，安德罗波夫安排调查委员会的某位成员和一位作家共同给《文学报》写了一篇纪实文章，准备发表。
格里申听到这个消息，与安德罗波夫发生了争执，两个人吵到了中央政治局。最后，政治局的领袖们一商议，把这篇文章压下来了。安德罗波夫只好服从集体决定。
从此，格里申与安德罗波夫结下了梁子，他们的故事还要继续。只不过最后收拾格里申的是安德罗波夫的学生戈尔巴乔夫。
真相可能被隐瞒一时，但终究还是会重见天日。1990年，苏联杂志《法律与良心》登载了这篇“火灾”文章，将真相公布于世。只不过，那时的人们已经将对这件事评论的重点放在抨击执政党的无可救药，而不再关注党内健康力量与腐朽力量的抗争。
说完了党政机关，该说军队了。
1967年，苏联实施新的兵役法，规定海军服役期为3年，其他兵种服役期为2年，每半年进行一次征兵。在此之前，旧的兵役法规定海军服役期为4年，其他兵种服役期为3年，每年进行一次征兵。
新的兵役法体现了苏联二战后的军事思想变迁。卫国战争初期的巨大损失让苏联领导人记忆犹新，高度重视预备役力量建设。冷战期间，核战争思想深入人心，苏联领导人普遍认为使用核武器必将造成武装部队的巨大伤亡，国家需要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强大的预备役力量。所以，现役部队的士兵们服役期没必要那么长，把各军兵种部队当做军事训练的场所，缩短服役期，就可以建立一支更加庞大的、接受过训练的后背力量。
新的兵役法有什么影响？会有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大家可以想象一支军队，每半年就有四分之一的战士退伍，他的队伍士气会怎样？一些科技含量高的兵种战士们只能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上手操作设备，他们对武器性能的掌握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一些无法逃避义务兵役制的青年抱着混两年的心态进部队，部队战斗力会变成什么样？
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成为苏军对外战争的最后一场胜利，1979年的阿富汗将检验他们的战斗力。进入七十年代，军队也出现一些对当时苏联社会不满的情况。“护卫”号军舰兵变就是一起典型事例。
1975年11月7日，苏联海军波罗的海舰队大型反潜舰艇“护卫”号参加了在里加港举行的海军检阅，纪念十月革命胜利48周年。8日晚间，“护卫”号副司令（分管政治工作）萨布林拘禁军舰司令，并下令将军舰开出军港，向列宁格勒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