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分裂
毛泽东等破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中共和和红军的分裂。历史如系事实的写照，应大书“毛泽东分裂了中共和红军”。但中共的记载却说那次分裂应由我负责，这是颠倒是非的说法。
一九三五年七月间，我们总司令部由毛儿盖西行，翻越一座大山，折而向北，费取约五天的时间，到达刷金寺。这一带山峦起伏错综叠杂，山谷中溪流很多，北流者如黄河，南流者如长江。刷金寺便位于黄河水系的支流上。我们在这次旅程的最后三天，通过一望无际的草地。在我们行军的经历中，这还是初次尝试。这一带还只是西草地的边缘，漫山遍野都是青草，五颜六色的花朵点缀其间，确也壮观。所经道路都是由畜群践踏而成的小道，往往是几十条小道平行者。河流没有经过人工修理，顺着地势弯弯曲曲到处泛滥；每遇天雨，较低洼的地方便成了泥沼。我军通过那些地带，人马稍一不慎，便可能直陷下去。
这个草原上每隔三百里左右，总有一座著名的喇嘛庙，庙的周围有几十上百的喇嘛住宅，间或也有少数民房和商店，形成一个村镇。喇嘛庙似乎是社会的中枢，它是藏民拜佛的圣地，也是一切政治社会活动的中心。藏汉人民的羊毛粮食等货物都在这个村镇里交易。草原上丛林山洼地带，常有一些牧民用木材搭成的牛羊棚，供人畜休息和过冬之用，平时，牧民只是逐水草置帐篷而居。
我军通过草地，主要是与大自然困难做斗争。我军战士虽有携带三天以上干粮行军的成规（一方面军原无带干粮的习惯，会合后也跟我们学会了），没有遭受饥饿的威胁，但沿途宿营，却是一个莫大的困难。喇嘛庙固可借用，但每隔三四天的路程才有一座，而我们露宿的工具，又极不完备。病兵掉队者为数颇多，不宜救助，往往不得已而遗弃他们。一般战士对于这些遭遇，颇感不快。
我们在刷金寺停留了两三天，积极查明北进道路。这一带的地形，我们是十分陌生的，原有地图又错误百出，一切须从新考察研究。刘伯承参谋长费了很大的气力，广询当地人民和喇嘛，才拟订了一个北进略图。
我和朱德于是根据刘伯承所提供的资料，下令全军北移，以甘南的岷县临潭一带地区为目的，各单位所担任的任务和行进路线都有明确规定。其中最主要之点是：徐向前陈昌浩所率两军应先行进袭松潘北面之敌——胡宗南部，打开右面的北进通路，并保障全军的右翼。
我们总司令部率部按照计划，由刷金寺向上下包抄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着大雨，我们深恐为水所阻，积极冒雨前进，夜晚支起军毡作帐篷，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横阻在我们的前面，它原不过是一条小河沟，深不过膝，现在河水陡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我们无法通过。看形势几天之内河水没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区以内，又找不出任何渡河工具，而我们的干粮又吃了大半，我们无计可施，乃决定回师刷金寺。
我们把为水所阻的情况，电告毛泽东等和其他军事单位；并电令各军暂停前进俟总司令到达刷金寺后，再定下一步骤。我们花了三天时间回到刷金寺，归途中雨虽停了，但部队显极疲劳，疾病增加，非休息一两天不可。
就在我们为水所阻的那一天，徐向前陈昌浩率部攻下了松潘北面约一百里处、胡宗南部驻守的一个要塞，守军一团，大部被歼灭，残部逃松潘，我军北进道路已完全畅通无阻。
我们回师刷金寺的当天下午，接到徐向前陈昌浩的急电称：“一、三两军团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接着他们又来了好几个电报，其大要是：毛泽东因徐陈已打开北进通道，左翼又为水所阻，不能再事等待而坐失良机，竟自动直接下令一、三两军团，以“北上先遣队”名义，单独向北挺进。毛等此行动，完全是秘密的，实现并未通知徐陈等。
徐陈来电中还描述毛泽东此次行动的不当，谓先一天晚间，中央各机关和一、三两军团乘夜秘密移动，一、三两军团原担任的对敌警戒任务，未作交代，就撤守了，使四方面军的某些驻地完全暴露，易受敌军攻击，等到徐陈发觉了这件事，一、三两军团的殿后人员，才告诉他们这次行动是奉有中央的直接命令的。
毛泽东等的这次异动使我们为之大哗。我们在刷金寺的有些同志坦率指出：这是毛泽东使出了金蝉脱壳的诡计，他利用四方面军经过重大牺牲所打开的北进道路，悄悄溜走，再也不管其他大多数同志和军队；他使用北上先遣队的名义，暗中挟带着中央机关和各要人，要蒋介石误认中共重心仍在毛儿盖，进攻的箭头不会指向他那个支队。毛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失败观念支配了他，二是“宁肯我负人，不肯人负我”的权谋思想在作怪。就由于这种心理因素的主宰，所有共产主义的原则和道义观念，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只有毛泽东会玩这一套，现在看来，两军会合后，他所玩的尽是权术；死硬的幼稚的教条主义者，不过是供他利用而已。
我和一些负责同志冷静考虑之下，认为这样的分裂行动是不对的。红军各单位分开行动，中央随同任何一部分红军行动，虽是常有的事，但总该根据计划，顾到全局，而且对内不应守秘；尤其是在党内有歧见的时候，更不应这样做。如果毛泽东等事先将单独北进的行动，告诉徐向前陈昌浩，或事先与总司令部商讨，他们决不会受到阻拦，也许还可以得着较妥善的处理。如今毛泽东等私撤防线，秘密北进，显然是不顾大局的自私行为。
朱德也同样认为这种秘密单独行动是不应当有的，因为这不仅没有顾到党的团结，而且抹煞了总司令部的职权，也没有照料到徐陈部的安全。但他以毛等进到甘肃地区以后，蒋介石还是不会放松为理由，希望一般同志，仍能大事化小事，弥补这个裂痕。
总司令部旋即电令各军事单位力持镇静，并指出毛泽东等的行为虽破坏了党内团结的原则，但对军事行动还不会发生不良影响。各单位应将当前敌情迅速电告，总司令部将在刷金寺停留三天，以便根据变动了的情况，决定今后军事行动的步骤。
第二天我们接到徐陈来电，谓林彪曾电告他们，北进途中，有一座悬崖险桥，现有一连人防守，即将被撤，要徐陈在一天内派部队赶到接防。徐陈认为这座桥位于二百里外，决非一天所能赶到，因未派兵前往。同时我们又接到董振堂罗炳辉自卓克基来电，谓懋功以南一带的敌情，尚无任何变化，南面的敌军仍集结在雅安一带。
我们旋即又接到徐陈来电，谓毛泽东单独北进的行动已引起北面敌军的注意，如我军跟踪北进，不仅不能衔接上一、三军团，且可能遭受敌军顽强阻拦。徐陈的主力现正与松潘胡宗南部相持，且有约八百名伤兵急待安排，他们如分重兵去控制松潘西北及北面一带通路，则毛儿盖后路难免被敌抄袭。因此他们的部队只有暂时坚守阵地，以毛儿盖为后方，侯命行动。
第三天我们总司令部才接到毛泽东的来电，大意是因时机不可失，乃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现已进到岷县南部地区，盼总司令部率各军跟进。这是分裂后我们所接到的第一个电报，但这个电报既未告诉我们他们今后行动的步骤，也未告诉我们北面一带的敌情，因而我们不能据以行动。
根据我们当时所知道的情况，认为继续北进的时机已经失去，敌方已有足够时间派兵扼守甘南一带战略要地，北上几条要道中的一些险要桥梁，可能已为敌人破坏，因而拟定暂行南进的计划。我们电令各军事单位做些准备工作和迷惑敌军的姿态。总司令部也就率所部向阿坝移动。
我们西行三天，通过草地，顺利到达阿坝。这里是这一带藏族的中心，西部草原南边的一个名城，有“藏族成都”之称。阿坝的大喇嘛庙建筑雄伟精致，极为壮观。这个大喇嘛庙的两侧，还有几个较小的喇嘛庙，四周有千数的喇嘛住宅和上百户的店铺，结成一个长方形城市，大小等于内地的一个普通县城。这里附近是一片平坦地，平静的大金川穿流其间，河边有大片的青稞地，周围有更广阔的美丽草原。我们到达这里时，喇嘛大多已逃往了，留下的粮食却能供我军几个月之用。
我们在阿坝继续研究我军今后的行动计划。阿坝向北直通甘肃西面的夏河，沿途都有喇嘛庙，可是易为水所困，我们不能由这条路北进。不过我们既已到了这里，就应了解一下这个大草原的秘密，为将来行动作准备。
我们继续获得消息，证实那时北进是很不利的。敌方已知毛泽东等所率的北上先遣队，只是红军的一部分，判定我军大部分仍将继续北进，因此敌方正调集军队，驰至川甘边境各要路截击，企图将我军截为两段，使之不能衔接，然后分别予以歼灭，而敌人的主要力量，又是用来对付我们这方面的。同时，我们的南面，敌军有些已经调离，绝未猜测我们会乘机南下。这时已是八月，瞬届秋凉，北进又会发生战士服装缺乏的问题。
我们于是决定暂行南下，我们的计划是：乘敌不备，南下成都西面的天全庐山一带地区，在那里补充冬季服装，在不利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缩回西康藏族地区过冬。我们觉得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较好的做法；而且这是一个大规模的行动，既可以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这一方面来，因而减轻对北上先遣队的压力，也可以造成明年春夏之交我军北向的机会。
我们在阿坝停留了几天后，沿大金川南下卓克基，准备在卓克基举行一次重要的干部会议，讨论当能问题。徐向前陈昌浩等奉命率部向卓克基一带集结，仍留少数部队在毛儿盖一带，前置松潘之敌，原驻卓克基一带的董振堂罗炳辉部，则以一部占领懋功以南的要低，为南下开路。
我们由阿坝沿大金川南下行军颇为顺利。一般战士都觉得愈往南走，境况愈要好些，士气很盛。我们离开阿坝草地，迅即进到了大金川的山峦地带。大金川的水流在高山峻岭之间，形成激流，两岸就是我们南下的通道。沿河较平坦地方，都有村庄或集镇，这就是农畜产品集散之地，也是冰雹最多的区域。我们在那里经过的时候，曾遇到不只一次的冰雹，每年庄稼往往为冰雹所毁，这也许就是这一带开发不易的原因之一。
不几天，我们到达了卓克基。各军重要干部也都如期赶到了。这里虽仍是藏族地区，但也杂居着不少的汉人，农业比较发达，较之毛儿盖阿坝一带，更适合于我们的生活。这一带的人民与红军也相处得较为融洽，很少人逃避我们，我还看见藏族在田野间举行盛大的跳舞会。
我们旋即在卓克基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等的分裂行动问题。在卓克基市镇上一栋房屋的大厅中，齐集着各军政首脑同志约三千人，心情显得悲痛而愤慨。陈昌浩首先报告在毛儿盖的一切经过，说明总司令部移到刷金寺后，他和徐向前与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军委员相处得很融洽，遇事互相商量，并无争执，毛泽东等北逃的那一天，行动确是突然的、秘密的、不顾信义的，也是破坏党和红军的团结的。
接着，第五军团和地十二军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们，也纷纷指斥毛泽东等行为的不当。他们指出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同属一方面军，以往遇有重要军事行动，都曾事先获得通知；但这次毛泽东等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未通知他们，发言的人对于这一点，一致表示愤慨。有的坦率指出作为中央的领导者，不应有这种破坏党纪军纪的行动。在讨论中，到会者一致判定毛等此次分裂行动，是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红军一致行动的原则，其根源是失败主义和游击积习，以致堕落到这样的程度。其中最愤慨的言论，直指这是阴谋诡计、自私的、不名誉的、不道德的、中共红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可耻行为；多数则表示不愿再承认这个失去信用的原有中央。
朱德在这次会议中，神情显得懊丧，对已经发生的事认为不应当有，表示惋惜。他这样着重表示：“事已至此，同志们不会承认原有的中央了，但希望留下将来转圈的余地。”
我在发言中出说到一些重要经历外，有着重指出：任何团体都可能积累一些错误，一时显得黑暗，但我们自信有方法纠正过来。我们将不因毛等的分裂行动而稍有气馁。我们将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更有信心地奋斗。一、四两方面军的同志们，将团结更紧，争取军事胜利。一俟适当时机到来，我们将举行党的代表大会，或党的扩大会议，改组中央。目前，同志们应团结在这个高级干部会议的周围，信任总司令部的领导，暂不接受原有中央的命令。
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决议：一是不再承认原有中央，另行成立临时中央。到会者并一致推举我为这个临时中央的书记，俟到了适当时间，再行召集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成立正式中央；电告毛泽东，此后我们虽不再接受原有中央命令，但军事行动仍互相配合。二是由总司令部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指挥全军；各军概依总司令部命令行动；原总政治部副主任升任为总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刘伯承兼办红军学校；徐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向天全庐山一带地区活动，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巩固懋功和卓克基一带后方，期能建立川康新苏区。
这就是中共分裂的主要经过。我当时想起了中共中央各负责人分途奋斗多年，在懋功高高兴兴的会合，又在毛儿盖突然分离，不禁感慨万端。我也觉得事态发展至此，中共中央固然难辞其咎，但莫斯科的死硬作法，确是逼使我们走到这个牛角尖的主因。其实，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无论在一起或暂时分离，总是背靠背作战；我们有争执，但也互相依存。我们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生存与死亡，我们主要的努力，也始终是对付敌人，任何时候，也不会因内争而忽略了对外。因此，这次分裂也不过是中共奋斗史上的一个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