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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惊呼“大陆考古出大事了”
送交者:  2015年12月16日04:59:26 于 [世界游戏论坛] 发送悄悄话
 
不少人惊呼“大陆考古出大事了”
传说中的尧帝终于得到考古证实了吗?上周六(12月12日),早在1978年就已经展开的山西陶寺遗址发掘工作,出版了第一部发掘报告。来自全国考古界的百名专家学者召开座谈会,确认陶寺遗址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王国都城。而相关领域权威、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今年早些时候也曾断言,陶寺就是传说中的“尧都”平阳。不少人惊呼,“中国考古出大事了”。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中国的王国历史只能上溯到商朝,甚至夏朝的存在也备受质疑。那么,说陶寺遗址是中国最早的王国,甚至就是尧都,究竟有什么证据呢?
其实,围绕“尧都”的争议已经持续了多年,恐怕还将长期争议下去。
1978年至1985年期间,陶寺遗址就已经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有象征王权的龙盘、玉石钺等奢华随葬品,还有可能将中国文字历史前推800年的“毛笔朱书”。专家认为,明显的贫富分化、设防的城、城内功能分区、大型宫殿乃至“观象台”等礼仪性建筑,都证明这是一座王国都城。而陶寺遗址所在的山西临汾,正是传说中“平阳”的所在地,“观象台”也符合《尚书·尧典》的记载。
不过观察者网也发现,不少学者还对“尧都”的结论持谨慎态度。2010年的一篇报道也指出,所谓“朱书”其实只有两个符号,而“观象台”目前仅存夯土地基,今人将其复原为高耸的石柱,缺乏直接证据。
作为这一考古发掘项目的主持人,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何努出言谨慎:“就目前情况来看,只能说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他不愿意陶寺遗址像安阳曹操墓那样,被卷入缺乏理性的众声喧哗。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则表示,要把陶寺遗址研究明白,“至少还得干上一百年”。

其实“观象台”只是考古工作者的复原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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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14日报道:陶寺还有多少未解之谜?
12月12日,在《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出版之际,来自全国考古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约100人会聚一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就“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展开研讨。
陶寺是史前“巨无霸”
陶寺遗址坐落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东北约7公里处,总面积300多万平方米,差不多相当于430个世界杯足球场地、7143个标准篮球场,是当之无愧的史前城市“巨无霸”。
1978年至1985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为了寻找早期夏文化,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主要发掘了居住址和一大片重要墓地,发掘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墓葬1100余座。发掘获得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工具、礼乐器、装饰品等珍贵文物。早期王级大墓中,象征王权的龙盘、陶鼓、鼍鼓、石磬、彩绘木器、彩绘陶器、玉石钺等奢华的随葬品,震惊了海内外。而最早的红铜铸造铜铃与朱书文字,使学界开始认识到陶寺遗址在中国文明起源考古研究、夏文化探索等上古史考古探索方面的独特重要学术价值。
据《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主编、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高炜介绍,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确定了陶寺遗址的范围,明确了陶寺文化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期及文化性质,提出了陶寺文化大致年代为公元前2450年—前1900年。早期王级大墓随葬数以百计的高等级奢侈随葬品,与80%空无一物的平民墓葬,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现出当时社会复杂的等级制度、极度的贫富分化甚至阶级对立。
资料显示,遗址内有一个面积约8000余平方米的夯土基址,根据残存的遗迹推算,这个基址上曾有一座面积达280平方米的宫殿建筑。而直径40厘米左右柱础石的发现,更是确凿地证明了宫殿空前巍峨。
陶寺是四千前的都城?
1978至1985年这一阶段的陶寺考古发掘与研究,未能解决陶寺是否为都城遗址这一问题。1999年,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再次展开。
2002年起,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目的在于判定陶寺遗址是否是都城,陶寺文化的社会组织是否进入到国家。经过十余年的考古工作,发掘总面积约8000平方米,发现了作为都城必须具备的诸多元素:城墙、王陵、宫城、平民居住区、手工业区、仓储区,以及礼仪性建筑。
据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何驽介绍,陶寺作为都城,城内功能区划齐备且明确:宫城居城中偏北,工官管理的手工业区被设置在城内东南部。大约从事农业的普通居民区设置在城内西北部。大型仓储区位于宫城外侧东部。城市的东南有一处夯土基址,何驽推测并经过实证,认定它是观象祭祀台及其附属建筑,城外北偏西是祭祀地祇的“泽中之方丘”及其附属建筑。何驽还提到,在今年的发掘过程中,发现宫城正南门有两条伸出去很长的夯土,推测可能是“阙”的建筑基址。他解释,这种建筑类似于故宫午门两侧的雁翅楼,具有较强礼仪性。
如果“观象台”等遗址确属推测中的礼仪性建筑,那么陶寺就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先秦时期功能区划最为齐全的、具有典型双城制模式的都城遗址,堪称“四千年前的北京城”。
陶寺真的是尧都吗?
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专家认可陶寺是一座都城的观点。再结合相关史料和传说的记载,有专家推测,这里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平阳。正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所说:“陶寺就是尧都,就是文献记载的尧的中心所在、都城所在。”
他认为,明显的贫富分化、设防的城、大型礼仪建筑、文字、铜器、大型的仓储设施、大型的宫殿建筑基址、高规格的墓葬等都是判断文明形成和国家出现的标准,而这些,在陶寺都有。因而,“陶寺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他说。
临汾古称“平阳”,据史书记载,帝尧曾建都于此。而在这里的种种发现又证实陶寺是一座都城。陶寺延续的时间是公元前2450年—公元前1900年,尧的活动年代是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由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白云翔表示,陶寺是尧都,在空间与内涵上都有较高的吻合度。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表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遗址的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后世历史文献记载、当地民族志资料证据、地名甚至方言等等,也都共同指向尧都在晋南临汾一带。
自37年前开始发掘,关于陶寺遗址的性质,考古人员一直在探索。虽然目前的大量证据都指向“陶寺就是尧都”,但考古学家们秉持一贯严谨的学术态度,仍然表示,目前还没有到可以下定论的时候,陶寺与尧都之间的等号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和研究。虽然无限接近真理,但真理向前一步可能就是谬误,考古学家们还在努力中。
(光明日报记者李韵)

陶寺遗址
《京华时报》2010年08月03日报道
社科院考古所称发现尧舜之都遭各方质疑(节选)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以南,地处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距县城约15华里。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藏身麦田的考古工地,在47岁的何努心里分量有多重,又有多纠结——他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
两个朱书符号
陶寺遗址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为寻找历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的遗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联合山西临汾地区文化局,对陶寺遗址进行了第一轮大规模发掘。
那时何努还是一名年轻学子,从小就对京城古塔寺院深怀兴趣的他于1981年考入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后专攻夏商周考古。
发掘结果表明,陶寺遗址与所谓的“夏墟”并无关联。考古队揭露了6000余平方米的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1300余座,其中包括9座大型墓葬,出土了一批彩绘龙纹陶盘、玉器、彩绘木器等文物。从发掘的墓葬来看,当时的社会已呈现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处在塔尖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彩绘龙纹陶盘等重要礼器,墓主应当是掌握祭祀和军权的部族首领,初具“王”者性质。占墓葬总数90%的小型墓,墓圹仅能容身,死者往往身无长物,应是平民阶层。
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社会等级分化已十分明显,充分说明了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文明化进程。有学者很快将其同古史传说中的尧帝联系在一起。
有两件出土器物引起人们长久关注。其中之一是一个出土于陶寺晚期墓葬的铜铃。经化学定量分析含铜97.86%、铅1.54%、锌0.16%,采用合范浇铸技术制造。虽然铸造工艺粗糙,器壁厚度不匀,但合范浇铸仍是前所未见的创举。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
在陶寺遗址发现的一把残破陶制扁壶,则可能改写我们对中国文字史的认识。扁壶的两侧有两个用朱砂书写的符号,多数专家认为其中一个是“文”字,对另一个符号则分歧较大。何努将其解释为“尧”,“文”、“尧”连起来解释,可能是当时人们对尧帝的一种称颂。另有专家将后一个符号解释为“命”、“昜”、“邑”、“唐”等字。也有专家认为,这不一定是一个字。
“(这两个符号)是文字的可能性很大。”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说,甲骨文被发现时,经常是成串、成片的字符一起出现,即便我们一时无法准确判读出这些字符的含义,也不影响我们认定它就是文字。在陶寺遗址,目前发现的只有这么两个符号,要下结论说那时已经出现文字证据不足。
受质疑的“观象台”
位于城址东南部的一处建筑基址,是这一轮考古发掘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围绕它的争议也最多。何努称之为观象祭祀台。
这是一个平面呈半圆形的平台,在它的圆心观测点,考古队员发现一个里外三圈的圆形夯土构件。圆心观测点以东约25米,是一道深埋地下约3米的弧形夯土地基,地基之上已无遗存。何努发现,夯土地基上有多处特意留下的豁口,每道豁口宽20厘米左右。这些豁口是做什么用的呢?何努假设:夯土地基之上,原本可能建有夯土柱或石柱,豁口是柱子间留下的观测缝。
在多名天文史学家协助下,何努和考古队员历经数年模拟观测发现,站在圆心观测点往东遥望塔儿山,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重要节气,正好可以看到太阳分别从夯土地基上几道对应的观测缝中升起。何努据此分析,当时人们就是通过观测日出位置的变化来确定节气和农时的,这个遗迹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观象台,同时兼具祭祀功能。
在天文学界,何努的发现和推断获得较广泛的认同。已故著名天文学家席泽宗院士把陶寺观象台的发现,称为“中国天文考古真正的开端”。在中国科学技术馆,陶寺观象台得以模拟复原,被当做华夏先民的一项重要科技成果介绍给参观者。
然而,天文学界的肯定并不能消解考古学界的质疑。正反两方争议巨大。支持者称,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观象台,这一发现无疑可使华夏文明在天文学领域超越其他三大文明古国。
一位不愿具名的考古大家则表示,该处遗迹地表以上假设的观测柱已经不复存在,仅仅凭借地基上的几道缝隙不足以向上复原。这种先行假设,再根据假设去寻找证据的方法,简直是“学术背叛”和“胡闹”。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牵头人,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也对何努提出质疑。“考古学界有一个传统:挖到哪儿,说到哪儿。你现在只挖出了地基,就只能说到地基。至于地基上面有什么,是做什么用的,不能靠引申,得有证据,现在缺少这方面的证据。”身为何努师兄的赵辉直言不讳,但他并不认为何努是在“胡闹”。
赵辉说,何努搞考古和老一代考古学家有所不同,遭受的批评也比较多,但他的努力未必没有价值,“但是你下结论不要太着急,你说‘可能是个天文台’也行”。
“再干一百年”
虽然围绕陶寺遗址的争议仍然很多,但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牵头人王巍看来,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已经足以“改写历史”。
王巍表示,此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始于夏朝后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距今3700多年。但是陶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4200多年前,文明的几大构成要素(文字、青铜器、都城)均已出现。而且,至迟到陶寺中期,该地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至少可以在此前认知的基础上往前推进500年。
在7月30日开幕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主办方直接将陶寺遗址命名为“尧舜之都”,似乎是想给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号。
然而作为这一考古发掘项目的主持人,何努出言谨慎:“就目前情况来看,只能说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他不愿意陶寺遗址像安阳曹操墓那样,被卷入缺乏理性的众声喧哗。
对于陶寺遗址能否认定为“尧舜之都”的问题,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表示,考古学有其局限性,考古资料往往很难落实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何况尧舜本身还是传说中的人物,“关于他们的传说,靠不靠谱还两说呢”。
赵辉表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真正目的,是要回答这样一些大命题:中华文明如何起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华文明有哪些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至于陶寺遗址,就现有考古发现的规模、内容等看,是个都城等级的遗址没有问题,但能否将它坐实为“尧舜之都”,那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而且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也还为时尚早。
“这么大的一个遗址,要想把它搞清楚,起码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不要急着下结论。”赵辉这样说。
常常因意见相左而和师兄“顶牛”的何努,在这一点上和赵辉的意见倒是完全一致。他说要把陶寺遗址研究明白,“至少还得干上一百年”。
过了这个夏天,过惯候鸟生活的何努将再次离家别子走向田野,去探究那座心中的“尧舜之都”,去寻找那束最初的文明之光。
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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