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关系风云突变

　　在1957年出现的局势下，召开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问题迫在眉睫。大家着手准备。经协商，会议定在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时举行。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起草预备文件。届时我们在莫斯科会晤了。

　　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一个阵容非常可观的代表团。代表团由毛泽东亲自率领，团员我记得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等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也是代表团成员。坦白地说，我们对此颇感困惑，因为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不知道她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们以为她是一位党外人士。当然，她是一位非常进步的人士，在中国人民反对反动派的斗争中，她多年来一直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她是否正式共产党员，她有无党证，对此我们并不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就信仰而言，她是一位接近于共产党员的人士。在对待我们的态度方面，宋庆龄也表现很好，充满同志情谊和兄弟情谊。

　　代表会议的工作，从总体上讲具有很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各个代表之间没有发生多么了不起的分歧。这次兄弟党代表会议是自共产国际以来最广泛的一次代表会议。80多个党的使者前来莫斯科。我们讨论了国际局势，以及防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导弹核战争一向是这种会议的主题。一旦爆发世界大战，我不知道交战各方能否坚持使用常规武器、经典武器，事态是否将演变为一场导弹核战争。因为对将要遭到失败而又储备有核导弹武器的一方，将很难阻止它使用这种武器：为了自救它甘愿按下“所有按钮”。不过目前这还是未来的问题。我现在不想预卜未来，我谈的是过去。

　　毛在这次会议上就战争问题发言。他的讲话内容大致是这样：不要怕战争。既不要怕原子弹，也不要怕武器。无论这场战争是什么战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都一定会取胜。具体谈到中国时，他声称：“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而我们现在6亿人，即使我们损失其中的3亿又怎么样，战争嘛，若干年之后，我们培育出新人，就会使人口得到恢复。”他发言之后，会场上是一片坟墓般沉默。对于如此对待世界战争的态度，任何人都没有思想准备。正相反，大家都在思考寻求什么样的办法防止世界大战。反对世界战争、争取和平共处是首要主题。可是毛突然提出了不怕战争的口号，说战争会给我们带来胜利，即使有损失又何妨，战争嘛!

　　这次会后各代表团开始谈感想。我还记得诺沃提尼诺沃提尼(1904～1975)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同志说：“毛泽东同志说他们准备损失6亿人口中的3亿。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1200万。我们到那时将全部损失掉，就没有人来恢复我国人口了。”哥穆尔卡哥穆尔卡(1905～1982)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做出了更激烈的反应。然而，来自兄弟党代表方面的批评对毛没有产生一丝一毫影响。

　南斯拉夫也派来了代表团，由卡德尔率领，兰科维奇卡德尔(1910～1979)当时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委、书记处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兰科维奇（1909年生）为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也在代表团之中。他对我们态度很好，很友好，我们这方面对他也给予充分信任。但是，当我们开始协商会议最后文件时，南斯拉夫人提出了修改几处表述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样不可以。其他共产党支持我们，他们说宣言必须按照原来的予以通过，那些表述是经过一个由兄弟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们拟定和修改而成的。这时南斯拉夫人说，他们不会签署这样的文件。我们别无办法，只得绕开南斯拉夫签署了这份文件。我们曾围着这个代表团周旋了好久，对他们好言相劝，论证为什么必须按照委员会起草的样式签署这份宣言，但南斯拉夫人就铁面无情。我甚至产生了一种印象，他们之所以存心挑剔，坚持修改表述方式，是因为他们对实现与兄弟党关系正常化、对签署共同的国际文件还没有充分准备。他们一旦签了，就似乎会失去他们在所谓的“第三种国家”中间的领导地位，而那些国家采取的是一种特殊的、介于帝国主义列强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立场。至少我曾产生这种印象，因为南斯拉夫人没有任何合乎情理的理由不在这个文本上签字。

　　我们与中方讨论了这个问题，毛也说：“那好嘛。不愿意就算了，随他们去好了。我们自己签吧。”于是我们签署了宣言，并没有激化与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关系。我们依然希望南斯拉夫人以后会赞同这份共同文件，并且从自己这方尽一切努力促使与南关系正常化，使这种关系建立在兄弟情谊和信任的基础上。而我们同中国代表团和毛本人的会谈是极其友好的，甚至可以说是亲密友好的。然而后来才弄清楚，这是中国人耍的手腕。当我们和南斯拉夫的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之后，有一位南斯拉夫同志讲述了他们在会议期间与毛谈话时，毛对我们做出了相当轻蔑的反应。他同我们讨论如何劝说南斯拉夫人签署联合声明问题，而当着南斯拉夫人的面却说：“也好，这个声明你们不签也罢。随你们的意办就是了。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我们的东道主苏共代表们会发一点点神经。随后他们会平静下来的。”总之，北京在我们背后挑唆南斯拉夫代表团不签署共同文件，并向他们伸出鼓励之手，这一点我们当时并不知道。

　　在讨论宣言文本时产生了分歧，不过是另一类分歧，而且还是同中方的分歧。当时我们觉得这个分歧微不足道。但后来事态表明，这个分歧是有其深层原由的。在起草宣言时，我们的代表团受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托，提议从文本中删去所有提到苏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领导地位的地方。我认为，在揭发了斯大林的错误之后，类似的提法，况且又是写在一份国际宣言中，可能被理解为这是试图重新拾起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方式，试图使我们党重新回到老路上去，确立自己凌驾于其他兄弟党之上的领导权。这可能被理解为要改变各国共产党如今以平等合作原则为基础的相互关系。

　　各兄弟党代表几乎全体都正确地理解了我们的建议，并对之表示赞同。偏偏是中国人突然提出反对。他们声称苏共实际上在领导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会议文件应对此有所反映；必须有一个协调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反帝斗争政策的领导者。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提法，更何况我们猜想(后来的事态证实了我们的看法)这样做并非没有原因。如果由所有其他党认定某一党为领导者，那么这个领导者也可以更换嘛。今天一个，明天又一个。我们认为中国人是在为自己将来谋取这一角色而做铺垫。因此我们对中国同志承认苏共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功绩表示感激，但我们又坚定不移地说，我们反对写进这样的文字。其他党再一次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文本讨论便以此告终。然而这事却证明中共当前的政策并非突然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是老早就已经在悄悄地酝酿了。

　　在代表会议开会期间，我们与许多代表团、甚至与所有代表团举行过会晤。我同毛及其随行同志谈了很多。这些会谈看上去极其友好而又令人愉快。顺便提一下，在私下会晤中毛曾给出了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评语。毛指着邓小平说:“这个矮个子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非常有前途。”

　　在那次会晤之前我几乎不认识邓。中国革命胜利以前，我国报纸上没有见过他的名字。然而朱德的名字早在中国内战爆发之初便如雷贯耳了。朱德上校投向共产党，领导反对蒋介石的武装斗争。他在资产阶级军队骨干军官当中是最早举起为人民事业而斗争大旗者之一。我也记得高岗的名字，他也是为共产党理想而战斗的老战士之一。当然那时高岗已经不在了，所以在我们开会期间不可能谈到他。而毛在后来把他描述成最坏的人。当他对自己身边的人给出这种评语时，我不由得把他与斯大林相比。

　　斯大林也是这样给所有亲近他的人坏评语的。我不知道他曾经表扬过什么人的优点。而且他不仅用恶言恶语对人评头品足，还从肉体上消灭那些他曾与之共事的人。列宁逝世后留在身边的人，大多数不在人世。这里让人隐约地感到毛与斯大林气味相投。我在这里看到了他们两人的心灵相似，尽管不尽相同。当时我还无法想象得到毛的性格后来会增添何种色彩，他将把自己的人民引向何种灾难。

　　毛问我们的情况如何。我们告诉他我们的情况很好，我们齐心协力地工作。但我也告诉他，我们的同志当中在讨论说应当把布尔加宁同志撤换下来，调到别的岗位上去，任命一位新人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因为同志们对布尔加宁的工作不满意。我之所以把这些告诉了他，是因为我认为，如果毛离开后我们开始做一些人事变动而又未向他通报，不大合适。他会以为我们对他有所隐瞒。我坦率而又真诚地同他谈了我们党内问题，谈了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关系。“你们打算提拔谁来接替呢?”“我们还没有决定。我现在虽然还不大肯定，但我打算提名柯西金柯西金(1904～1980)于1957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后任第一副主席并兼任苏联财政部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曾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柯西金是谁?”我对他讲了柯西金的情况。“请您把他介绍给我!”我介绍他们认识，然后他们走到一个角落里去谈话。毛希望认识一下将要领导苏联政府的人，我的心情很愉快。我把这件事看作是愿意今后加强我们两国之间和两党之间的良好关系。

　会议结束了。中国人离去。但自那时以来周恩来曾多次正式来访或秘密来访。他的到来总是令人感到愉快。我们和他很合得来，我们待他非常好，这些会晤给我们带来欢乐。他向我们通报中国的情况，他们那里一切都好，我们都很满意。那个时期中国农村集体化已告结束。集体化进行得很顺利，我们为之感到兴奋。从前，每当我个人思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我会预先设想每一个承担这项工作的人都会遇到哪些不可思议的困难。我可是知道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有多么艰难。中国是一个比俄罗斯更贫穷、更破落的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技术设备，到处都以使用木制犁和锄头的手工操作为主。耕犁并不是户户都有。在这种条件下如何搞集体化呢?

　　列宁说过，只有在机械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把农民联合起来组成合作社。他曾写道：如果我们有10万台拖拉机，农民就会说他赞成公社。中国不但没有拖拉机、煤油、干部，就连耕犁几乎都没有。但是，尽管困难很大，中国人还是拿下了集体化。这显然是因为他们的要求不高：稍有改善就满足，所以当他们把自己那点可怜巴巴的生产资料合在一起时，就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耕种土地，从所付出的劳动中获取更多的实惠，让农民得到更好的保障。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这项成就感到庆幸。

　　我已经谈过了有关中国的工业情况。在我们的援助下，他们正在建设拖拉机厂，汽车厂，生产大炮、装备、飞机的国防工厂。我们为此感到自豪，我们也乐于援助中国，而中国则对我们报以关注和友谊。所以从表面上看我们之间的关系良好之极。在领导成员会晤时，我们可谓无话不谈，对于我们这里所见到的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毫无隐瞒。大家常常打趣，开怀大笑。

　　我记得，当我们访问中国在全国旅行时，我们看到了全靠人力、没有机械化的土石方简陋施工方式。中国人排列成行站在那里，用手传递着盛满泥土的箩筐。这真像是别出心裁的传送机。有人用肩扛着箩筐，有人则用背背着。咱们的爱说俏皮话的人杜撰了(我不知道这句俏皮话的发明权属于我们中间哪一个人)这么一句话：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台中国步行式挖土机。要叫我说，这个比喻还相当贴切呢。有一次在饭桌上，我们开了许多玩笑。而中国人喜欢开玩笑，他们往往挑头儿开玩笑。这一次我谈了在我们看来这些步行挖土机在中国是怎么工作的。他们哈哈大笑。后来我又一想：这话可别惹恼他们呀，要知道中国人是非常爱生气的。不，他们正确地理解了这句玩笑，没有生气。也或许他们生气了，但没露声色。他们善于伪装，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他们善于带上一副假面具，既不表现出自己对事物的真实看法，也不表露出自己的感情。

　　1958年中国人向我们提出援助武器的请求，因为他们打算实施一次新的反对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他们索要空中掩护用飞机、远程大炮、海岸大炮，还有一些别的什么。我们全都给了他们。我们以为他们正在策划一次消灭蒋介石的决定性战役。我们当时不仅没有阻止他们，而且正相反，我们认为这个行动是正确的，有助于统一中国。于是他们开始实施自己的行动。具体地说这次行动就是攻击两个与中国大陆毗邻的沿岸小岛即台湾海峡澎湖列岛64个小岛中几个最大的岛。

这个战役并不轻松。双方交火许久，而且美国人还积极支援蒋介石。然而优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我们当然全心全意关注他们的胜利，我们把同情心全部寄托在毛这个方面。必须把这两个岛上蒋介石分子的窝点端掉，因为在向中国大陆派遣登陆部队时它们可以作为跳板。那个时候蒋介石还在抱有这个幻想，根据我们的情报，美国人则怂恿他进攻中国大陆。

　　当我们看到天平指针正在向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向倾斜、这些岛屿可以夺取而毛却停止进攻的时候，我们是何等惊愕可想而知。战斗偃旗息鼓了，而这次行动竟无果而终。后来，周恩来来访，见到他时我们问道：“你们当时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我们是有意识这么做的。”“怎么是有意识这么做?你们并没有拿下那几个海岛嘛，你们发起这次行动不就是为了占领它们吗?你们的‘有意识’是什么意思?你们这种行动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只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但又不想让蒋介石离开我们太远。我们希望他留在我们的军事能力所及范围之内。我们不仅可以用空军袭击这些岛屿，而且也可以用岸边大炮打到它们。如果我们占领了这些岛屿，蒋军就会离我们太远，我们就丧失了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用军事手段骚扰他们的可能性。”“在自己的岸边拥有敌占岛，等待敌人实施登陆，这哪里是什么好事?这么近的距离岂不是为敌人提供可乘之机吗?

　　但北京-再表白他们的理由。我们还是没能弄明白他们为什么拒绝把这个行动实施到底。既然如此，何必给这些岛屿造成巨大损失呢?他们狠狠地打击了这几个岛屿，蒋介石甚至撤走了其中一个岛上的驻军。这个空岛本来就可以占领了。我直到现在也没搞明白，为什么不把这个耗资颇多的战役进行到底。早在准备这个战役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或许有必要更加积极地援助中国?我们曾建议把我们的歼击机调到他们那里，调一个飞行大队或者需要多少就调多少。他们对这个建议却突然做出了非常神经质的反应，并且让我们明白了这个建议使他们感到尴尬，感到屈辱：他们不要这样的援助!我们没有再勉强。我们本来是想助他们一臂之力，因为他们先前曾主动向我们提出。我们给了他们飞机、大炮，派出了自己的空军教官，还派出一些将领充任顾问。但是，当我们要派兵团过去而被他们拒绝时，我们感觉到他们对此举做出了很坏的评价，虽然我们除了愿意帮助朋友和兄弟巩固其国家边境和统一国家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我们一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蒋介石政府、收复沿海岛屿和把台湾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图。

　　当这次行动正在进行时，那两个海岛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全世界的报刊上。也发生了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向我们揭示了北京在对我们友好关系上的真实面目。中国上空正在进行着空战。蒋介石的空军装备有携带“空对空”级导弹的飞机。蒋军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发射的导弹有一些发生故障，坠落在地面上。其中有的保存得相当完好。我们的顾问知道这个情况，就向我们汇报了。不言而喻，我们对美国军事上的新发明，特别是和导弹有关的一切，都很感兴趣。那是一种很小的叫作“响尾蛇”的导弹即AIM-IXL型的响尾蛇导弹，其起飞质量为84千克，射程为18公里。，但它的结构却极其复杂。

　　我们又有了一次了解美国技术的机会。正所谓，美国人通过中国把样品亲自给我们送上门来了。于是我们致函中国人，说我们知道他们缴获了什么什么导弹，我们想对这些导弹进行研究，从而以后可以利用美国技术为我们的共同利益服务……没有回音。过了些时候我们催问。他们再一次不答复。我们很奇怪：怎么能这样?我们把什么都给了中国：我们的机密军事技术、图样、生产工艺流程图、样品，我们直接向中国人提供装备，而他们在和蒋介石军队作战时缴获了武器却不肯给我们?莫斯科对此感到不可理解。我们摆出了百折不挠的姿态。这时他们才答复说：他们自己现在正在研究这枚导弹，因为只有这一枚，所以他们不能给我们。待到他们研究好了，便主动与我们交换情报。

　　我们对此不能同意。导弹技术很复杂，而中国的技术发展还没有达到能够迅速地、内行地研究这枚新型导弹的水平。我们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素养更高些，因为我们国家已经在建造这类导弹，并且这类导弹已经被用于装备了，所以我们需要美国的样品以便用来进行对比。我们当然预料到美国人可能有所创新，搞出点有趣的东西来，这些可供我军借鉴。除此之外，这种答复实际上大大刺伤了我们，使我们感受到委屈。我设想，任何人处在我们位置上都会做出与我们完全相同的反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对中国保密，我们把什么都给他们，援助设备、顾问、安装技师、工程师、设计师，像亲兄弟一样和他们分吃最后一块面包，而他们缴获了武器却不愿意交给我们!

　　但没有办法：武器在他们手上嘛。于是我们决定向中国人施加点压力。当时我们正在准备给他们发送中程弹道导弹生产资料，而他们也非常着急地催促我们赶快发出。我们向我们的军事顾问下达指示，让他们在谈判时表达自己的不满，并以自己的名义在私下对他们说，我们向中国提供我们的最新技术，而他们连作为战利品缴获的武器都不愿意给我们，这让我们感到委屈。顾问们应当暗示说，我们在移交导弹生产资料方面遇到了“技术性困难”，并说很可能我们无法如期交出。我们确信，这些话一定会传到那些应该听到的人们耳朵里。果然不久我们就获悉中国人同意把那枚导弹移交给我们。导弹交由我们的顾问发往莫斯科。北京方面在这里玩了一种很不明智的“保密把戏”。这个把戏当然在我们的关系上留下了某种印痕。我倒想说，这件事让我们头脑清醒了，正像那句俄罗斯谚语所说，兄弟归兄弟，钱财要分清相当于汉语中的“亲兄弟，明算账”。--译者注!

　　我们拿到了这枚导弹，它被送往莫斯科附近的一个科研所。我们的设计师很快就报告说这枚导弹很令人感兴趣，说我该前去参观一下。我去了那个研究所。人们向我演示了导弹的组装和拆卸。从作战部队条件下使用角度来看，这枚导弹令人极感兴趣。它很容易拆卸和组装，只消用一把扳手就可以。我们的导弹并不比它差，但工艺性不够好，组装起来较为复杂，重量也较大。就战斗性能而言，我们的导弹不比美国的逊色。但我们衡量了一下，认为美国的导弹制作更精良。我们的设计工程师就这样完全客观地做出了报告。于是我们决定开始生产这种导弹，只是做一些小小的修改。

关于这枚导弹的研究情况，设计师后来经常向我报告。我那时在军事技术方面下功夫颇多，因为军备问题很尖锐地摆在面前：我们认为我国落后于美国。必须把失去的东西补回来，主要是在导弹和导弹运载飞机方面。用军事基地把我们包围起来的敌人拥有强大的轰炸机，我们迫切需要装有空对空导弹的歼击机和地对空导弹，用以防卫。必须尽快地、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以便武装起来应对战事突发。后来人们告诉我，中国人没有把热感应自导头部的敏感元件交给我们。这种元件尺寸很小，形状像钮扣。没有它们，导弹就不成其为完整的导弹。我们再一次向中国人索求，但他们回答说全部都交了出来。我们没有再坚持。也许他们在拆装导弹时将这些零件丢失了，也许他们故意不给。后来我们的几家科研所自己解决了这个课题，不过花了许多时间才破解了技术秘密。最终人们向我报告说这个课题已经解决。

　　这枚导弹风波所带来的不快滞留在我们的脑海里，败坏了我们的心情。从前我们简直是用天真的目光看待我们与中国兄弟的关系。我们为能够与他们保持这种良好的交往而高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这一下子改变了全世界的力量对比。中国就是中国嘛!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幅员辽阔的陆地大国，并且紧邻我国的边境。此时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形成了边境连绵不断的统一阵营，而这是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世界阵营形成。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逐步取得胜利，日益深入人心。可就在这时发生了这种迫使我们深思的事件。我们的关系仍在友好地发展着。然而冲突也开始临近。我们的道路开始出现分歧。那个时期中国很明显地形成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对我们先前的真挚关系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毛提出了“大跃进”指1958～1960年“大跃进”，其目的是最迟在七年之内把中国建成“工业大国”，所依据的是“马鞍形发展理论”，即跃进--在下降中巩固成绩--大跃进。问题。人们会说，“大跃进”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错，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往来如此密切，如果以真正友好关系为重，那么彼此间相互交换意见、听取所有兄弟国家的观点就是有益的。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可能产生独特的看法。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至少应当互通信息嘛。我们认为这种方式可使我们各国之间和各党之间增进相互信任，建立起最良好的关系。可是“大跃进”的事我们却是从报刊上看到的。

　　当你从报刊上了解某件事时，并不总是能搞清楚作者的意图。对于“大跃进”这个口号，我们就没有搞明白它的含义。后来我们又从报刊上了解到“小冶金”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决定用手工业方式、即用家庭式炼铁炉和炼钢炉大大增加钢铁产量。1962年钢产量由原先确定的1000万～1200万吨提高到8000万~1亿吨。即中国决定建造家庭式小型高炉。这简直是一场瘟疫。个别单位或者物质条件有保证的个人都给自己建造了高炉。谁也不去考虑这种铁的质量如何，它的成本是多少。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能否产出可供工业使用的钢铁，就更不要去想了。我不大清楚，这种冶炼业属于哪个遥远的时代。我们觉得这一切，什么“小冶金”、什么“大跃进”，都未免不太严肃。我听人说，就连孙中山的夫人也在自家门口建了一座高炉。不知她是否从这种炉子里炼出了铁。告诉我这件事的人，曾经拜访过她，而她曾向这些人炫耀自己的炉子。

中国出现了这样的口号：几年后在钢铁产量上赶上英国，然后再赶上并超过美国。我们读到这些口号时，都无法认真对待它们，因为我们知道这种事是办不到的。在简陋的条件下完成如此复杂的任务是不可能的，虽然这很有诱惑力。中国当时的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都处于较低水平。即使我们苏联提出这种任务时，也没有指明具体期限。我们这里通行的是一个相当笼统的口号：赶上并超过美国这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我们也还处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还不敢提出何时实现的期限。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组建公社。中国人开始把全体农民都联合起来，甚至把消费资料和生活用品都实行公有化。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会招致惨重的后果。

　　一般地说，中国很善于编口号，并且能够很出色地把这些口号传达给群众。我们这里收得到中国报纸，我们的人读它们，并且我们得到消息说，在与中国毗邻的地区苏联报纸也提出学习兄弟中国人民建设公社的经验问题。甚至出现了要借鉴“大跃进”的建议。坦率地说，我们很惶恐。我们已经不能再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了，不得不就苏联条件下采用这个口号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这个口号绝对不适合我们……

　　当时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维尔科•切尔文科夫访问了中国。他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从中国回来后便在保加利亚的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一大堆荒诞的文章。我们发现保加利亚也在搬用公社和“大跃进”口号。那里实际上已经开始贯彻这些主张。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保加利亚人开始把集体农庄规模扩大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开始向重工业投放不堪重负的资金。我们通过那些对此持批判态度的保加利亚人获取了令人忧虑的信息，这些信息证明将会产生非常悲惨的后果。

　　我们不得不邀请保加利亚朋友来访，在会谈过程中表明了我们的观点。我们说，我们认为在欧洲以及其他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下使用中国的方法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还说，这样做不会有好结果，会带来很大的后患。具体谈到保加利亚时我们是这样说的。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我们之间存在着良好的兄弟般关系。我们希望这种关系永远保持下去。我们同保加利亚的关系也的确没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提醒你们，如果你们继续摹仿中国搞‘大跃进’，无视资金情况而大搞建设，就会使你们的经济陷入危险境地。现在你们不得不到资本主义世界去大量订货。付款限期一到，你们将没有能力按期票付款。我们预料你们将向我们请求贷款，而我们却爱莫能助。这会使你们的经济陷入非常艰难的境地。

　　“再看农业问题。保加利亚的农业具有很高的经营水平。你们那里不仅仅只搞种植业或畜牧业，不，你们在发展专业化蔬菜栽培、果树栽培，你们用工业方法栽种玫瑰，你们是欧洲的蔬菜供应国。农业上贪大求全将导致破产，会使农场变得失控，经济上亏损。个人财产公有化干脆会把农民吓得远离集体，以后要在很多年之内为此付出代价。这个复杂问题必须逐步地、极为谨慎地去加以解决。”

　　我本人很崇拜保加利亚人，对他们的种菜本领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顿巴斯度过的，而顿巴斯吃的是保加利亚人种的蔬菜。一些人从保加利亚来到我们那里，租赁了土地，从事种菜业。他们都是出色的菜农。当然在他们的菜地里劳作的不是保加利亚人，而是乌克兰人，然而菜园主人都是优秀的组织者，他们让集市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蔬菜，而且价格便宜、质地新鲜。经常是，大清早有一个保加利亚人赶着一辆由两匹马驾着的马车，拖着长音冲着矿工家的女人们喊道：“大嫂子，亲爱的大嫂子!快起床哟，买菜喽!”妇女们被叫醒，纷纷跑出家门。车夫停住自己的马车，交易便开始。他知道所有女主顾的名字，而她们也能叫出他名字。

　　当我长大成人并有了一辆自行车时，我常常是在下班后换上衣服，骑上自行车去保加利亚人的菜地。我在那儿欣赏他们的劳动果实：那漂亮的西红柿，那漂亮的茄子。更不要说那些白菜、黄瓜什么的了。我特别喜爱那充满诗情画意的茄子园。一到那儿就观赏一行行蓝莹莹的茄子：巨大的葫芦形果实，侧面放射出青紫色亮光。由此可见我早就了解保加利亚人，并且敬重他们，直到现在依然如此。不过，当他们如今向苏联供应西红柿时，我有时跟自己的亲属们开玩笑说：“保加利亚像兄弟一样给我们送来西红柿，但他们自己却不吃这种西红柿。”为什么?因为不好吃：它们过早地采摘下来，不是在植株上成熟的。这种西红柿也是红色，但不具有在菜园里成熟的果实那种口味。瞧，我有点离题了。

　　总之，我们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保加利亚人。他们做出了近乎病态的反应。这时我们说：“我们并不强求你们同意我们的意见，只不过想提醒你们，如果你们向我们借贷黄金，我们因为现在没有黄金储备，无法帮助你们。当偿付期到来时，你们将如何走出沉重的财政困境，请你们自己斟酌吧。”我们就此分手。当然，保加利亚人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把集体农场规模缩小，等等。但要想把他们所做的一切全部改正过来，当然是不可能了，他们无法恢复原先的农村组织形式，许多扩大的农业合作社还是保留了下来。

　　我上面提到“扩大的”这个词。这并非出于偶然，和我共过事的人都了解我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在苏联，我是扩大集体农庄规模的始作俑者。在这件事上我真是喜忧参半。我曾经认为，我们的那些耕地少、劳力也少的集体农庄是没有前途的。它们无法使用高效率的技术。因此，应当在另一种基础上改组这样的农庄，让它们使用更加现代化的技术。我们当年就这么做了。不错，我们也不无贪大求全之狂热，这让我们吃了苦头。这是我的失察。许多人由于忘乎所以，竟然不能实事求是地估量何谓大型农场，何谓特大型农场，何谓小型农场。

　可是中国人几乎把整个的省都塞进一个集体农庄里。只是他们不叫集体农庄，而叫“公社”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上还通过一项关于建立人民公社(2 6万个公社，每个公社平均2万人)的决议。公社中农民的财产、宅旁地、劳动、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化,收入实行平均分配，生活军事化。。这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区，甚至比一个区还大。一种失控的经济单位产生了，而它是不可能赢利的。我想就此结束关于借用中国经验对我们的保加利亚朋友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一问题的阐述。半年以后他们来向我们求援，那时他们用光了人家向他们提供的所有贷款，甚至包括短期贷款。而短期贷款最昂贵，年利率几乎达到15%(长期贷款年利率为5%～7%)。在这种情况下，搞得我们还是不得不动用了自己的一些储备，把它交到朋友手上，以防他们应支付的期票被拒付。这简直就是偷窃嘛。经济就这样给那些盲目效仿中国人的人们当头一棒。

　　中国人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倒是很简单。他们那里实行的是独断专行，无须依赖任何经济原理和科学原理，也无须事先研究和深思熟虑。尽管这个问题看上去一目了然，我们认为我们还是有必要把危险的公社口号为何站不住脚加以解释。更何况我已经说过，我们这里还产生了直接相关的理由，因为西伯利亚有一些州委会和边疆区委会开始搬用这个中国口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进行宣传，大谈特谈它可以适用于我们的条件。

　　那时我们正在起草党的二十一大关于国民经济发展七年计划的一些决议，决定在总结报告中阐述这个问题，报告中将直接提及中国，但要把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都分析透彻。正巧由我代表党中央在二十一大做关于未来七年我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报告。我顺便也分析了一下“大跃进”。我们就这样给我们党的领导者注射了防止盲目模仿的预防针，论证了盲目模仿会大大挫伤苏联，给我们的经济、因而也给我们的政治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经济，因此对两者都要多加关注，防止发生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发展的事情。

　　中国人出席了苏共二十一大。他们听到了我的讲话，读了报告原文，也就没有必要再多向他们解释我们对“大跃进”是持否定态度的了。这个情况显然也不会鼓舞他们去加深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正相反，给这种关系泼了冷水。我们在如何发展的根本问题上从此分道扬镳。到这时我们当然已经开始对中国广泛开展的活动公开发表评论。早在“大跃进”之前，中国曾经广泛报道(大事鼓吹)“百花齐放”这个口号。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口号并研究了它可能产生的后果之后，我们对它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让百花齐放，这是什么意思?每个农民都懂得，有些花必须扶持和培育，而有些花则必须铲除，因为当杂草开花结实时，它们会变得苦涩或者危害人的健康和禾苗的成长。这种口号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我们的宣传工作者向党中央提出问题：怎么办?我们必须表明我们的态度，苏联人都看报，而这个口号已经在苏联境内传播开来。于是向报刊和宣传工作者发出指示：故意不涉及这个问题，绕开它。这个口号是中国人提出供他们内部使用的，因此对他们也许具有某种意义，而对我国条件并不适用，因此我们不接受。当然，我们也很清楚，中国人会立即明白我们的对策：既然我们不宣传他们的口号，可见我们不支持它。虽然这个口号没被谴责、没被驳斥，但每个人都很清楚我们反对它。

　在我们的一次会晤时(或许在莫斯科，或许是在我访问中国期间)，毛主动提出这个问题：“你们对‘百花齐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方针于1956年5月提出。但到了1957年毛泽东便声称，只准许“香花”开放，而“毒草”必须锄掉。怎么看?”我回答说：我们对这个口号不理解，所以我们很难在我国采用它，它在我国可能被做出错误的解释，因而不会带来益处。他说：“是呀，我们理解你们的处境。但我们这个口号是建立在研究古代作者的基础上的。”接下去他从最早见到“百花齐放”口号的古代文献中举了几个例子讲给我听。毛明白了我们不赞同他的观点，这当然也无助于加强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在那次交谈过程中，我们略微触碰了毛的痛处，稍稍点了他一下，让他明白他可以在自家那儿编造任何口号并把它们搬到报刊上去，但远非所有的口号都能为我们所接受。毛认为自己出身神圣，而他的那个神明又是他自己臆造出来的。因此凡是他所奉献出来的一切都是造福人类的。当然，我们的反应使友好关系变冷，至少是助长了这种关系变冷。然而，他是个聪明人，装出一副并不见怪的样子说：每一个党都可以借鉴对它有益的东西，抛弃不适合它的东西。

　　“大跃进”、组织公社以及毛所倡导的其他举措逐渐带来了消极结果。中国的经济恶化了。在贯彻这些口号之前，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迅速崛起，其经济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改善，生活水平提高。但“大跃进”使整个工业解体。首当其冲的是技术定额，因为中国人认为这不过是资产阶级胡编乱造出来的。例如，他们从苏联购进的机床，其产品的最大产量定额是精确测定的，而他们竟把产量定额提高许多倍。设备发生了超负荷现象，机床磨损。工业进入解体周期，混乱出现了，原料短缺，设备损坏。中国出现了艰难的局面。工程师如果遵守以科学知识为依据的技术定额，就会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应声虫、破坏分子，如此等等，并被调去当普通工人。

　　我们通过使馆收到一份咨询函：周恩来有意来访，问我们的态度如何?我们立即回答说，我们将十分高兴接待他。他来了，他向我们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谈到中国冶金业的困难局面。他说北京请求我们派几位经济顾问过去。那边已经有我们的顾问在工作。除了那边已有的，我们还能派什么样的顾问给他们呢?已经派过去的都是专业水平很高的人，其中包括黑色冶金专业。而周请求派遣专业水平更高的人员，以便和他们共同研究当前的状况，帮助他们做出应有的结论。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决定推荐扎夏季科A．觯 募究 (1910～1963)自1949年起任苏联煤炭工业部部长，曾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8～1962年)。同志去那里，他是分管冶金和采煤问题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他本人是采煤工程师，矿工出身。我因在乌克兰工作对他很了解，他在乌克兰的斯大林州领导过一个最大的矿务局。他是一位优秀的工作者，但有一个缺点：酒喝得太凶，而且一喝酒就管不住自己。

我们把扎夏季科派往中国。他肯定给那边带来了好处，因为他为人爽直，甚至可以说，性情暴烈。他在那里逗留了数周。回国后汇报了此行的成果。我问：“扎夏季科同志，您在那边有些什么见闻呀?您给中国兄弟提出了什么建议呀?”“哪里谈得上建议(他的声音有些粗鲁)，赫鲁晓夫同志，全都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他们自己把钢铁工业工作搞得一团糟。我去了鞍山钢铁厂，那里是一片衰败景象。”接下去他列举了高炉车间、平炉车间和该企业其他车间的实例。“那里的厂长是谁?”“厂长是某某某。我同他认识了，原来他是学兽医的。”

　　当我会见周恩来，而他请我发表一下感想时，我问他：“周恩来同志，那些在我们这儿留学和大学毕业的冶金专业工程师都到哪里去了?据说，他们都在你们农村工作，在那里接受所谓战斗锻炼。而你们的钢铁厂却由一个根本不懂冶金专业的人在管理。假如你们没有专业人员，这样做还可以理解。我们在革命后头几年也曾出现过种种类似情况。但你们现在能够物色到专业对口、胜任其职的人员嘛。”周恩来没能做出任何言之成理的回答。我看得出，他自己也明白做了蠢事。但这种蠢事并不是他出的主意，也不是他的能力所能消除的。

　　中国工业中其他行业也是一片混乱。被派往那里对我们援建的开工企业进行安装调试的苏联专家、甚至普通工人，都纷纷向我们报告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我们下班回到家里，东西全被翻乱，箱子被搜查；我们找人解释，人家却对我们说，这种事根本不会有，显然是我们自己没有锁门，人人都矢口否认。这已经不是误会，而是不信任了。他们在寻找什么?他们在工程师或工人的皮箱里能够找到什么?那里又能够有什么?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

　　人们讲过这样一件事。我们的工程师正在帮助中国人掌握火箭的使用方法，把火箭组装起来以便移交给中国人，组装完毕之后便下班回家。第二天早晨他们发现火箭被拆卸。他们就问：“是谁拆卸的?没有我们在场你们不应该拆卸火箭。这是我们的火箭，我们正在把它们移交给你们。”谁也不能解释清楚。显然中国人决定在夜间检查什么，偷看机密(不过不清楚其目的是什么：我们正在把这些火箭全部移交给他们)和把火箭重新组装起来的知识。另外还发生多起事件，都是由于对我国专家不信任和不尊重而引起的。后来发生了粗暴的侮辱，尤以酒醉的中国人为甚。

　　他们指责我们的人，说他们是“极限论者”“极限论”又译“生产到顶论”，是指把落后的定额和指标视为不可逾越极限的行为或言论。--译者注。这类用语我们似曾相识!过去，在苏联发展的某个阶段，我们这里也曾流传过这种骂人话。我不知道这句话究竟有多少道理。显然，这个用语在我们这里也是站不住脚的，它反映了对工程技术人员不信任。当年对资产阶级专家猜疑心很重。我们打破他们的定额，但并不总是合理，尽管有时做得对。然而，我们并没有向中国人推荐这种方法。他们是仿效我们而主动采用了这个方法的。这是他们的事。但我们还是对他们说，这种办事方式不会有好结果。

大约就在那时或者稍微早些时候，我们收到我国大使从北京拍来的一封令人担忧的电报。电报中说，中国领导层对苏联的行动表现出强烈不满。驻华大使是尤金。他本人是一位哲学家，他肩负着特殊使命被派往中国。尤金以学者身份前往那里，当时毛泽东请求斯大林帮助他整理自己的讲话、文章等等文稿，因为他打算出版这些著述。让一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审阅和校订这些文稿，以免出现理论错误。于是尤金被派了过去。毛一向认为自己是哲学家，非常喜欢哲学话题，对于所有他与之谈话的人，哪怕是凡夫俗子，他都缠着人家谈论哲学。因此斯大林决定派出尤金，让这位大使既能和毛谈论一般性哲学话题，同时又能帮助他审订他的著作以供出版。

　　斯大林在世时和斯大林去世之后，我们都收到尤金发回的电报，他兴高采烈地通报毛的情况：他们两人相处得很融洽，并且不是尤金去毛那里，而是毛亲自去见尤金，在他那里一呆就是通宵达旦，与其说是在审订文稿，不如说是在自由交谈。尤金描述这些交谈时兴奋得简直上气不接下气。我们为此而庆幸，因为常言说，只要宝宝不哭，怎么哄并不在乎。毛与我们的大使建立起良好的接触，这令我们高兴。我们认为这证明彼此相互信任，促使我们之间关系得到更大的改善。

　　在那个时期，我国军方曾向党中央建议给中国政府发一封请求函，请他们允许苏联在中国南方建一个无线电台，这个电台可与我们在太平洋巡弋的潜艇保持联系。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说这个建议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那时我们正在大力建造柴油发动机潜艇，并且已经着手建造原子发动机潜艇。不言而喻，我们需要一个与在太平洋活动的潜艇舰队保持联系的可靠通信装置。

　　军方无疑做得对，他们选定了一个适合安装这种通信设备的地点。但我现在认为，我们当时犯了急躁病，夸大了各国共产党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利益。我们曾经认为，无论我们的舰队也好，中国的舰队也好，而且一般来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军事设施也好，都服务于一个目的：一旦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于我们头上，必须准备好还击。潜艇的活动不仅仅是为了苏联的利益，也是为了中国和所有兄弟国家的利益。因此我们曾设想，中国对建造无线电台的兴趣并不亚于我们。

　　为什么我们打算自己建造无线电台?那个时期，中国要建造复杂的设备并如期完成，是有困难的。军方催促我们，要求尽快开工。然而我们没有考虑到中国领导层的民族感情。毛因为这个建议而受到伤害，他的民族感情被刺伤，中国的主权蒙受触犯。很显然，他认为我们是在以这种方式向中国渗透，所以对我们的建议做出了激烈的反应，尽管他本人先前曾请求我们帮助中国造导弹潜艇。苏联把全部技术资料都寄了过去。中国人选好了厂址，在我们的专家援助下造起了这种潜艇。我们把这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了共同利益必须建造防御设施，并通力协作完成这项工作。

　　在我们突然收到尤金的一封令人忧虑的电报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些这类性质的问题。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由我飞往北京。我们通报了中国同志，他们答复说他们将接待我们。这是1958年7月的事。同我一起出发的好像有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因为要讨论军事问题，另外还有苏联副外长库兹涅佐夫。我们是秘密飞往那里的，没有在报刊上宣布这次旅行。

　　抵达北京后，毛泽东、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我们。我们被安置在一处贵宾下榻的宾馆。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游泳池旁度过的。那里搭建了个凉棚，毛在那里游泳，我们也同他一起游。我们当然不能同他比赛谁游得远。据中国报刊报道，他曾“刷新”一项什么纪录。但这件事我们是后来才听说的，不过就在当时，我们这些游泳者就立即“高举双手”，向毛服输了，承认他是冠军。我们通常像海豹一样躺在一小块暖乎乎的沙滩或者地毯上谈话。然后再下到水里。又从水里爬上来晒太阳。我们的谈话是用相当平静而友好的声调进行的，尽管尤金在电报中通报说毛的言词激烈。

　　关于无线电台，毛说：“我们不能接受你们的建议。中国多少年以来都被人看作是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这有损于我们的声望：有损于我们的主权。”我尽我所能地连连道歉：“我们一丝一毫都不想破坏你们的主权或者干涉你们的内政，不想打入中国经济，总之不想做任何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主权的事。”“那么就请你们提供贷款。由我们来为你们建电台。”我对他说：“这样最好。您瞧，我们的技术指导，我们的图纸，我们的钱，我们提供的设备。一句话，为了尽快建成电台一切都由我们提供。你们就建吧!”毛说：“好的，我们同意。”

　　看上去我们好像很快就解决了问题，而且双方皆大欢喜。我们的军人提出的这项任务将会完成。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工程怎么也开不了工，中国人一再提出新的条件，他们寻找种种理由拖延时间。我们两国关系恶化后，这个问题干脆被撤下了议事日程。

　　我们在游泳池里还谈起了另一个问题，也是有关潜艇舰队的问题。

　　根据先前签订的条约，我们的飞机可以使用中国的机场。而此时我们的海军提出了进入中国某些港口以便给我们的潜艇加油和安排船员休息的要求。中国的海岸线很长，而我们苏联仿佛就处在它的海岸线边缘，可见海军在这个问题上所追求的也是纯业务目的。然而中国人又提出有关威望的反对意见。毛激烈反对。我对他说：“毛泽东同志，我根本不理解你们，这件事可是对我们大家都有利啊。”“不，我们不能同意这么做，这有损于我们的主权，我们也正在组建自己的潜艇舰队。”“那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既然谈主权，那就让我们按照有来有往的原则行事吧。比方说，如果你们想在北冰洋有一支自己的潜艇舰队，我们就在自己的领土上给你们提供一处基地，作为交换，我们将在太平洋沿岸中国领土上设一处我们的潜艇基地。”“不，我们对这种做法也不同意。各国武装力量都应该部署在本国领土上。你们的建议使我们蒙受耻辱，使我们的感情受到伤害，我们不能同意。”“既然你们这样看问题，那就算了吧，我们不想再坚持，就靠我们现有的条件想办法吧。我们将加强远东舰队。我们想对它进行重新装备，大大增强它的实力，使这支潜艇舰队成为太平洋上一支强大力量。”

我们又触痛了一个曾长期遭受外国侵略者统治的国家那敏感的神经。从此以后我对毛在与我们谈话时所遵循的是什么有了更好的理解。看来我们根本不该向中国提出这个建议。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会有这种反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绝不会贸然提出这个建议，不会自找麻烦，而向毛提这个请求。但事情已无法挽回。我明白，在这类问题上需要非常注重礼数。现在我对这个状况更加了解了。不可损伤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的民族尊严。存在着主权，背弃主权?这个话题只有在双方完全同意的前提下才能谈，但即便如此也最好尽量避开它，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例如谈判双方正面临战争的危险。总之，主权问题在这个世界上还将长期成为分歧的内容，主权问题突然浮上水面时会给个别国家之间的相互谅解造成相当严重的损害。

　　有一次也是在游泳池旁，毛又挑头谈起这个话题：“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来算算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吧。我搞了个计算，算出的结果是：中国拥有将近7亿人口，所以它可以组建多少多少个陆军师。苏联拥有2亿人口，它能够组建多少个师。”是的，军队有兵员定额，他的计算大致是正确的。他用常规的方法估算了一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让多少人去当兵。然后又开始计算美、英、法等北大西洋公约国家能够组建多少个师。他说：“瞧，力量对比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还怕什么?”

　　这番议论很符合他1957年在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发表的那个观点，当时毛声称，损失3亿人，即人口的二分之一，对于中国来说算不上什么悲剧。如今他又把这个问题抖落出来，用计算数据来充实他那个关于我们不必害怕战争的论点。他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根本不必为和平而进行斗争。但如果仔细琢磨一下，他的论据归纳起来恰恰是这个意思。毛不是把和平共处问题放在首要位置，而是把准备战争的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准备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在这场战争中打败我们的敌人，无论战争会给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多么大的损失。

　　我对他说：“毛泽东同志，您计算出的数据，人们都知道。但是还必须考虑到，只有当我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当人们用肉搏方式或者用诸如标枪和刺刀等冷兵器作战时，算术学统计结果才是合理的。从前就是这样，谁的棍棒多，谁就占上风。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不同了。机枪刚刚问世，立刻将各方力量拉平了一些：力量对比后来发生了有利于拥有更多机枪的军队的变化。后来又出现坦克和飞机，力量对比则全然改观，战胜者不再是拥有更多人口的一方，而是拥有良好军事工业和能够充分供给自己新式武器的一方。现在我们拥有导弹和核武器。世界大战将是导弹核战争，而导弹核战争将使机会均等。一枚导弹可歼灭几个师。可见师的数量多寡现在不再是实力的标志，说句粗话，那不过是一堆炮灰。因此我们对战争问题抱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不以人口数量衡量力量对比。

　　我们现在正加速发展我们的工业，特别是核工业和火箭工业，以防苏联遭遇不测。我们必须拥有足够数量的、敌人肯定会用来装备自己的各种新式武器。我们的敌人具有高度的组织性，拥有非常强大的工业，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不，我还是认为您错了。在力量对比上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人口的数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用任何手段都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他发表了他的观点，我发表了我的观点。我们都没有再反复谈下去，因为那样做不会有什么结果。

　　毛还谈及另一个问题。我们曾经在报刊上发表了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的一份声明。当时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发表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声明。我们准备了一份这样的声明，交由朱可夫同志宣布。声明的主旨是：警告帝国主义阵营，如果他们侵犯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会保持中立，而是将动用我国军队所拥有的一切可能手段，给侵略者以还击。毛此时指着朱可夫的声明说，他认为这个声明是错误的。我问他为什么。这可不是朱可夫的个人观点，而是我们党中央的意见呀。那时正逢中美关系紧张。“我们的坚定立场会遏制帝国主义者。他们将会知道，侵犯我们的任何一个盟友，无论是侵犯中国还是阿尔巴尼亚，都必将无法逃脱惩罚。其实朱可夫的声明当时牵涉到的首先是与资本主义世界毗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不对，”毛说，“这不对头。”于是他开始展开地谈他的观点，其观点可归纳如下：“如果有人侵犯中国，你们不要卷入战争。我们将自己打，打10年，打20年也行。我们人口众多，国土辽阔。如果敌人硬要跟我们打，他们绝没有好下场。我们自己应付得了，我们一定打败他们。没有一个国家能战胜我们。日本人跟中国打了好多年仗，他们的侵略下场如何呢?敌人会破坏我们的经济?让他们破坏好了。最重要的是要保住苏联。只要苏联还在，还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向前发展，以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中国打败了敌人，将在你们的援助下恢复自己的经济。因此根本不要让苏联去冒与资本主义阵营打仗的危险。”瞧他就是这样偷梁换柱的：倒好像中国为了确保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生存而甘愿牺牲自己。

　　我说：“如果我们这样对待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只让每个国家自力更生，那么敌人就会把我们各个击败。这种立场是鼓励侵略，而不是遏制侵略。因此我们认为我们这个声明应该发表，我们并且在自己的政策上恪守这个声明。这篇声明的措辞不是出自国防部长，而是出自我国政府，出自我们的党中央。”“措词是错误的。”毛回答说。问题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各自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下一次会晤，继续谈军事话题。那次谈话具有另一种特点，而且我想说，毛的言论变得自相矛盾了。尽管如此，这些言论与上一次仍然如出一辙：

“我考虑过我们上一次的谈话，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苏联遭到进犯，我建议你们不要抵抗。”我立刻警觉起来：“怎么?帝国主义列强侵犯苏联，而我们不对他们进行反击？那结果会怎么样呢?”“你们一步步后退，后退一年、两年、三年。拉长敌人的交通线，从而削弱他们。然后我们联合起来向他们进攻，打败他们。”我对他说：“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您。对于我们而言，这种看事物的方式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后退一年?下一次世界大战恐怕未必打得了一年。那将是一场速决战。”毛继续说：“你们不是曾经退到斯大林格勒吗?你们曾经后退了整整两年，为什么现在不能后退三年呢?如果说你们当年曾经退到斯大林格勒，那么现在你们可以退到乌拉尔，退到西伯利亚，再往前，你们的后方是中国。我们将利用我们的资源，我们的国土，一定打垮敌人。”我回答说：“不，我们遵循另一种立场，即立即反击的立场，一旦遭到侵略，我们将动用所掌握的全部手段进行反击。我们现在拥有强大的兵力，雄厚的技术能力，并且还在逐年增强这种能力。反击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迫使敌人在他们敢于对我们发动侵略之前不得不三思而行。或许侵略就根本不可能了。”“不，”他又说，“我认为这个论点是错误的。”

　　后来，我曾反复琢磨，他的那些观点有什么依据呢?我不知道该如何给这种观点和议论下评语。我很奇怪毛怎么可能这样思考，我无法给自己找出答案。如果设想一下他这是在进行挑衅勾当，我们可没那么天真。他怎么也不可能居然认为我们会同意。如果他自己认为他那些关于军事策略的论断是合理的，那么就很难想象一个聪明人竟然会如此思考。对我来说直到现在这依然是一个不解之谜。我一直不清楚：这到底是思维力缺欠还是挑衅?然而这样一场谈话的确是进行了，而且我完全保证我准确地转述了毛的讲话和我的回答，既不夸大其词也不断章取义。绝对没有！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呀?我们同中国的烦心事本来就够多的了，我可不想再夸大它们。正相反!

　　在这种情况下，头脑简单的人会说：“我们为中国做了许多，可是中国却走上了仇苏的道路。”就是嘛，但责任不在我们。目前苏中关系现状似乎直观地表明当初没有必要承担这种花费，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当时这样行事，是为了振兴中国的经济，使中国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更加壮大。我们真诚地提供援助，是为了让我们的朋友也像我们十月革命以后所做的那样向前发展，建设本国的经济和巩固国家的独立。但事与愿违。

　　总有一天我将死去，如果人死后仍然思考的话，那么我所思考的将是苏中两国人民兄弟情谊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兄弟情谊重新恢复的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