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華關係風雲突變

　　在1957年出現的局勢下，召開國際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的問題迫在眉睫。大家着手準備。經協商，會議定在慶祝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40周年時舉行。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起草預備文件。屆時我們在莫斯科會晤了。

　　中國共產黨派出了一個陣容非常可觀的代表團。代表團由毛澤東親自率領，團員我記得有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康生等人。孫中山夫人宋慶齡也是代表團成員。坦白地說，我們對此頗感困惑，因為無論當時還是現在我都不知道她是不是共產黨員。我們以為她是一位黨外人士。當然，她是一位非常進步的人士，在中國人民反對反動派的鬥爭中，她多年來一直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她是否正式共產黨員，她有無黨證，對此我們並不感到非常不安。因為就信仰而言，她是一位接近於共產黨員的人士。在對待我們的態度方面，宋慶齡也表現很好，充滿同志情誼和兄弟情誼。

　　代表會議的工作，從總體上講具有很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各個代表之間沒有發生多麼了不起的分歧。這次兄弟黨代表會議是自共產國際以來最廣泛的一次代表會議。80多個黨的使者前來莫斯科。我們討論了國際局勢，以及防止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導彈核戰爭一向是這種會議的主題。一旦爆發世界大戰，我不知道交戰各方能否堅持使用常規武器、經典武器，事態是否將演變為一場導彈核戰爭。因為對將要遭到失敗而又儲備有核導彈武器的一方，將很難阻止它使用這種武器：為了自救它甘願按下“所有按鈕”。不過目前這還是未來的問題。我現在不想預卜未來，我談的是過去。

　　毛在這次會議上就戰爭問題發言。他的講話內容大致是這樣：不要怕戰爭。既不要怕原子彈，也不要怕武器。無論這場戰爭是什麼戰爭，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都一定會取勝。具體談到中國時，他聲稱：“如果帝國主義把戰爭強加給我們，而我們現在6億人，即使我們損失其中的3億又怎麼樣，戰爭嘛，若干年之後，我們培育出新人，就會使人口得到恢復。”他發言之後，會場上是一片墳墓般沉默。對於如此對待世界戰爭的態度，任何人都沒有思想準備。正相反，大家都在思考尋求什麼樣的辦法防止世界大戰。反對世界戰爭、爭取和平共處是首要主題。可是毛突然提出了不怕戰爭的口號，說戰爭會給我們帶來勝利，即使有損失又何妨，戰爭嘛!

　　這次會後各代表團開始談感想。我還記得諾沃提尼諾沃提尼(1904～1975)時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和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同志說：“毛澤東同志說他們準備損失6億人口中的3億。那我們怎麼辦?我們只有1200萬。我們到那時將全部損失掉，就沒有人來恢復我國人口了。”哥穆爾卡哥穆爾卡(1905～1982)時任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做出了更激烈的反應。然而，來自兄弟黨代表方面的批評對毛沒有產生一絲一毫影響。

　南斯拉夫也派來了代表團，由卡德爾率領，蘭科維奇卡德爾(1910～1979)當時為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執委、書記處書記、中央主席團委員；蘭科維奇（1909年生）為南斯拉夫聯邦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和南共聯盟中央委員。也在代表團之中。他對我們態度很好，很友好，我們這方面對他也給予充分信任。但是，當我們開始協商會議最後文件時，南斯拉夫人提出了修改幾處表述的問題。我們認為這樣不可以。其他共產黨支持我們，他們說宣言必須按照原來的予以通過，那些表述是經過一個由兄弟黨代表組成的委員會委員們擬定和修改而成的。這時南斯拉夫人說，他們不會簽署這樣的文件。我們別無辦法，只得繞開南斯拉夫簽署了這份文件。我們曾圍着這個代表團周旋了好久，對他們好言相勸，論證為什麼必須按照委員會起草的樣式簽署這份宣言，但南斯拉夫人就鐵面無情。我甚至產生了一種印象，他們之所以存心挑剔，堅持修改表述方式，是因為他們對實現與兄弟黨關係正常化、對簽署共同的國際文件還沒有充分準備。他們一旦簽了，就似乎會失去他們在所謂的“第三種國家”中間的領導地位，而那些國家採取的是一種特殊的、介於帝國主義列強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立場。至少我曾產生這種印象，因為南斯拉夫人沒有任何合乎情理的理由不在這個文本上簽字。

　　我們與中方討論了這個問題，毛也說：“那好嘛。不願意就算了，隨他們去好了。我們自己簽吧。”於是我們簽署了宣言，並沒有激化與南斯拉夫代表團的關係。我們依然希望南斯拉夫人以後會贊同這份共同文件，並且從自己這方盡一切努力促使與南關係正常化，使這種關係建立在兄弟情誼和信任的基礎上。而我們同中國代表團和毛本人的會談是極其友好的，甚至可以說是親密友好的。然而後來才弄清楚，這是中國人耍的手腕。當我們和南斯拉夫的關係終於實現了正常化之後，有一位南斯拉夫同志講述了他們在會議期間與毛談話時，毛對我們做出了相當輕蔑的反應。他同我們討論如何勸說南斯拉夫人簽署聯合聲明問題，而當着南斯拉夫人的面卻說：“也好，這個聲明你們不簽也罷。隨你們的意辦就是了。其實這裡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只不過我們的東道主蘇共代表們會發一點點神經。隨後他們會平靜下來的。”總之，北京在我們背後挑唆南斯拉夫代表團不簽署共同文件，並向他們伸出鼓勵之手，這一點我們當時並不知道。

　　在討論宣言文本時產生了分歧，不過是另一類分歧，而且還是同中方的分歧。當時我們覺得這個分歧微不足道。但後來事態表明，這個分歧是有其深層原由的。在起草宣言時，我們的代表團受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委託，提議從文本中刪去所有提到蘇共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領導地位的地方。我認為，在揭發了斯大林的錯誤之後，類似的提法，況且又是寫在一份國際宣言中，可能被理解為這是試圖重新拾起斯大林的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方式，試圖使我們黨重新回到老路上去，確立自己凌駕於其他兄弟黨之上的領導權。這可能被理解為要改變各國共產黨如今以平等合作原則為基礎的相互關係。

　　各兄弟黨代表幾乎全體都正確地理解了我們的建議，並對之表示贊同。偏偏是中國人突然提出反對。他們聲稱蘇共實際上在領導着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會議文件應對此有所反映；必須有一個協調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反帝鬥爭政策的領導者。我們不能同意這種提法，更何況我們猜想(後來的事態證實了我們的看法)這樣做並非沒有原因。如果由所有其他黨認定某一黨為領導者，那麼這個領導者也可以更換嘛。今天一個，明天又一個。我們認為中國人是在為自己將來謀取這一角色而做鋪墊。因此我們對中國同志承認蘇共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功績表示感激，但我們又堅定不移地說，我們反對寫進這樣的文字。其他黨再一次表示同意我們的意見。文本討論便以此告終。然而這事卻證明中共當前的政策並非突然憑空產生出來的，而是老早就已經在悄悄地醞釀了。

　　在代表會議開會期間，我們與許多代表團、甚至與所有代表團舉行過會晤。我同毛及其隨行同志談了很多。這些會談看上去極其友好而又令人愉快。順便提一下，在私下會晤中毛曾給出了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評語。毛指着鄧小平說:“這個矮個子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他非常有前途。”

　　在那次會晤之前我幾乎不認識鄧。中國革命勝利以前，我國報紙上沒有見過他的名字。然而朱德的名字早在中國內戰爆發之初便如雷貫耳了。朱德上校投向共產黨，領導反對蔣介石的武裝鬥爭。他在資產階級軍隊骨幹軍官當中是最早舉起為人民事業而鬥爭大旗者之一。我也記得高崗的名字，他也是為共產黨理想而戰鬥的老戰士之一。當然那時高崗已經不在了，所以在我們開會期間不可能談到他。而毛在後來把他描述成最壞的人。當他對自己身邊的人給出這種評語時，我不由得把他與斯大林相比。

　　斯大林也是這樣給所有親近他的人壞評語的。我不知道他曾經表揚過什麼人的優點。而且他不僅用惡言惡語對人評頭品足，還從肉體上消滅那些他曾與之共事的人。列寧逝世後留在身邊的人，大多數不在人世。這裡讓人隱約地感到毛與斯大林氣味相投。我在這裡看到了他們兩人的心靈相似，儘管不盡相同。當時我還無法想象得到毛的性格後來會增添何種色彩，他將把自己的人民引向何種災難。

　　毛問我們的情況如何。我們告訴他我們的情況很好，我們齊心協力地工作。但我也告訴他，我們的同志當中在討論說應當把布爾加寧同志撤換下來，調到別的崗位上去，任命一位新人擔任部長會議主席，因為同志們對布爾加寧的工作不滿意。我之所以把這些告訴了他，是因為我認為，如果毛離開後我們開始做一些人事變動而又未向他通報，不大合適。他會以為我們對他有所隱瞞。我坦率而又真誠地同他談了我們黨內問題，談了領導班子成員之間關係。“你們打算提拔誰來接替呢?”“我們還沒有決定。我現在雖然還不大肯定，但我打算提名柯西金柯西金(1904～1980)於1957年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後任第一副主席併兼任蘇聯財政部國家經濟委員會第一副主席。曾當選為蘇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柯西金是誰?”我對他講了柯西金的情況。“請您把他介紹給我!”我介紹他們認識，然後他們走到一個角落裡去談話。毛希望認識一下將要領導蘇聯政府的人，我的心情很愉快。我把這件事看作是願意今後加強我們兩國之間和兩黨之間的良好關係。

　會議結束了。中國人離去。但自那時以來周恩來曾多次正式來訪或秘密來訪。他的到來總是令人感到愉快。我們和他很合得來，我們待他非常好，這些會晤給我們帶來歡樂。他向我們通報中國的情況，他們那裡一切都好，我們都很滿意。那個時期中國農村集體化已告結束。集體化進行得很順利，我們為之感到興奮。從前，每當我個人思考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時，我會預先設想每一個承擔這項工作的人都會遇到哪些不可思議的困難。我可是知道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有多麼艱難。中國是一個比俄羅斯更貧窮、更破落的國家，幾乎沒有任何技術設備，到處都以使用木製犁和鋤頭的手工操作為主。耕犁並不是戶戶都有。在這種條件下如何搞集體化呢?

　　列寧說過，只有在機械化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把農民聯合起來組成合作社。他曾寫道：如果我們有10萬台拖拉機，農民就會說他贊成公社。中國不但沒有拖拉機、煤油、幹部，就連耕犁幾乎都沒有。但是，儘管困難很大，中國人還是拿下了集體化。這顯然是因為他們的要求不高：稍有改善就滿足，所以當他們把自己那點可憐巴巴的生產資料合在一起時，就使得他們能夠更好地耕種土地，從所付出的勞動中獲取更多的實惠，讓農民得到更好的保障。我們對中國共產黨取得的這項成就感到慶幸。

　　我已經談過了有關中國的工業情況。在我們的援助下，他們正在建設拖拉機廠，汽車廠，生產大炮、裝備、飛機的國防工廠。我們為此感到自豪，我們也樂於援助中國，而中國則對我們報以關注和友誼。所以從表面上看我們之間的關係良好之極。在領導成員會晤時，我們可謂無話不談，對於我們這裡所見到的無論是好事還是壞事，都毫無隱瞞。大家常常打趣，開懷大笑。

　　我記得，當我們訪問中國在全國旅行時，我們看到了全靠人力、沒有機械化的土石方簡陋施工方式。中國人排列成行站在那裡，用手傳遞着盛滿泥土的籮筐。這真像是別出心裁的傳送機。有人用肩扛着籮筐，有人則用背背着。咱們的愛說俏皮話的人杜撰了(我不知道這句俏皮話的發明權屬於我們中間哪一個人)這麼一句話：擺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台中國步行式挖土機。要叫我說，這個比喻還相當貼切呢。有一次在飯桌上，我們開了許多玩笑。而中國人喜歡開玩笑，他們往往挑頭兒開玩笑。這一次我談了在我們看來這些步行挖土機在中國是怎麼工作的。他們哈哈大笑。後來我又一想：這話可別惹惱他們呀，要知道中國人是非常愛生氣的。不，他們正確地理解了這句玩笑，沒有生氣。也或許他們生氣了，但沒露聲色。他們善於偽裝，這也是他們的一個特點。他們善於帶上一副假面具，既不表現出自己對事物的真實看法，也不表露出自己的感情。

　　1958年中國人向我們提出援助武器的請求，因為他們打算實施一次新的反對蔣介石的軍事行動。他們索要空中掩護用飛機、遠程大炮、海岸大炮，還有一些別的什麼。我們全都給了他們。我們以為他們正在策劃一次消滅蔣介石的決定性戰役。我們當時不僅沒有阻止他們，而且正相反，我們認為這個行動是正確的，有助於統一中國。於是他們開始實施自己的行動。具體地說這次行動就是攻擊兩個與中國大陸毗鄰的沿岸小島即台灣海峽澎湖列島64個小島中幾個最大的島。

這個戰役並不輕鬆。雙方交火許久，而且美國人還積極支援蔣介石。然而優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方。我們當然全心全意關注他們的勝利，我們把同情心全部寄托在毛這個方面。必須把這兩個島上蔣介石分子的窩點端掉，因為在向中國大陸派遣登陸部隊時它們可以作為跳板。那個時候蔣介石還在抱有這個幻想，根據我們的情報，美國人則慫恿他進攻中國大陸。

　　當我們看到天平指針正在向有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方向傾斜、這些島嶼可以奪取而毛卻停止進攻的時候，我們是何等驚愕可想而知。戰鬥偃旗息鼓了，而這次行動竟無果而終。後來，周恩來來訪，見到他時我們問道：“你們當時為什麼這麼做?”他說：“我們是有意識這麼做的。”“怎麼是有意識這麼做?你們並沒有拿下那幾個海島嘛，你們發起這次行動不就是為了占領它們嗎?你們的‘有意識’是什麼意思?你們這種行動有什麼好處呢?”“我們只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但又不想讓蔣介石離開我們太遠。我們希望他留在我們的軍事能力所及範圍之內。我們不僅可以用空軍襲擊這些島嶼，而且也可以用岸邊大炮打到它們。如果我們占領了這些島嶼，蔣軍就會離我們太遠，我們就喪失了在我們需要的時候用軍事手段騷擾他們的可能性。”“在自己的岸邊擁有敵占島，等待敵人實施登陸，這哪裡是什麼好事?這麼近的距離豈不是為敵人提供可乘之機嗎?

　　但北京-再表白他們的理由。我們還是沒能弄明白他們為什麼拒絕把這個行動實施到底。既然如此，何必給這些島嶼造成巨大損失呢?他們狠狠地打擊了這幾個島嶼，蔣介石甚至撤走了其中一個島上的駐軍。這個空島本來就可以占領了。我直到現在也沒搞明白，為什麼不把這個耗資頗多的戰役進行到底。早在準備這個戰役的時候，我們就認為或許有必要更加積極地援助中國?我們曾建議把我們的殲擊機調到他們那裡，調一個飛行大隊或者需要多少就調多少。他們對這個建議卻突然做出了非常神經質的反應，並且讓我們明白了這個建議使他們感到尷尬，感到屈辱：他們不要這樣的援助!我們沒有再勉強。我們本來是想助他們一臂之力，因為他們先前曾主動向我們提出。我們給了他們飛機、大炮，派出了自己的空軍教官，還派出一些將領充任顧問。但是，當我們要派兵團過去而被他們拒絕時，我們感覺到他們對此舉做出了很壞的評價，雖然我們除了願意幫助朋友和兄弟鞏固其國家邊境和統一國家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目的。我們一貫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消滅蔣介石政府、收復沿海島嶼和把台灣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圖。

　　當這次行動正在進行時，那兩個海島的名字頻頻出現在全世界的報刊上。也發生了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向我們揭示了北京在對我們友好關係上的真實面目。中國上空正在進行着空戰。蔣介石的空軍裝備有攜帶“空對空”級導彈的飛機。蔣軍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飛機發射的導彈有一些發生故障，墜落在地面上。其中有的保存得相當完好。我們的顧問知道這個情況，就向我們匯報了。不言而喻，我們對美國軍事上的新發明，特別是和導彈有關的一切，都很感興趣。那是一種很小的叫作“響尾蛇”的導彈即AIM-IXL型的響尾蛇導彈，其起飛質量為84千克，射程為18公里。，但它的結構卻極其複雜。

　　我們又有了一次了解美國技術的機會。正所謂，美國人通過中國把樣品親自給我們送上門來了。於是我們致函中國人，說我們知道他們繳獲了什麼什麼導彈，我們想對這些導彈進行研究，從而以後可以利用美國技術為我們的共同利益服務……沒有回音。過了些時候我們催問。他們再一次不答覆。我們很奇怪：怎麼能這樣?我們把什麼都給了中國：我們的機密軍事技術、圖樣、生產工藝流程圖、樣品，我們直接向中國人提供裝備，而他們在和蔣介石軍隊作戰時繳獲了武器卻不肯給我們?莫斯科對此感到不可理解。我們擺出了百折不撓的姿態。這時他們才答覆說：他們自己現在正在研究這枚導彈，因為只有這一枚，所以他們不能給我們。待到他們研究好了，便主動與我們交換情報。

　　我們對此不能同意。導彈技術很複雜，而中國的技術發展還沒有達到能夠迅速地、內行地研究這枚新型導彈的水平。我們認為自己在這方面的素養更高些，因為我們國家已經在建造這類導彈，並且這類導彈已經被用於裝備了，所以我們需要美國的樣品以便用來進行對比。我們當然預料到美國人可能有所創新，搞出點有趣的東西來，這些可供我軍借鑑。除此之外，這種答覆實際上大大刺傷了我們，使我們感受到委屈。我設想，任何人處在我們位置上都會做出與我們完全相同的反應。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什麼東西都不對中國保密，我們把什麼都給他們，援助設備、顧問、安裝技師、工程師、設計師，像親兄弟一樣和他們分吃最後一塊麵包，而他們繳獲了武器卻不願意交給我們!

　　但沒有辦法：武器在他們手上嘛。於是我們決定向中國人施加點壓力。當時我們正在準備給他們發送中程彈道導彈生產資料，而他們也非常着急地催促我們趕快發出。我們向我們的軍事顧問下達指示，讓他們在談判時表達自己的不滿，並以自己的名義在私下對他們說，我們向中國提供我們的最新技術，而他們連作為戰利品繳獲的武器都不願意給我們，這讓我們感到委屈。顧問們應當暗示說，我們在移交導彈生產資料方面遇到了“技術性困難”，並說很可能我們無法如期交出。我們確信，這些話一定會傳到那些應該聽到的人們耳朵里。果然不久我們就獲悉中國人同意把那枚導彈移交給我們。導彈交由我們的顧問發往莫斯科。北京方面在這裡玩了一種很不明智的“保密把戲”。這個把戲當然在我們的關係上留下了某種印痕。我倒想說，這件事讓我們頭腦清醒了，正像那句俄羅斯諺語所說，兄弟歸兄弟，錢財要分清相當於漢語中的“親兄弟，明算賬”。--譯者注!

　　我們拿到了這枚導彈，它被送往莫斯科附近的一個科研所。我們的設計師很快就報告說這枚導彈很令人感興趣，說我該前去參觀一下。我去了那個研究所。人們向我演示了導彈的組裝和拆卸。從作戰部隊條件下使用角度來看，這枚導彈令人極感興趣。它很容易拆卸和組裝，只消用一把扳手就可以。我們的導彈並不比它差，但工藝性不夠好，組裝起來較為複雜，重量也較大。就戰鬥性能而言，我們的導彈不比美國的遜色。但我們衡量了一下，認為美國的導彈製作更精良。我們的設計工程師就這樣完全客觀地做出了報告。於是我們決定開始生產這種導彈，只是做一些小小的修改。

關於這枚導彈的研究情況，設計師後來經常向我報告。我那時在軍事技術方面下功夫頗多，因為軍備問題很尖銳地擺在面前：我們認為我國落後於美國。必須把失去的東西補回來，主要是在導彈和導彈運載飛機方面。用軍事基地把我們包圍起來的敵人擁有強大的轟炸機，我們迫切需要裝有空對空導彈的殲擊機和地對空導彈，用以防衛。必須儘快地、更好地解決這些問題，以便武裝起來應對戰事突發。後來人們告訴我，中國人沒有把熱感應自導頭部的敏感元件交給我們。這種元件尺寸很小，形狀像鈕扣。沒有它們，導彈就不成其為完整的導彈。我們再一次向中國人索求，但他們回答說全部都交了出來。我們沒有再堅持。也許他們在拆裝導彈時將這些零件丟失了，也許他們故意不給。後來我們的幾家科研所自己解決了這個課題，不過花了許多時間才破解了技術秘密。最終人們向我報告說這個課題已經解決。

　　這枚導彈風波所帶來的不快滯留在我們的腦海里，敗壞了我們的心情。從前我們簡直是用天真的目光看待我們與中國兄弟的關係。我們為能夠與他們保持這種良好的交往而高興。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了。這一下子改變了全世界的力量對比。中國就是中國嘛!最重要的是，它是一個幅員遼闊的陸地大國，並且緊鄰我國的邊境。此時整個社會主義體系形成了邊境連綿不斷的統一陣營，而這是一支相當強大的力量。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世界陣營形成。我們的意識形態、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逐步取得勝利，日益深入人心。可就在這時發生了這種迫使我們深思的事件。我們的關係仍在友好地發展着。然而衝突也開始臨近。我們的道路開始出現分歧。那個時期中國很明顯地形成了一種趨勢，這種趨勢對我們先前的真摯關係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毛提出了“大躍進”指1958～1960年“大躍進”，其目的是最遲在七年之內把中國建成“工業大國”，所依據的是“馬鞍形發展理論”，即躍進--在下降中鞏固成績--大躍進。問題。人們會說，“大躍進”是中國的內部事務。不錯，但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往來如此密切，如果以真正友好關係為重，那麼彼此間相互交換意見、聽取所有兄弟國家的觀點就是有益的。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可能產生獨特的看法。但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至少應當互通信息嘛。我們認為這種方式可使我們各國之間和各黨之間增進相互信任，建立起最良好的關係。可是“大躍進”的事我們卻是從報刊上看到的。

　　當你從報刊上了解某件事時，並不總是能搞清楚作者的意圖。對於“大躍進”這個口號，我們就沒有搞明白它的含義。後來我們又從報刊上了解到“小冶金”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決定用手工業方式、即用家庭式煉鐵爐和煉鋼爐大大增加鋼鐵產量。1962年鋼產量由原先確定的1000萬～1200萬噸提高到8000萬~1億噸。即中國決定建造家庭式小型高爐。這簡直是一場瘟疫。個別單位或者物質條件有保證的個人都給自己建造了高爐。誰也不去考慮這種鐵的質量如何，它的成本是多少。在如此簡陋的條件下能否產出可供工業使用的鋼鐵，就更不要去想了。我不大清楚，這種冶煉業屬於哪個遙遠的時代。我們覺得這一切，什麼“小冶金”、什麼“大躍進”，都未免不太嚴肅。我聽人說，就連孫中山的夫人也在自家門口建了一座高爐。不知她是否從這種爐子裡煉出了鐵。告訴我這件事的人，曾經拜訪過她，而她曾向這些人炫耀自己的爐子。

中國出現了這樣的口號：幾年後在鋼鐵產量上趕上英國，然後再趕上並超過美國。我們讀到這些口號時，都無法認真對待它們，因為我們知道這種事是辦不到的。在簡陋的條件下完成如此複雜的任務是不可能的，雖然這很有誘惑力。中國當時的技術發展和經濟發展都處於較低水平。即使我們蘇聯提出這種任務時，也沒有指明具體期限。我們這裡通行的是一個相當籠統的口號：趕上並超過美國這個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但我們也還處在這樣一個發展階段，還不敢提出何時實現的期限。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組建公社。中國人開始把全體農民都聯合起來，甚至把消費資料和生活用品都實行公有化。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會招致慘重的後果。

　　一般地說，中國很善於編口號，並且能夠很出色地把這些口號傳達給群眾。我們這裡收得到中國報紙，我們的人讀它們，並且我們得到消息說，在與中國毗鄰的地區蘇聯報紙也提出學習兄弟中國人民建設公社的經驗問題。甚至出現了要借鑑“大躍進”的建議。坦率地說，我們很惶恐。我們已經不能再在這個問題上保持中立了，不得不就蘇聯條件下採用這個口號發表自己的觀點，認為這個口號絕對不適合我們……

　　當時保加利亞共產黨領導人之一維爾科•切爾文科夫訪問了中國。他沒有搞清楚這個問題，從中國回來後便在保加利亞的報刊上連篇累牘地發表了一大堆荒誕的文章。我們發現保加利亞也在搬用公社和“大躍進”口號。那裡實際上已經開始貫徹這些主張。表現在哪些方面呢?保加利亞人開始把集體農莊規模擴大到難以置信的程度，開始向重工業投放不堪重負的資金。我們通過那些對此持批判態度的保加利亞人獲取了令人憂慮的信息，這些信息證明將會產生非常悲慘的後果。

　　我們不得不邀請保加利亞朋友來訪，在會談過程中表明了我們的觀點。我們說，我們認為在歐洲以及其他西方社會主義國家的條件下使用中國的方法是不切合實際的，我們還說，這樣做不會有好結果，會帶來很大的後患。具體談到保加利亞時我們是這樣說的。

　　“同志們!你們都知道，我們之間存在着良好的兄弟般關係。我們希望這種關係永遠保持下去。我們同保加利亞的關係也的確沒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我們認為自己有義務提醒你們，如果你們繼續摹仿中國搞‘大躍進’，無視資金情況而大搞建設，就會使你們的經濟陷入危險境地。現在你們不得不到資本主義世界去大量訂貨。付款限期一到，你們將沒有能力按期票付款。我們預料你們將向我們請求貸款，而我們卻愛莫能助。這會使你們的經濟陷入非常艱難的境地。

　　“再看農業問題。保加利亞的農業具有很高的經營水平。你們那裡不僅僅只搞種植業或畜牧業，不，你們在發展專業化蔬菜栽培、果樹栽培，你們用工業方法栽種玫瑰，你們是歐洲的蔬菜供應國。農業上貪大求全將導致破產，會使農場變得失控，經濟上虧損。個人財產公有化乾脆會把農民嚇得遠離集體，以後要在很多年之內為此付出代價。這個複雜問題必須逐步地、極為謹慎地去加以解決。”

　　我本人很崇拜保加利亞人，對他們的種菜本領佩服得五體投地。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頓巴斯度過的，而頓巴斯吃的是保加利亞人種的蔬菜。一些人從保加利亞來到我們那裡，租賃了土地，從事種菜業。他們都是出色的菜農。當然在他們的菜地里勞作的不是保加利亞人，而是烏克蘭人，然而菜園主人都是優秀的組織者，他們讓集市上堆滿了各種各樣的蔬菜，而且價格便宜、質地新鮮。經常是，大清早有一個保加利亞人趕着一輛由兩匹馬駕着的馬車，拖着長音衝着礦工家的女人們喊道：“大嫂子，親愛的大嫂子!快起床喲，買菜嘍!”婦女們被叫醒，紛紛跑出家門。車夫停住自己的馬車，交易便開始。他知道所有女主顧的名字，而她們也能叫出他名字。

　　當我長大成人並有了一輛自行車時，我常常是在下班後換上衣服，騎上自行車去保加利亞人的菜地。我在那兒欣賞他們的勞動果實：那漂亮的西紅柿，那漂亮的茄子。更不要說那些白菜、黃瓜什麼的了。我特別喜愛那充滿詩情畫意的茄子園。一到那兒就觀賞一行行藍瑩瑩的茄子：巨大的葫蘆形果實，側面放射出青紫色亮光。由此可見我早就了解保加利亞人，並且敬重他們，直到現在依然如此。不過，當他們如今向蘇聯供應西紅柿時，我有時跟自己的親屬們開玩笑說：“保加利亞像兄弟一樣給我們送來西紅柿，但他們自己卻不吃這種西紅柿。”為什麼?因為不好吃：它們過早地採摘下來，不是在植株上成熟的。這種西紅柿也是紅色，但不具有在菜園裡成熟的果實那種口味。瞧，我有點離題了。

　　總之，我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保加利亞人。他們做出了近乎病態的反應。這時我們說：“我們並不強求你們同意我們的意見，只不過想提醒你們，如果你們向我們借貸黃金，我們因為現在沒有黃金儲備，無法幫助你們。當償付期到來時，你們將如何走出沉重的財政困境，請你們自己斟酌吧。”我們就此分手。當然，保加利亞人採取了一些措施，如把集體農場規模縮小，等等。但要想把他們所做的一切全部改正過來，當然是不可能了，他們無法恢復原先的農村組織形式，許多擴大的農業合作社還是保留了下來。

　　我上面提到“擴大的”這個詞。這並非出於偶然，和我共過事的人都了解我對這個問題的觀點。在蘇聯，我是擴大集體農莊規模的始作俑者。在這件事上我真是喜憂參半。我曾經認為，我們的那些耕地少、勞力也少的集體農莊是沒有前途的。它們無法使用高效率的技術。因此，應當在另一種基礎上改組這樣的農莊，讓它們使用更加現代化的技術。我們當年就這麼做了。不錯，我們也不無貪大求全之狂熱，這讓我們吃了苦頭。這是我的失察。許多人由於忘乎所以，竟然不能實事求是地估量何謂大型農場，何謂特大型農場，何謂小型農場。

　可是中國人幾乎把整個的省都塞進一個集體農莊裡。只是他們不叫集體農莊，而叫“公社”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上還通過一項關於建立人民公社(2 6萬個公社，每個公社平均2萬人)的決議。公社中農民的財產、宅旁地、勞動、生產資料實行公有化,收入實行平均分配，生活軍事化。。這相當於我們的一個區，甚至比一個區還大。一種失控的經濟單位產生了，而它是不可能贏利的。我想就此結束關於借用中國經驗對我們的保加利亞朋友產生了什麼影響這一問題的闡述。半年以後他們來向我們求援，那時他們用光了人家向他們提供的所有貸款，甚至包括短期貸款。而短期貸款最昂貴，年利率幾乎達到15%(長期貸款年利率為5%～7%)。在這種情況下，搞得我們還是不得不動用了自己的一些儲備，把它交到朋友手上，以防他們應支付的期票被拒付。這簡直就是偷竊嘛。經濟就這樣給那些盲目效仿中國人的人們當頭一棒。

　　中國人這個問題解決起來倒是很簡單。他們那裡實行的是獨斷專行，無須依賴任何經濟原理和科學原理，也無須事先研究和深思熟慮。儘管這個問題看上去一目了然，我們認為我們還是有必要把危險的公社口號為何站不住腳加以解釋。更何況我已經說過，我們這裡還產生了直接相關的理由，因為西伯利亞有一些州委會和邊疆區委會開始搬用這個中國口號，在報刊上發表文章進行宣傳，大談特談它可以適用於我們的條件。

　　那時我們正在起草黨的二十一大關於國民經濟發展七年計劃的一些決議，決定在總結報告中闡述這個問題，報告中將直接提及中國，但要把這個問題的方方面面都分析透徹。正巧由我代表黨中央在二十一大做關於未來七年我國經濟發展問題的報告。我順便也分析了一下“大躍進”。我們就這樣給我們黨的領導者注射了防止盲目模仿的預防針，論證了盲目模仿會大大挫傷蘇聯，給我們的經濟、因而也給我們的政治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經濟，因此對兩者都要多加關注，防止發生任何可能危害國家發展的事情。

　　中國人出席了蘇共二十一大。他們聽到了我的講話，讀了報告原文，也就沒有必要再多向他們解釋我們對“大躍進”是持否定態度的了。這個情況顯然也不會鼓舞他們去加深我們之間的友好關係，正相反，給這種關係潑了冷水。我們在如何發展的根本問題上從此分道揚鑣。到這時我們當然已經開始對中國廣泛開展的活動公開發表評論。早在“大躍進”之前，中國曾經廣泛報道(大事鼓吹)“百花齊放”這個口號。當我們了解了這個口號並研究了它可能產生的後果之後，我們對它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讓百花齊放，這是什麼意思?每個農民都懂得，有些花必須扶持和培育，而有些花則必須剷除，因為當雜草開花結實時，它們會變得苦澀或者危害人的健康和禾苗的成長。這種口號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我們的宣傳工作者向黨中央提出問題：怎麼辦?我們必須表明我們的態度，蘇聯人都看報，而這個口號已經在蘇聯境內傳播開來。於是向報刊和宣傳工作者發出指示：故意不涉及這個問題，繞開它。這個口號是中國人提出供他們內部使用的，因此對他們也許具有某種意義，而對我國條件並不適用，因此我們不接受。當然，我們也很清楚，中國人會立即明白我們的對策：既然我們不宣傳他們的口號，可見我們不支持它。雖然這個口號沒被譴責、沒被駁斥，但每個人都很清楚我們反對它。

　在我們的一次會晤時(或許在莫斯科，或許是在我訪問中國期間)，毛主動提出這個問題：“你們對‘百花齊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思想方針於1956年5月提出。但到了1957年毛澤東便聲稱，只准許“香花”開放，而“毒草”必須鋤掉。怎麼看?”我回答說：我們對這個口號不理解，所以我們很難在我國採用它，它在我國可能被做出錯誤的解釋，因而不會帶來益處。他說：“是呀，我們理解你們的處境。但我們這個口號是建立在研究古代作者的基礎上的。”接下去他從最早見到“百花齊放”口號的古代文獻中舉了幾個例子講給我聽。毛明白了我們不贊同他的觀點，這當然也無助於加強我們之間的良好關係。在那次交談過程中，我們略微觸碰了毛的痛處，稍稍點了他一下，讓他明白他可以在自家那兒編造任何口號並把它們搬到報刊上去，但遠非所有的口號都能為我們所接受。毛認為自己出身神聖，而他的那個神明又是他自己臆造出來的。因此凡是他所奉獻出來的一切都是造福人類的。當然，我們的反應使友好關係變冷，至少是助長了這種關係變冷。然而，他是個聰明人，裝出一副並不見怪的樣子說：每一個黨都可以借鑑對它有益的東西，拋棄不適合它的東西。

　　“大躍進”、組織公社以及毛所倡導的其他舉措逐漸帶來了消極結果。中國的經濟惡化了。在貫徹這些口號之前，我們高興地看到中國迅速崛起，其經濟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改善，生活水平提高。但“大躍進”使整個工業解體。首當其衝的是技術定額，因為中國人認為這不過是資產階級胡編亂造出來的。例如，他們從蘇聯購進的機床，其產品的最大產量定額是精確測定的，而他們竟把產量定額提高許多倍。設備發生了超負荷現象，機床磨損。工業進入解體周期，混亂出現了，原料短缺，設備損壞。中國出現了艱難的局面。工程師如果遵守以科學知識為依據的技術定額，就會被指責為資產階級應聲蟲、破壞分子，如此等等，並被調去當普通工人。

　　我們通過使館收到一份諮詢函：周恩來有意來訪，問我們的態度如何?我們立即回答說，我們將十分高興接待他。他來了，他向我們提出一個什麼問題呢?他談到中國冶金業的困難局面。他說北京請求我們派幾位經濟顧問過去。那邊已經有我們的顧問在工作。除了那邊已有的，我們還能派什麼樣的顧問給他們呢?已經派過去的都是專業水平很高的人，其中包括黑色冶金專業。而周請求派遣專業水平更高的人員，以便和他們共同研究當前的狀況，幫助他們做出應有的結論。我們開會商量了一下，決定推薦扎夏季科A．觶 募究 (1910～1963)自1949年起任蘇聯煤炭工業部部長，曾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1958～1962年)。同志去那裡，他是分管冶金和採煤問題的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他本人是採煤工程師，礦工出身。我因在烏克蘭工作對他很了解，他在烏克蘭的斯大林州領導過一個最大的礦務局。他是一位優秀的工作者，但有一個缺點：酒喝得太兇，而且一喝酒就管不住自己。

我們把扎夏季科派往中國。他肯定給那邊帶來了好處，因為他為人爽直，甚至可以說，性情暴烈。他在那裡逗留了數周。回國後匯報了此行的成果。我問：“扎夏季科同志，您在那邊有些什麼見聞呀?您給中國兄弟提出了什麼建議呀?”“哪裡談得上建議(他的聲音有些粗魯)，赫魯曉夫同志，全都是他們自己的過錯，他們自己把鋼鐵工業工作搞得一團糟。我去了鞍山鋼鐵廠，那裡是一片衰敗景象。”接下去他列舉了高爐車間、平爐車間和該企業其他車間的實例。“那裡的廠長是誰?”“廠長是某某某。我同他認識了，原來他是學獸醫的。”

　　當我會見周恩來，而他請我發表一下感想時，我問他：“周恩來同志，那些在我們這兒留學和大學畢業的冶金專業工程師都到哪裡去了?據說，他們都在你們農村工作，在那裡接受所謂戰鬥鍛煉。而你們的鋼鐵廠卻由一個根本不懂冶金專業的人在管理。假如你們沒有專業人員，這樣做還可以理解。我們在革命後頭幾年也曾出現過種種類似情況。但你們現在能夠物色到專業對口、勝任其職的人員嘛。”周恩來沒能做出任何言之成理的回答。我看得出，他自己也明白做了蠢事。但這種蠢事並不是他出的主意，也不是他的能力所能消除的。

　　中國工業中其他行業也是一片混亂。被派往那裡對我們援建的開工企業進行安裝調試的蘇聯專家、甚至普通工人，都紛紛向我們報告一些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我們下班回到家裡，東西全被翻亂，箱子被搜查；我們找人解釋，人家卻對我們說，這種事根本不會有，顯然是我們自己沒有鎖門，人人都矢口否認。這已經不是誤會，而是不信任了。他們在尋找什麼?他們在工程師或工人的皮箱裡能夠找到什麼?那裡又能夠有什麼?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在找什麼。

　　人們講過這樣一件事。我們的工程師正在幫助中國人掌握火箭的使用方法，把火箭組裝起來以便移交給中國人，組裝完畢之後便下班回家。第二天早晨他們發現火箭被拆卸。他們就問：“是誰拆卸的?沒有我們在場你們不應該拆卸火箭。這是我們的火箭，我們正在把它們移交給你們。”誰也不能解釋清楚。顯然中國人決定在夜間檢查什麼，偷看機密(不過不清楚其目的是什麼：我們正在把這些火箭全部移交給他們)和把火箭重新組裝起來的知識。另外還發生多起事件，都是由於對我國專家不信任和不尊重而引起的。後來發生了粗暴的侮辱，尤以酒醉的中國人為甚。

　　他們指責我們的人，說他們是“極限論者”“極限論”又譯“生產到頂論”，是指把落後的定額和指標視為不可逾越極限的行為或言論。--譯者注。這類用語我們似曾相識!過去，在蘇聯發展的某個階段，我們這裡也曾流傳過這種罵人話。我不知道這句話究竟有多少道理。顯然，這個用語在我們這裡也是站不住腳的，它反映了對工程技術人員不信任。當年對資產階級專家猜疑心很重。我們打破他們的定額，但並不總是合理，儘管有時做得對。然而，我們並沒有向中國人推薦這種方法。他們是仿效我們而主動採用了這個方法的。這是他們的事。但我們還是對他們說，這種辦事方式不會有好結果。

大約就在那時或者稍微早些時候，我們收到我國大使從北京拍來的一封令人擔憂的電報。電報中說，中國領導層對蘇聯的行動表現出強烈不滿。駐華大使是尤金。他本人是一位哲學家，他肩負着特殊使命被派往中國。尤金以學者身份前往那裡，當時毛澤東請求斯大林幫助他整理自己的講話、文章等等文稿，因為他打算出版這些著述。讓一位懂馬克思主義的人審閱和校訂這些文稿，以免出現理論錯誤。於是尤金被派了過去。毛一向認為自己是哲學家，非常喜歡哲學話題，對於所有他與之談話的人，哪怕是凡夫俗子，他都纏着人家談論哲學。因此斯大林決定派出尤金，讓這位大使既能和毛談論一般性哲學話題，同時又能幫助他審訂他的著作以供出版。

　　斯大林在世時和斯大林去世之後，我們都收到尤金髮回的電報，他興高采烈地通報毛的情況：他們兩人相處得很融洽，並且不是尤金去毛那裡，而是毛親自去見尤金，在他那裡一呆就是通宵達旦，與其說是在審訂文稿，不如說是在自由交談。尤金描述這些交談時興奮得簡直上氣不接下氣。我們為此而慶幸，因為常言說，只要寶寶不哭，怎麼哄並不在乎。毛與我們的大使建立起良好的接觸，這令我們高興。我們認為這證明彼此相互信任，促使我們之間關係得到更大的改善。

　　在那個時期，我國軍方曾向黨中央建議給中國政府發一封請求函，請他們允許蘇聯在中國南方建一個無線電台，這個電台可與我們在太平洋巡弋的潛艇保持聯繫。我們討論了這個問題，並得出結論說這個建議符合社會主義陣營的共同利益。那時我們正在大力建造柴油發動機潛艇，並且已經着手建造原子發動機潛艇。不言而喻，我們需要一個與在太平洋活動的潛艇艦隊保持聯繫的可靠通信裝置。

　　軍方無疑做得對，他們選定了一個適合安裝這種通信設備的地點。但我現在認為，我們當時犯了急躁病，誇大了各國共產黨和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利益。我們曾經認為，無論我們的艦隊也好，中國的艦隊也好，而且一般來說，以及社會主義國家所有的軍事設施也好，都服務於一個目的：一旦帝國主義把戰爭強加於我們頭上，必須準備好還擊。潛艇的活動不僅僅是為了蘇聯的利益，也是為了中國和所有兄弟國家的利益。因此我們曾設想，中國對建造無線電台的興趣並不亞於我們。

　　為什麼我們打算自己建造無線電台?那個時期，中國要建造複雜的設備並如期完成，是有困難的。軍方催促我們，要求儘快開工。然而我們沒有考慮到中國領導層的民族感情。毛因為這個建議而受到傷害，他的民族感情被刺傷，中國的主權蒙受觸犯。很顯然，他認為我們是在以這種方式向中國滲透，所以對我們的建議做出了激烈的反應，儘管他本人先前曾請求我們幫助中國造導彈潛艇。蘇聯把全部技術資料都寄了過去。中國人選好了廠址，在我們的專家援助下造起了這種潛艇。我們把這看作是天經地義的事：為了共同利益必須建造防禦設施，並通力協作完成這項工作。

　　在我們突然收到尤金的一封令人憂慮的電報時，又發生了另外一些這類性質的問題。我們開會商量了一下，蘇共中央主席團決定由我飛往北京。我們通報了中國同志，他們答覆說他們將接待我們。這是1958年7月的事。同我一起出發的好像有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因為要討論軍事問題，另外還有蘇聯副外長庫茲涅佐夫。我們是秘密飛往那裡的，沒有在報刊上宣布這次旅行。

　　抵達北京後，毛澤東、鄧小平和其他中國領導人前往機場迎接我們。我們被安置在一處貴賓下榻的賓館。我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游泳池旁度過的。那裡搭建了個涼棚，毛在那裡游泳，我們也同他一起游。我們當然不能同他比賽誰游得遠。據中國報刊報道，他曾“刷新”一項什麼紀錄。但這件事我們是後來才聽說的，不過就在當時，我們這些游泳者就立即“高舉雙手”，向毛服輸了，承認他是冠軍。我們通常像海豹一樣躺在一小塊暖乎乎的沙灘或者地毯上談話。然後再下到水裡。又從水裡爬上來曬太陽。我們的談話是用相當平靜而友好的聲調進行的，儘管尤金在電報中通報說毛的言詞激烈。

　　關於無線電台，毛說：“我們不能接受你們的建議。中國多少年以來都被人看作是一個沒有主權的國家。這有損於我們的聲望：有損於我們的主權。”我盡我所能地連連道歉：“我們一絲一毫都不想破壞你們的主權或者干涉你們的內政，不想打入中國經濟，總之不想做任何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自主權的事。”“那麼就請你們提供貸款。由我們來為你們建電台。”我對他說：“這樣最好。您瞧，我們的技術指導，我們的圖紙，我們的錢，我們提供的設備。一句話，為了儘快建成電台一切都由我們提供。你們就建吧!”毛說：“好的，我們同意。”

　　看上去我們好像很快就解決了問題，而且雙方皆大歡喜。我們的軍人提出的這項任務將會完成。事實上卻並非如此。工程怎麼也開不了工，中國人一再提出新的條件，他們尋找種種理由拖延時間。我們兩國關係惡化後，這個問題乾脆被撤下了議事日程。

　　我們在游泳池裡還談起了另一個問題，也是有關潛艇艦隊的問題。

　　根據先前簽訂的條約，我們的飛機可以使用中國的機場。而此時我們的海軍提出了進入中國某些港口以便給我們的潛艇加油和安排船員休息的要求。中國的海岸線很長，而我們蘇聯仿佛就處在它的海岸線邊緣，可見海軍在這個問題上所追求的也是純業務目的。然而中國人又提出有關威望的反對意見。毛激烈反對。我對他說：“毛澤東同志，我根本不理解你們，這件事可是對我們大家都有利啊。”“不，我們不能同意這麼做，這有損於我們的主權，我們也正在組建自己的潛艇艦隊。”“那我們還能說什麼呢?既然談主權，那就讓我們按照有來有往的原則行事吧。比方說，如果你們想在北冰洋有一支自己的潛艇艦隊，我們就在自己的領土上給你們提供一處基地，作為交換，我們將在太平洋沿岸中國領土上設一處我們的潛艇基地。”“不，我們對這種做法也不同意。各國武裝力量都應該部署在本國領土上。你們的建議使我們蒙受恥辱，使我們的感情受到傷害，我們不能同意。”“既然你們這樣看問題，那就算了吧，我們不想再堅持，就靠我們現有的條件想辦法吧。我們將加強遠東艦隊。我們想對它進行重新裝備，大大增強它的實力，使這支潛艇艦隊成為太平洋上一支強大力量。”

我們又觸痛了一個曾長期遭受外國侵略者統治的國家那敏感的神經。從此以後我對毛在與我們談話時所遵循的是什麼有了更好的理解。看來我們根本不該向中國提出這個建議。如果我們事先知道會有這種反應，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也絕不會貿然提出這個建議，不會自找麻煩，而向毛提這個請求。但事情已無法挽回。我明白，在這類問題上需要非常注重禮數。現在我對這個狀況更加了解了。不可損傷任何國家和任何民族的民族尊嚴。存在着主權，背棄主權?這個話題只有在雙方完全同意的前提下才能談，但即便如此也最好儘量避開它，除非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例如談判雙方正面臨戰爭的危險。總之，主權問題在這個世界上還將長期成為分歧的內容，主權問題突然浮上水面時會給個別國家之間的相互諒解造成相當嚴重的損害。

　　有一次也是在游泳池旁，毛又挑頭談起這個話題：“赫魯曉夫同志，我們來算算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比吧。我搞了個計算，算出的結果是：中國擁有將近7億人口，所以它可以組建多少多少個陸軍師。蘇聯擁有2億人口，它能夠組建多少個師。”是的，軍隊有兵員定額，他的計算大致是正確的。他用常規的方法估算了一下所有社會主義國家能夠讓多少人去當兵。然後又開始計算美、英、法等北大西洋公約國家能夠組建多少個師。他說：“瞧，力量對比就是這樣。所以我們還怕什麼?”

　　這番議論很符合他1957年在兄弟黨國際會議上發表的那個觀點，當時毛聲稱，損失3億人，即人口的二分之一，對於中國來說算不上什麼悲劇。如今他又把這個問題抖落出來，用計算數據來充實他那個關於我們不必害怕戰爭的論點。他並沒有直截了當地說根本不必為和平而進行鬥爭。但如果仔細琢磨一下，他的論據歸納起來恰恰是這個意思。毛不是把和平共處問題放在首要位置，而是把準備戰爭的問題放在首要位置。準備戰爭的目的就是要在這場戰爭中打敗我們的敵人，無論戰爭會給社會主義國家造成多麼大的損失。

　　我對他說：“毛澤東同志，您計算出的數據，人們都知道。但是還必須考慮到，只有當我們生活在另一個時代，當人們用肉搏方式或者用諸如標槍和刺刀等冷兵器作戰時，算術學統計結果才是合理的。從前就是這樣，誰的棍棒多，誰就占上風。我們現在生活的時代不同了。機槍剛剛問世，立刻將各方力量拉平了一些：力量對比後來發生了有利於擁有更多機槍的軍隊的變化。後來又出現坦克和飛機，力量對比則全然改觀，戰勝者不再是擁有更多人口的一方，而是擁有良好軍事工業和能夠充分供給自己新式武器的一方。現在我們擁有導彈和核武器。世界大戰將是導彈核戰爭，而導彈核戰爭將使機會均等。一枚導彈可殲滅幾個師。可見師的數量多寡現在不再是實力的標誌，說句粗話，那不過是一堆炮灰。因此我們對戰爭問題抱有不同的看法，我們不以人口數量衡量力量對比。

　　我們現在正加速發展我們的工業，特別是核工業和火箭工業，以防蘇聯遭遇不測。我們必須擁有足夠數量的、敵人肯定會用來裝備自己的各種新式武器。我們的敵人具有高度的組織性，擁有非常強大的工業，具有很高的技術水平”。“不，我還是認為您錯了。在力量對比上起決定作用的，仍然是人口的數量。”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用任何手段都未能取得一致意見。他發表了他的觀點，我發表了我的觀點。我們都沒有再反覆談下去，因為那樣做不會有什麼結果。

　　毛還談及另一個問題。我們曾經在報刊上發表了蘇聯國防部長朱可夫的一份聲明。當時國際形勢要求我們發表保衛社會主義國家的聲明。我們準備了一份這樣的聲明，交由朱可夫同志宣布。聲明的主旨是：警告帝國主義陣營，如果他們侵犯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不會保持中立，而是將動用我國軍隊所擁有的一切可能手段，給侵略者以還擊。毛此時指着朱可夫的聲明說，他認為這個聲明是錯誤的。我問他為什麼。這可不是朱可夫的個人觀點，而是我們黨中央的意見呀。那時正逢中美關繫緊張。“我們的堅定立場會遏制帝國主義者。他們將會知道，侵犯我們的任何一個盟友，無論是侵犯中國還是阿爾巴尼亞，都必將無法逃脫懲罰。其實朱可夫的聲明當時牽涉到的首先是與資本主義世界毗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不對，”毛說，“這不對頭。”於是他開始展開地談他的觀點，其觀點可歸納如下：“如果有人侵犯中國，你們不要捲入戰爭。我們將自己打，打10年，打20年也行。我們人口眾多，國土遼闊。如果敵人硬要跟我們打，他們絕沒有好下場。我們自己應付得了，我們一定打敗他們。沒有一個國家能戰勝我們。日本人跟中國打了好多年仗，他們的侵略下場如何呢?敵人會破壞我們的經濟?讓他們破壞好了。最重要的是要保住蘇聯。只要蘇聯還在，還將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向前發展，以後一切都會恢復正常。中國打敗了敵人，將在你們的援助下恢復自己的經濟。因此根本不要讓蘇聯去冒與資本主義陣營打仗的危險。”瞧他就是這樣偷梁換柱的：倒好像中國為了確保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生存而甘願犧牲自己。

　　我說：“如果我們這樣對待自己的國際主義義務，只讓每個國家自力更生，那麼敵人就會把我們各個擊敗。這種立場是鼓勵侵略，而不是遏制侵略。因此我們認為我們這個聲明應該發表，我們並且在自己的政策上恪守這個聲明。這篇聲明的措辭不是出自國防部長，而是出自我國政府，出自我們的黨中央。”“措詞是錯誤的。”毛回答說。問題討論到這裡就結束了，各自保留了自己的意見。下一次會晤，繼續談軍事話題。那次談話具有另一種特點，而且我想說，毛的言論變得自相矛盾了。儘管如此，這些言論與上一次仍然如出一轍：

“我考慮過我們上一次的談話，並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如果蘇聯遭到進犯，我建議你們不要抵抗。”我立刻警覺起來：“怎麼?帝國主義列強侵犯蘇聯，而我們不對他們進行反擊？那結果會怎麼樣呢?”“你們一步步後退，後退一年、兩年、三年。拉長敵人的交通線，從而削弱他們。然後我們聯合起來向他們進攻，打敗他們。”我對他說：“我甚至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您。對於我們而言，這種看事物的方式是完全不可思議的。後退一年?下一次世界大戰恐怕未必打得了一年。那將是一場速決戰。”毛繼續說：“你們不是曾經退到斯大林格勒嗎?你們曾經後退了整整兩年，為什麼現在不能後退三年呢?如果說你們當年曾經退到斯大林格勒，那麼現在你們可以退到烏拉爾，退到西伯利亞，再往前，你們的後方是中國。我們將利用我們的資源，我們的國土，一定打垮敵人。”我回答說：“不，我們遵循另一種立場，即立即反擊的立場，一旦遭到侵略，我們將動用所掌握的全部手段進行反擊。我們現在擁有強大的兵力，雄厚的技術能力，並且還在逐年增強這種能力。反擊是不可避免的，這就迫使敵人在他們敢於對我們發動侵略之前不得不三思而行。或許侵略就根本不可能了。”“不，”他又說，“我認為這個論點是錯誤的。”

　　後來，我曾反覆琢磨，他的那些觀點有什麼依據呢?我不知道該如何給這種觀點和議論下評語。我很奇怪毛怎麼可能這樣思考，我無法給自己找出答案。如果設想一下他這是在進行挑釁勾當，我們可沒那麼天真。他怎麼也不可能居然認為我們會同意。如果他自己認為他那些關於軍事策略的論斷是合理的，那麼就很難想象一個聰明人竟然會如此思考。對我來說直到現在這依然是一個不解之謎。我一直不清楚：這到底是思維力缺欠還是挑釁?然而這樣一場談話的確是進行了，而且我完全保證我準確地轉述了毛的講話和我的回答，既不誇大其詞也不斷章取義。絕對沒有！我為什麼要那麼做呀?我們同中國的煩心事本來就夠多的了，我可不想再誇大它們。正相反!

　　在這種情況下，頭腦簡單的人會說：“我們為中國做了許多，可是中國卻走上了仇蘇的道路。”就是嘛，但責任不在我們。目前蘇中關係現狀似乎直觀地表明當初沒有必要承擔這種花費，即便如此，我仍然認為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我們當時這樣行事，是為了振興中國的經濟，使中國經濟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更加壯大。我們真誠地提供援助，是為了讓我們的朋友也像我們十月革命以後所做的那樣向前發展，建設本國的經濟和鞏固國家的獨立。但事與願違。

　　總有一天我將死去，如果人死後仍然思考的話，那麼我所思考的將是蘇中兩國人民兄弟情誼以及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兄弟情誼重新恢復的美好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