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章起，到《关于阿尔巴尼亚》一章为止，尼•谢•赫鲁晓夫把他的回忆录录在录音带上(1969年)。

　　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适逢斯大林70寿辰。正巧在这一天我从乌克兰返回莫斯科，担任一项新的固定工作。斯大林对我说：“您把乌克兰那边的工作交代一下，务必在我70岁生日那天赶来。”我就照办了。我未能出席斯大林同毛的单独会谈或者有莫洛托夫在场的会谈。总共举行了多少次这种会谈，会谈进行得如何，要我现在来谈是困难的。不过，在这几次会晤之后斯大林一次也没有因为毛而高兴过，也从未对他大加赞扬。然而在欢迎毛的宴会上，斯大林却表现得非常好客。他喜欢这种宴会，并且很爱炫耀自己如何好客，对待客人如何殷勤周到。只要他愿意，他会把这种事做得很漂亮。那次宴会我参加了。宴会和席间谈话都是在轻松自如的气氛中进行的。

　　看到同新中国似乎正在逐渐形成良好关系，我感到很高兴。我们这里大家都希望这样。不过，在毛访问期间曾经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在那次宴会和席间友好会谈之后，斯大林有好些天根本不与毛会面。既然他本人不露面又没有委托别人，我们当中也就没有人去毛那里。这时毛开始流露出不满，说他被关在为他安排的住所里，什么也不给他看，没有人跟他会面；因此他声称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回国。人们向斯大林报告说毛表现出不满。于是我们再一次与他会面了，是在斯大林的别墅举行的午宴上。斯大林这时竭尽全力来满足毛的请求，同他搞好关系，并显示自己完全站在他那一边。

　　毛走了。当时担任苏联政府驻华经济事务全权代表的是一位铁路专家即泉盉 科瓦廖夫(1901年生)，他于1944～1948年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长)，后任中国东北人民政府顾问和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顾问，在北京人称“两位领袖身边的顾问”。。他从前在满洲工作过，日本人被驱逐后曾在那里修复铁路，后来当上了毛泽东的顾问。斯大林认为他是一位可信赖的人。不久此人便在他的密告信中报告说，发现对苏联的不良情绪，这种不满在刘少奇、周恩来及该国其他一些领导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高岗早在毛访问莫斯科之前也给我们发来了类似的情报。高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驻满洲全权代表兼北京政府驻满洲的全权代表，就好像是那里的总督。他与我国代表建立了十分良好的关系。高岗只字不提毛本人的立场如何，但他同样也不提毛对那些明显表示对我们不满的人都采取了什么措施。高列举了许多事实以证明这种不满的存在。

　　这里我举出其中的一件。那天正在庆祝中国的一个什么节日。举行了阅兵式。当装备着我们的坦克的部队从广场上通过时，中国的军人气呼呼地说俄国人给他们的是旧坦克。是，这话没错。那些坦克不是新的，那时我们自己并没有那么多新坦克可以送给中国。苏联刚刚结束战争，正在恢复工业，坦克产量削减了。不这样做不行嘛。所以我看不出有什么可抱怨我们的理由。坦克当然是旧的，但还完全具有战斗能力。但这种言论给不满意我们的情绪火上浇油，而且把一切都归罪于苏联。

　斯大林希望博得毛对我们的好感，在他访问期间显示自己对他友好相待，并且信任他。因此斯大林拿到我国驻满洲代表寄来的并附有他与高岗谈话记录的几份文件之后，干脆就把它们转送给毛了。我，还有我与之交换意见的几位其他政治局委员，都确信不疑地认为高岗向我们通报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出于何种目的，我不知道，但无论怎样他是站在对苏友好的立场上的。然而斯大林却把这些文件交了出去!如果要在历史上寻找类似的现象，那么这很像科丘别伊瓦•列•科丘别伊(1640～1708)自1687年起任总司书，1699年起任东岸乌克兰(即俄罗斯属乌克兰)首席法官。他曾多次提醒彼得一世说首领(黑特曼)溪毖 马泽帕正在与波兰国王斯塔尼斯拉夫•列辛斯基和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进行秘密谈判，然后他逃往俄罗斯，却被俄国沙皇交给马泽帕，后被处死。向沙皇彼得一世密告首领(黑特曼)马泽帕叛变。当时沙皇彼得把这封告密信退还给马泽帕，以博取其好感，并表示自己不相信他叛变。然而马泽帕处死了科丘别伊，并且开始帮助查理十二世讨伐俄国。普希金在叙事诗《波尔塔瓦》中对这个情景做了鲜明生动的描写。

　　然而我们一时失去了一位显示他与我们亲近并用具体行动加以证实的人，高岗向我们通报了中国领导层的情况及其对苏联的态度。这一点非常可贵。斯大林非但不支持他，反而将他出卖。我以为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以下几个理由。斯大林是一个不相信任何人的人。他连自己都不相信。他认为，我们收到的那些秘密情报正是高岗所传递的这一事实，毛泽东迟早会知道。那样一来斯大林就会陷入微妙的处境：仿佛是他挑动人们反对北京政府。因此斯大林便借此机会表明他完全信赖毛泽东，并因而不愿意从一个反对中国领导的人那里获取情报。虽然高岗本人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他对毛泽东的看法，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他的看法并不是什么秘密。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几位在中国的人报告了某一个城市举行青年联欢晚会的情况。参加晚会的人酒喝多了，青年人开始对我们说些含有敌意和挑衅的话：“把你们那个姓高的弄到你们那儿去吧，他是你们的人，不是我们的人。”这件事还是发生在他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时候。可见高岗早在那时就已经处在某种被孤立状态了，他违反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苏政策的行动，那边都知道了。这一情况也应当加以考虑。或许斯大林在出卖高岗的时候认为他反正已经被揭露了。这是我得出的结论。我并没有亲自从斯大林那里听到这种议论。但任何其他理由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斯大林居然把上面提到的文件移交给了毛。坦率地说，我们这些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斯大林的做法感到愤慨。

　　说到毛访问莫斯科，我看到斯大林表现出的客气态度并不是真心的。让人感觉得到他对待毛很傲慢。毛不是一个胡涂人，他当下就看出来了，但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一次之外，他表面上丝毫没有流露出不满。

　　　我们和中国的争论爆发后，毛在和我谈话时说，斯大林不但不支持他，反而对蒋介石采取一些与中国共产党利益相抵触的做法。有些行动，诸如建立合营企业，在新中国招致了反苏、反俄倾向。令人遗憾的是，还犯了一些其他过失，给加强我国与几个社会主义邻邦的友谊造成了巨大损害。例如，斯大林死乞白赖地要求原料统统送往苏联，我认为这是一种丧失理智和背信弃义的行动。当然，每个国家都应当拥有自己的外汇，以便进入资本主义的市场。苏联无法向他们提供一切。我们自己还得靠采掘黄金或向西方出口外汇产品的办法筹措外汇，以便换回外汇，用来购买我们所不生产的商品。

　　中国以及全体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这方面的需求。对此要加以正视，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但斯大林却对此充耳不闻，他不明白也不想明白这个道理，特别是在战败希特勒之后。他认为，他现在也可以称王称霸了，像亚历山大一世在打败拿破仑后称霸欧洲一样。那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忽视了朋友的利益。这种政策让朋友们感到尴尬、屈辱，在对苏关系中播下了仇恨种子。我还记得对华关系中的种种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我们的一些欠缺考虑的行为使我们的友谊蒙上了阴影，尽管没有任何导致这种状况的客观原因。

　　从另一方面看，毛泽东本人对斯大林有时也不仅仅表现尊重，而往往是妄自菲薄。例如，他向斯大林请求推荐一位能够帮助审订他在内战时期的演讲稿和讲话稿的人。毛打算这时出版这些文稿，请求给他派一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此人不仅能够帮助他审订文稿，而且不会让他在理论上出任何差错。令斯大林开心的是这封请求信中对他的权威表示了承认。我认为毛之所以这样做，有他自己的考虑，他是想给斯大林造成这样一种假象：他情愿用斯大林的眼睛观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标榜个人观点。但这与中国历史进程中所揭示出来的一切大相径庭。

　　中国人在武器援助、提供设备、兴建工厂方面也提出了很多要求。苏联在这些方面也给予了中国巨大援助。我现在说不出这些援助所花费资金的具体数目是多少。但这里所说的是钢铁厂、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现代化武器制造厂。所有这些都由我们提供贷款，我们送去图纸，提供其他援助，而这些援助实际上都是无偿的。就连技术资料的转让也并非在商业基础上、而是在友好的基础上实施的。我们向中国派遣了各兵种教官：空军、炮兵、坦克兵教官。我认为这既对我们有好处，也对中国有好处。我们把中国的巩固看作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是我国东部边境的保障。在这方面我们的利益与中国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对待他们的请求就如同对待我们自己的需求，并凭借我们满足这一切请求的物质能力给予帮助。

　　在东方，不仅苏中两国的利益，而且还有同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利益，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苏联对北朝鲜也很重视，在创建军队和搞好国民经济方面都千方百计地提供援助。总而言之，我们尽一切努力使得北朝鲜在经济上比南朝鲜发展得更快，从而使它成为对南朝鲜人民具有吸引力的一方。当北朝鲜与南朝鲜开战时，北朝鲜、中国和苏联在这场战争中更被牢牢地拴在一起，因为南朝鲜的胜利，就等于美国对北朝鲜的胜利，而这既威胁到中国，也威胁到苏联。我们的同情完完全全在北朝鲜方面，在金日成领导的政权方面。

　　我们共产党人同情朝鲜人民，愿意帮助他们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在全国建立人民政权。斯大林去世后，战争还继续了一段时间。我们早就酝酿成熟了一个想法：寻求停战的可能性。我们通过外交途径采取了一些步骤，开始对美国人进行试探，看他们对停火是什么态度。美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谈判开始了。后来成立了由朝、中、美三国人员组成的联合委员会，由交战各方直接进行谈判。谈判拖了很久，最终总算达成了协议，双方军队停留在他们停止军事行动的地方，即大约在38度纬度上，而日本战败后苏美两国军队的军事分界线就是沿着这条纬线确定的。

　　那个时期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很好，至少在表面上。我之所以说在表面上，是因为我们后来得知，毛并不承认我们是平等盟友，他怀抱着大国野心。我们可是向中国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援助。中国的工人到我们这里来实习，在由我们援建的中国汽车厂、拖拉机厂接受培训。我们的工程师和工人在中国工作，直接参加那里的建设。中国公民起初对我们非常好，而我们尽一切努力，以求兄弟般关系得到巩固。我们认为苏中两国人民是兄弟，并认为这一点不仅有利于我们，而且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早在斯大林的建议下，我们就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许多武器：大炮、坦克、机枪、步枪、自动冲锋枪、飞机。中国所得到的武器，基本上都是当时苏军所装备的武器。不过，苏军在个别种类兵器方面正在向新式装备过渡。在战争时期，特别是在战后军队建设过程中，总是有一些型号武器被取消生产，另一些型号武器被投入生产。我们在对华关系中总的原则是什么呢?随着一种武器的改进，我们便用它来装备自己的军队，然后把它推荐给中国用以武装人民解放军。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是兄弟般相互关系的基础，我们关心的是让中国强大，让它的军队达到现代发展水平。我们在竭尽全力提高本国军队战斗力的同时，也同样关心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我们听到有传闻说中国有一种敌视苏联的力量。我们得到了情报，说中国报纸报道中国人不满意中苏边境，觊觎符拉迪沃斯托克，等等。中国报刊对读者说，俄国沙皇用武力强行划定了现行国境线，把它强加给中国；它们还使用了别的一些对苏联不友好的言词。我当然并不袒护沙皇。但苏联现有的边境线是从先前的边界沿袭下来的，我们一向认为这是苏联的合法疆域。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新建立的革命政府也都成为前政府的继承者，都认为从被推翻的政权那里接受过来的疆界内全部国土是自己的国土。

　　我想这种态度是明智和正确的。如果现在提出修改边界问题，追溯边界曾经是另一种状态时的历史往事，就会走得太远。这不会导致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加强，正相反，这会挑起我们不和。除此之外，对于一个真正的、看事物应超脱国境的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来说，这个问题在革命运动夺取全世界最终胜利的事业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框架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们在北京谈到了这一点。他们回答说：请你们不必介意，我们有许多党派，每个党派都有自己的报刊。那上面也可见到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敌对言论，但这些言论不是我们领导层的观点。我们对此表示满意，不过我们也希望能够公开发表中国领导层的观点。但这件事并没有做。我们并没有直接提出这种要求，而只是想当然地相信了中国领导人。

　　在事务上，我们主要是与周恩来保持接触。周曾频繁来我们这里，我们同他讨论一切问题。我们就是同他事先商谈了朝鲜停战，制定了总的行动策略。周恩来为了各种经济问题，其中包括为了签订向中国提供设备的协议以及满足中国其他需要的协议而频频访问苏联。周恩来同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们对他十分尊重。他是一位务实的人，同他谈话很轻松，很容易找到双方互利的解决方案。我们认为，一般来说我们同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务实关系。周恩来当时任总理兼外长。因此苏联对华外交关系问题也是同他来解决的。

　　我已经说过我们向中国提供大量货物并在那里建设工厂。我想专门谈谈这个问题，因为在我已经处在退休者地位的时候，各类人士见到我都表示忧心忡忡，说我们给别的国家提供的援助太多了，从而把苏联的财富都散了出去。是的，我们是在援助我们的朋友，比如援助中国。但中国像我们所支援的其他国家一样，是付钱的。有人会说，既然人家付钱，那还算援助吗?这好像是贸易嘛。并非全然如此!既然是有偿的，当然是贸易。我们的援助则表现在我们用信贷方式提供设备，并在我们的协助下安装这些设备，工厂由我们来建，工人由我们来培训，再由我们提供安排生产所需要的一切。这个国家便一下子获得生产钢铁和设备的能力。

　　当然，如果考察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关系的形成，那里任何一家公司所考虑的都是什么对它有利，而且仅此而已。是出售设备更有利呢?还是不出售设备、而出售用这种设备生产的产品为有利呢?出售产品者居多合营公司是股份制公司的组织形式，公司合伙人为私人资本和国家。这个国家或者这些国家在某一经济领域或在采掘自然资源方面共同经营企业。。而我们由于希望增强友好国家的经济，提高友好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既提供设备，又提供整个工厂。不但如此，我们还是以优惠价格提供设备的。例如，资本家提供贷款，年利率5%～7%，而我们贷款的年利率为2 5%或者2%。这是很大的优惠。因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确是在援助兄弟国家。

　　以签订旅顺旅顺是中国辽东半岛的一座城市和港口，与大连市一起构成旅大行政区的主体。1898年由俄国租赁，并修建铁路与哈尔滨连接。1904～1905年俄日战争后划归日本，1923年租赁期满，日本拒绝归还中国。1945年8月23日被苏联红军解放，根据1945年、1950年和1952年苏中协议，作为军事基地由苏中两国共同使用。1955年5月无偿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大连地位协定而告终的那一次苏中谈判也是在那个时期，即50年代中期进行的。在那次谈判中我们完全正确地确定了自己的立场。我们的出发点是：旅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我们继续留下来的先决条件是符合中苏两国的利益。我们集中力量来对付潜在的、虽然早已战败的共同敌人--日本。况且那时又形成了新的局面，即来自美国的威胁正在增长，实际上美国正在中国南部组织反对人民政权的战争，因而可能从日本那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威胁。

　　我们花了大量人力和资金用来整顿旅顺要塞，重新为它进行了装备，并在那里配置了一支相当有实力的守卫部队。后来我们把这些全部移交给中国。此外，我们还放弃了我们在满洲享有的中东铁路权利。我认为这种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不愿意引起冲突，不愿意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上拥有财产。我们把这些财产交给了中国，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这一事实显然并没有完全满足他们。毛的期望更高。

　　斯大林去世后，我们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也取缔了合营的新疆开发公司，并就向中国移交旅顺和撤出我们驻在那里的军队达成了协议。关于最后一个问题的预备性谈判旷日持久。拖延解决这个问题的不是我们，而是中方，不过我们对此能够理解。中国担心美国，那时朝鲜正在打仗。美国人扭转了这场战争的进程，使之有利于南朝鲜，因而北京产生了忧虑：美国会不会也对中国实施侵略行动?美国在南朝鲜有足够的军队，因此在那个时期中国人不但不加快旅顺移交进程，而是放慢这个进程。

　　1954年决定派遣我们的党政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根据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由我率领这个代表团。代表团阵容很大，而且很有代表性，团员有布尔加宁、米高扬、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谢列平、纳斯列季诺娃等人。代表团出访日期定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和劳动人民政权建立纪念日--10月1日。我们到达中国。人们兴高采烈地迎接了我们。我们也为了能够在中国土地上逗留、会见中国人民的领导人、同他们会谈而十分高兴。除了一般性防御问题，我们没有什么特别问题要向北京提出。为了巩固国防，中国今后必须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工业。我方对中国政府只有一个请求。我们认为，这件事双方都会感兴趣，而对中国来说还有一定帮助。中国失业人员很多，我们希望引进一定数量的中国工人开发西伯利亚的资源，首先是森林采伐。

　　究竟打算引进多少人员，我现在记不准确了。我们需要将近100万，也许更多。这是根据各行业部门的申报计算出来的总需求量。当时流行一种看法，认为我们缺少劳动力。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后来改正了。经过调查查明，我们的劳动力够用，甚至略有富余。只不过因为我们对劳动力利用得不好，才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假象。感到紧缺的地区主要是西伯利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要开发西伯利亚的资源，就必须从苏联欧洲部分引进工人，因为西伯利亚人口过于稀少。我谈及此事，是为了在下面介绍一下毛泽东对我们的请求做出了怎样的反应。

　　　我们按惯例聚在一起饮茶。我在中国没有发现滥用酒精饮料的现象。即使我们聚在一起共进午餐时，也只是喝适量的酒，并且从不勉强，不像在斯大林那里，每人饮酒多少不是随自己所愿，而是要看斯大林打算往你肚子里灌多少毒液。毛在这方面与斯大林大相径庭，而且我说不好他个人对杯中物有无偏好。一般说大家以饮茶为主。开会时都要用带盖的杯子送上一杯茶水(按中国习俗)。你喝光了这杯，便给你送来第二杯。如果你来不及喝光这杯，便撤走，换上一杯新的。过了一会儿，再换一杯。每隔一段时间送来蒸煮过的热毛巾。中国人用它揩拭头部和脸部，振作一下精神。我们对这种礼仪不习惯，但我们出于对主人的尊敬也照着去做。

　　上茶上到这么大的量!我不习惯饮这么多液体，便谢绝饮茶。更何况上的是绿茶，而我不喜欢绿茶。布尔加宁却喜欢喝茶，他老老实实地遵守礼仪，可是后来他失眠了。医生给他做了检查并问道：“您喝了绿茶吧?喝很多吗?”“是的，很多。”“如果您今后还这么大量饮茶，您会更加睡不好。您必须减少饮茶量。茶叶含有兴奋物质，使人失眠。”布尔加宁不喝茶了，他又恢复了正常，这是他告诉我的。

　　毛对我们请求支援劳动力一事做出了怎样反应呢?这个毛叫人琢磨不透!他若无其事地、慢慢悠悠地走着，一摇一摆。他看了看我，把眼睛垂下，重又抬起，平心静气地、细声细气开口说：“人们都把中国当成劳动力后备军。人们都认为我们有许多失业者，认为我们是欠发达国家，因此可以把中国人当作兼价劳动力引进，去干各种各样的粗活。但在中国，对中国人民的这种看法被认为是一种侮辱。您的要求(他居然用这个词)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在中国引发对苏联的误解。原来苏联也把中国看成是粗鄙劳动力的供应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这样看我们。”

　　我们听了这番话，特别是这种比喻，感到非常不愉快。我们以一片诚心、兄弟般情谊对待中国，可谓心怀坦白地来到这里。我们认为，这个建议对中国有利，以为中国乐意暂时摆脱吃闲饭的人。中国人可以自己挣钱糊口。这样一来，那些将在我们这里工作的人会受益，中国也会受益，因为中国也可以从西伯利亚的工程中获取报酬。我们商定由我代表苏联代表团进行谈判。因此我回答说：“毛泽东同志，我们不想给你们造成麻烦。我们认为这项建议也对你们有利。如果这个建议会给你们带来麻烦，我们也不坚持，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解决。”

　　谈话到此为止。在毛那里开过会之后，我们在自己的住处聚会，做出决定：既然我们的请求会给中国同志造成麻烦，我们也就没有必要一味坚持下去了，我们靠自己国内的力量也能够胜任西伯利亚资源开发工程。这样我们就放弃了这个问题，并且再也没有重新提起。但当我们结束在中国各地观光后回到北京时，倒是中方来问我们：你们怎么不提劳动力问题呢?我们回答说，我们从毛泽东同志那里得到这样的答复后，就放弃了这个建议。这时北京却正式向我们提出，说中方只不过表达了他们的想法，然而他们对苏联的需求表示理解，愿意帮助我们。既然中国人表现出主动，我们便同意恢复谈判，并订立了相应的合同，由双方签了字。这份合同上规定了从中国引进劳动力的数量，确定了工资待遇。我们之所以同意签订合同，是因为先前我们自己表现主动，而如今北京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不好意思打退堂鼓，那样一来就得做出种种解释，而有可能损害我们的关系。

我们商定初期接受20万名工人，于是中国人开始陆续到达。然而从我们在北京举行的会谈中，特别是从他们对西伯利亚引进中国劳动力问题的提法来看，我们认识到我们这样做是多此一举。我们聆听了毛泽东的一堂内容丰富的中国历史课，还听了他讲成吉思汗等进入中国的征服者；他讲到中华民族是一个顽强不屈的民族，把所有进入中国的征服都同化了。他大谈中华民族对其他民族的优越性。毛泽东向我们讲的这些，听起来固然很有意思，但我们自己却得出了一个结论：毛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其他民族。我产生了一种看法，认为中苏关系再发展下去就会遇到困难，毛满脑子民族主义思想，他认为中国人优越于其他一切民族。

　　我们观察到毛的这样一种个人品质：他不把任何人视为与己平等之人；这就是说，他与之友好相处的只能是那些承认他的高明的人，那些不是在法律上服从他、而是在对各国、各党所面临问题的认识上服从他的人。我觉得毛不能容忍健康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必不可少的前提，即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执政党的地位都是平等的。而他却谋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

　　回到苏联后，我们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就这一问题坦诚地交换了意见。我们的通报引起忧虑。报告是由我这个代表团团长做的。我的意见归纳起来是：在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中潜藏着危险前景，其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在评价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与他个人在中国人民历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作用时表现出妄自尊大。突出个人的做法有使我们之间发生摩擦甚至不只是摩擦的危险。因此(而大家也全都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必须搞好我们的关系，不仅不要引起任何怀疑，并且也绝不给民族主义毒菌提供营养。我们还决定竭尽全力不损害中国与苏联的兄弟般关系，并尽一切可能增进这种关系。

　　然而我个人却产生一种看法，认为这很难做到，甚至根本做不到，因为毛不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集体领导中屈居与其他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他要求别人承认他的领导权。在这一类问题上，是无法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这里一切都取决于个人品质，取决于一个领导者如何对待自己，取决于他追求的是什么。如果不是去谋求人家对你人身归附，而是通过对历史进程、对各国共产党集体制定的政策发展进程表现出较为深刻的见地来确立领导地位，那就另当别论了!但他不是这样，我觉得毛泽东武断地把自己封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而这是危险的。

　　我们在北京进行的其他会谈直接牵涉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我们认为在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联系方面实行某种“分工”是合乎情理的。由于中共在中国取得了胜利，我们认为最好由它来与亚洲和非洲国家兄弟共产党建立起更为密切的关系。此外，从工业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上看，中国也较为接近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这样一些国家的人民。我们首先考虑到的正是这几个国家。我们希望把加强同西方共产党、首先是欧洲各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联系，留给自己。

当我们把这些想法对中国同志讲了之后，毛反驳说：“不，这不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导作用应当属于苏联共产党。它有丰富的经验，它曾经有过列宁，苏共造就具有高深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干部，没有苏联我们无论如何无法承担如此重大的事情。我们自己也在向苏联看齐，向它学习。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中心，那就是莫斯科。”当我听着毛谈论承认苏联和苏共领导作用的种种理由时，我无法摆脱一个想法：他这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毛心里所想的则完全不同，他这是在为自己准备适当的土壤。这使人非常痛心，我觉得我们两党和两国之间总有一天将会发生摩擦，也许比摩擦更糟糕。我再次声明：这对我来说是极其痛心的事。但我们也不能像驼鸟那样把头埋进沙里，而是坦然地面对危险，另一方面，我们也暗下决心一定全力以赴，扼杀这种萌芽，根除它们，使我们两党和两国建立起最良好的兄弟般关系。

　　我们回到苏联之后，决定对本国的潜力做一次更深入的研究。斯大林去世后，我们感到对国家的命运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这种责任迫使我们更深入地钻研经济问题，特别是计划方面的问题。我们认识到，所谓我们缺少劳动力的看法是错误的：苏联的劳动力甚至还略有富余，只是没有正确地加以利用。因此，我们不再需要我们曾向中国提出的那么多工人了。第一批已经来到我们这里，此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再采取主动。看来这个变动总该受到北京欢迎，总该符合毛对我们讲过的他那些观点了吧。其实不然!中方主动提醒我们说：“你们怎么啦?合同签了，工人却不要了。你们是不是客气呀?我们是愿意向你们提供兄弟般援助的。”

　　我们便开始向他们说明情况，在与毛会晤时我向他道歉，说我们先前把劳动力需要量定得过高了，其实我们现在并不需要那么多。我不得不说，斯大林去世后，由于现在实行新政策，我们在节省劳动力方面发现新的潜力，我们能把腾出来的劳动力派上用场就谢天谢地了，何必再聘请。的确，我们莫斯科的隐性失业者就有数十万之多。他们全都有工作，但那都是什么样的工作呢?如果他没来上班，谁也不会察觉到他不在。任何一个机关马上裁掉30%的人员，工作都不会受到影响。

　　这出戏是这样收场的。与中国工人的签约期满后，他们便回国，我们不再通过从中国进新人的方式恢复先前的中国工人人数。我们逐渐形成了一致的看法，认为中国人想以这种方式扎根于我们的远东地区。我这里把毛的有趣手法再说一遍：他起初说我们的建议让中国人民感到难堪、屈辱，可后来他自己却坚持让我们多要些人，如果需要，他们还会再追加。

　　我们之间分歧的最初苗头，我们在对华关系方面的最初担心就这样产生了。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民族主义的苗头便发展成为伴有对毛的崇拜的、赤裸裸的民族主义。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现实生活印证了我们当初的忧虑。

　　　1954年在一次会晤中，我们提出了苏军撤出旅顺的问题。我们打算在撤军时将全部不动产，除了我们刚刚在那里安装的重型武器之外，统统移交给中国。毛反对说，现在搞这个有必要吗?他担心美国利用我军撤离旅顺这个时机，在这个地区向中国发动攻击。我阐述了我方的想法：“毛泽东同志，我们不相信美国会这么干。而且我确信他们不会这么干。当然，谁也不可能担保，因为美国奉行的是侵略政策：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不过，我们把军队撤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就在附近。一旦发生敌人进犯,我们当然会前来支援。”最终毛同意了：“既然您认为美国不会打过来，我们就不反对你们的军队撤走了。”

　　我们就这样达成了协议，并责成我们双方的代表去办理苏军撤出旅顺协定生效事宜。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经常会晤)，周恩来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们希望你们的炮兵装备能够留在旅顺。”我们同意了把装备留给他们，但要给予补偿。周坚持要求说，中国希望无偿地接受这批装备。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问题，让我回答它也绝不是件轻松的事，但我又不得不回答：“我很抱歉，我还是希望您能够正确理解我。这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武器，我们将以低价出售给你们。我们打算把这批武器以我们提出的条件移交给你们。经过那场破坏惨重的对德战争，我们还没有恢复元气。我们的经济受到破坏，人民生活得很不好。因此我们请求你们不要再坚持，同意我们的意见。请你们正确理解我们!”谈话到此结束。北京没有再坚持。

　　我是在没有查阅文件的情况下进行回忆的。因此个别细节有可能并不完全确切，但我担保所列举的事实在总体上是正确的。

　　中国人还提出了修筑铁路问题，并声称他们对经乌兰巴托通向他们那里的那条铁路没有多大兴趣。我直到现在也不大明白这是为什么。从前我们运输货物都走远东，经乌兰巴托到北京的线路大大缩短了路程。但中国人开门见山地提出他们希望有一条铁路通过矿产丰富的地区，大约在阿拉木图地区到达我们的边境。我们没有反对：如果这对你们有利，我们这方面将竭尽一切努力保证这条铁路建成。后来由一个相关的委员会经办。双方商定由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把他们境内的铁路修到我国边境，我们则把我国境内的铁路修到阿拉木图地区与中国交界的地方。

　　工程开始了。中国人从他们那边修起，我们从我们这边修起。我们这段路短一些，地形又不那么恶劣，人员和装备也更强一些。因此我们很快就修到了边境，而中国人还遥远得不见踪影。当他们的代表下一次来到我们这里时，他们已经开始具体运作，可谓尝到了果子的滋味--了解了铺路的过程，体会到这是一块硬骨头，非得有一副好牙齿才能啃动。于是他们通过周恩来重又提起这个问题。他们通常把令我们不快的问题都交由周恩来提出。一则他是总理，二则他更有外交家风度。

　周问：“如果把我们境内那段铁路也承担下来，您看怎么样?”这话我们听来太突然了。然而我们立即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这要花多少钱，我们暂时还不清楚。估计这将是一件代价非常昂贵的乐事。这条路必须经过高山、沟壑、峡谷。那里必然架设多少桥梁，修凿多少隧道，不计其数!这非常不划算。对朋友回答这个问题的苦差事又落在我头上。于是我说非常抱歉，这件事我们现在力不从心啊。我们就连自己的任务都完成得很吃力，根本无法承担帮助在中国境内修铁路的义务。不言而喻，这项工程不仅仅要我们出力，还要我们出钱。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就没有必要再谈了。这条铁路工程也就半途而废。

　　人家把诸如此类的问题抛向我们，而我们拒绝给予解决，看来这些问题就像石头一样纷纷落在我们的友谊天平上，落在其倾斜不利于友好关系增进的那一端。然而交情归交情，公事还是要公办嘛。每一个政府、每一位政府代表都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因此，这类事件从原则上讲是不应该使两国关系恶化的。何况发生争吵的主要原因并不在这里，但这一切毕竟对关系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现在谈一谈中国人对苏共二十大决议和揭发斯大林滥用权力一事做出了怎样的反应。由刘少奇、好像还有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二十大。他们理解我们当时的动机，对我们表示支持。就在大会之后，毛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曾多次表示支持二十大决议，所以最初一段时间我们与中国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尽管我们揭发了斯大林犯下的罪行。现在毛不同意，他谴责二十大决议。

　　我不记得在斯大林去世后我工作最初几年对华关系方面曾经有过什么摩擦。我们两党关系还算正常，如同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关系一样。我甚至想说，我们两党关系更密切一些，因为中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具有异域情调、曾经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我们对于中国，对于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历来就有着亲切感。关系恶化是逐渐加剧的。但却是令人感受得到的。

　　这时爆发了近东战争。英国、法国、以色列于1956年10月对埃及发动了战争。他们的侵略正巧碰上了悲惨的匈牙利事件和与波兰的摩擦。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我们感到必须与中国保持更加密切的接触。于是我们向北京提出请求，请哪一位中国领导者前来莫斯科。我们希望进行磋商，制定一个对波兰和匈牙利两国关系的共同方针。

　　匈牙利事态急转直下，那里已经开始屠杀共产党员，向他们开枪，把他们绞死，捣毁党委会。拉科西拉科西•马(1892～1971)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人，1956年7月被撤销一切职务，离开匈牙利。格雷接替他担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直至1956年10月爆发起义，卡达尔•亚(1912～1989)当选第一书记。请求我们帮助他逃离他的国家。我们派出一架飞机，他飞抵莫斯科。拉科西被解除领导职务之后，格雷成为匈牙利共产党人的领导者。我们信任他，他当然是一位优秀共产党员和我们的朋友。但格雷在那边不听任何人的话，治理国家的权柄全部集中在纳吉•伊姆雷纳吉•伊(1896～1958)于1953～1955年和1956年10～11月为匈牙利政府首脑。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并被处以死刑，1989年身后恢复名誉。手上。纳吉不知为什么对苏联怀有敌意，尽管他曾经侨居我国，并在共产国际工作过。拉科西对我们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一直站在极右立场上，虽然被认为是一名共产党员，也属于匈牙利共产党1918～1948年称匈牙利共产党，1948～1956年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后又改名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89年10月以前）。和后来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导层。

于是刘少奇同志来到我们这里。好像中国代表团里还有邓小平和康生。现在邓小平被打入冷宫，我对他的遭遇一无所知，而康生对我们非常不好，他是中国领导层当中一个最仇恨苏联和苏共的人。刘少奇是一个让人感到愉快的人，跟他可以像跟一个正常人那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党中央主席团授权我主持谈判。我方代表团成员还有波诺马廖夫鲍•尼•波诺马廖夫(1905～1990)时任苏共中央委员和苏共中央部长。。我们会谈了一个通宵，讨论了事态进程，研究了几个方案，考虑了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措施。

　　问题很尖锐地摆在面前：我们是否要在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如果不采取，那么这样做有什么根据，因为反革命已猖狂至极，来自维也纳的流亡者已经进入布达佩斯，他们正在夺取全国领导权。当时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正在布达佩斯阿•伊•米高扬(1895～1978)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1902～1982)时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他们向我们通报说，那里在打枪，战斗打响了。国内其他地区没有这种情况，都比较平静，感觉不到对苏联和匈牙利共产党领导者怀有什么特殊的敌意。

　　在与刘少奇讨论匈牙利出现的复杂局势时，我们感觉得到代表团与代表团之间、党与党之间是绝对相互信任的。我们在会谈过程中忽而得出一个解决方案，忽而又得出另一个解决方案，一夜之间更改数次。刘总是立即与毛取得联系，向他转达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观点照例都得到同意。尽管我们的观点不断改变，毛对于我们在这里开会制定出来的相互抵触的解决方案也都表示同意。如果打个比方，我们这就好比是一个苏中匈牙利问题联合委员会在开会。我们开了一夜的会，最后决定不在匈牙利使用武力，让事态得以自行发展。我们愿意相信，那里有足够的内部力量取得优势，恢复秩序，阻止反革命夺权。一夜之间意见变来变去：一会儿是苏联提议动用军队，一会儿是中国提议动用军队，有时又倒过来。然而无论我们怎样犹豫不决和争论不休，但双方代表团彼此对待对方的态度都是非常好的，是建立在充分信任和襟怀坦白的基础上的。

　　我们的会议是在利里普基的斯大林别墅，即中国代表团下榻处举行的。我们回到家里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决定不动用苏联军队。可是就在这天早晨我们收到来自布达佩斯的消息，说反革命开始了真正的暴行：他们把共产党人，尤其是肃反人员和党的领导者，头朝下吊起来，一场凶残、野蛮的大屠杀正在进行。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把全部情况又讨论了一遍，决定使用武力。但我们已经和中国商定不使用武力，刘也把这层意思转达给北京了。商定了一件事，却又反其道而行之，从我们这方面来讲，这样很不好。刘应该在当天晚上返回中国。我们同他谈定大家提前到达伏努科沃机场，再举行一次全体会谈。我们告诉他说，我们打算把开了一夜会讨论的那个问题再谈一谈。

我记得，我们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到达，中国代表团也到达。我们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举行了会谈，解释了一下我们改变观点的原因。刘表示同意，他说看来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采取极端措施。他表示他相信各兄弟共产党和匈牙利人民会理解这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进步势力的利益。很难想象匈牙利反革命一旦得势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中国代表团回去了，我们对他们的来访十分满意，看不出我们两党关系中有任何分歧。匈牙利恢复秩序之后，周恩来飞抵莫斯科。他从这里又飞往华沙、布达佩斯，我记得他后来又飞往贝尔格莱德。在平定了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之后，我们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又恶化了，不过在使用武力问题上，南斯拉夫同志、首先是铁托同志同我们保持完全一致，赞同这一行动。因为我和马林科夫曾专程飞往他们那里，就是否动用武力一事进行了磋商。

　　我们对周恩来的到来非常满意。我们同波兰关系很紧张，但同中国却不然。所以我们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善意的调解人，他们能够使苏、波、匈三国共产党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虽然我们和南斯拉夫的关系也并非事事顺利，但我们认为不应当走关系恶化的道路，而要寻求实现关系正常化、在我们两国共产党之间建立兄弟般关系的途径。周带着一份好心情来到苏联。但我想说，已经刮起一阵穿堂风，仿佛墙上有了缝隙，风吹了进来。也许这只不过是我们感觉过于敏感的缘故吧。并没有任何具体表现，只不过我们感到说话声调里有点冷丝丝的。说得直白点，周这次比以往更加独立地发表见解了。

　　我们对此表示理解。因为同波、匈两国关系恶化，责任在斯大林身上，就是说也在我们身上。斯大林培育了这种关系，这种关系迟早要破裂，并且绝不会不留下痕迹。他先前对波匈两国领导层干下的杀人勾当，现在由我们为之付出代价。我们需要人们正确地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立场是谴责暴力手段、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我们愿意同我们的朋友恢复正常关系、兄弟般关系，并且愿意本着平等的原则，在尊重各国人民和各国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构建我们的关系。

　　必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因为以前斯大林认为自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发号施令、言出法随的人物，而其他人只能像傻瓜一样点头称是，看着他的嘴巴，口中反复念叨着：“对，对，真英明。我们完全同意。”那时候不需要更多。而现在需要建立另一种关系。如果要树立平等，就必须学会倾听不愉快的批评，学会理解人们对斯大林使用过的手段所发出的怨言。这一切都落在我们的肩上。斯大林去世后，我们不得不去喝他炮制的这锅变酸了的菜汤。

　　中国在这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我们感觉不大自在，发现中国人在讨论我们共同问题的会谈中表现得有些异样。然而同波兰的关系正常化却进行得很快。这里展现了哥穆尔卡、西伦凯维支约•西伦凯维支（1911～1989）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斯佩哈尔斯三位同志和进入波兰领导层的其他人的巨大功绩。匈牙利的反革命被镇压下去后，那里的局势也开始迅速走向正常。匈牙利同志对我们使用武力肃清反革命表示非常理解，因为那里发生的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然而在其他兄弟党内却遇到了一些麻烦。法国、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个别共产党员没有弄清问题的实质，公开谴责我们在匈牙利所采取的行动。文学家和知识界其他代表人物对所发生的事感到心情特别沉重。我们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进程也启动了。我们和南斯拉夫人都从各自方面全力以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