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现在是1967年，毛的支持者正在中国取得最后胜利。可就在两三年前有人叫嚷说这是不可能的，说红卫兵不会取得胜利。如今“文化革命”在那里全面铺开了。我那时就说过：“无稽之谈!”毛派当然会取胜。他们有强大的军队，他们那里不讲任何道德，不承认任何法律。

　　对毛的个人崇拜，是一个复杂现象。崇拜现象我们见过，而且不仅见于中国。人们世世代代念叨着“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可这有灵验吗?对谁有过灵验?通常是没有的，然而神甫们说服了我们，于是人们就相信上帝。这里道理是一样的。顺便提一句，在我们这里也有人开始吹捧毛。例如，有这么一件事。我那时还在苏联领导班子里任职。我听说我们的军人出版了毛的军事著作。我召见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说：“马林诺夫斯基同志，您主管的部门出了毛的书。苏军打败了一流的德国军队，在我们的敌人那里没有比这更好的军队了。而毛在中国打了20年或者25年的仗，而在此期间他和他的敌人只是用刺刀和大刀相互乱杀乱砍。你们现在出版毛的‘军事著作’，为了什么目的?让我们照着这些著作去学习将来如何打仗吗?是用身体哪个部位做出这种决定的?”这件事发生在五年前。经办此事的倒都是一些聪明人，只是做出了愚蠢的决定，他们自己也认为他们办了一件蠢事。现在这些书大概放在仓库里，也许干脆付之一炬了。

　　我还想就个人再谈一点。一年前或半年前，有人对我说，苏联正流传着一种看法，说是我挑起了中国与苏联争吵。我不想争辩，因为历史本身对这些现象做出了评价。但令我惊讶、痛心和愤慨的是，尤金也在重复这种蠢话，而他这个人在苏中冲突的初期曾任苏联驻华大使。因此我谈点有关尤金的话。他的言论大意是说我激怒了毛，所以毛才变成了一个反苏分子。如果尤金亲自对我说这些话，我会有凭有据地向他证明，我们与毛发生冲突的外因正是源于尤金本人。如果就这一问题展开如此卑劣的辩论，那么我也可以有更加充分的根据说，尤金到了哪里，我们就会跟哪个国家发生冲突。尤金去了南斯拉夫，我们就同铁托吵翻了。尤金被派到了中国，我们就跟中国吵翻了。这绝不是简单的巧合。

　　我当初很尊重尤金。他是怎么去的中国?毛给斯大林发来一封信，请求斯大林给他推荐一位苏联的马列主义哲学家，说让他去中国，因为毛想把自己的讲话稿进行校阅，请一位有学问的人帮助他把这些文稿好好梳理一下，免得在马列主义哲学方面出点什么差错。尤金被选中。他被派往中国。尤金在那里与毛配合默契。毛去使馆找尤金的次数甚至比尤金去见毛的次数还多。这是尤金说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尤金对毛这种有点不大尊重的态度，甚至曾让斯大林感到有些不安。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我们突然收到了尤金的一封很长的密码电报，尤金在电文中描述了他从毛那里听到的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而且这些事都牵扯到苏联、我们党以及尤金本人。如果说以前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毛在巴结尤金，那么在这封电报之后可以看出毛根本就不尊重尤金。我们形成了一个意见，认为必须把他撤回来。尤金当大使很差劲。当毛和尤金的私人关系好到称兄道弟的时候，他还有用。至于单纯的使馆工作，干吗非要他尤金去做?让外交官们去做这个工作嘛。他与毛发生了这种冲突之后，他连大使也不像个大使了，而在哲学方面他已与毛彻底决裂。于是我们把他召回苏联。

我们1954年去了中国，同毛举行几次会谈之后我对同志们说：“我们同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我是从毛的插话和我们置身其中的气氛中得出这个结论的。这种气氛是亚细亚式的：殷勤得令人肉麻，周到得无微不至，可就是没有真情。我同毛很有礼貌地拥抱亲吻，和他一起下游泳池游泳，天南地北地聊天，始终亲亲热热地共度时光。但这看上去令人肉麻生厌。在我们面前发生的、出现的一些个别问题却让我们产生戒心。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感觉到，并且就在当时把这告诉了全体同志，那就是毛绝不情愿让另外一个共产党，而不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哪怕只占一点点优势。他不能容忍这种状况。

　　如果斯大林再多活些时日，这种冲突会爆发得更早些，苏中两国会发生彻底决裂。政治说到底是一种游戏。毛推行自己的政治，玩他自己的游戏。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曾说过：“赫鲁晓夫同志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他说出了真实情况，我们也正在转变。”毛自己把他的这番话公布出来，而随后一场冲突降临了。毛宣称和平共处主张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观点。再之后，中国人开始说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所付出劳动的质与量分配福利，是资产阶级口号。传来了他们的指责，说我们跟在资产阶级屁股后头跑。这可是国家今后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不能跟着中国走。而如今尤金这位哲学家把一切都归咎于一些个人。他让我感到吃惊。我曾认为他是一位聪明人。

　　这就是我们的意见分歧。然而，我们谈论毛是一回事，如果我们谈论中国整体，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一旦我们开始谩骂中国人民，那我们就滑到民族主义立场去了。民族主义就是意味着我们开始认为某一个民族拥有特权和优越性。这就是纳粹主义。因此我们直到现在仍真诚地相信中国人是我们的兄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如果说受骗的中国青年袭击我们的使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仇恨中国人民。青年并不是整个民族。我们可是马克思主义者呀!我们应当明白还有另外一种青年。并不是全中国都去了那个广场，也并不是所有去了那个广场而又在那里喊叫的人全都同意这种做法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现在有多少中国人为他们那里发生的事而痛哭流涕?中国掀起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中国人正在互相残杀。在我们这里斯大林曾枪决了数以十万计的公民。我们这些党员对此负有责任，但现在总不能认为这件事是全党干的吧。那是斯大林滥用了权力，毛现在正在他们那里重蹈覆辙。

　　我再举出我们对华关系史中的几个事实。斯大林对毛泽东抱有的颇为批判的态度。他说毛--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他说得很对--是一个所谓窑洞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确，正当毛得意洋洋地走遍全国，共产党人逼近了上海。但后来他们停了下来，没有占领这个城市。斯大林问毛：“你们为什么不攻占上海?”毛回答说：“那里有600万人口。如果我们占领了，就得养活他们。可拿什么养活他们呢?”这也算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毛依靠的是农民，而不是工人阶级。他漠视工人的上海，他不愿意接受它，不愿意依靠它。斯大林曾多次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他进行批评，而且做得对。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毛依靠农民在他们那里取得了胜利。这不是什么奇迹，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他依靠农民掌握了政权!这就是说历史的真理属于他。不过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胜利也有暂时的，而且总是有着不同的结局。这一点从历史中也看得很清楚。

又比如另外一个具体事例。斯大林时期，苏联同中国签订了共同开发新疆的协议。在中国共产党人与蒋介石打仗、而蒋介石无法控制这个省份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相当牢固地站稳了脚跟。我不记得我们在那里开采什么矿，好像是铅矿吧。当战争结束、中国共产党获胜时，毛泽东开始表现出神经质和戒心：我们在新疆会有什么动作呢?

　　斯大林当时派遣米高扬前往共产党军队的驻地，通过米高扬向毛泽东宣告我们将撤出新疆。这样做是正确的。然而，作为交换我们向中国建议成立一个开发新疆自然资源的合营公司。当然是用我们的资金，用我们的技术，而劳动力则是来自当地居民,全部产品都运往苏联。这样一来就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那是一个错误，甚至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从前在中国盘踞着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如今苏联人也硬往那里闯。这简直不可思议!斯大林在波兰、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都干过这类事。后来我们把这类合营公司都统统取缔了。

　　第三个事例。我国使馆工作人员通报说，中国开始采掘黄金和钻石，但隐瞒这个情况，把采出的全部矿产留给自己，而不供应我们。我还记得斯大林曾大吵大闹的情形。

　　斯大林把我们大家召集起来问道：谁知道中国的哪个地区采黄金或钻石?我们都不是什么内行，每个人都答说不知道。他半夜里把我们的商务人员、常去中国的人员，还有一些据我所知是学者都叫醒，要他们提供资料：中国哪些地区采矿，都采什么矿。

　　斯大林甚至为此拍电报给我国驻华使馆，要求查明详情，做出报告。斯大林想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把一切都交给我们。

　　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后来有一次去他的别墅，在午餐桌上，大家交换着目光，悄声地开着玩笑。

　　贝利亚说：“你知道谁了解这个情况吗?演员科兹洛夫斯基。他在歌中唱：‘岩洞里藏着无数的金刚石……’”其实贝利亚曾私下怂恿斯大林说，中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毛打埋伏，既然我们贷款给他们，那就得逼他把自己的地下宝藏供应给我们。斯大林这才产生了兴趣。

　　在这同一时期，还发生了另一件类似的事例。产生了从中国获取天然橡胶的问题。中国海南岛生长着可生产天然橡胶的三叶胶树。我出了个主意，向毛问清楚，中国哪个地区可以开辟橡胶树种植园。要是把这项事业发展起来，给中国提供贷款、技术，我们大家就可以在橡胶方面摆脱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但斯大林把事情搞成了另一个样子。

　　给毛泽东拍去电报，请求为我们提供一块地盘，让我们能够在那里栽种橡胶树，加工原料，生产橡胶。

　　我当时想阻止斯大林采取这种做法，说：“斯大林同志，不应当用这种行文方式给毛泽东发电报，这好像我们打算要租界。中国从前有许多地区被外国人占用，作为租界和侨民区。我们的做法会招来恶言恶语。”

　　他朝我狠狠地瞪了一眼！我怎么竟敢纠正他斯大林呢。租界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而他是领袖，他是理论家，他居然会搞错，而由赫鲁晓夫来纠正他？他容不得任何纠正，更何况在这一敏感而又棘手的领域。

他把电报拍给了毛泽东，企望着毛泽东马上就会回电表示同意。我们很快收到了回电。我记得，当时斯大林把我们召集来，这不是开会，而是要研究几份电报，并就一些问题交换意见，然后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再去吃饭。

　　朱可夫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去斯大林那里时，只吃荞麦粥和水煮肉，总之都是粗茶淡饭。我对此不敢苟同。有一个阶段斯大林那里是可以见到一些相当平民化的菜肴，我自己就曾经同他一起喝过俄式菜汤。但那是在战前时期或战争初期。战争期间和战后时期，像荞麦粥这种东西在他那里已经上不了席面。在革命前，荞麦粥在矿工中间被看作是大兵和囚犯的吃食。它价钱最便宜。我虽然说这话，可我本人却很喜欢荞麦粥，我直到现在还总是美滋滋地吃这种粥。这里要谈的不是这个。我只是顺便驳斥朱可夫书中那段胡诌，那段文字也不是朱可夫写的。我一向认为朱可夫是一位十分讲原则的人，不会写出这种东西。大概朱可夫现在已经变得不是战前和战争时期的那个朱可夫了吧。

　　总之，斯大林收到了回电，并向我们宣读了电文。毛泽东回电说：请提供资金给我们，我们将自己动手去做您想做的事并向您供应橡胶。

　　斯大林读完了中国回电之后，没有理睬任何人。我和他那次谈话时大家都在场，并且也都记得我曾经劝阻斯大林并提醒他说，这样做会得罪毛泽东的。斯大林这下子可碰了一鼻子灰。

　　然而事情总还有了些进展，我们便签了协议。但后来才发现，橡胶树能够生长的地区不大，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这件事也就告吹。

　　不知怎么斯大林喜欢上菠萝罐头。他立即口授一份给毛的电文。马林科夫那时担负着书记员的职责。“你就这样写，让他们租借给我们一块适于菠萝生长的地皮(菠萝长在中国南方广东或海南岛)，再提供一处建立菠萝罐头工厂的厂址。”

　　我再一次对他说：“他们刚掌权，他们那里有那么多外国的工厂。再出来一个我们的工厂，一个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厂。这会得罪毛的。”他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勃然大怒，冲我吼叫……这已经是在一段短短时间内的第二次了。

　　电报发了出去。过了一两天之后收到了毛的答复：“我们同意。如果你们对菠萝罐头感兴趣，请提供贷款。我们建成工厂后便向你们提供全部产品，用来偿付贷款。”斯大林读电报时我保持沉默，但大家都听见过我是如何提醒他的。斯大林读完之后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当然，人家对此感到很难堪。这类电报无论是我本人还是我国政府成员，后来再没有签署过。我们没有对中国做任何使他们难堪的事，直到后来中国人自己开始对我们进行刁难。既然这样，那我也不是什么耶稣了。

　　我在任期间爆发了冲突，中国报纸开始登载文章，说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中国领土，还说是俄国人把它从中国手里夺了过来；历史上中国人曾经在那里施行统治，后来我们的沙皇闯了进去。后来他们开始议论我们两国的共同边界，他们还把自己的地图寄给我们。我们甚至无法平心静气地看这张地图，他们在上面都画了些什么!

现在有些人流露出一种看法，说毛是个老胡涂了的傻瓜。不对!他是个聪明人。他是我们的对手，但他是个聪明人。他有一段时间使我们受蒙蔽。塔列兰说过，外交官的一张嘴就是用来掩盖自己思想的。外交就是政治。就拿戴高乐来说吧。他是个聪明人还是一个蠢人?有人不是曾经认为他是一个白痴吗？可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只不过是我们思想观点上的敌人，他的言行代表他那个阶级，但他不蠢，很聪明。而毛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一位并不愚蠢的人，他有他自己的观点。我们不同意他的观点，而且我对他的观点真的无法忍受。如果看过我的二十一大报告，那里有许多议论都是针对中国问题的，不过我并没有提到中国的名字。我们批驳了他们的论点。

　　中国人提出他们自己的口号时，他们的宣传材料在我国西伯利亚畅行无阻。我知道后说：“不要再搞下去了！你们以为平均主义论在我们这里找不到土壤吗?你们错了。平均主义口号有很大的诱惑力。不过我们要抓住本质给予回答，不要只是下禁令。”

　　不过他们有一项举措我是赞同的。毛在军队里取缔了肩章。我认为这是一项明智的做法，而我们佩戴肩章、军裤加缝镶条的做法是不明智的。要这些玩艺儿有什么用?我们就是在没有肩章的情况下打赢国内战争的。我那时的军衔是政委，可我不戴肩章。红军战士承认自己的政委，承认自己的指挥官，我们不戴肩章也打垮了敌人。可是现在那身打扮，简直就像金丝鸟。

　　从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角度而言，几次饮茶“聊闲天”式的谈话是很有趣的。

　　毛有一次问道：“形形色色的掠夺者占领了中国多少回?”然后他自己回答说：“不止一次。但中国人把他们统统同化了。”他的目标是未来：你们那里不就是两亿五千万公民嘛，而我们有七亿。接下去他谈起中国的独特性。由头是中文里没有外来语。毛夸口说：“全世界都使用‘ 惧牝駏麇耱忸’这个词相当于英语中的“electricity”。--译者。这个词是借用英国人的，并被重复使用。而我们有自己的词。”这种夸夸其谈使我感到震惊。

　　我口授有关毛泽东的文字已经过了两年，我觉得需要重新回到中国这个话题上来。现在已进入1969年。

　　常言说，中国离我们很远。但中国又离我们很近。它与苏联接壤，我们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也就是说，这个中国是我们最近的邻国。但它又是相当遥远的邻国，如果还记得我们同中国很少有共同之处(我只是指我个人与之有来往的那个圈子而言)。革命前，我那个圈子里的人仅仅从画片上了解中国人，很少阅读有关中国的书。我们主要是在中国人兜售各种商品时见到过他们。例如，他们在顿巴斯卖过柞丝绸。我们就是根据这种接触得出对中国的看法的。不过，俄日战争迫使我们更近一层接触他们。然而俄国士兵对中国人的看法也是千差万别的。

　　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与中国、与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建立了接触。20年代中国爆发国内战争时，孙中山实行进步政策，主张对苏联友好。苏联人民的同情在他这方面。我们的报纸向读者灌输对中国人民的好感，对中国人民为争取摆脱帝国主义羁绊而进行的斗争的同情。后来蒋介石掌握了中国的领导权。他同中国共产党断绝了关系，国民党人反对共产党的战争爆发了。我国人民的同情在中国苏区方面。我们和正在为反抗压迫者而进行斗争的中国人民同心同德，休戚与共。

　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大约是1926年或者1927年。我那时担任尤佐夫卡区党委宣传部长。我的一位姓阿赫特尔斯基的熟人来找我，他在国内战争期间表现得非常好。这可是一个名声显赫的姓氏，姓这姓的那人曾指挥一列装甲列车。他那列火车就叫作“阿赫特尔斯基装甲列车”。他这人很勇敢，但在政治上却是半个共产主义者和半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来到区委，像平常一样醉醺醺的，对我说：“火速给我开一张证明，我去中国，去打蒋介石，赶快给我开，别耽误了，我要参加攻打上海的战役!”我对他说，没有他，中国的共产党员也能拿下上海。这个小插曲可以证明当时我国人民是什么样的心情。

　　这里再谈几件国内战争期间所见所闻之事。我当时没有直接与那些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截至十月革命时期，在俄国侨居和劳动的中国人大约有25万。自1917年开始组建中国国际主义者革命武装队伍。他们的司令部自1918年起设在莫斯科。自1918年12月起由中国旅俄工人联合会向他们提供志愿者，而自1920年6月起则由苏维埃俄国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央组织局提供志愿者。见过面。我当兵的那部队里没有中国人。但在我们的前线还是有中国支队的。红军战士说，中国人在战斗中表现很好，并且开玩笑说，中国战士行事方式是：“给吃的，机枪就干活，不给面包，机枪就不干活”。总之，人家供我饭吃，我就射击。他们在战斗中的确表现得大无畏，并且还是出色的战友。在劳动人民当中，反对蒋介石斗争的组织者名气很大，尤其是指挥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朱德。高岗的名字也为人知晓。但人们也提到反革命分子张作霖，他在我们那里被看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工人阶级的敌人。有时偶尔听到共产党人其他敌人的名字，如吴佩孚等等。许多名字我现在已经都忘记了。

　　在中共领导人物当中，我比较了解的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在莫斯科的工人当中很有名望，经常在群众集会上讲话。我们每次请他去某一个工厂，他都是有求必应。无论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他都一直与我国共产党和我国人民保持着友好关系。这个人就是王明同志，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不过，20～30年代我没有研究过中国问题，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机构以及其他一些领导者都不了解。我记得我们的报刊上经常提到他们，但他们的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了。然而我一次也没听到过有关毛泽东的事。

　　日本进犯中国之后，我们同蒋介石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虽然他对中国共产党抱敌对态度。斯大林支持蒋介石，把他视为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国解放斗争的进步力量。我认为这是正确的立场。当时必须支持他，因为他被打垮就意味着日本的力量加强，也就是我们共同敌人的力量加强，而日本是我们在远东的头号敌人。后来当我会见毛泽东时，他因斯大林对蒋介石采取这种方针而责难斯大林。但斯大林并没有扶助蒋介石的对内政策，对他给予援助也仅仅是因为他抗击日本，而这样做有利于我们。

例如，丘吉尔就实行过类似的政策，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援苏联，虽然他仍然是我们的政治敌人。他自苏维埃国家诞生之日起，直至他去世都始终如此。但丘吉尔是一位明智的政治家，他认为在与希特勒展开殊死搏斗时，把英苏两国力量联合起来是有益的。这并不意味着丘吉尔在某种程度接受了苏维埃政权并打算为苏联人民做点好事。根本不是的!促使他与我们结盟的是当时形成的世界局势和他对本国利益的考虑。苏联支持蒋介石也是以这一原则为出发点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与中国的边界上平安无事。我说的是由蒋介石控制着的那一段边境。而日本人已经到达的边境地段，紧张局势始终有增无减，频繁发生各种冲突。他们一直在“试探”我们。当他们在太平洋战场取得头几次胜利之后而开始吃败仗时，大陆形势开始逐步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中国军队则开始取得一些胜利，因为日本已无暇顾及中国了。在打垮希特勒德国及其仆从国的三个月之后，苏联就加入了对日战争。我们的军队在战败日本的最后收尾阶段顺利地担当了他们应起的作用。根据与盟国的协议，我们当时解放了满洲和朝鲜北半部，也就在那时我们有可能更富有成效地援助中国，包括提供大规模的物资和武器支援。

　　二战后，苏联开始较多地关注中国问题。我们决定直接援助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夺取国家政权。由于日本战败，其关东军放下武器，留给我们一大批战利品。大部分战利品，特别是作战装备，都移交给中国共产党人了。关于这类武器，我们与盟国有协议在先，即我们无权把它们交给中国境内各个交战集团的任一方。因此在向毛移交这些武器时不要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在违背自己的承诺。于是我们就把武器运到了一个什么地方，而毛的人则把它“偷”走，用以武装自己的军队。那时他们已经建立了一支很大的用缴获的日本武器装备起来的队伍。

　　我最早亲自听到毛的行动，是战争期间米高扬作为我们的全权代表去延安会见毛的那一次。斯大林想搞清楚中国共产党人的需要，以便安排对他们的援助。记得，米高扬回来后，斯大林召集了一群比较亲近的人在午餐时讨论中国问题，他有些困惑不解地说：“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有着一种奇特的、农民的观点，他好像惧怕工人，把他的军队与城里人隔离开来。”毛的行为让我们感到格外费解的就是那一次，他的军队顺利南下而逼近上海，却一连几周没有攻打上海。我已经提到过，毛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怎样的回答，他把他这一行动方针同无法养活600万上海市民联系在一起。斯大林愤怒地说：“这算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他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去帮助上海工人，不肯为他们的命运负责。”

　　那个时期我还在乌克兰工作，对于中国所发生的事，以及我们为中国所做的事，只有当我前往莫斯科时才能从斯大林那里听到一些详情细节。中国共产党1949年取得胜利时，我刚巧调到了莫斯科，担任莫斯科州党委和市党委的第一书记，同时兼任联共党(布)中央书记。这时我经常与斯大林打交道，因此我了解有关中国的问题。在我们这里，离开了斯大林，不仅是任何人都不能处理这种问题，而且任何人都根本不能研究这类问题。我不认为我对中国的一切都了解。主要问题都由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去处理。但我知道，苏联越来越广泛地向毛泽东提供援助，以巩固他取得的成果。那里的共产党人是通过公开的武装斗争取得的胜利。美国曾帮助组织反击，所以日本战败后中国内战持续了很长时期。共产党人需要我们的援助，他们得到的援助首先是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