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 第四章 希腊人生活的基本特征 （“希腊人的欺骗天性”） 希腊人的观念中还存在另外一个利己主义的重要特征，那就是“说谎的权力”，这也就是罗马人的谚语中所讲的“希腊式的忠诚”（Graeca fides）…… 希腊历史叙述中的谬误当然会被现代的作家当作是完全单方面的历史的弄虚作假，但在那时把一个著名的旧名字加到一段新的文本中与现在出现类似的事情相比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天真无邪…… 真理似乎受到了庄严和永恒的誓言的很好的保护，可能没有其他的哪个民族像希腊人那样给我们展现了那么多与誓言有关的古老的风俗…… 有人描写，年迈的居鲁士（波斯国王）这样回答了一位希腊使者：“我对这样的民族（指希腊民族）并不感到害怕，他们在城市中心留出一块地方，在那里他们聚在一起，发着伪誓相互欺骗。”但是讲出这个故事的人正是希罗多德（古希腊作家，被西方称为“历史之父”，但也被很多后世学者称为“谎言之父”）……大约在同一时候，来山德（斯巴达人，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任海军统帅）说：“孩子们用投骰子来互相欺骗，而成年人则用誓言来互相欺骗。” 当然，倾向于把希腊人说成是没有信守诺言的习惯的罗马人在其共和国的最后的日子里也越来越明显地流于形式主义。然而，西塞罗（古罗马政治家）在法庭的一次演说还是不容忽视：“我对希腊民族的作家、艺术的财富、他们的修辞的微妙和力量，以及其他的那些他们所声称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但是在提出证据的过程中应有的审慎和真实却在他们的民族性中从未培养起来，他们不能理解这些东西的重要性……一个心怀鬼胎的希腊证人完全没有顾及到誓词中的话，只是尽其所能地去迫害他人。他所害怕的和感到羞耻的是被驳回或存疑，案子暂缓审判，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他都不会放在心上……对这样的人来讲，誓言是一个玩笑，作证则是一个游戏。你们（罗马人）的思维方式对于他们（希腊人）来讲是十分陌生的。赞扬、奖励、好处以及随之而来的祝贺，所有这些都依赖于厚颜无耻的谎言。”……
Dēmos : Classical Athenian Democracy
(Dēmos is a publication of The Stoa: a Consortium for Scholarly Publication in the Humanities)
http://www.stoa.org/projects/demos/article_evidence?page=all&greekEncoding=UnicodeC
"Evidence for Athenian Democracy" 古雅典民主之证据
· 证据来源之争议 ·
由于我们证据来源的内在缺陷，导致对古雅典民主的描述上困难重重。古籍失传、碑铭破碎、建筑毁灭，我们只能在仅存的证据片段上尝试重构历史。
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最接近于目击者综合报道，但该书缺失了大部分，其描述的仅限于相当晚的一个时期的事情。而且，亚里士多德与其他人（特别是冒名色诺芬者）说，雅典民主制只不过稍胜于“暴民统治”。
我们的证据更多来源于雅典人的演讲词，不过也要小心，讲演者类似现代律师，目的是赢得听众而非讲述真相。
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前者写希腊人（不只限于雅典人）与波斯人的冲突，后者写五世纪末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所以他们提供的资料都是有选择性和针对性的。
喜剧，尤其是阿里斯托芬之戏，也给我们提供了古雅典民主的资料。但喜剧当然是为了制造娱乐，因此我们必须牢记，戏子倾向于夸大事实甚至颠倒事实以达到喜剧效果。
考古证据也是需要人为解读的。历史人物头胸像可能被理想化了，绘画中的也许是生活场景也可能是神话场景，法律铭文可能使用了委婉之语（例如一条要求“保护”某城的政令实际上可能指“占领”该城），某些法律或许仅实施了非常短的时期。
■ 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直到19世纪末才被“发现”再出版。
亚里士多德（约前384-前322）的《雅典政制》中有关“德拉古政制”（约前7世纪）的部分，被“专家们”通过与后来梭伦（约前638-前559）改革部分的对比以及前五世纪与前七世纪术语的对比等等“复杂方法”，认定是塞拉门尼斯（约前411-前404）一伙伪造的。其他流传下来有关德拉古的只有一个石柱，仅涉及杀人罪的法律。
■ 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中“德拉古政制”是伪造的，而“梭伦改革”就是真实的吗？
“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雅典公民大会通常在一个名为普尼克斯的山丘上举行，圆形会场依山就势。在这样一个露天场地，数以千计的人众在没有现代扩音装置的大会上，又须在当日完成繁复的议事日程，难以相信一个普通公民会愿意或敢于发言，若有，谁又能听得见？……因此，任何有关城邦内政治的论述均要措意于神话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平衡。” —— 芬利
“我们始终低估了古人发明故事的能力和他们相信故事的能力。” —— 芬利
■ “谎言之父”希罗多德名声太臭，所以一般学者多推崇修昔底德，实际上是一丘之貉。
“修昔底德就连处理波斯战争（Persian Wars）都感到为难，更别说希腊通史了，至于埃及的历史，更是他力所不及的了。他，还有波利比乌斯（Polybius）和塔西佗（Tacitus）（和他一样，他们也都是实际的政治家），一当回首过去，遇到他在实践经验中不曾见过的任何形式的动因，就失去了他那准确的眼力。对于波利比乌斯而言，甚至第一次布匿战争（Punic War）都是不可解释的，而对于塔西佗而言，甚至连奥古斯都的统治都是难以言明的。至于修昔底德，他的历史感——按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的缺乏，完全可以从他的著作的第一页所说的那句骇人听闻的话中看出来，他说，在他的时代（约在公元前400年）之前，世界上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ου μεγαλα γενεσθαι）！” ——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我的习惯是这样的：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 —— 修昔底德
人们喋喋不休地唠叨从中看到“民主”光辉的所谓“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即便不是后人编造，也是修昔底德编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