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近日邀请众多文化界名人谈农村题材连续剧的创作，却只字未提这个类型剧的“专业户”赵本山，与以往的“怒批”相比，党报这次“选择性无视”确是耐人寻味。

以下是全文：

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尹 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王一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王丹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副司长、中国广播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赵 彤（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理论研究室主任）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农村题材电视剧不仅数量明显减少，而且创作方法模式化，农村和农民形象也失去了现实深度和人性深度，文化消费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电视剧的走向

近期一些作品创造了一系列可感、可亲、可敬的新农村新农民形象，体现了对人物命运的深度关怀，令观众感到宛在眼前而又滋养心智，引领观众更真切地认知时代发展进程

实践证明，只有纵深体察农民生活的酸甜苦辣，敢于并善于触碰农村的焦点问题，摆脱抄袭模仿、浮光掠影、二元对立的创作弊病，才能真正实现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破茧成蝶

模式化创作和创作者对生活体验的懈怠使文本重复衍生，这部剧和那部剧看起来大同小异，在这样的创作环境里，农村题材电视剧日益成为对农村远距离的简单想象

“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并非艺术创作的外在律令，而是内在规律，电视剧创作需要一双想象的翅膀，更需要紧紧地贴着地面行走

张江：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耕历史的国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历来是关系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作为大众艺术形式，电视剧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准确和深刻地表现“三农”主题和农村现实，是对创作者的现实把握能力和艺术表现力的挑战，也是对观众的文化责任感和审美认识能力的挑战。尤其是在农村迅速发展，农民生活大幅改善，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的现实境遇下，创作出富有时代气息、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农村题材作品，更是电视剧艺术无法回避的挑战。

“山乡巨变”要有表现力

尹鸿：今天中国农村的现实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基本解决了十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为农民带来了市场经济观念，带来了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憧憬以及对科学文化知识的追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等以知青生活为表现内容的电视剧开启了新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先河。此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出现了一批经典农村题材电视剧，如《篱笆·女人和狗》《山不转水转》《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黑槐树》《山野》等，这些作品不仅为老百姓提供了精神文化享受，也及时表现了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正在发生的巨变，奠定了中国电视剧关注农民命运、推动农村改革、传播现代文明的优良传统。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经历了“山乡巨变”之后的农村逐渐淡出社会热烈关注的视野，媒介竞争也使农村题材艺术创作的市场接受度不断下降。农村题材电视剧不仅数量明显减少，而且创作方法模式化，偶有少量比较优秀的作品出现，但更多作品不是表现老弱病残、天灾人祸的“苦情戏”，就是谈情说爱、滑稽逗乐式的轻喜剧。农村变得肤浅化，农民形象也失去了现实深度和人性深度。这种文化消费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电视剧的走向。

中国农村在现代化冲击下正在经历新的变革。农村因为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现象、新问题、新矛盾，农村社会的公平正义，农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重建，农村在发展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科技兴农、环境保护、城镇化建设、教育均衡、农民工命运、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都成为关系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大问题，是艺术创作应该关注的重要题材。

在这种情况下，更加真实地面对中国农村的深刻改变，以建设性的态度表现中国农村发展的主流趋势，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农民和农村的未来，是电视剧创作应该承担的艺术使命。有先进文化立场的电视剧，应该用一种不粉饰也不冷漠的现实主义态度，生动、丰富地去表现、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在深重的历史代价和现实困扰中蜕旧变新，为观众塑造出个性鲜明、代表时代精神的新农民艺术形象——他们既可能是土生土长的传统农民的新形象，又可能是从城市回到农村的新农民形象，还可能是逐渐模糊了农民与市民界限的新公民形象。这些形象，将成为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之后自由、独立、富有首创精神的新时代的象征。

创造标本式农民形象

张江：讲好故事是电视剧艺术的本分，而讲好故事的关键要素之一是塑造合乎生活逻辑的典型人物。典型人物的精神光谱直接关系着作品的立意和审美意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创作实践的不断丰富，近两年来出现了一批农村题材电视剧优秀作品，它们敏锐捕捉到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的底色，对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人性的深度以及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等进行突破性的开掘，对我们认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现实具有标本价值。

王一川：近年来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农民形象的塑造上。以往我们的农民形象塑造形成两种习惯性模式：一种是正面讲述主人公如何在改革与保守或先进与落后等二元对立中凭借忍辱负重、自我牺牲或善良人品等方式化敌为友，赢得村民信赖，取得改革的进展；另一种则是通过主人公的一连串小品化或喜剧化故事去消解矛盾，保持对观众的吸引力。这两种习惯性模式的美学后果在于，农民形象几乎成了一成不变的符号，缺乏应有的丰富性和吸引力，与现实生活存在巨大落差。这种模式是对真实本身的扁平化。

与模式化描述、简单化处理相比，近期的一些作品尝试以历史参照、对比互映、环境衬托等方式，彰显典型人物的精神、智慧和情怀，创造了一系列新的农民形象，值得关注。例如，《我的土地我的家》中的张二粮用高科技发展新型农村经济体，表现了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社会角色的新认知，个性鲜明的人物身上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超越了平凡琐碎，围绕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奏出了新与旧、爱与痛交织的改革协奏曲。《马向阳下乡记》在都市与乡村的文化落差中，在下乡干部与村中“精英”的博弈中，让“第一书记”马向阳走入农民内心，将带领农民奔小康的“公仆”形象融于富有智性精神的喜感情节中，增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主人公”的艺术魅力。以马向阳这一人物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新型农民形象群（刘世荣、刘玉彬和花小宝等），让观众感受到当今农民的新风貌和电视剧艺术的感染力。《小麦进城》《女人当官》《当家的女人》则生动而集中地反映出农村女性巾帼不让须眉的精气神，展现出她们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内心期待。尤其是《小麦进城》中王小麦形象的塑造，突破了农村女性被关怀被救助的弱者模式，树立了一个凭借独立进取获得生命尊严的强者形象。她热情、坚毅，在对户口制度、城里人偏见、文化人成见等城市生活阻力的历次抗争中，成功地把风风雨雨化作彩虹桥，给自己和家人创造了幸福的生活。这样一个富于主体精神和创造活力的进城农民形象，贴近今天的中国农民精神实际，有可信的生活基础。

这些可感、可亲、可敬的新农村新农民形象，体现了创作者对人物命运的深度关怀，既有生活贴近性又有审美独特性，令观众感到宛在眼前却又滋养心智，引领观众在回望乡土故事的过程中更深刻地洞察城乡生活巨变，更真切地认知时代发展进程。

走出“审丑”“苦情”模式

张江：有些作品，虽然故事背景是农村，人物身份是农民，但在时尚风潮和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对农民真实生存境况和喜怒哀乐的呈现，流于表象化，甚至庸俗化、审丑化，播出时热闹一阵，随即就被淡忘；有些作品虽试图触及一些农村社会深层矛盾，却由于主题概念化、人物脸谱化、故事扁平化而导致作品整体质量不高，社会影响力难以尽如人意。

王丹彦：上世纪80年代，以《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三部曲”为代表的农村题材电视剧一经播出便产生令人难忘的轰动效应，并让农村剧从此在中国电视剧艺术画廊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国农村剧数量可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在精神高度、思想深度和艺术精度方面具有轰动效应的力作难得一见。

这个不足在近两年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中有所改观，一些作品开始积极探索现实主义观照和理想主义引领的深度契合，努力寻求生活真实性与艺术假定性的融会贯通。这种转变意味着创作者一方面要具有文化批判精神，不回避现实农村中存在的土地纠纷、经济矛盾等，另一方面不局限于“暴露”和“揭丑”，而是通过揭示城市与农村、农民与土地、农业与环境的辩证关系，观照时代变迁中典型人物的典型命运，彰显人性的光亮与真善美的力量。在这种叙事策略下，产生了一些有特点的作品，如《马向阳下乡记》《老农民》《满仓进城》《我在北京，挺好的》《幸福生活万年长》《油菜花香》等剧，它们或通过城乡交流与互动展现当代农民的积极心态与崭新风貌，或通过正视“三农”问题来倡导依靠农民自身的智慧和力量建设美好家园，或通过小家庭的喜怒哀乐感知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为我们呈现新时代农村生活的丰富景象与农民精神成长的心路轨迹。

电视剧作为叙事艺术，叙事方式影响作品呈现，总结探讨这些传播效果好的作品，可以发现，有几个经验值得借鉴。一是创作者注重故事逻辑的艺术真实，通过设置合乎生活逻辑的戏剧冲突来演绎故事，情节的推进动力超越简单的善恶对立；二是注重将幽默风格、偶像效应、怀旧情结等元素与剧情巧妙地熔为一炉，让农村剧彰显出多样化的叙事风格；三是注重把个人成长、城乡变迁等糅合统一于完整的故事体中，让观众领略到别具一格的精神愉悦与视听享受。

实践证明，只有纵深体察农民生活的酸甜苦辣，敢于并善于触碰农村的焦点问题，摆脱抄袭模仿、浮光掠影、二元对立的创作弊病，才能从人物、叙事、风格、结构等文本要素层面探求符合美学规律的创新，真正实现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破茧成蝶。

坚持体验胜于先验

张江：事实上，只要用心观察就会发现，这些荧屏上的农民和他们的生活就在我们的周围，不神秘也不离奇。关键是艺术家要有善于发现和捕捉变化的眼睛，有体验生活的勇气和表现生活的激情，要走进田间地头，沉潜在生活的激流之中。仅凭先验的想象和简单的二手材料，拿不出好作品。好作品是在生活里“泡”出来的。

赵彤：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电视剧事业迅猛发展。播出频道和播出时间的剧增带来市场体量的大幅扩展，播出需求催促着生产供应。许多创作者面对大量的订单和丰厚的报酬，无暇站起来看看窗外事，很难走出去听听市井声，只是夜以继日地在电脑前码字。“萝卜快了不洗泥”，这是片面追求速度的必然结果。模式化创作以及创作者对生活体验的懈怠，使文本重复衍生，结果是这部剧和那部剧看起来大同小异。在这样的创作环境里，农村题材电视剧日益成为对农村远距离的简单想象，有生活体验基础、合乎生活逻辑的作品着实不多。

对当代中国农村进行远距离想象式的创作，是一个包括创作心态、创作资源、创作方式、创作要求在内的综合症候。这种症候的普遍表现是：不是自己内心有想要描写农村的冲动，而是以完成商业或规定任务的心态来从事农村题材的创作；没有农村生活的体验，也不想或“没有时间”去农村深入生活，现成的间接材料代替了鲜活的亲身体验；角色、人物关系、语言和矛盾冲突不是来自对实际感受的提炼，而是来源于侃大山、看碟片、听汇报、查资料，从中即兴摘取，加以组装；不是从生活的规律出发，而是从技巧、桥段、场面的成规出发来设计情节、塑造人物，对技巧的崇拜高于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我们看电影《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老井》《被告山杠爷》《卒迹》，或者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外来妹》《马向阳下乡记》，即便是生活在城里的观众也感怀不已。这是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创作者对农村的书写来自零距离的体验，而不是远距离的想象，是创作者动心之作。创作者动心，观众焉能不动情。

在我看来，产生这两种创作方式的原因在于，前一种创作，深深地陷入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精神再生产体系之中，把农村和农民乃至农耕文明的文化积淀都视为异己，避之唯恐不及，描写起来惟凭惯性和印象；后一种创作，把农村、农民和农耕文明的文化积淀看成自身内涵的组成，创作者不仅清楚文明与文化有阶段性，而且深知文明与文化还有连续性，农村、农民和农业文化不是陌生人，而是他们自己的一部分，所以愿意走进去、能够走下去。这两种创作方式优劣高下，作品自然会说话，观众也自有判断。

张江：“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这是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的经验之谈。对于一个拥有9亿多农民的国家，如果我们的大众艺术作品不能充分地、艺术地把握今天的农村真实生活，不能深刻地、全面地把握农民兄弟姐妹的精神需求，这种艺术创作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就值得怀疑，这种艺术的大众性也值得商榷。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并非艺术创作的外在律令，而是内在规律。电视剧创作需要一双想象的翅膀，更需要紧紧地贴着地面行走。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对此我们应该及时地研究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