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海外民运”，起自1982年。创办人是“著名民运人士”王炳章。当年他伙同几个留学生一起创办了一本名为《中国之春》，以反对中国政府为宗旨的杂志。次年又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

    八十年代初，反对中国的民运在全世界还是个稀罕物，因此这个姓王的着实火了一气。除了在海外中国华人中没有市场；除了公开演讲时经常被人指着鼻子骂；除了最开始跟他一起创办《中国之春》杂志的其他人不到一年就全都不伺候了这些小问题之外，王先生的组织发展得风声水起。

    他狠狠的蒙到不少不了解中国情况的外国人，台湾等其他背景的反华机构也将之视为奇货。因此最初几年王炳章和“民联”的日子过得相当不错。

    但好景不长，先是1987年底，王炳章那个“民联”主席的宝座被另一位“著名民运人士”胡平给顶了，紧跟着到1989年初，王先生又因为各种违纪问题被罢免了“民联”常委和委员的职务。

    为此，王先生一怒之下，利用职权卷走《中国之春》杂志账面上全部近八万美元，脱离“民联”，自己另组“中国民主党”。

    就这样，海外民运闹闹哄哄，乱七八糟的开场了。如果不是八九年大两乱造成大批“改革精英”和“学生领袖”流亡海外，从客观上为“海外民运”输了血，打了气，恐怕当年所谓的“民运”就坚持不下去了。

    人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再不堪的事情，刚开始一般来说好歹能装出个人样来。可海外民运呢？从一开始就只充斥着内斗和私欲。这种情况恐怕注定了他们最终必然无疾而终的凄凉命运。

    毋须讳言，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海外民运曾经很有市场。原因很简单，跟美国相比，中国大而不强，经济上、科技上都非常落后。别说世界观未定型的年轻人，或者成长在国外的二、三代华裔，即便很多老共产党员，走出国门见识过西方发达的经济、科技之后，都会感叹中国可能永远都追不上美国。人穷志短，这是世间常情。

    但随着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这二十多年来的经济腾飞，中国已经急起直追，时至今日，虽然从整体上看中国与美国相比仍然相对贫困落后，但在一些大、中型城市，中国的面貌早已今非昔比。经济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跟西方比较落后的国家相比已经相差不远。北上广等一流大城市即便与美、日等国家的大城市放在一起比较，也已不遑多让。

    这种变化，对海外民运来说几乎是致命打击。

    过去他们玩弄得炉火纯情的一招，就是把中国的贫困落后归罪于体制，说中国一切不如意都是体制造成的。虽然这种说法割裂了历史，无视1949年前中国极度贫困落后，1949年后高速发展的事实，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但有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摆在眼前，还是具有很大欺骗性的，能糊弄一大批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历史的糊涂虫。

    但他们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近二十年来中国的高速发展。别说解释，他们甚至都不能承认。因为一旦承认中国的面貌已经变了，承认中国经济发展了，政治开明了，他们就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管理是成功的，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在发展进步的。那么他们反共反华的“民主大业”就要进行不下去了。

    有人认为，海外民运的问题在于“不接地气”。老牌民运分子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盲目照搬过去的情况往今天中国上套。这造成他们在宣传上彻底失败。

    也有人认为，海外民运的问题在于不团结。民运分子内部内斗严重，而且多数都不是理念之争，而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各派系之间互相指责其他人为“中共间谍”，隔一段时间就会上演一次“抓特务”的戏码。这种情况导致海外民运无法整合力量，完全是一盘散沙。

    还有人说，海外民运分子们中，普遍存在着“打着民主旗号反民主”的问题。任何人都听不进不同意见，一旦受到批评就会立刻炸毛。跳着脚指责批评他们的人“被中共买通了”，说指出他们问题的媒体“甘当中共喉舌”。这种情况导致海外民运分子在海外华人中迅速丧失了人望。

    其实在笔者看来，虽然这些情况客观存在，但却并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问题的根本在于，海外民运分子们从一开始就是一群无耻的骗子，他们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真正的理想和抱负。从一开始，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从反华、反共组织手中索取金钱。

    如果真如他们所说，他们是为了中国的未来，是为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幸福。那么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就应当是理性的。中国政府做得不好的地方必须骂，但做得好的地方就绝不能骂。

    但他们却不能这样。因为一旦承认中国政府有些政策是对的，是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他们的金主就会不高兴。接下来他们的钱包就会无奈的变瘪。故而无论中国政府做了什么，民运分子唯一现实的反应就是骂街。这无关意识形态，无关政治，无关民主或者普世，仅仅跟他们的钱包厚度有关。

    或者说，哪怕他们并不是为了中国的未来，仅仅是为了反共。那么对他们来说，合理的做法也是先联合起来，共同实现推翻中国政府这个大目标，然后再谈分肥。

    从事实情况看，他们也没有这么做。一个所谓的“政党”成立后，所有“元老”都希望自己成为民运的中心，一旦不如意，马上分家。据称在海外，打着“中国民主党”旗号的组织就有好几家，相互之间势同水火。

    从反共、反政府的角度看，这完全不合情理。但如果把眼光转向这些人的钱包，问题马上就变得合乎逻辑了——只有成为民运的中心，成为一个组织的首脑，才能独立的向金主们伸手要钱。只有打翻其他相似的组织，才能从金主手中要出更多的钱。

    对今天的海外民运分子来说，所谓“民运”，仅仅是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而已。既然是生意，那相互之间就绝不可能是同志，而只能是，必须是竞争对手。自然要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这是抢生意，同样无关政治和意识形态。

    海外民运分子们听不得批评，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没有私念、私欲，不谋私利的人，心胸才能开阔。如果他们把募捐来的钱真实用于救助中国弱势群体，如果他们真的把金主给的钱用于反华。那就算有人指责，他们也能坦然面对。

    可事实情况呢？某些“地位”较高的民运分子坐领高薪，在海外购置豪宅，生活优哉游哉，根本不管“民运”运到了什么地方，丝毫不在意整个民运团体几十个组织的总人数已经不满千人这个凄凉的事实。募捐几百万善款，花在救助方面的钱可能还不足十万，其他全部中饱私囊。

    就这么一批贪婪腐朽的蛀虫，他们怎么可能听得进批评？在他们看来，任何批评都是指向他们钱包的，一旦承认别人的批评有道理，首先要受损失的不是“民主大业”，也不是他们的声望，而是他们的银行存款。

    综上所述，海外民运存在的问题根本不是无视现实，不是山头林立，不是“一言堂”。民运分子们的问题，从一开始直到今天，一直是贪婪和自私。

    这种贪婪和自私让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打出所谓“民运”旗号，从反共、反华机构手中拿钱，因为那钱唾手可得。

    这种贪婪和自私让他们在金钱面前变成一群野狗，疯狂撕咬本该是“同志”的人，只求独占那数量有限的骨头。

    这种贪婪和自私让他们除了中饱私囊之外别无任何建树。面对批评，自然也就只能以“我们这儿谈民主呢，你丫闭嘴”这种无耻的嘴脸来应对。

    从本质上讲，海外民运分子只是中国崛起过程中，被中国抛弃的一批垃圾。在中国仍然弱小的过去，这种垃圾具有一定代表性和欺骗性。海外一些国家，一些机构出于反华的目的，也给他们涂脂抹粉，让他们看起来没那么臭气熏天。可一旦中国腾飞了，垃圾就会显出原形。

    时至今日，海外民运在海外华人中已经没有什么市场可言了。亲眼见证了西方衰落和中国崛起的大多数华人，就算对中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有所不满，也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一群如此不堪的垃圾身上。

    海外民运日渐式微，并不是“民主”或者“自由”的失败。恰恰相反，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是能够自新的，说明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在缓慢的，但却实实在在的走向民主，走向自由。

    民运分子，仅仅是被历史和现实抛弃的一批可怜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