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起源与政权集中：黄河、长江与恒河的地理政治对比

中国的农业起源呈现出两个互相独立、同时发展的核心区域：一是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区，种植粟、黍、小麦等；二是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南方水稻农业区，形成了极为发达的稻作文明。从自然条件来看，黄河流域地势开阔、土壤肥沃、降水适中，适合发展规模化、组织化的农耕社会。而长江流域虽然气候湿润、物产丰富，但其地貌以丘陵、湖泊、水网为主，地域分割性强，不利于统一行政控制和大规模政权整合。

这一地理结构对早期国家形态的演化具有决定性影响。尽管长江流域的水稻农业在生产力上毫不逊色，甚至更具潜力，但从夏、商、周到秦汉，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始终集中在黄河流域。这不仅是因为北方率先完成了从村落到城市、从部落联盟到中央王朝的演化，更在于其平原地貌和线性水系提供了建立交通、通讯、军事动员与政令推行网络的天然基础。北方的地理统一性，为形成中央集权式国家结构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南方则更适合多元文化、区域性权力与经济独立性的发展。

这种南北对比，在中印文明比较中亦有所体现。印度的农业核心区域位于恒河流域，同样是一个水稻与小麦混合耕作区，滋养了摩揭陀、孔雀、笈多等多个早期帝国。然而，恒河流域的地理结构与中国北方存在本质差异。恒河平原湿热、易涝，周边森林密布，交通受限，疫病流行，缺乏像黄河-华北平原那样的广阔整合带。因此，即便印度历史上出现了统一王朝，它们多半难以维持长久，中央权力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也极为有限。

更进一步，印度南方的德干高原、泰米尔地区地势起伏剧烈，河谷相互分隔，历史上多以地方王国并存的形式存在，与中国南方的长江水网地区具有相似的地理割裂特征。二者都孕育了高度发展的区域文化与经济形态，但难以支撑大一统中央政权的长期运行。

地理的可整合性，决定了政权的集中程度。这是黄河流域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居于政治核心的根本原因，也揭示了为何印度长期呈现文化一体而政治碎片的结构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