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印度的多项预测之所以反复被验证，并不源于先见之明，而是源于一种更朴素的方法——事实求是。

理论上，印度政府完全有能力预见正在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重塑全球技术分工这一问题上。但现实是，其政策制定长期建立在一种危险的心理基础之上：wishful thinking。

当现实过于残酷，人们往往不是正视它，而是选择一条看似更容易的路径，希望问题能自行缓解。然而，技术革命从不因意愿而放慢脚步。人工智能不会等待一个国家“准备好”，它只会奖励那些直面困难、提前行动的人。

肯尼迪总统在登月演讲中说过：“我们选择登月，不是因为它容易，而是因为它困难。”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在于：伟大的跃迁，从来不是顺着舒适区发生的，而是来自对困难的主动承担。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始终回避最困难的问题，只追求短期可行与心理安慰，那么在一场以技术、组织和制度为核心的竞争中，落后并非意外，而是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