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时深度】“中国学派”在日本还有多大影响力？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邢晓婧

-2024-

01/1814:07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邢晓婧】1月12日，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会见日本新任驻华大使金杉宪治，就中日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金杉宪治于去年12月19日抵京履新，这是日本7年来首次任命非“中国学派”出身的驻华大使。刚刚离任的前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来自被称为“中国学派”的外务省汉语研修班，但其任内的中日关系并未如外界期待的那样得到改善，反而有恶化迹象。有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是否会说当地语言、是否出身于某种学派显然不是判断外交官能否处理好相关国家事务的决定性因素。

时隔7年日本任命非“中国学派”出身的驻华大使

据日本驻华大使馆官网消息，金杉宪治在履新致辞中表示，与中国构筑具有建设性、稳定的双边关系，不仅对日中两国，而且对地区和国际社会都有重要意义。能有机会来华担任大使，身为外交官的他感到非常荣幸。他强调：“在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同时，为进一步推动日中关系发展，我将竭尽全力。”公开资料显示，现年64岁的金杉宪治于1983年加入外务省，曾任外务省经济局局长、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负责经济事务的外务审议官、日本驻印尼大使等职务。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当前日中两国间有待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包括中国的海洋活动、因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而停止进口日本水产品，以及中方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逮捕日本籍安斯泰来药企高管等。分析人士认为，去年12月6日离任的前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虽然是“中国学派”出身，但在其任职期间，中日关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出现恶化迹象。这与日本的对华政策、中日关系本身积重难返有关，也与垂秀夫本人强硬的外交表态不无关系。据日媒报道，垂秀夫在离任记者会上声称，对任内无法帮助被中方逮捕的日本药企高管“感到极其惭愧”，称“中国的营商环境逐渐变得困难”，提醒在华日企“多加注意”。

梳理历任日本驻华大使经历可以发现，其中多位为外务省“中国学派”出身，包括谷野作太郎、阿南惟茂、宫本雄二等，他们在日本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知华派”人物。即便是在“中国学派”成立之前进入外务省的小川平四郎，也以外务省驻外研究员的身份被派往北京，学习一年汉语。《日本经济新闻》认为，此次由“非中国学派”出身的金杉宪治担任驻华大使，表现出岸田文雄政权试图为“陷入困境”的日中关系打开新局面。

在右倾氛围下被贴上“媚华派”标签

资料显示，1871年清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日本称《日清修好条规》），日本外务省当年开设汉语学所，1873年移交给文部省管理。上世纪50年代，受长年战争等因素影响，中日关系几乎陷入停滞状态。为培养中国问题专家，外务省每年会选派新入省的年轻外交官参加汉语研修班，这便是“中国学派”的开端。这些外交官们会在学习中文的同时，加强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并建立在华人脉关系。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汉语研修班的外交官会前往中国台湾等地进修中文，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则前往中国大陆进修。比如曾于2016年至2020年担任日本驻华大使的横井裕曾在北京大学留学，垂秀夫曾在南京大学留学。

今年87岁高龄的谷野作太郎于1960年加入外务省，1961年至1964年参加了外务省汉语研修班，后于1998年至2001年担任日本驻华大使。1978年，谷野作太郎曾在担任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长时，参与并推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他日前到访北京期间，专门抽出时间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在飞往北京的航班上，他对照着采访提纲写下要点，精心准备。

尽管被视为“中国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谷野作太郎直言“不太喜欢‘中国学派’的说法”，因为在汉语课程之外，外务省还开设了英语、俄语、法语、德语等多语种课程。这些课程的本意在于帮助外交官更好地了解相关国家，他说，被称为“某某学派”似乎带有“拉帮结派”的色彩。

日本外务省官网介绍称，新外交官每年4月加入外务省之后，要先在外务省研修所集中学习，5月开始一边在各个科室工作，一边参加每周两次的语言培训课程。正式留学前的3个月，再次在研修所集中学习，最后去往各个国家留学，根据不同语种，培训期从2年至3年不等。外务省还称，留学期间，外交官除了要掌握语言技能外，还要融入当地人群，研究当地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以此培养活跃在国际社会的外交官。

从亚洲大洋洲局中国课课长到亚洲大洋洲局局长，再到特命全权驻华大使，这被认为是外务省汉语研修班外交官的普遍晋升路线。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前中国驻日大使馆参赞吕小庆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说，日本在驻华大使的任命上倾向于提拔“中国学派”出身的外交官，因为他们往往有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其长年积累的人脉也有助于在驻华使领馆中担任要职。

事实上，“中国学派”在日本政坛也曾有过辉煌。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冷战结束，“中国学派”中的许多官员进入联合国等机构工作，在外务省制定对华政策、决定人事方面的影响逐步增加。“中国学派”起初也并不带有任何色彩，特指外务省等部门中比较了解中国、在中国任职经历较长的官员。

吕小庆对《环球时报》记者说，21世纪以来，森喜朗、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历任日本首相组阁时启用大批右翼政客，日本政坛大幅“向右转”。与此同时，中国迅速发展，而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言论开始浮现，日本社会出现反华情绪，中日关系一度陷入“政冷经热”的尴尬局面。近年来，东京为与华盛顿“步调一致”，“政冷经热”已鲜被提及，关于中日经贸的讨论有时也围绕“脱钩断链”展开。在此过程中，“中国学派”的处境日益尴尬，在愈发浓厚的右倾氛围下，“中国学派”甚至被贴上“媚华派”的标签。

谷野作太郎对此也有观察，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很多外交官因为参加汉语研修班和中国结缘，肩负起对华外交的使命。但在日本当前的大环境下，有些人认为“中国学派”就会“偏袒”中国，由此把“知华派”说成“国贼”，制造了一种不得不和中国保持距离的社会氛围。

记者眼中的日本驻华大使

在中日关系的“蜜月期”，“中国学派”出身的外交官确实容易对中国表示出亲近感。在和《环球时报》记者的交谈中，谷野作太郎没有给出时间限制，同记者聊了大约2个小时，他全程精神矍铄，有问必答。谷野作太郎至今记得，1973年他携妻儿来到北京参加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开馆工作，成为使馆里的第一批工作人员。25年后的1998年，他再次赴华工作则是出任日本驻华大使，还受邀参加了1999年新中国建国50周年的盛大庆典。和中国有关的点点滴滴，既是他个人的美好记忆，也是中日关系“蜜月期”的真实写照。

2006年，时任日本驻华大使宫本雄二赴华履新时，日媒报道称：“他是连续第三位担任驻华大使的‘中国学派’精英。”今年77岁的宫本雄二依然活跃在中日两国，《环球时报》记者日前在北京一场活动上再次见到这位老大使时，他依然风度翩翩，并表示：“日中双方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双方应该加强交流，减少误解。”

但现在也有观点认为，有时“中国学派”出身的外交官对华不一定友好，反而更加强硬，《环球时报》记者对此有着比较直观的感受。在记者近年打过交道的3任日本驻华大使中，让人感觉比较容易接近的反而是外务省法语研修班出身的木寺昌人，他在各种场合都笑眯眯地与人交谈，还展示印有“熊本熊”图案的领带，给人和蔼可亲的感觉。

而“中国学派”出身的横井裕于2016年至2020年担任日本驻华大使，虽然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也表达过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叹为观止”，但他曾数次拒绝记者的专访申请。日本社会有种观点，即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意味着风险，而多数外交官不愿冒险。

垂秀夫同样出身“中国学派”，但对华表态更为强硬。据消息人士透露，垂秀夫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关系亲近，岸田文雄认为垂秀夫在华工作期间“（日本政府的立场）该说的都说了”。但也有不少声音认为，垂秀夫的一些表态可以视具体情况“柔和”一些。

为什么过去“中国学派”出身的外交官往往对中国比较友好，而现在越是“中国学派”出身，反而对中国愈发强硬呢？吕小庆认为，老一辈“中国学派”外交官在处理中日关系上具有历史感和一定负罪感，但现在这些似乎消失不见了。面对中国的迅速发展，日本没有及时调整看待中国的心态，或者说根本没有想要调整心态。

“我自认为对中国的理解比较深刻。”谷野作太郎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经过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从前需要日本帮助的中国，变成了可以和美国并驾齐驱的国际化大国。面对这样一个邻国，日本会感到害怕。”在他看来，日本应逐渐改变对中国的看法，而中国也应对日本关注的话题予以回应，双方加强沟通，否则日中关系难以前进。

超越中日双边关系的更大格局

外务省汉语研修班的培训机制延续至今，每年仍会派出优秀的年轻外交官赴中国高校留学。“这至少说明，还有相当一部分日本年轻外交官对中国感兴趣。”有知情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日本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当然会参考“中国学派”给出的意见，但在大环境右倾且日本外交政策偏向美国的情况下，“中国学派”建言献策时更加谨小慎微，其意见能否被采纳也不好说。

总体而言，在当前日本政坛中，“中国学派”的地位虽不及“欧美学派”，但仍占有较大权重，外务省“中国学派”官员的职位变化依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在日本外交事务中的地位，以及中日关系的微妙变化和未来走向。

吕小庆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说，对于金杉宪治的任命，感觉日方有些刻意强调其非“中国学派”的身份。本轮大使任免属于正常的人事调整，但外务省“中国学派”后继乏人、青黄不接也是客观事实。现在提起“中国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大家想起的还是老一辈政治家，似乎还看不到哪位中青年政治家可以扛起“中国学派”的大旗。

“不过，是否会说当地语言、是否出身于某种学派显然不是判断外交官能否处理好相关国家事务的决定性因素。”吕小庆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金杉宪治任期内的中日关系如何发展主要取决于东京的对华政策，至于他本人可以发挥出何种作用还有待观察。他还表示：“在国际局势动荡、中日关系处在新的十字路口的关键时期，我们期待有着丰富外交经历的新任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对构建具有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发挥正向作用。”

在采访中，谷野作太郎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无论由谁担任日本首相、谁出任驻华大使，日中两国都应基于四个政治文件（包括《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及《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合力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这是一种超越双边关系的、更大的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