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基辛格最重要的遗训是什么？
编者按
当地时间11月29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逝世，享年100岁。作为世界闻名的战略家，他的成功之处在于哪里？他的思想有哪些学术背景？这些思想对于中美竞争有何启示？《凤凰大参考》特约中国知名战略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解读。
编辑 | 侯逸超
基辛格博士是思想和判断力非常强健的经典现实主义者。我曾就经典现实主义的政治伦理写过五条，其中两条我认为用在他身上殊为适当。
首先，现实主义政治伦理是责任伦理，正如马克斯·韦伯赋以此名，并将它与“绝对伦理”（个人伦理或寻常伦理）非常明确地区分开来那样。至迟自洛克以来，现代国家的统治者、领导者或政治行动决定者被认为不是自主自在的行为体，他们作为这样的角色只是责任人、受托者，亦即共同体所赋政治使命的载体。政治统治者或领导者肩负责任——对共同体的责任；必须念念不忘这类责任和自己的政治行为对共同体的后果，不能任性而为，不能放纵抒发自我或“想出手时就出手”，不能听命于自己的利益、激情或一时兴致。因此，现实主义政治伦理几乎可以凝结为一个词——“审慎”：审慎如汉斯·摩根索所说是最高的政治美德，审慎就是念念不忘对共同体——国家权力委托者——要负的莫大责任。
第二，经典现实主义政治伦理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那就是认人类政治事务是悲剧性的：人世间事多有道德两难，政治事务尤其如此，因为它们经常使得政治行动者不得不面临政治必需，从而不得不做出道德上可疑甚而不义的事情。作为道德或大致道德的个人，他们在认可、提倡或做出道德上可疑甚而不义的政治行时，唯一的良心安慰乃“国家理由”，亦即保护或促进共同体的紧要利益是另一种德行，其惠及范围更广，意义更远。然而，他们同时又并非那么悲观。政治上审慎，勇于为共同体利益负责，总是按照实际的具体形势做出具体评判和决定具体方略，加上为之在认识上和实践中勤勉不懈，就可以或可能使人世变得好一些，甚至有时比非如此好得多。
在显赫的经典现实主义者中间，20世纪初以来很少有人像基辛格博士那样频繁和着重强调均势的重要，对维持国际稳定和安全的莫大意义。
然而，有别于另一位甚至比他还显赫的经典现实主义者克劳塞维茨，他较少展示均势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较少说明造就均势的某些手段（特别是同盟和军备竞争）的一种辩证效应，即侵蚀均势甚而最终倾覆均势。我觉得，他在最后一些日子里，在中美竞斗总的来说愈演愈烈的情势中，显然察觉和高度重视这辩证效应，警告其中包含的巨大危险。他忠于美国，又是中国的老朋友，他的这一临终警告无疑是他智慧的闪耀，也是他的最有意义的遗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