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遏制的理由

该战略没有赢得冷战，也不会击败中国

在关于美国应如何应对日益自信的中国的大辩论中，许多评论家主张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遏制。根据这一冷战政策，华盛顿对苏联（和中国）的政治和军事进步进行反击，无论其出现在何处，试图阻止国际共产主义的蔓延。根据这种公认的智慧，遏制赢得了冷战，使美国能够在不与苏联发生直接战争的情况下遏制苏联的实力。

许多人认为，有了这样的记录，美国应该重新审视遏制策略，并将其应用于当今的竞争对手超级大国。例如，历史学家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认为，这种“优雅”且“获胜”的战略将被证明对北京有效，他写道：“为了成功对抗崛起的中国，美国必须重新吸取遏制的教训。” 在《外交事务》中，政治学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同样认为冷战遏制是“成功的”，并认为应该“再次适用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尽管“经过了修改和更新”。

这样的呼吁无疑是过于自信，而且可能是误导性的。冷战时期的遏制并不是特别成功，今天对中国也不太可能奏效。事实上，最重要的是苏联自身的错误和弱点导致了它的垮台。冷战期间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问题是它试图做得太多，而不是太少。就像昨天的苏联一样，今天的中国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和上次一样，现在的关键不在于寻找制衡崛起霸权的方法。就是让这个陷入困境、或许正在衰落的国家犯下自己的错误。

被高估的策略

关于遏制的典型学术表述仍然是《苏联行为的根源》，该书于 1947 年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署名“X”是时任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乔治·凯南 (George Kennan) 的笔名。尽管担心苏联的军事实力，但他认为，这种实力之所以具有威胁性，是因为它与根本上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但他的结论是，苏维埃政权“内部蕴藏着自身腐朽的种子，而且这些种子已经发芽”，这种可能性“很强”。

这些种子包括苏联人民的疲惫和幻灭、经济发展的“参差不齐”、维持对东欧人民的控制的困难，以及苏联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去世后即将发生的权力转移的不确定性。凯南预测可能“从根本上动摇苏联权力”）。因此，凯南认为，美国政策的“主要要素”“必须是长期、耐心但坚定和警惕地遏制俄罗斯的扩张倾向”。他希望，从长远来看，苏联人会因意识形态扩张而感到沮丧，变得不那么敌对，更加宽容。

这需要多长时间？当然，这是不可能预测的，但凯南在他的文章中认为这个过程可能需要10到15年，并强烈暗示事情会随着克里姆林宫权力的转移而改变：斯大林当时已年近70岁。然而事实证明，苏联政权在斯大林去世（发生于1953年）后很好地度过了难关，并且几十年来，它能够保持对国内和欧洲中部人民的控制。

但更大的问题是假设在各地反对苏联势力是可行且有效的。X文章发表后的几十年里，遏制不仅引发了猪湾入侵和越南战争等失败，似乎阻止了少数国家转向共产主义。它可能在这里或那里产生了影响——例如，当中央情报局支持政变推翻1953年伊朗和1954年危地马拉的左翼政府时。但很难确定这种被认为的成功是否真的阻止了一个左倾国家的垮台进入共产主义阵营。事实上，秘密政权更迭有着糟糕的记录。正如政治学家林赛·奥罗克（Lindsey O'Rourke）所发现的那样，大多数努力都失败了，很少有按计划实现的，而且大多数成功被证明是短暂的。

遏制成功最明显的例子是1950年美国及其盟国击退了朝鲜对韩国的入侵，这场战争后来变得代价高昂并以僵局告终。当时，共产党的入侵几乎被普遍认为是苏联统治世界的宏伟计划的一部分，而不是真正的机会主义进攻。随着西方在朝鲜半岛取得看似成功，遏制政策变得更加军事化，凯南对这一事态发展感到沮丧。其中的核心是军事威慑，导致美国将大量武器支出集中在欧洲。但正如凯南已经得出的结论，苏联不需要被吓倒：他们寻求援助和激励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学家沃伊特奇·马斯特尼（Vojtcch Mastny）在翻阅苏联档案后观察到，莫斯科的所有计划都是防御性的，西方的大规模军事集结“与阻止敌人一开始就不想发动的大规模战争无关”。

值得注意的是，遏制在冷战时期共产主义的三大挫折中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每一次都基本上是自己造成的。1948年，斯大林试图对由忠诚但独立的共产党领导的南斯拉夫实施更严格的控制，但失败了，导致共产主义阵营的分裂。1965年，印尼军方对显然试图夺取控制权的与中国有联系的共产党人进行了暴力镇压，从而避免了印尼落入苏联阵营；鉴于印度尼西亚被视为主要的多米诺骨牌，这一事态发展削弱了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主要理由。20世纪6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因中苏之间自我引发、自我毁灭的神学争端而分裂。所有这些挫折都没有美国的介入。

苏联的自我毁灭

随着冷战接近尾声，苏联的扩张主义有所缓和。但这种态度的改变与其说是因为遏制措施的成功，不如说是因为遏制措施的失败。如果苏联体系的核心像凯南所说的那样腐烂，逻辑可能会决定不遏制它，而是让它扩张，以便更容易自我毁灭。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发生了。1975年，柬埔寨、南越和老挝突然倒向共产主义阵营。然后，部分出于担心重蹈越南覆辙，美国像苏联一样陷入了某种遏制恐慌之中。出于一种显着的心不在焉，机会主义地聚集了一批愿意加入的第三世界国家：安哥拉于1976年加入，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于1977年加入，南也门和阿富汗于1978年加入，格林纳达和尼加拉瓜于1979年加入。

起初，苏联人对这些收购感到高兴——他们称之为“力量对比”，终于朝着他们的方向转变了。但几乎所有这些州都很快成为经济和政治上的烂摊子。由于充满了分歧、财务管理不善和内战，他们满怀期待地转向莫斯科寻求生计。对苏联来说最灾难性的是阿富汗的经历。1979年12月，他们派出大批军队前往那里建立秩序并平息反共叛乱，但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由于拥有如此多的依附国家，苏联很快就意识到，如果将它们遏制住的话，情况会更好。1991 年底苏联的解体很难归因于遏制。那时，华盛顿早已认为冷战已经结束，并正式放弃了这一政策。莫斯科也宣布退出。

凯南写下文章四十一年后，饱受经济、社会和军事灾难困扰的苏联人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放弃了具有威胁性的意识形态。1988 年底，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 呼吁“国家间关系去意识形态化”。第二年，当苏联仍然控制着东欧大部分地区时，乔治·H·W·布什总统做出了回报。在一系列有关“超越遏制”的演讲中，他宣布现在的目标是“将苏联融入国际社会”，欢迎它“重返世界秩序”。1989年和1990年，东欧国家退出了华约，并努力走向民主和资本主义。美国对这一变化表示欢迎，但也为防止苏联自身解体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最值得注意的是，1991 年，布什在乌克兰发表讲话，主要敦促各个苏联加盟共和国解决这个问题并留在乌克兰。如果说当时冷战激烈的话，美国和苏联是站在同一边的。

然而，布什讲话后不久，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强硬派为了防止苏联解体，发动了一场政变，试图推翻戈尔巴乔夫。这一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它却让人们的情绪转向了解体，尤其是在乌克兰，而这恰恰导致了阴谋者想要阻止的分裂。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通过一些经济改革，包括削减国防开支，苏联可能会或多或少地完好无损地生存下来。

正如分析家斯特罗布·塔尔博特所说，苏联体系“陷入崩溃是因为其核心的不足和缺陷，而不是因为外界已经做了、没有做或威胁要做的任何事情”。历史学家奥德·阿恩·韦斯塔德也同意这一观点：这主要是“因为苏联制度本身的弱点和矛盾”。

耐心是一种美德

在决定是否对中国实施遏制之类的措施时，值得首先询问该国是否像苏联一样具有威胁性。目前国内生产总值 (GDP) 总量排名第二（尽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第 78）的中国似乎确实正在寻求登上舞台中心的一席之地。作为这一追求的一部分，中国正在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一系列其他国家提供贷款，并通过开展“战狼”外交，利用经济和军事实力来骚扰其他国家，从而寻求获得影响力。和欺负。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直善于在中国实现无可争议的一人统治，并将自己置于顺从的回声室的中心。

但中国并没有像苏联那样面临意识形态挑战。它试图帮助其他专制盗贼统治国家更好地维持对权力的控制，但这与传播意识形态几乎不是一回事。此外，除了在某个时候重新并入台湾并解决部分边境和周边海域的争端之外，中国似乎没有太多的领土野心。

与苏联一样，对中国来说，最令人不安的是其日益增长的国内困难。其中大部分源于习近平决心将陈旧的盗贼统治的中国共产党的控制置于经济发展之上。由此产生的问题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腐败盛行、环境恶化、增长放缓、政府政策反复无常（包括突然取消的“零新冠”政策）、企业效率低下、统计报告造假、人口迅速老龄化、生产严重过剩、巨大的青年失业率、不断增加的债务、房地产泡沫、不安分的少数群体、保护主义政策、西方投资者的疏远以及对公民自由的压制。人们对共产党指令的信心和可信度似乎也有所下降，这一变化可能会给该政权带来可怕的长期后果。

此外，中国近年来为争取大国地位而做出的努力却收效甚微。那些曾经希望如此的国家不但没有获得钦佩或服从，反而不仅在西方，而且在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和越南，怨恨和警惕情绪飙升，将其中一些重要邻国进一步推向了世界的边缘。美国的武器。备受吹捧的“一带一路”倡议也陷入了未偿债务的泥潭，贷款支出从2016年的750亿美元削减至2019年的40亿美元。

鉴于中国的诸多弱点，几乎不需要采取遏制政策。事实上，这可能会加剧而不是减弱中国领导人的共同信念，即华盛顿将阻止中国的经济增长——许多人担心这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然而，中国的大部分扩张主义举措与武力无关。正如美国前外交官查斯·弗里曼所说， “对于建立在非暴力扩张商业和航海基础上的大战略，没有任何军事答案。”

另一种选择是等待（也许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变得成熟；尽管目前已黯然失色，但中国仍存在大量的自由主义因素。可以在奉行这种耐心政策的同时，谨慎地尽可能地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问题中获利。美国还应该继续维持长达数十年的台湾实际上独立的假象，只要它不这么说。它还可能通过欢迎中国加入全球领导力俱乐部来迎合中国，就好像这具有某种切实的意义一样。如果美国可以宣称自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这意味着其他国家都是可有可无的），那么为什么中国就没有机会沉迷于这种自以为是且本质上毫无意义的声明呢？

冷战的教训并不是持续遏制对于摧毁对手意志和削弱其力量的价值。这是关于退后一步、保持冷静、让对手系统中的矛盾变得明显的智慧。在 2018 年《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库尔特·坎贝尔和伊利·拉特纳（两人均现为拜登政府成员）一开始就指出，“美国一直对其决定中国路线的能力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政策制定者不应重复这种被误导的做法，而应牢记拿破仑·波拿巴的一句恰当格言：“当你的敌人犯错误时，永远不要打断他。”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case-against-contai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