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追赶者

无论美国还是中国，与地球上大部分国家作对比，上天都非常慷慨地给与了难以置信的条件和机会。首先是都有得以发展成为超级大国的天然国家资源禀赋，特别是巨大面积而且处于地球温带的国土与全球头两位高素质人口规模这两项最关键的指标。

美国的地理优势全球在当代世界中无人能比，另外还天然地继承了盎格鲁萨逊引领人类进入工业社会所依赖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语言基因，无障碍也不费力气地与英国和西欧同步进入工业经济形态。并依赖自己优越的天然资源环境和国家地缘安全环境，用了两百年时间不仅超越还逐渐拉开同其母国英国和老欧洲---更不用说对其余世界---的领先优势，成为今天全球无可争议的超级霸权。

中国则在历史底蕴方面全球无人能比。有数千年连续的文明体系和官僚管治系统以及系农业文明时代全球最大的大经济体。但进入近代后，中国完全没有同美国相比的发展条件。中国近代的衰落，恰恰就是英国以及西欧崛起的后果。诚然，中国不是唯一面对这样后果的国家。没能力跟随英国发展步伐而陷入窘境的古老帝国，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勉强点也能算上的莫卧儿帝国。虽然对比灰飞烟灭的奥斯曼帝国，对比被英国殖民者直接收入麾下的南亚次大陆，现代中国除了让苏俄给撬走外蒙古，让英国葡萄牙霸占了香港澳门外，还相当幸运地在落魄之余，维持住了粗略完整的大清帝国家底，也继承了数千年无间断的强大文明向心力和首屈一指体量的人口。但中国人近代对如何能像西洋蕞尔小国英吉利一般变得国力强盛，则一直没甚头绪。从当年出现进步知识分子痴迷推动废弃汉字推动文字拉丁化，就能感受当时中国人心情迫切迷茫。但国运并未在病急乱投医的慌张忙碌中停缓下坠，国共内战、军阀混战、日本侵华、第二次国共内战接踵而来，直至一九四九共产党席卷大江南北，解放军进军新疆西藏。当毛在天安门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时候，中国已经破落到成为全世界底部最穷的国家。即便这样，意气风发的中共还马上同世界最富强的美国在朝鲜直接打上一场美国没有赢中国没有输的硬仗。这场中国人视为胜利的现代战争，让被洋人百年欺负得难以抬头的中国人恢复了多少大国民曾有的自信。

就是这最近几百年充满血泪屈辱的近代史，让有数千年文明历史自视为天下中心的中国人有一种美国人西方人所完全缺乏，甚至难以理解的对复兴的梦想和寻求强国之法的渴望与执着。如果说马克思和他的欧洲粉丝们着迷共产主义是一种寻求人类社会最理想社会制度的哲学追求，那么中共的创党先驱们选择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种受到国家民族陷入无止境沉沦刺激下的挣扎、奋起和求生的尝试。从晚清甲午战败失去自由的光绪帝、到张之洞、翁同龢、林则徐、左宗棠、李鸿章等，从民初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到最后逐鹿中原的革命党蒋介石和毛泽东，无数中国知识分子都展示过这种试图扭转国运的情怀。中共正是其中登峰造极的代表。一九四九年建国后对重工业的追求，中共领袖们比斯大林还要斯大林。将极为有限的国家资源倾囊投入去获取对重工业科技的引进和掌握。走出了一个世界人口最多也最穷的农业国迈向工业强国目标的艰难第一步。

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国从一边倒面向东方的对外开放（苏联东欧）合作，退缩到全面锁国自力更生，再重回到全面对外开放（特别包括了美国西方）合作，艰难走过了一个大轮回，一代精英们亲身体会搞工业的所有方案的酸甜苦辣，亲身体会各种途径的可行和不可行之处。既主动也曾被动地尝试走过几乎所有大类制造业部门的发展途径。前文所提在改革开放同西方关系进入蜜月期仍遭受西方禁运的军事工业部门，国务院下属按苏联模式设立的除了主管民用设备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以外的其余七个机械工业部（总局）部属企业都是毛泽东时代经历千辛万苦攒下的工业精华，主持核能、飞机、电子、兵器、造船、航天、导弹的研发设计制造。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面临西方犹存的敌意和无法简单改入市场运作模式，这些军工部门经历了大规模大幅度的改革尝试，从苏式计划指令和开放市场竞争模式来回尝试，观察总结实际效果。第三第六机械工业部分别先正名为航空工业部和造船工业部，接着撤销政府编制变为中央企业。随后又各自打散成为两个或多个行业内互相竞争的国有企业，尝试加入市场机制。最后又重新合并（除了航发另立企业）回归官改企原始结构，成为现在的行业巨无霸，形成大轮回。而其他原来的一、二、四、五、七、八机械工业部在体制改革后，除了政府职能集中在新建立的工信部之外，企业职能部分则分拆成企业，进入同行甚至跨行市场竞争局面，不少企业还甚至改革部分所有制，在金融市场公开上市募资。即使仍然维持国有企业的所有制，也从苏式企业原型完全脱胎换骨。拥有了国内外市场公开竞争生存的实力。这方面的改革结果，令中国的军工产业发展令人瞩目。将解放军装备从全球大国当中原来处于技术水平最落后的地位，在二三十年时间里迅速攀升至第一梯队，仅次于，甚至还有局部领域超越，一直排名最前列的美国。在其他主要面向民生的经济领域，像消费电子制造业、个人电脑、通讯软硬件制造业等，各种服务零售业，则基本完全由民营私人资本百花齐放，但也保留少量国有资产在必要时进行插手调控，形成一种在工业现代化上既仍有遗留的苏联特色更大量增添的美国特色，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共存的各种结构上、方式上的百花齐放，形成一条如假包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一个执政集团有能与中共相比的如此复杂丰富，同时改开后更不受意识形态束缚制约全面工业发展的实施经验。1870年代紧随英国工业革命后，诞生了第一波先进工业国，包括了英国在北美大洋洲的白人殖民地和西欧国家。这些国家和经济体的行为，从鼓励民间创办工矿企业到对外侵略掠夺，也基本跟随英国步伐。第一波先进工业国对全球其余地区上百年所拥有的碾压性军事经济竞争优势，基本阻断了后进国追随工业化道路，直至到1970年前后，才出现了第二波工业化经济体。

以成果看，只有韩国台湾表现出有点与中国大陆有类似，由落后农业社会迅速迈入相对先进工业社会的大跨度转变。但这两个小龙不仅在发展的规模上还是进步的跨度上，比中国大陆缩小了数个档次，工业科技层面上，相对于中国大陆以及相对欧美发达国家也明显偏狭窄局部。更关键的是韩台工业和科技基本依附于西方而受到高度控制。最典型像韩国，在被视为人类科技顶端的航天开发成果上便比不过整体工业技术落后很多的印度，甚至比不上它北边经济封闭落后的同胞朝鲜。在英国的反对下，韩国无法出售含有英国部件的自制战机给阿根廷。台湾相对于韩国工业，发展面更加狭窄。最亮丽的成绩是蒋经国主政时创立的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台积电），在集成电路制造技术上与能力上领先全球。结果就是美国不像针对日本的戒心一样，担心韩国台湾的工业化。因为它有能力随时轻易摧毁韩台现有对美国的竞争能力，而韩台均无反抗之力。

中国不同。虽然从大部分主要可比国家实力指标上，中国当下还落后于美国，但今天已经没有严肃客观有分析水平的国际事务观察家会否认中国已经呈现即将超越美国的趋势。中国是美国在登上全球最大经济体百多年来遇到的唯一全面挑战者。

过去两百多年里，别的民族或国家对工业革命最大收益民族盎格鲁萨逊人所有挑战，都无一例外失败。现在当然也不是所有评论者都看好中国。比方至今仍坚持中国会因严重内部矛盾即将崩溃的章家敦。或者认为因受缺乏民主法制的独裁体制缺陷制约而发展后劲必不如印度的黄亚生。虽然他们二十年前作出的预测早就被现实粉碎而成笑柄，但这些人和其他后来者们坚持相信这些因素仍即将起作用。另一部分貌似客观的观点认为中国政治封闭和国家高度介入社会活动，限制人民（拥有西方式的）自由，会窒息科技创新能力。并举出由美国开创被称为第三（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井喷现象，作为自由环境下成功案例。但这种观点明显偏颇。虽然社会形态和人民思想过度僵化似乎会影响经济和科技创新，譬如伊斯兰世界在近代发展全面滞后，便普遍被视为佐证。但国家对社会控制的程度，并不存在与科技创新成就成反比的确凿证据。社会氛围没英美那么开放自由的纳粹德国和苏联在喷气发动机、火箭等当年高新尖端技术上的开发应用便远超同时代的美国。今天自认为非常开放自由的欧洲，在信息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也远不如被欧洲政客指责没自由的中国。最近陷美国政客近歇斯底里状态的抖音，更是违反了所有西方僵化意识形态框架，一个在共产党控制下的社会出现了让青少年们发挥无边界想象力的应用软件。不久前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将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提到一个不仅在共产党世界里，而且在东西方各国施政纲领里从未有过的高度。说明中共对发展国家实力的理解，出乎美国西方精英的认知。

美国在同中国在最近十年的博弈中，才逐渐加深对国家实力实际含义的共识。美国总统安全事务顾问苏利文不久前在布鲁金斯学会演讲反映了这种认识。政治精英们发现，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华尔街由资本主导的后工业化不利于发展国家实力，只有利于资本扩张更加迅速，但更加脱离实际生产，而因此也更加危机重重的扩张。

种种情况表明，在中国的竞争下，美国已经难以---甚至不再可能---逆转局面。美国今天还握在手中的对华优势，是基于先发科技与市场知识的积累所支撑的技术与产品的开发与新概念的能力。因此，切断中国竞争便是美国精英们自然想到的对应招数。然而，美国要保住仍在手上的竞争优势，恰恰又需要中国的制造能力与宏大市场，才能顺利转化成财富。更让政治精英难堪的局面是，美国的制造业条件和劳动力素质，已经蜕化至与美国创新能力的头部不能匹配的状况。无论怎么说，美国的国势都处于一种下行的趋势中。

宇宙自然规律，揭示任何同生命相关的事物包括宇宙本身，皆有一种不以人意志改变从诞生到强壮到虚弱到灭亡的周期性。西方文明到了两次世界大战前在人类社会最鼎盛位置后，开始缓慢往下走，老西方列强集合起来的整体实力相对于非西方世界从上世纪中期开始已经明显不如从前。非西方文明战后纷纷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上建立起新的国家。不过，在具体发展中，美国靠自己资源禀赋和收割被二战蹂虐的西欧财富资源人才的吸星大法，接手原列强对非西方的控制主导霸权，使到自己实力二战后进一步增强，一枝独秀，因而态度特别趾高气昂。苏联解体后，美国更享受了十年独霸顶峰地位，并幻想自己的文明已经终结了历史的进步发展。于是，它无节制地挥霍这种优势，耗费数万亿美元打了毫无价值的几场战争，迎来自己下行的趋势，无论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否崛起，西方没落一定会发生。中国崛起仅仅是加速了这个进程。西方文明内部所积累的矛盾、社会疲惫和僵化，也必然导致它终有一天走到在人类世界霸权地位上某种形式的尽头，被另外文明或另外的社会形态所取代。

然而，今天中国崛起，出现在西方文明没落之前的顺序，还是无可避免转移了西方整个社会对自身问题的视线，成为美西方政客们收割政治利益的，回避医治社会病灶艰难选项的最佳替罪羔羊。这种政治抉择，虽然一方面有对人类社会竞争而进步可能会有良性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明显附带高度危险性质，尤其是人类今天进入了核武器的时代。

人民的竞争

今天中美竞争，或说中华文明对以盎格鲁沙逊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的竞争，实质上可以归纳为两个最本质的基本面上的竞争：比各自人口谁更聪明和更勤劳，尤其在掌握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这个大方向上。这两点，特别是第一点的“聪明”，无论在今天以白左意识形态为主流的西方世界还是以前马列主义共产党东方世界，或者今天绝大部分的非西方世界，无论在政治范畴、社会范畴还是学术范畴，都属于讨论禁区。批评者将严肃的讨论一概指责为种族主义。1994年美国学者理查德·赫恩斯坦与查理斯·默雷出版的《钟型曲线》就因为研究人类社会各个群族的智商分布而被主流社会舆论大肆攻击。但智商---或者市俗一点说“聪明”---的差异是事实上存在于不同的个人之间，存在于不同群族之间的。对于中国人华人社会，这本来就是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学霸的人生机会肯定好过学渣（虽然聪明并不完全等同于学习表现）。而严肃的研究证明社会的智商水平与经济成功水平越来越呈现一种正比的关联性质。今天在经济上成功追赶西方的东亚四小龙和中国，恰恰是全球平均智商水平最高的经济体---高于欧洲白人族裔的西方社会。

这两点都对美国不利。

在聪明指标上，一方面美国一直有全球最强大---包括对中国---的中高级人才吸引力。这点无疑对美国创新能力有关键性的提升作用。这是美国最明显的优势。但另一方面，美国经济所依赖的本土人口平均智力指标逊于中国，尤其是大规模制造业所依赖的社会中初层级劳动人口。国际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平均智商是105，美国是98 。（英国100，德国99，法国98，俄国97，印度82）。劳动力聪明水平加下面讨论的勤劳水平的劣势，导致美国制造业资本将产业链移出美国到中国和其他更能获利的地方，是造成美国相对于中国衰落的根本原因之一。再者，西方体制也普遍出现降低中初级教育水平迁就学习能力弱势群族的意识形态潮流，更拖累美国同中国人口斗聪明的竞赛。美国最高法院最近裁定顶尖大学根据平权法案所采取偏向非洲裔拉丁裔录取方式非法，说明西方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体系反智的倾向有问题。

在勤劳方面，美国在内的西方现代文化原则上不鼓励人们特别勤劳。而且，工业先发优势所积累的社会财富，加上中国竞争出现前，先进国家因科技优势所具有的创造财富效率，也能支撑美国西方的少工作多享受生活方式。虽然，当社会更关注享受消费也会有助于扩展经济。因为生产力存在的根本驱动力是满足消费。但如果社会入不敷出，别人生产你消费，必然会逐渐坐吃山空。同时，这种好吃懒做的人性同企业本质相冲，结果必然导致欧美企业即使不方便外移，也需要吸引合法非法底层移民劳工填补本土人口多享受少干活而空缺出来的工作岗位，对冲了西方对中高级人才吸引力的优势。美国西方在各种贸易协定中专门针对中国和第三世界工厂工作时间进行严格限制，尤其是在多劳多得原则下即使工人自愿赚高额的额外加班费的情况被严厉禁止，反映美国西方知道自己的劳工没中国劳工勤奋。许多劳动密集型制造行业典型如服装鞋帽玩具制造业，接大品牌的厂家往往会遭品牌派遣的合规监工，检查工人的工作时间，超时罚款甚至取消订单。导致厂家因为加班机会少而难以招到足够民工。有监工被中国工人质询，为何自己在宿舍无所事事聊天吵架就符合人权而回生产线加班挣额外工钱改善自己和家人生活就违反人权。不过，厂家也有自己的解决之道，找到各种方法充分利用中国人勤奋的优点。

在这两点上美国的劣势，是过去四十年美国在自己引以为傲、自以为无敌手的自由市场经济游戏里被中国比下去的内在根本原因。美国基于人口当中占比极少数---其中相当部分来自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移民—人才之所具有明显优势的研究设计创新能力，并不能抵消这种本土（用政治不正确口头语形容，相对东亚地区来说的）劳动人口既有点笨也有点懒的劣势。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美国整体人口在聪明和勤奋方面，对比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还是比下有余。美国人只是竞争不过中国人，但压倒南美人印度人甚至欧洲人还是问题不大。

美国对中国所发动的科技战，封锁中国取得高端工业设备和产品的措施，本质上就是利用自己在科技和工业方面先发优势所积累的存量，减缓中国脑力资源发展的迅猛势头。美国的手段有一定的效果，可以明显拖慢在开放环境下中国科技界工业界依赖外界资源所取得成就的步伐，在某种高级层面做重新发明轮子，重复他人已经攻克的科研课题。但另一方面这种封锁会有利于中国庞大的科研人才对知识经验的掌握更加全面和深入，从基础出发向上提升。几乎可以肯定，给予足够时间，中国会攻克绝大多数今天西方对中国封锁的绝大多数技术产品。未来或者会有少量西方所封锁的科技知识，中国有可能会长时间陷入困局琢磨不透。但必然可能也有一些中国独家开发的新科技西方同样也琢磨不透。因为许多科技开发创新的突破来自于科技工程人员个人的一些独特经验喜好所触发灵感的特性，比方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比方印加人在山顶建造马丘比丘石头古城的技术，其他人真琢磨不透。未来中国可能会卡在极紫外线光刻机技术上很长时间也说不定，但西方或者也可能会琢磨不透中国亚轨道飞行器怎么能在大气边缘打水漂围地球转一圈回落到原点的许多关键几技术。一句话，中国人的聪明，肯定有助于不断创造许多令西方瞠目结舌的科技和产品。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与勤劳坚韧在过去几十年已经证明了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美国和整个西方都看不到有能力扭转自身所处劣势的迹象。美国也错过了在自己可接受的代价的范围内用硬实力直接打断中国崛起进程的机会。

领袖的竞争

对于中国，无论美国采用什么方式来对付中国的崛起，未来十年是最关键的时段。中国处于国家实力即将超越美国但还未超越美国的处境。不仅美国现在国力还在中国之上，如果美国能联合起整个西方一致对付中国，中国更明显处于下风。如果台湾海峡在这种条件下爆发战争，对中国崛起，实现中国宣称的建国百年强国目标肯定有决定性的负面影响。这种再明显不过的历史转折时刻，必然更加依赖中共对局势的精准把握和正确应对。

这个在历史转折点需要强势干练领袖的逻辑，应该是习近平寻求连任的重要因素之一。关键时刻，需要有一个高度统一认识和统一行动并相对最有经验的执政团队，来应对已经成形国际政治狂风暴雨并还即将迎来必然更严峻惊涛骇浪，有利于渡过险情，是个简单道理。习延续执政不仅能延续过去十年积累的经验与权威，更能避免在面对外部强敌的环境下，新旧更替出现不确定的负面结果，让国家和民族发展在内耗中陷入严重不利境地的劣势。

中国处于人治状态是一个历史延续至今的客观情况。打破改革开放以来由邓小平主持建立的有限任期党内规矩的理由也不是缺乏合理性。如果中国真的安全通过这段危险的历史险途而成功实现民族复兴目标，习近平有望成为后世有高度正面评价的有历史担当的中国领袖。而且也是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体制在目前这种尖锐的国家竞争环境下其实具备西方不愿意面对的制度优势---它在赢得国家间中长期战略博弈上，有空间选择比美国西方更有适应性和灵活性的措施。想象一下，当一盘棋局进入决胜负局面，其中一方有必须到钟点换棋手的规矩，而上位棋手不是根据棋艺水平，而是通过让七嘴八舌议论棋局的本方观众中毛遂自荐，然后在竞争者之间靠剪刀石头布上位的滑稽场景。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但是。首先习近平这种打破常规连任的做法肯定不利于建立一套稳定、可预测、透明的制度。习的后任容易有样学样，使中共可能再次出现独断专行的终身领袖，违反了中共对自己历史反思所作出的重大决议，并有可能因此再次对党和国家造成伤害。其次，这种破坏规矩，领袖大权独揽的情况肯定不利于中共对外对内建立正面形象。有先被希特勒纳粹党折腾到五颜六色，后被斯大林铁幕核威慑吓到失眠记忆的西方民众本能上对这类有高度行动能力的领袖党国体制深感惧怕。习近平破例连任对中共争取西方底层民众好感的努力不利。其三，逻辑上经验丰富与能力卓越两者之间并不能划上等号。质疑习是否是目前中共最佳的领袖，属于合理的议论。

不过，中国目前面对最迫切的挑战，并非马上需要就建立一套数千年至今从未曾有过的，属于外来概念的完美政治制度，特别是领袖更替制度。即便中国确实有需要去建立某种可以达到长久治安的制度引导未来国家有序治理，让国家管治权力走向可预测和透明平稳方式的世代交替。但此时此刻，破解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阻击是中共最大和最急迫的问题。至于形象，尤其时在西方话语称霸全球环境下，中共在一直在西方媒体随心情和政治需求下被评头论足。在中共还没将中国建成一个超越西方，成为全球羡慕的富庶社会之前，没人指望出现西方主流会对中共有好话。

至于对习的领袖资格这一点上，习同他所有的前任一样，国内外评价皆出现两级化的情况。对习最正面的评价在他打击贪腐的方面。一定程度上，习止住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外贪腐持续恶化的趋势，在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几届中央领导班子发展经济长远战略实施基本顺利的局面下，大大提升了中国民众对中共的治理认受。而对习最负面的评价是他专制甚至独裁，这次打破常规连任更加重这方面的批评。拜登便在公开场合冲口而出直指习是独裁者。

其实正反面评价是相互相成的同一个特质的两面。中共在取得政权后，原在革命时代严峻环境逼迫下采用的任人为才的干部选用方式，很快便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腐蚀而转向讲究出身门第。尤其是本质由农民组成的军队系统在这一点尤其突出。文革初期，打着毛泽东旗号反文革的北京地区大中学在校高干子弟为主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指挥部”（联动），尤其时属下最极端的“西城纠察队”（西纠），在针对知识分子特别是他们的老师实行暴力时便公宣扬血统论。还编成歌曲唱“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这些穿着从父辈那里搞来的解放军服横冲直撞的西纠们当中便有薄一波儿子薄熙来。习近平当年没这个资格。他父亲习仲勋在文革前就被毛泽东因小说《刘志丹》的出版受牵连被罢官，成了革命对象的黑帮子弟。毛泽东对联动衙内式的狂妄跋扈十分厌恶，很快就将这些中共高干和他们的子女整治下去，取缔了联动。薄熙来也因此被抓关进学习班。

文革后，这种血统论与传统东方政治中常见的论资排辈不仅回潮，反而随被“打到”的高干们重新掌权而似乎更成潜规则性的气候。要成为一个大有作为的中共领袖，至少到习近平这一代，出身仍系关键因素。数千年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农民思维，在顶着马克思主义帽子的中共内部特别是军队高层还是颇有市场。胡温时代面对贪腐泛滥而束手无策，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前任有半个红二代光环的江泽民肘制下，平民背景出身胡锦涛没有足够资质，本人也缺乏足够的个人魅力和号召力去做动筋骨的改革。胡的地位是靠邓小平的隔代指定。但同样靠邓小平指定上位的前任江泽民，不但党内资格比胡要老，更重要的还有一个革命烈士沾边后代的身份。江任期满后不仅恋栈保留军权，还安插大量党翼进入胡温核心团队。同时，中共党政军各部门高级主管，尤其有红二代官二代背景的不服胡领导地位成为普遍现象。上面提到的薄熙来，联动式嚣张也故态复萌，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在这种局面下，胡更倾向依赖自己过往工作过的共青团系统提拔的干部形成团派。这种党内不同派系的互相掣肘的局面，从好的方面看，给意见多元化创造条件，但坏的方面是形成腐败猖獗的绝佳环境。

在腥风血雨中存活下来并在内外斗争坚持到夺取政权中共高级干部群的政治意志和奉献精神，在中国社会古今对比之下的确非常出类拔萃，远非其他政治集团可比。虽然这些人也免不了有世俗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但他们将党的政治理想置于个人私利之上，也绝非个别情况。否则共产党不可能在恶劣艰苦环境下同掌握强大国家资源的国民党和传统社会势力斗争中迅速获胜。取得政权初期，因贪污腐败被毛泽东严令处决的高干刘青山张子善更加震慑中共高官群，令其不敢学前朝高官放肆敛财。而中共顶层领袖包括毛周在内，也大多都能做出表率，不但自身廉洁奉公，并如此教育子女后代继承父辈的廉洁与政治理想的献身。因此，中共各级干部对第一代领袖的服从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老革命资格和官位级别，更由于这些领袖群的功绩和操守。当这些革命的第一代逐渐凋零，中共的官场，尤其是那些红二代官二代进入权力结构的人，仍有不少还怀有这种天然从父辈继承下来心理效忠认同和使命感，另外也得到各级官员爱屋及乌的关爱优势。特别是在和平年代的官场不容易凭简单政绩就赢得威望的现实里，迅速服众的领袖。于是，官场看重出身，便成为一个不能明说但关键因素。其实这种情况也绝不是中国独有，即便采用民主政治的西方也不乏政治世家。

红二代出身和从底层逐渐提升政治地位，资历与习相似的同代进入中共权力阶层自然不止习一个，最突出的除了前面提及的薄熙来，还有叶选平、刘源、刘亚洲、陈元、王军等等，但这些人都因个人意向或操守把柄，或党内各种有影响力群体观感接受度甚至权力斗争等原因，在进入核心圈之前被淘汰出局。（值得一提的是毛朱邓等人都特意阻止自己的子女进入政界）。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习近平成为领袖，在出身和履历都符合党内认知的条件下，便成为相当自然的选择。

上述有助习成为强势领袖的因素，促成外界普遍认为习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后最集权中共领袖。批评者指责习上台后压制党内外反对声音甚至是不同意见是文革后仅见，甚至认为中国社会出现倒流回文革时代的气氛。在名为维护领袖名誉，实为投习所好，巴结习的驱动下，中国大陆强力部门，越境到香港非法绑架发表有损习近平声誉书刊的出版商到大陆予以惩戒，公然破坏中共自己对一国两制的承诺，成为后续香港引发严重社会抗议浪潮的关键导火索，变成西方攻击中国的完美抓手，摧毁香港回归后西方社会基本认可香港治理成功的评价。香港动乱更导致台湾总统选举让本处于明显劣势的蔡英文翻盘，大比例获胜。虽然据说主导绑架行动的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后来被其他罪名撤职逮捕起诉，但恶化中国国际环境的后果已经造成。除外，在举国抗击新冠病毒全球流行的强制封锁隔离措施，尤其是在地方实际操作上层层加码严重影响民众日常生活和行动自由，也引发大城市的民众不满。更加剧对习独断专行的批评声音。

但在这种特质氛围所反映的另一面，是因为习近平上位不仅沿袭中国文化和政治习俗，也比江泽民胡锦涛的上位更能兼容中共传统，因而赋予习近平超乎改革开放后历届台面第一把手的强势地位。这种强势对习近平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进行相当得罪人的内部改革反腐非常有利甚至至关重要。假定同一届的中共领袖由比较平民出身的李克强（本人其实也算小红二代，四十年代参加革命的父辈在中共建立政权后长期因政治因素只停留在处级官位，而被排除在通常父辈要官居副部级以上才被认定为的有权势背景的红二代）出任的话，习近平式的改革和反腐不太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也不太可能奏效。这种情况早已经在胡锦涛时代演示过一次。如果重演，局面会更加恶劣。一个执政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相互肘制，腐败蔓延恶化的条件下，在对外竞争上必然自身陷入一种难以克服的劣势，容易被外部势力各个击破，渗透收买控制。西方对习近平特别厌恶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在习的控制下，中共内部让外部势力有可乘之机的缝隙大大减少的缘故。

强势领袖对今天中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相对有能力做逆民意但正确抉择。弱势或民选领袖比较难以抵御在美国和西方极具敌意的挑逗下国内所产生的民愤压力，被迫、甚至为谋求个人政治利益而主动采用迎合民意的极端与不恰当的对抗策略，走向与中国复兴这个大目标不相符的岔道上。面对环境下，强势领袖不仅能比较容易地驾驭局面，也比较容易说服全党和全体人民看清局势，以理性态度面对时局变化。

然而，缺乏权力制衡与偏离民众广泛认可的施政，对有水可覆舟危险的统治者永远都是一招险棋。统治者虽然可以进行一些对社会有短痛但必须的改革和施政，但同时需要冒过于自信而超越社会承受度所导致的改革失败甚至社会大乱的风险。即使相对温和的西方观察者也认为出现中共滑向独裁体制的趋势。极端反中共人士更认为习近平已经跨过人民的忍受界限，即将被人民所抛弃。这些反华反共舆论结合前些年新疆和香港发生的社会事件，以及台湾民意向台湾独立倾斜导致的中国当局反制措施，加上俄乌战争对西方民意冲击，将中共类比成二战时的纳粹和冷战时的苏共，意图摧毁西方民主社会。于是，在各派政治集团找敌人的共识下，拜登政府推出对中国进行各种经济上的脱钩，联合西方盟友多方位多层次打击中国共同行动，希望一石多鸟，减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的同时打击中国经济发展，有助加剧民众对习近平的不满，动摇中共的统治基础。美国想拉上西方盟友，在经济上抱团同中国对撞，靠政治结构优势取胜。

明白缘由

美国和西方因为占据的世界先发优势太久，以至于对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的理解，已经陷入了一个难以自己爬出来的陷阱里。

西方政治界甚至大部分的思想界学术界都不愿意接受西方对落后国家的强势从来不在意识形态上。当然还是有例外的。《文明冲突论》作者亨廷顿便指出，“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靠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性，而是靠其在实施有组织暴力方面的优越性”。但他没说明西方组织暴力的优越性的基础何来。其实，西方所有优势来自他们另外的三大优势；科技优势、将科技优势转化为财富的知识优势，和市场（国家）竞争中先发占有与品牌优势。这三大优势最终产生了资本或者本文更倾向使用的财富优势。当中国过去四十年抓住了全球化浪潮的机遇，掌握了获取科技知识和掌握了将科技转化为财富的窍门，美国和西方便逐渐失去了对强国秘诀的垄断。

自然，西方还是很清楚财富对它们各自国家实力作用的。并知道这是它们的最关键优势。它们也明白科技的重要，尤其当媒体和政客们在摆显美国海军杀气腾腾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和美国空军的F-35第五代战斗机时候。但对科技与社会富裕互动同国家实力的关系，美国其实并没有共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认定西方优势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另外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共识---白种人的种族优势。美国对科学的态度，既有保守宗教势力的敌视，也有普罗大众的漠视无视。追求掌握科技知识在社会中只属于小众嗜好。美国的理工科高等教育和技术理论研究群体中，不论本科生还是顶级学者，很大比例为外国人。而西方特别美国的本土统治顶层，精英教育背景主要来自政治学财务金融经济学与企业管理，尤其特别突出的是法律。美国被戏称为律师治国并不过分。这些人基本上既不理解科技，也不情愿将资源投入科技。上百年积累的先发财富和科技优势，让政客们习惯只需在受到刺激时稍微加大点相关预算，像阿波罗计划那样，便能取得压倒一切对手的成果。这些精英们认定，美国的财富优势可以需要时如臂使指地即刻转换成一切优势。他们基本都不理解科技转换成财富的要害在于麻烦肮脏辛苦的工业制造业。

资本本性是逐利。因此，在条件出现时，它会及时把握机会，将制造业移出成本、劳工、政治、社会环境相对不佳甚至恶化的美国和西方，移进相对友善和高效率的东亚东南亚，特别是中国。资本将获利更高更容易简单的金融炒作留在投机环境良好、人才充裕的本土。西方全球长期享受的优势所培育出的超级傲慢，让中国抓住了机缘，找到了崛起的空间，让美国的国力不可逆转地陷入相对中国的衰落。

前瞻中美对峙，最终会走到什么样的地步？中美大概都心中无数。

中国的崛起，不仅美国没有预料到，甚至中国自己也没能预料到会如此的迅速和全面。毛泽东当年提出赶英超美，是被国共内战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接连胜利严重误导。他以为可以通过党的意志和政治动员亿万人民，任何政治目标不在话下，建设工业强国计划必将立马胜利达成。然而到了晚年，毛泽东不得不接受中国的国力---特别是他最在意的、能同美帝苏修对着干的---现代军事能力，与他期盼目标的差距还是差了个天上地下的残酷现实。对这种国力与列强存在巨大差距的认知，让秉承中共务实传统实事求是的他，曾在五十年代就决定炮击金门的福建前线炮兵不能打美军只能打蒋军。过了二十年后，面对装备先进的苏联红军钢铁洪流冲进中国危机，毛感到中共很可能还是挡不住，只能被迫重返井冈山（塔利班真的采用相同的策略）。晚年毛对自己一生功过的评价，认为只做了两件值得一提的事。一打败蒋介石，二发动文革。毛并没同他身后许多对他的正面评价特别是官方褒扬一样，认为自己建立了中国初步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晚年毛失望地看到的是，在工业能力上，中国这个水杯仍大半是空的，即便在他从蒋介石手上抢到这个水杯时几乎接近完全空。因为他曾幻想自己可以在有生之年，必能将水杯迅速注满，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挺胸抬头，“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很大。很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对国力仍远不如理想的认知，让他毅然决定联美抗苏，为中国争取发展空间和时间。同时也很可能因为这种认知，让毛在生命最后岁月，决定重提要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也断绝了让虽一直紧跟他晚年意识形态路线，但只会搞政治不会搞建设的四人帮继承最高权力。比毛更加务实的邓小平，也比毛更加了解中国国力的真实状况。邓接手中国经过文革蹂躏几乎瘫痪经济摊子后，提出的目标是“翻两番”，其追求要远比“四个现代化”低。1975年毛版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明确计划到二十一世纪时，达到“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而邓的翻两番是将当年人均年产值由二百美元到二十一世纪时翻两翻，达到八百美元，距离“世界前列”还差甚远。邓还明确说，即使要达成这样（已经大幅缩水）的目标，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至于达到了翻两番的目标后（实际真的达标，并有稍微超越）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中共给出的仍然是非常务实和低调的“奔小康“。据报道当年胡锦涛在会见小布什时便详细客观介绍中国内部的重重困难，打消后者对中国崛起要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疑虑。胡并非在忽悠布什。章家敦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版了《中国即将崩溃》，一时洛阳纸贵。

真正让中美双方都一致认定中国崛起已成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在特朗普将对华贸易战拉升到极限后出乎各方意料之外未奏效的结果。美国发现中国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而中国也感觉美国比自己想象的外强中干。

于是，作为攻方的美国陷入了一种重新评估对手的迷茫之中。美国一方面形成相当广泛的共识需要阻止中国的崛起，但另一方面却不知道怎么样才能阻止中国的崛起，没有任何严肃的讨论美国应该准备付出什么程度的代价去阻止中国崛起。更甚的是，美国也没任何严肃的讨论自己在战略层面，是否真的具备足够能力阻止中国崛起。

战争风险与核武器

去年二月，在被美国执意东扩北约策略逼到战略墙角的俄罗斯奋起反击，发动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反映了美国战略层面的僵化与迷茫。华盛顿精英集团没严肃思考是否应该对自己长达近八十年反苏反俄战略的惯性踩一踩刹车，将美国战车方向盘扭转向与主要敌人中国对抗的轨道上。特朗普和拜登都曾小打小闹尝试改善同俄罗斯关系，但终究都做得太少也太迟。反倒是俄乌战争爆发后，拜登政府、整个美国政界、传媒界一致流露出一种终于戳痛了北极熊的莫名兴奋。认为俄乌战争会导致俄罗斯再度陷入混乱，政权更迭甚至进一步解体。根据这种乐观估计，拜登启动全面封堵制裁俄罗斯，甚至启动所谓金融“核选项”，将俄罗斯排除在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之外。然而这个金融核爆后续发展同特朗普对中国贸易战一样，再次完全出乎美国的意料。不但没有将卢布变成废纸，反而对美元的世界霸权根基产生冲击，开始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裂缝，明显是美国即将丧失对世界金融体系霸权地位的征兆。

但美俄关系尖锐对立对美国最大战略伤害，是推动了俄罗斯与中国战略合作从原来已经相当高的程度上更近一步提升。美国带领整个西方对俄的强力制裁，逼迫俄罗斯无法在对外关系再三心两意对西方恋恋不舍，只能一心一意向中国靠拢，成为背靠背的战略伙伴。这个情况不仅让中国制造获得了俄罗斯这个近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市场近垄断性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如果华盛顿采用军事手段解决中美冲突的话，与美国唯二有同等超级核军力地位的俄罗斯站在了敌对位置，形成全球三大军事强国里二对一的势态。如果中国再快速进行核扩军，弥补自身在核军力方面同美国的差距，以中国的工业体量，几年内中俄在联合核军力方面有机会大幅度压倒美英法或美英。眼下美国正在---甚至已经完全---丧失对华采用直接军事手段的选项。历史一定会重笔记载美国这一个国家战略的重大失策。中国自然也会试图充分利用这样又一次从天而降的战略机会。

然而，美国军政学界却洋溢另外一种诡异气氛，似乎仍沉浸在三十多年前苏联崩溃后美国国力独霸世界的自嗨幻境之中。国会、军方、智库甚至总统拜登的发言，都充斥各种好战言论和动作，明言要准备与中国作直接的军事较量，特别在保护台湾抗击中国武力统一的议题上。另外在日本钓鱼岛和南海议题上也时不时有政治人物表示不惜直接军事手段帮助日本或菲律宾等抗衡中国维权行动。美国军方、政界、智库分别频繁举行各种针对中国的战争模拟兵棋推演，甚至军方高级指挥官直接呼吁官兵做好同中国作战准备。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国际关系学现实主义学派大师约翰·米尔斯海默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新保守主义历史学者尼尔·弗格森都建议美国必须战略清晰，并且说到做到毫不犹豫使用武力保卫台湾。这些美国顶层精英圈子的态度，表露出一种只需华盛顿下决心动手，中国就必然失败的傲慢认知。这种好战氛围与美苏冷战时期一作作对比，便分外显眼。因为在美苏冷战时期的最尖锐时期，美国也未曾出现过如此好战氛围。虽然这些好战可能仅是烟雾，尤其是用以安抚亚洲随从国追随美国反华的氛围和安慰其所引发内心不安，然而，在今天俄乌战争中美俄严重对立的状况下，白宫、国会、智库、军方甚至主流媒体，几乎异口同声都表示美军不会同俄军作战的对比之下，美国对华好战的氛围的确非常另类甚至恐怖。

更加诡异的是，美国这些好战声音绝少提及中国的核力量。即使偶有提及，也表示中国不敢与美国打核战争。美国目前在核武器规模上对中国有碾压性的优势，以及军事部署在战略地理上对中国也有碾压性的优势。这两种战略优势无疑提供了美国统治精英在军事上对华高度自信的底气。除外，美国人也长期自负地认为俄罗斯不会帮中国，并形成了一种心理认知惯性，不断强调如美中开战中国会孤独作战，没有军事盟友。即使美国因俄乌战争同俄罗斯接近彻底闹翻，这种认知似乎保持着近似催眠入魔状态的惯性。

图一 各核武器拥有国持有核弹头数量估计数量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现象反映了一个中国并不乐见---更不用说中国军迷网民们甚至不理解---的客观情况，即中国的核军力与常规军力水平还没达到中国所期待那种级别的威慑力，特别是核军力。导致美国人甚至美国高级将领的好战声音没理由要闭嘴。中国在核威慑方面的投入对于美国人来说还没有达到中国希望应有的效果。这种情况事实上也的确合理。中国对350颗核弹头投入的资源远远低于美国对5428颗核弹头的投入。期待少花钱多办事，在核对等威慑这一件事情上获得取巧效果显然并不现实。何况美国核武器就顶在中国的家门口，而中国的核武器需要克服投送至位于地球另一边美国的超长距离。地理上，没有一个核力量所处的攻击阵位比中国更差。美国人蔑视中国的核力量并不是简单地因为美国人愚蠢无知加狂妄。

北京很明显最近几年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人们看到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公布的中国核弹头数量由排名在俄国美国法国之后、长期不变的250枚评估数字，近年迅速扩张到350枚。还有更乐观达410枚的数量，超越法国仅次俄美。外界认为中国是目前五大合法核武国中唯一扩充核武库的一个，而且预期还会快速增加。例如有预测到2035年，中国核弹头将达1500枚。虽还远少于美俄各自五六千枚的核武库总数，但已经与美俄实际进入部署状态的弹头数量相当。至于北京最后会扩张核弹头数量具体到什么目标，外界不得而知。但非常明确的是，中国核弹头的迅速增加，必然对美国造成心理影响。而影响决策者心理，正是核武器乃至一切战略威慑手段最核心的价值所在。

自1964年拥有核武器后，北京秉持一种解决了核武器的有无问题之后，就能威慑任何对手都不敢轻易发动对华战争认识。多年来，这是一个符合客观情况的评估。因为，北京的潜在军事对手当时主要是苏联。北京也真心担心苏联的钢铁洪流有朝一日会有如蒙古铁骑全面南侵。中国手里有限数量的原子弹和技术水平与射程有限的导弹，是对付入侵者的最后手段。虽然后来据查证苏联并没有进攻中国的计划。但从当时中国角度，原子弹起了威慑作用是一个实在的感觉。

改革开放后，北京扭转了长期认定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即将爆发的悲观预期，特别是与越南的边境战争结束，改善与苏联关系后，正确地认定世界进入一个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并正确地抓紧这个机遇进行经济建设。这段时期北京并没有树立严格意义的潜在战略军事对手，国防政策有点马放南山解甲归田的架势。邓小平明言要军队忍耐。核武器更加接近成为一件摆设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签订后，中国最有可能引发核冲突的对手美国摆出了出卖台湾以换取中国联手对抗苏联的明显意图。当冷战结束，美苏两个最有可能引发与中国全面军事冲突的超级大国都降低了对中国的敌意，中国认为核武装实际消失了目标。

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4年黄海美国小鹰号航母挑衅中国核潜艇事件、1999年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等等一连接的美国霸凌提醒中国，已成世界独霸的美国对中国的敌意不仅还在，而且并不在意公开挑衅敲打中国。不过即便如此，中国并没有感到中美的矛盾达到促发自己严肃考虑核武器是否有需要做从形式进入实用的转变。2009年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宣布美国重返亚洲，言下之意中国是美国下一个对手的含义呼之欲出。但中国仍然深度沉浸在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但也坏不到哪里的经验判断之中。2017年特朗普就任第45任美国总统，头一两年中国也还明显努力争取中美关系维持过往水平。

不过，该来的总会来。美国社会长期处于被华尔街资本利益掩盖控制的政界反华情绪被特朗普打开瓶盖放了出来。中国发现台湾议题在美国从一个对华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逐渐变成美国挑起与中国的战争风险。中国即使心里再不情愿，已经不再怀疑自己已经被美国摆在了当年苏联相同头号军事对手的位置。

况且对中国而言，情况更加严峻。

站在美国视角，当年美苏对峙中，美国处于一个守势地位。苏联不但拥有一支可以同美国平起平坐、规模实力相当，而且在欧亚大陆上有优势的进攻性的陆权军事力量，更加还有一个毫不掩饰进攻性的以消灭以美国为首全球资本主义势力为最终目标的全球革命意识形态。因此美国一早就明确在苏联大陆军向西欧进军的时候，美国需要很快动用核武器阻止苏军的推进。此外，苏联自成体系，完全没妨碍美国在西方世界和大部分第三世界所拥有的霸权地位。

同样以美国视角，今天美中对峙美国则处于一个攻势地位。美国必须主动采取有力措施，才有可能阻止中国对美国百年来对全球优势地位的挑战。对美国有利的是，中国目前并不具备一支整体可以同美国平起平坐的武装力量。同时中国的核武器规模仍极不成比例的小于美国。更糟糕的是，在客观记录里，美国是地球上最好战国家，没有之一。美国人如果铤而走险，利用它对华常规军力与核军力的双优势，同中国打一对一的全面核大战，美国大概率会赢，即便是惨胜也会赢。道理很简单，中国的400颗核弹头能对美国造成的破坏，肯定小于美国5000颗核弹头对中国造成的破坏。更何况因为有地缘战略优势，美国倾泻它5000颗核弹头到中国也远远容易过中国送自己的400颗核弹到美国本土。核战的结果大概率是中国接近全毁，美国会遭受重创，但离全毁还是会差很远。

美国人会如此的疯狂鲁莽吗？大概不会，但没保证。当年肯尼迪摆出不惜打核战的姿态，强硬对付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解密的历史纪录披露有艘苏联潜艇已经下达了发射核鱼雷的命令。如果鱼雷发射未能被意外地中止，肯尼迪会求核得核。美国西部牛仔好勇斗狠赌博冒险的基因仍鲜活遗传至今。美国的政治结构只需要一个人一念之下，核战争就可以开打。中美发生战争，即使由常规武器开打，升级到核战争是双方都难以回避的风险。

然而，美国不仅未形成如同美苏时期的那种不可陷入战争的那种上下一致的社会共识，而且美中之间还存在着美苏之前所不存在的军事冲突白热点，其中最危险也最引诱美国蠢动的莫过于台湾。台湾具备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几乎所有要素；民族历史认知、战略地缘位置、意识形态冲突、国际政治博弈，和中美格局的修斯底德陷阱。上面提到的米尔斯海默和弗格森在美西方都不能算作美国极右翼的好战反华鹰派，但都不约而同认为美国必须制止中国的崛起，美国必须保卫台湾，绝不能让中国大陆完成统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