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毛泽东历来重视发挥群众的作用、倡导“群众路线”，他曾经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铜墙铁壁”。然而，如果我们认为，在毛泽东眼里，群众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从来都是有觉悟的，不需要无产阶级先锋队去宣传、发动，那就是我们极大的误解。毛泽东只是认为，从根本上来讲，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革命才能胜利。但是，他从来没有将群众当成“圣人”，从来没有对群众加以“神化”。反之，他在各个革命历史阶段，都曾根据具体情况，指出一部分群众不觉悟的表现，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策略。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较前有了很大发展，虽然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有了空前提高，毛泽东仍然指出：
“当着人民还不觉悟的时候，把革命果实送给人家是完全可能的。……在人民中间，主要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蒋介石也在努力散布这种幻想。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还不觉悟，就是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
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如果无产阶级先锋队不去团结和调动广大的农民、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小资产阶级分子就会摇来摆去。他生动、形象地描绘道：
“小资产阶级最容易变，有时他神气十足，把胸膛一拍，‘老子天下第一’;有时就屁滚尿流。你屋子里一个兵也没有，又没有饭吃，他老先生望一望就开了小差。这怪不怪人家?不怪，怪我们总司令，因为你不招兵。小资产阶级的脾气就是这样，他看力量，看政策，你力量大，他就积极，‘我来一个怎么样?要不要我去打先锋?’他看见你屋子里没有几个大人，就说：‘下一回来吧!我今天还有事，家里老婆生病。’只有无产阶级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五个指头中间有了四个指头，另一个指头无产阶级占了一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了指甲，那半个指头是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这时如果你再说：‘来不来?同志，来开会吧!’他就是老婆有病，也不说了。他看见你有那样大的力量，就说：‘我家没有事，饭有得吃，老婆很好。’”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虽然共产党的威信空前提高、人民群众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毛泽东仍然保持着冷静的头脑。1959年底，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曾幽默而深刻地说：“不能说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的成员都‘极其关心’生产的发展和改进。事实上是有不少人‘极其关心’自己的卢布。”
他还指出：
“《教科书》这一段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两部分人：极大多数人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有一些工作者却不老实地对待自己的义务。这个分析是对的。但是要使一部分不老实对待自己义务的人转变过来，也不能光靠物质刺激，还必须经过批评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毛泽东热情支持广大群众起来造修正主义、官僚主义的反，并认为“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运动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但是，他仍然冷静地看到，群众运动中也有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潮和行为。
1967年10月，毛泽东会见刚果(布)总理努扎莱马时，努扎莱马说：“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人民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毛泽东接过努扎莱马的话茬说：“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毛泽东接着说：“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因此，毛泽东在文革时曾公开发出指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当着群众不觉悟的时候，怎么办呢?根据毛泽东的思路，要耐心等待群众的觉悟。毛泽东曾经指出：“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
毛泽东还告诫共产党人，要善于等待，要照顾大多数人的思想状况，而不能急躁。他说：“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
当然，毛泽东的意思，绝不是迁就、迎合多数人的思想，也不是消极坐等群众自己觉悟。他认为，要使群众觉悟起来，必须积极开展思想、宣传工作。他说：“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
开展群众工作，必须讲究正确的方法，必须与群众水乳交融。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为了更好地做好群众工作，我们必须了解群众。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不至于盲目，才能有的放矢。因此，毛泽东还指出：“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学习，了解了他们，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
同时，也必须使群众理解我们。
1941年9月，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谈到怎样使被调查者毫无顾虑地讲出真话。他说：“怎样使对方讲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作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
另外，毛泽东还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就是把群众中的积极骨干分子团结起来，以便带动落后的群众。他说：“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
在宣传群众的过程中，毛泽东认为，领导权必须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一点至关重要。为什么呢?他回答说：
“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
他指出：
“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
这里，毛泽东就指出了思想领域、文艺领域的话yu权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极为重要。
如果宣传工作、思想工作的话yu权、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文革前夕的1964年，毛泽东曾经指出：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如何获得话yu权、领导权呢?当然不是靠自封，不能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领导。毛泽东指出：
“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在等待群众不断觉悟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重视反面教员对群众的教育作用。他曾说过：“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正面教员还不够。”
他还曾幽默地说：“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