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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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北宋进土、观文殿大学士汪洙所写的启蒙读物《神童诗》的开头几句，这篇东西在那个时代曾经广为流传，它推崇的思想，到今天在中国社会也依然深入人心。向孩子解释事物需要用非常浅显易懂的语言，这短短几句儿歌，把主宰中国2000多年的儒教思想主题和它的作用，讲解的再明白不过了。"儒"在春秋以前，指的是有知识的人，《周礼》中有"...儒，以道得民"之说。儒士在当时是独立于贵族和官吏的一个阶层，他们的作用是向后者提供服务，类似咨询的那种，甚至连操办葬礼的人也算在其中；另一方面，他们把统治阶层的思想进行包装，传播到社会去。应该说儒士在当时是受到尊重的，但他们并没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或者拥有主导社会的意识形态思想。春秋时期，周的贵族等级制度崩溃，诸侯们越来越奉行丛林法则，战火不断，这让破落贵族出身、从事礼仪业的孔子非常不满。孔丘这个人很有做事能力，他招收弟子，收费进行传道授业，既解决了职业收入问题，同时又扩大了主张的影响力，一举两得。孔子去世后，他的学生弟子继续扩大他主张的影响，他们人数众多，经过数代的努力，打着孔子旗号的这一派成为儒士的主流，以致儒生事实上成为孔子门徒的别称。这个儒家门派的形成过程，和古代宗教的起始，其实是非常类似的，即推动它传播的不光是单纯的思想，更重要的是通过组织的方式很多人的协同努力。孔子时代，儒士并不穿戴单独式样的衣冠，所以他对鲁哀公说: "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即穿着上入乡随俗，没有专门的衣服样式。但他的弟子却有"子路后儒服委质"这样的做法，说明虽然不是随时随地都要穿，孔子门下确实有以衣冠表明身份的意思，到后来的秦汉之交时期，儒生穿儒服，已经是普遍的做法，用以标明儒士的身份，从而形成为具有强烈自我认同意识的社会派别。
孔子的学说，要点是把先周甚至更古时候的社会理想化、神圣化，然后再把古时典籍中的道德词藻抽象出来，加以自己的发挥诠释，形成一套道德说教。在当时战乱的环境里，他这套鼓吹仁爱、建立秩序的主张，还是深得底层民众的拥戴，但是统治阶层通常都是视而不见。这并不是说各国君主都是好战之徒，对有学识的人不重视，或者天性就不讲道德，实际上孔孟这样的儒家大腕周游列国时，各国国君都给以礼见，请教问题，并非小视。就是在以反儒著称的秦国，象叔孙通这样的大儒也可以在秦二世的朝堂上供奉，一次被皇帝召来开会就达30多人，只不过意见不被重视而已。儒家的道德说教，本质上是一个"如果大家都这样，世界就会多么美好的论题"，但身处战乱时代的各国，急需的是能给他提出解决具体问题办法的人，这点孔孟之道就无解了，所以孔子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叔孙通后来叛秦投汉，没有被重用，跟随他的百余弟子也没有一官半职，多有怨言，叔孙通就和他们讲：“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也就是说现在急需能打仗的人，你们就先歇歇吧。后来刘邦在垓下击败项羽，于定陶登基就皇帝位，叔孙通看到他对手下目无尊卑的举止不满，便趁机进言道："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打仗没用，糊弄人有方，说服刘邦让他制定、教习众臣礼乐制度，效果让刘邦非常满意，不光给叔孙升了官，赐金五百斤，还把他的弟子都封了职位。无独有偶，陆贾时时在刘邦前贩私货，推销儒家思想，让刘邦谩骂，他回答道："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然后用秦朝的速亡吓唬他，使得刘邦"不怿"，即心里不舒服，便要求陆贾总结秦亡的教训，这就开启了儒家思想进入统治阶层的过程。
跟随刘邦反秦的读书人，背景差别极大，象郦食其，属于"家贫落魄，无衣食业"，而叔孙通在秦朝廷中任职，是"待诏博士"，陆贾则是破落的贵族王侯之后。尽管他们社会地位大相径庭，却都属于儒士，比如郦食其想投刘邦，求人去给他官说，对方答道："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所以他贫困无食，别人依然当他为儒。刘邦接纳、使用这些人，完全是因为他们的能力和作用，而不是读书人的背景。郦食其有主意，辩才好，光凭三寸之舌就说服齐王臣服刘邦，让韩信都很嫉妒，刘邦后来对此也念念不忘。陆贾也是能说善辩的人，所以常被刘邦派去做外交，出使各方，他参与了汉楚鴻沟和約的谈判，后来又说服了南越王对汉臣服，让刘邦很赏识。大儒叔孙通开始服务于秦廷，后来叛投项梁，转投怀王，又投项羽，最后才是刘邦，被讥为"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腴亲贵"，非常的有奶便是娘，不讲儒家道德。他在鲁地征集儒生，给汉高祖制定礼乐规章，有不愿者对他说，这种事按儒家理念传统，要"百年积德而后可兴"，现在荒野中的死人都还没埋，你怎么去做呢？叔孙对此不屑一顾，回答道："若真鄙儒，不知时变"。可见儒生当时参与政权，主要目的在于谋求官职权位，并不刻意去宣扬儒家理念。叔孙通知道刘邦讨厌儒服，竟然"乃变其服，服短衣"，以博取刘邦欢心。此时儒家的做法思想如果触犯权贵，他们会改变自己，而宣扬儒家理念，也往往是从对统治有用的角度来谈，不会直接了当地说做事要有道德、政治正确。在汉高祖使用的儒生中，陆贾无疑是最具有才华，而且眼光最敏锐的一位，他的一句"宁可以马上治乎？"，说出了刘邦的心病，也让儒家理念从此进入官方意识形态。刘邦从溺儒冠，到以太牢祭孔子，对这个转变陆贾功莫大焉，而儒家在宫廷的发迹，就是从诠释历史，总结秦政起家的。
在秦末的军阀混战中，刘家最后获得胜利，但这个家族的背景，和权贵丝毫攀不上关系，这事对于老刘，应该是很堵心的。在当时出身是否高贵关系重大，具有重要的号召力，所以楚怀王尽管家是放羊的，但出身硬，一样可以称帝。为了给刘家天下找正统的根据，汉朝廷是绞尽了脑汁，一方面借陈胜之口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用这个悖论，以证明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编造历史，杜撰汉高祖斩白蛇，杀白帝，及种种祥瑞之事，以证明刘家是合理得天下。在史书上对君主出身如此神化，这在汉以前是从来未有的，真正的王侯根本不需要这种故事，来证明自己出身高贵。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儒家学者作出了决定性贡献，董仲舒发明了"天人感应"理论。儒家自汉初，便被刘邦纳入了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儒生的主要作用是点评历史，批判秦政，给汉政权建立提供理论上的正统性，实际上的政府运作是由萧何、陈平这样出身秦朝下层官吏的人来掌控。萧陈这样的人来自底层做具体事物的官吏，讲究实际，文化水平及对经学的钻研都不太高，对抽象高深的道德大论不感兴趣。汉政府的权力长期都在这样的人手中，《史记》载，"及至孝景，不任儒者 ... 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比如象贾谊，尽管文帝对他很赏识，官场上却并不得志，写《过秦论》但政策建言并不被采纳，郁郁而亡。董仲舒也是博士出身，靠讲学起家，他好讲"灾异之记"，但这个东西并不属于儒家的传统，甚至他的弟子开始都不明白，"以为下愚"，让他差点丢了命。但这套"天人感应"理论巧妙的配合了汉朝皇家的正统需要，最终被官方彻底接受。司马迁是他的弟子，最早采用这套东西，在《史记》中大肆使用，暗示与解释历史。天人合一这个观点在汉代被运用的越来越广，后来《汉书》中的五行志，在当时文墨载体贵如金玉的时代，用了惊人的篇幅，巨量的文笔记述诸如狗长角，猪羊配这样荒诞之事，可见在当时被重视的程度。董后来的地位被越捧越高，班固称他"为群儒首"，就是因为他这套"天人感应"论，让儒家在汉政府里从坐冷板凳，直接走到前台，掌握了权力。
汉武帝并不是儒家的信徒，他并没遵照儒家的传统做事，也没像后世所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他没有限制儒生，还任命了许多人担任政府高位，使得历史上第一次，儒生成批地出现在执政的前台。特别是他兴办官方的太学，设五经博士，放任他们将儒术立为国学，给士大夫垄断政府权力提供了平台。西汉第一个信奉儒术的皇帝是元帝，儒生从这时起成为政府官员的主导，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并且不断排斥其他思想的势力。元帝的父亲汉宣帝早有预感，"乱我家者，太子也"，儒家思想主导汉政府，反而恶化了它的统治，成为西汉衰亡的开始。与之类似东汉章帝也是"少宽容，好儒术"，他不长的执政效果也如元帝，开启了皇朝的衰亡之路，但这并没有防碍儒家势力的进一步壮大，和儒生对行政权力的垄断。随着读书人登上政治的最高层，中国文明开启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转变，军事上从扩张转为防守甚至收缩，并一直维持了2000多年。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区，即后来所谓的十八省所指，在秦汉时代即大致确定，其后2000年并没有扩大。大片的外围缓冲地区，西北、西南、大漠南北与东北部，上千年中时占时弃，但总的趋势是在放弃，若非最后的皇朝是由满人建立，很难想象今天中国的国土会是这个样子，应该是会小许多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儒家当权后中国的历代皇朝，首都无一例外地都被外敌攻陷(除去被废除驱逐的蒙元，但包括后来汉化的满清，以及民国)，政权主要是在外敌的压迫打击下灭亡。读书人总是不想打仗，但却总是躲不过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