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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进入了“危机冲突紊乱分化重构”的新常态背景下【刘明国.世界进入了新常态[EB/OL].[2016-11-10].察网.】，尤其在美国挑起世界贸易战的情况下，了解美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态势，对于我国在与美国的国际博弈中决策至关重要。
一、美国后危机时代经济态势的相关文献述评
（一）美国经济复苏观
2013年，在美国经济（国内生产总值）短暂的恢复增长后【注：美国2008-2012年GDP增长率分别为-0.29%、-2.78%、2.53%、1.60%、2.22%（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2018年5月公布国际年度数据）。】，“美国经济复苏观”就在国内的媒体上出现了，如程实的《美国靠什么又跑到了经济复苏前列》[①]、王玉柱的《从三大支柱产业看美国经济复苏》[②]。随后，“美国经济复苏观”在国内媒体上频频出现，如求是理论网转载的《美国经济复苏的原因与启示》[③]、每日经济新闻的《美国经济复苏是全球性利好》[④]、新浪财经的《美国经济复苏终于到来，明年看来将继续回升》[⑤]和《美国经济是真复苏，中国经济不是真回升》[⑥]、《证券时报》刊发的《美国经济复苏强劲，美元反弹走势概率较大》[⑦]，等等。
也还有对美国经济复苏持谨慎乐观的，如“换句话说，目前美国的经济复苏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但是与过去的一些经济周期相比，此次美国经济增速仍然让人失望。虽然美国经济在复苏但是很难让人兴奋”。[⑧]
（二）美国经济再金融化观与短期止痛观
第一，美国经济再金融化观。张晨和冯志轩认为，“虽然当前美国经济增长呈复苏态势，但美国这轮复苏并不是‘再工业化’带来的，而是深度依赖‘再金融化’的‘食利性增长’”。（张晨、冯志轩，2016）雷达甚至批评美国在后危机时代所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是“危险的赌博”，认为美国所谓的“经济复苏”是“失业型经济复苏”。（雷达，2010）
第二，短期止痛观。王伟光、程恩富等人认为，“尽管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对于促进经济稳定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其它导致危机发生的具体矛盾，其缺陷及负面影响将在未来逐渐显现，西方国家的金融市场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王伟光、程恩富，2010）
（三）美国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外溢观
程恩富、王佳菲指出：“金融自由化不仅助长了‘次贷’的隐患，而且埋下了危机在各国间加速传播的隐患”。（程恩富、王佳菲，2009）
吴悠和王芳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出口环境、出口贸易总额有直接影响，对我国出口型企业资金的周转能力和出口型企业的成本等具有间接的负面影响。（吴悠、王芳，2017）聂菁和金鸿飞认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冲击仅对我国极少数行业有微弱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大多数行业出口体现为负向溢出效应。”（聂菁、金洪飞，2015）
闫屹和王莉认为，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上涨，给中国造成输入型通货膨胀、人民币被动单边升值、热钱涌入股市房地产和期货交易市场催生资产价格泡沫。（闫屹、王莉，2012）
欧阳志刚、张圣认为美国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渠道、价格渠道、货币扩张渠道三种路径对人民币带来冲击，货币扩张使得我国持有的外债规模、外汇储备大幅上升，带动我国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欧阳志刚、张圣，2016）路妍和吴琼认为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产生压力。（路妍、吴琼，2016）
宾建成等人认为，“流动性的增加并不能根本解决美国当前的问题，反而使世界经济饱受美国巨大流动性的冲击。大量流动性以短期资本的形式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造成这些国家承受输入性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宾建成、詹花秀、王凯，2013）
（四）美国掀起贸易争端的成因分析
谢地和张巩认为，“发达国家往往将国内就业问题归结为与新兴的、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及产品生产方面拥有一定优势的工业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贸易逆差，认为是这些国家‘抢’了其失业人群的饭碗，以此转移国内矛盾，掩盖其相关产业衰败的真相”。（谢地、张巩，2018）
陈继勇认为，“从历史上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与博弈来看，今日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作为老牌守成帝国的美国与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之间的全球战略竞争；从更长远的视角看，是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之争，重点在于争夺世界经济的主导权和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权。”（陈继勇，2018）
余振等人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贸易增长持续低迷，以大规模跨国投资驱动、高增长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步入深度结构调整期，原有的以‘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为核心链条的全球贸易‘大循环’变得愈发不可持续。在此背景下，一些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新兴经济体和企业通过创新驱动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发展，推动整个全球价值链重构。”（余振、周冰惠、谢旭斌、王梓楠，2018）
朱民和缪延亮认为，“美国长期贸易逆差是因为长期消费过度、储蓄不足。”以及“美元独一无二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朱民、缪延亮，2018）
二、美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态势
（一）失业率、劳动参工率并不乐观
失业率是研究一国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由下图1可知，（1）从2006年至2010年，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并于2010年达到次贷危机发生之后的最高点；（2）2011年以后至2017年，美国劳动市场的失业率保持长期的下降趋势，但直至近两年才恢复到危机发生之前的失业水平；（3）从2008年一直到2015年美国的劳动参工率一直呈下降趋势（一度低于63%），2016年和2017年略有回升，但仍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约65.6%）。
这说明，（1）美联储和美国政府自危机后采取的前几轮量化宽松政策及相关的刺激经济政策，并没有改变2006-2010期间美国的失业率持续走高趋势；（2）仅仅从失业率的角度，并不能说明目前美国的就业状况有所好转；（3）美国劳动参工率的下降则说明，福利性国家在就业形势不够乐观的情况下，人们并不愿去寻找工作，也说明危机后的各方政策并没有真正刺激到美国实体经济的复苏。
图1：美国2006-2017年失业率及劳动参工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2018年）
据2018年6月1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就业状况可知，2018年5月美国的失业率降至3.8%，是近年来美国失业率的最低水平，但是这份说明指出，美国的非劳动人口增长17万至9591.5万人，美国放弃就业的人数激增。这一方面表明了，福利型国家使得就业对劳动力的激励不断降低，意愿失业的劳动人员不愿主动寻找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美国自次贷危机以来制造业等产业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恢复，就业市场仍旧面临着不容乐观的形势。
（二）M2/GDP不断攀升，美国的货币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用在递减
实际上，美国现今的“经济复苏”并非以通过制造业的发展和复苏为基础的经济好转，而是虚拟经济的再繁荣所推动的“复苏”。如下图2所示，美国自2006年以来M2/GDP虽有所波动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M2/GDP在2007年以后经历了一个快速上升的过程，在2009-2010年后一直保持平稳的上涨态势。
图2：美国2006-2017年M2/GDP指数
资料来源：美联储（2018年）
由于美国的储蓄率偏低，融资结构上直接融资比例远大于间接融资比例，并且银行信贷占美国全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低，（赵春哲、王军，2014）因此直接反映在货币数据上的M2/GDP与我国相比较小，但其指数的不断上升仍可以表明美国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重要的是，美国M2/GDP的不断攀升意味着，美国宏观经济运行中货币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用在递减，这是其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恶化的表现。
（三）商业银行负债率仍处在高位、仅略有下降
美国在2007年爆发危机后，美联储对商业银行采取了大额注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商业银行的负债率略有下降，如下图3所示：（1）在2006-2017年期间，美国商业银行的负债率总体较高，在88.5%以上；（2）从2006年的最高值91.41%下降到2012年的最低点88.53%，但2013年开始又有了上升的迹象。这说明，美国商业银行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并没有根本性的好转。
图3：美国2006-2017年商业银行负债率
资料来源：美联储（2018年）
（四）商业银行贷存比在危机后长期处于高位
从美国次贷危机后商业银行的贷存比（贷款总额/存款总额）长期处于高位，也可以看出，美国危机后的“经济复苏”实际上是大规模信贷营造出来的一个“货币现象”。
图4：美国2006-2017年商业银行贷存比
资料来源：美联储（2018年）
如上图4所示；（1）在2006-2008年间（即危机爆发时），美国商业银行的贷存比在0.74左右；（2）自2009年以后，美国商业银行的贷存比一直处于较高水平（1.03-1.18）。这意味着，美国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在危机后多年来一直处于大于存款额的态势。这说明，美国商业银行在危机爆发时，虽经美联储的大规模注资度过了一时的难关，但随后就表现出了过度信贷的信号。如此下去，将使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下降，尤其是大量的贷款不是流入到实体经济、而是流入到股市和房地产等投机性经济中时（这从下文可知），这就为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五）工商业经济贷款比重仍处于低位
从美国2006-2017年的贷款各项比重也可以看出，美国危机后经济态势的虚拟化和金融化。如下图5所示：（1）工商业贷款占比从2006年至2017年，一直保持在17%以下，虽经2011年以后小幅度的上升，2017年也仅为16.92%；（2）房地产业贷款占比总体上较高（33.03%-41.92%），经过2006-2008年短暂的下滑，2009年出现一个显著的上升（超过40%），随后自2010年以来一直保持着稳定的下降趋势，但是在2017年呈现出小幅回升的态势（这很可能是美国房地产业将进一步泡沫化的前兆）；（3）非实体经济的贷款占比总体上较高（34.12%-39.24%），自2009-2010年小幅回落后，基本保持着增长的态势（2014-2016年接近40%，2017年略有下降）；（4）消费贷款占比自2006-2009年基本维持在10%以下，2010年以后增长到10%以上并保持大体的稳定，这说明美国经济的消费动力对贷款的依赖度提高了。
图5：美国商业银行实体经济贷款比重
资料来源：美联储（2018年）
由图5数据还可知，（1）美国后危机时代的宏观经济基本态势并没有改变—经济增长仍然依赖于对房地产业、虚拟经济和消费的大规模信贷（三者信贷占比保持在83%以上）；（2）其非实体经济贷款占比长期处于高位，最高时接近40%。所以说，美国商业银行的各个贷款比重在危机前后并无显著变化，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超低利率的刺激，美国“经济复苏”的实质并非是实体经济的复苏，而是“再金融化”导致资产泡沫带来的财富效应所推动的所谓经济增长。对于这一点，还可以从美国股指的飙升得到证实—道琼斯指数从2008年的六七千点飙升到2018年元月的2万6千多点。这是一个远比美国2007年房地产泡沫更大的泡沫—2017年底美国股市市值约30万亿美元，远大于其当年的GDP（19.36万亿美元）。
综上所述，危机以来美联储推出了大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创新性地采用了MBS、短期贷款拍卖工具、短期资产抵押证券贷款工具等一系列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其目的是向信贷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和稳定信贷市场信心，这些举措无疑刺激了金融市场并有效地促进了信贷机构向有关融资者提供资金，成功避免了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但其结果是大规模货币扩张，在世界经济处于新常态的历史背景下，增发的天量美元大量集中在房地产业和股票证券业，再次催生了资产泡沫，实体经济仍然未能得到有效的恢复，美国面临新一轮的金融危机风险。
三、美国再工业化面临困境
（一）2008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处于低位
金融危机所牵引出的一系列负面效果对美国实体经济造成了深重打击（当然，美国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鼓吹什么“新经济”，也使其实体经济在此消彼长中不断萎缩）。自奥巴马提出复兴制造业计划之后，美国制造业对GDP产值的贡献程度并没有任何起色。如下图6所示：（1）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至2018年（第二季度），一直处于低位、低于13%；（2）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2008年的12.2%下降到2018年第二季度的11.2%，总体呈现下降的态势；（3）与美国制造业的颓势相对应的是美国金融业的繁荣，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2008年以来总体呈现一种波动上升的态势，并且于2015年以来一直保持在20.7%左右的高水平。
图6：2008-2018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单位：%）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网站（2018年）
（二）美国制造业面临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困扰
由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技术革新虽然在短期内带来了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但也提高了制造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从而使其难逃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困扰，几十年过去了，该轮技术创新潮已难以为美国摆脱本轮经济危机提供足够动力了。而且，美国多年来所凭借的高新技术产品的竞争力，伴随着其世界垄断地位的不断被打破，也有所下降，美国利用其高新技术垄断地位从世界上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也相应下降，这让寄生的美帝国主义的危机进一步加深。
（三）美国金融寡头维护美元霸权与美国再工业化之间存在冲突
美元霸权与实体经济立国之间存在严重的、难以协调的冲突，即美元价值在国际市场上的高估，严重抑制了美国产品的出口。
美元要维持其霸权，就需要不断强化其世界货币的功能；而作为世界货币，又需要其有稳定而较高的估值。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没有了黄金作为其价值后盾，其世界货币的地位仅仅是依赖于国际经济结算对美元的需要—或进出口贸易结算（如石油、粮食、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的贸易），或国际资金往来结算、外汇储备等。可是，随着二十一世纪欧元的诞生，金砖国家、东盟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之间的货币互换，国际经济结算对美元的需求大为减少了，诸多国家的外汇储备也开始多样化了，按照供求原理，美元在国际市场的估值应相应的下调才是合理的。
但若美元在国际市场上一旦进入可预期的贬值轨道，那对美国而言，必将引发一场剧烈的美元信用危机，这意味着美元霸权的终结。以美联储为首的金融寡头们是绝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一失败的，所以，他们不得不在美国产业空洞化、贸易严重逆差、特朗普极力推动美国再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仍然逆势而加息（实际上加息的雷声大雨点小，利息率仍然处于低位）、通过金融乃至战争的手段打压国际市场上黄金和石油的价格，以期维持较高的美元指数。然而，不管是美元加息、还是美元在外汇市场上币值的高估，都是不利于美国再工业化的。
（四）美国制造业面临劳动力方面的制约
一方面，美国的“再工业化”需面对较高的人力资源成本。据美国劳工统计局2018年11月发布的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2018年8月、9月、10月的非农部门平均时薪分别为22.76美元、22.82美元、22.89美元，而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时薪分别为21.54美元、21.61美元、21.68美元，表现出上升趋势；[⑨]（2）自2018年9月以来，美国的就业成本指数增加了0.8%、工资和薪金增长了0.9%；（3）从2018年6月以来，美国的福利补贴增长了0.4%。[⑩]
另一方面，美国的劳动参工率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经过大幅度的下降、一直难以显著回升，2015年以来一直保持在62.0%-63.0%的范围（如上图1所示）。以2017年为例，美国16岁以上的总非劳动人口为9475.9万人，其中，16到55周岁非劳动人口占比为42.22%。[11]也就是说，2017年美国约有4000万16-55岁的非劳动人口（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原本应该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却又被排斥在外的人群），靠着政府按月发放的的失业救济金和养老金生活（这也是美帝国主义寄生性的一个表现）。在这些人中，大部分因长期找不到工作而自愿失业的主要是低学历、缺乏高新技能的人口，他们不愿进行再就业培训、缺乏重新上岗的意愿。而之所以他们长期找不到工作，又是因为美国大量的低端制造业因为利润率低而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造成了国内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失调。
四、美国力图利用经贸战以摆脱和转嫁危机
近两年来，特朗普政府鉴于国内危机的加深逆全球化历史潮流，坚持“美国优先”的方针政策，挑起国际经济贸易争端，力图向外摆脱和转嫁国内的危机。“西方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等动向，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和困境。历史经验表明，对外转嫁危机往往是资本主义摆脱困境的惯用伎俩，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谢长安、丁晓钦，2018）
（一）美国政府挑起的经济贸易战具有双面性
近年来，美国通过美元加息、国内投资生产减税、提高进口关税等挑起经济贸易战，为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美元加息和国内投资生产减税，从理论上讲，是会造成美元回流的，这对美国而言，实同于增发货币，这蕴含着物价上涨的风险。而提高进口关税政策，如果美国没有更加物美价廉的替代商品可供进口，那么无异于会直接推动美国物价的上涨。这两个方面相互作用，更是加大了美国新一轮价飚的风险。[12]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个判断。
由下图7可知：（1）从2006年到2008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2）2009年出现通货膨胀率为-0.3，但2011年迅速上升达到3.1；（3）2011年到2015年则处于波动下降的趋势，并于2015年降到0.1；（4）2015年以后则处于上升趋势。[13]
图7：美国2006-2018年通货膨胀率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
同时，一方面，美元回流也会不同程度地引发其他国家的资本逃离、货币贬值、资产价格下降，进而引发其他国家的金融动荡，近年来土耳其、委内瑞拉等国的金融动荡很难说与此无关；另一方面，贸易战加大了新兴国家出口产业的压力、甚至会引发新兴国家某些产业的衰退。这也成为美帝国主义公开的秘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虚拟资本主义时代西方金融资本获利方式的特点，即通过制造动荡和危机加快资本的流动和资本市场的波动，进而在不稳定的环境中实现增值。”（谢长安、丁晓钦，2018）
（二）美国的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特朗普政府打着缩小贸易逆差的旗号，在国际上掀起了经济贸易战，但事实是其贸易逆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加大的趋势，如下图8所示：（1）美国贸易逆差在2017年1月-9月一直呈现稳定的状态，维持在45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逆差；（2）自2017年9月-2月呈现上升态势，2017年2月-5月呈现下降趋势；（3）自2018年5月-9月贸易逆差再度呈上升趋势。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2018年11月2日所公布的数据，美国2018年9月国际贸易逆差比2018年8月有所增加，由原来的533亿美元上涨了7亿美元到540亿美元。[14]
图8：美国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图（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网站（2018年）
就美国对我国的进出口而言，特朗普政府的经济贸易战也并没有扭转他们对我国的逆差状态。如下图9所示，从2009年以来，（1）美国对我国的进出口额总体上呈现出双上升趋势；（2）美国对我国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且近年来贸易逆差还有扩大的趋势。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8年前10个月中，中美贸易总值为3.44万亿美元，其中，我国对美国出口2.56万亿美元，增长8.7%；自美国进口8733.8亿美元，增长3.7%；对美贸易顺差1.69万亿美元，扩大11.5%。增长7.4%，占我外贸总值的13.7%。
图9：中国对美国进出口额（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商务部及中国海关总署（2018）
五、给我国的启示与对策建议
（一）坚决清除次级乃至垃圾信贷、捍卫人民币信用
反观美国危机前后的M2/GDP，我们会发现，美国在M2/GDP处于0.5的水平也能爆发金融危机，而我国到2017年M2/GDP已达2.12。[15]这意味着，我国通过货币创造过程形成的过高M2中，存在大量的低效信贷—或是流向了虚拟经济、或是流向了房地产业等泡沫经济，我们要警惕美国曾近发生过的次贷危机。中央近年来进行的金融整顿和去过高金融杠杆，或许也有此用意。
在去除次级乃至垃圾信贷时，我们应该准备好经济瘦身后的预案，以免引发系统性风险；同时，对于具有战略性的产业（尤其是其龙头企业），去杠杆也要区别对待；考虑到经济处于新常态的历史背景，降低利率是必须的，而不应任由利率市场化。在经济衰退时，资金紧张，如果还任由利率市场化，那对实体经济而言，无异于是需上加霜，这是违背构建普惠性金融的中央指示的。只有通过除去次级乃至垃圾信贷、降低M2/GDP，才能捍卫人民币信用。
（二）警惕新一轮更为深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美国的铤而走险
由于美国在危机后增发了天量货币[16]，而这些货币又通过信贷大量流入到了虚拟经济和房地产业，导致了美国股市“堰塞湖”和房地产泡沫抬头趋势。虽经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为渊驱鱼”，但是世界资金流向美国股市去高位接盘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股市“堰塞湖”是难以维持的。如果房地产泡沫进一步加剧，那么在美国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灭之时，由于当前世界经济的高度一体化及美国在其中的重要地位，极有可能引发新一轮更为深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
对此，我国应考虑从美国逐渐地回流资金等资产，包括循序渐进地卖掉部分美国国债，以防美国在经济危机中铤而走险[17]；同时，筑牢我国的金融安全防线，谨防美国在爆发新一轮金融危机时，大量美资的狂出回流；适当增加以国债为锚的基础货币发行，以充实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财政，以避免商业银行和财政因为资金不足而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构建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资金互济联通机制、取消相互拆借利息支付。
（三）引导资金脱虚向实
近年来，房地产作为一种资产，受资本规律的影响，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性不断加强，我国房地产业泡沫不断扩大。这对我国实体经济部门产生严重的虹吸效应，同时埋下了金融风险。因此，刺破房地产泡沫、禁止房地产投机，就成为我国引导资金脱虚向实的重要举措。考虑到征收房产税的巨大社会阻力和可能激化社会矛盾的风险，建议采取围魏救赵、断其刚需之策—恢复福利分房政策：（1）政府承诺为新进人员和未享受过福利分房的行政事业单位人员提供住房保障，可按照成本加5%利润的定价机制提供适合不同家庭人口规模的经济适用房（贵州毕节七星关区模式）；（2）允许企业自建共享型住房。另外，还应围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补农业和乡村经济这块短板而引导资金脱虚向实。
（四）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逐步摆脱美元霸权
要减少美元霸权对中国经济乃至金融安全的影响，摆脱美元霸权的牢笼是必不可少的。我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亚投行、一系列的双边贸易谈判和货币互换协议、乃至使用人民币贸易计价结算支付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美元的束缚和盘剥，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在某些关键的核心技术上仍然依赖于美国，所以我国还需结合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以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五）扩大全面对外开放格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回顾历史，开放合作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力的重要动力。立足当今，开放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现实要求。放眼未来，开放合作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求。”[18]
我国应深刻把握美国挑起贸易战的原因、目的以及影响，一方面，应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格局，大力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同时深化大国战略合作，为我国社会化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深入推动结构性改革，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重视自主创新能力，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支持高新产业的研发与升级，吸引外商投资，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
参考文献：
[1]宾建成、詹花秀、王凯，2013，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分析，财经理论与实践，第2期，第15-19页。
[2]陈继勇，2018，中美贸易战的背景、原因、本质及中国对策，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第72-81页。
[3]程恩富、王佳菲，2009，“猛虎”是怎样发出笼的—论金融自由化和美国金融危机，红旗文稿，第1期，第15-17页。
[4]雷达，2010，危险的赌博还是超乎寻常的策略—评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的低利率货币政策，西部论丛，第9期，第31-33页。
[5]路妍、吴琼，2016，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调整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分析，宏观经济研究，第2期，第137-149页。
[6]聂菁,金洪飞，2015，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行业出口的溢出效应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第3期，第3-12页。
[7]欧阳志刚、张圣，2016，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效应，国际经贸探索，第4期，第63-76页。
[8]王伟光、程恩富，2010，胡乐民.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上），马克思主义研究，第7期，第5-19页。
[9]吴悠、王芳，2017，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第10期，第53-56页。
[10]谢长安、丁晓钦，2018，后危机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新特征—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性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4期，第148-155页。
[11]谢长安、丁晓钦，2017逆全球化还是新全球化?—基于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10期，第95-101页、第108页。
[12]谢地、张巩，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9月第5期，第121-143页。
[13]闫屹、王莉，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影响及对策，华北金融，2012年第7期，第29-33页。
[14]余振、周冰惠、谢旭斌、王梓楠，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7期，第24-42页。
[15]张晨、冯志轩，再工业化，还是再金融化，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6期，第171-189页。
[16]赵春哲、王军，从中美M2与GDP比例差异看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空间，中国市场，2014年第15期，第16-21页。
[17]朱民、缪延亮，从多边和双边的视角看中美贸易，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4期，第4页、第24-34页。
注释：
[①] 程实.美国靠什么又跑到了经济复苏的前列[N].上海证券报,2013-5-24.
[②] 王玉柱.从三大支柱产业看美国经济复苏[N].新民晚报,2013-7-5.
[③] 金雯.美国经济复苏的原因与启示[EB/OL].[2014-4-18].人民论坛网，http://politics.rmlt.com.cn/2014/0418/259262.shtml.
[④] 张敬伟.美国经济复苏是全球性利好[EB/OL].[2014-8-1].中国经济网，http://finance.ce.cn/rolling/201408/01/t20140801_3269432.shtml.
[⑤] 高琦审校.美国经济复苏终于到来，明年看来将继续回升[EB/OL].[2014-12-24].新浪财经网，http://finance.sina.com.cn/360desktop/world/20141224/183121156208.shtml.
[⑥] 李迅雷.美国经济是真复苏，中国经济不是真回升[EB/OL].[2017-11-28].新浪财经网，http://finance.sina.com.cn/meeting/2017-11-28/doc-ifypceiq4592717.shtml.
[⑦] 陈东海.美国经济复苏强劲，美元反弹走势概率较大[N].证券时报,2018-4-25.
[⑧] 依娅译.美国经济复苏已经7年了，但现在要结束了[EB/OL].[2016-7-19].腾讯财经网，https://finance.qq.com/a/20160719/047049.htm.
[⑨] 2018年10月美国制造业工人工资，折算成人民币月薪为26557元（汇率按2018年10月31日的1美元兑6.96人民币算，日工作8小时、月工作22天算），这远高于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水平。
[⑩]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网站。
[11]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网站。
[12] 价飚，是作者提出的表示宏观经济中物价全面的连续快速上涨现象的概念（参见刘明国，郭峰：《中国货币之谜：漏损与估算》，《财经科学》2018年第10期）。
[13] 注：2018年通货膨胀率，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值。
[14]美国商务部统计局网站https://www.bea.gov/news/2018/us-international-trade-goods-and-services-september-2018.
[15] 数据来源：由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和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计算所得。
[16] 2007-2009年三年时间，美联储增发了2.84万亿美元，仅2007年一年就增发了1.21万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了11.71%（数据来源：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美国广义货币（现价）数据计算而得）。
[17] 注：实际上，美国冻结伊朗在美资产、乃至对我国中兴公司的“处罚”，已近乎是战争行为了。
[18] 《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8年11月5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0382600.
【刘明国，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杨珺珺，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首发于《海派经济学》2019年第1期，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