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今年5月初，我国高层否决了美国提出的贸易谈判条款，笔者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我仍然感到不乐观。笔者在中美经济战一开始就指出，我国不要也不能答应美国提出的任何条件，美国发动的经济战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巨变的重大历史机遇，中国要与美国打到底！但是，自美国对华发动经济战以来，投降派一直在媒体和具体的政策制定部门中占据支配地位，证实了笔者2014年在本文中提出的观点：
中国以“自由贸易、依赖外资和市场换技术”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是“中国知识界深受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影响的结果,这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至今仍未探索到国富国穷的真理。”
可悲的是，我国几乎所有的国民所理解的与美国打经济战，实际上仍是在捍卫这种严重阻碍中国崛起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因此，2019年1月4日，笔者在微信中回答有关中美经济战的问题时说，“我在2014年写《甲午战争败于晚清领导集团的发展战略观》时担心的就是现在。”为此，在2014年召开的第六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上，笔者专门组织了李斯特经济学讨论会，并在2015年出版了《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其目的就是为目前应对中美经济战做好理论准备。但是，很遗憾的是，参与这本书写作的一些年轻人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在中美经济战中为保卫民族经济鼓与吹。
现在很少有人了解李斯特经济学了，更不说关注新李斯特经济学，即使是赞同与美国打经济战的文章大多是不着边际倒的空话和大话。中国迫切需要李斯特和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启蒙。西方左派被新自由主义所支配，我国实行的经济政策基本上也是新自由主义的，其主要原因就是忽视和未能理解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和国内经济政策中的关键性作用。打赢中美经济战，必定是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胜利！】
中日大分流（4）：“五四”运动也没有探索到国穷国富的真理
在甲午战争中，一向被中国人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一举击败貌似强大的北洋舰队，举国震惊，民族自尊心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致命重创。鸦片战争隆隆的炮声震碎了天朝上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曾国藩曾称之为“五千年未有之创局”，自此之后，满清政府屡屡被西方列强所打败，所以，就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由此所产生的“同光中兴”使曾经遭受的心灵创伤也开始渐渐愈合。然而，正当满清官僚们陶醉于新的盛世豪情之中时，却万万没有想到，它竟然又被千百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并也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小小岛国所打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日本与中国为了应对西方列强的挑战，同样进行了改革与对外贸易，同样搞“维新”，但为什么日本强大了，而中国却又落后挨打了？甲午战争可以说彻底把满清政府打晕了，同时也彻底打醒了沉睡中的中国。梁启超曾有言：
【“我支那四万万余人大梦唤醒，是自甲午战败，割中国台湾，偿200兆之后始也。”】
自此之后，“中国被甲午战争打醒了”这种说法就一直流传至今，在今年纪念甲午战争的文章中，这种说法也屡见不鲜。
但中国真的被甲午战争彻底打醒了吗？这种说法很值得怀疑。“中国被甲午战争打醒了”这种说法一般是指甲午惨败产生了空前的民族危机感，真正激发了中国人的国家意识，但如果是这种含义，那我们又如何解释“五四”运动的爆发呢？在当时，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仍旧被西方列强和日本任意宰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仁人志士们难道不是感到了比甲午惨败更加深重的民族危机吗？“五四”运动时期“救亡图存”的口号不就是针对这种状况喊出的吗？所以，我认为，中国是否被甲午战争所打醒，并不在于危机感有多大，而在于是否真正明白了中国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被老的列强和新的列强所打败，是否真正地觉悟到西方列强崛起和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奥秘，而在我们看来，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能做到的，下面就是本课题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甲午战败后，当时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无论是戊戌变法的志士、满清立宪派，还是孙中山的革命派都一致认为，中国不是败在器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技术），而是败在政治制度上，但有所不同的是，前者认为日本正是因为实行了西方君主立宪制才打败了中国，而后者却认为满清政府的腐败、专制和无能已使中国没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可能，因此必须走上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道路。套用我刚才的话来说就是，当时的仁人志士们都认为，西方列强和日本之所以打败中国就在于其“先进的”政治制度，所以就有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当然，后来又发现，采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也解决不了中国问题，中国文化才是无法应付西方列强挑战的症结所在，因此，这就又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总之，在近代史上，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打击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经历了一个先是发现中国的器物不行，后又发现政治制度不行，最后则发现是文化不行。对此，梁启超曾有一个经典的总结，这就是中国的近代化过程经历了一个先是器物、然后是制度、最后是文化的过程，他的这种近代化过程观目前在中国仍是占支配性地位的观点。
现在，我们从事后的角度来看，甲午战争的惨败实际上是对当时的中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西方列强入侵东亚后，究竟是哪些关键性因素导致了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大分流”：日本加入到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而中国却沦为了其半殖民地？因此，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是：在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历程的概括中是否隐藏着我们现在仍不知道的某种关键性因素？我认为，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过程的概括是正确的，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从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心路历程，用一种综合性的观点来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中国的这些仁人志士们实际上是认为，首先是缺乏文化变革，其次是落后的政治制度，才是最终导致中日两国发展道路“大分流”的关键性因素。那么，这种看法是否存在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呢？对于中国近代史中的当事人来说，由于没有接触过李斯特经济学，这种历史局限性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察觉到的，但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近代史的比较研究，揭示当时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在认识上究竟受到了哪些严重的限制。
在落后国家摆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命运上，如果说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和文化变革是关键性，那么，拉丁美洲各国在独立后就实行了议会民主制，而且没有像东方国家那样背负着旧文化的重负，但为什么这些国家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没有摆脱实际上作为美欧发达国家半殖民地的命运，而且现在仍陷入依附型经济或普雷维什所说的“外围资本主义”而不能自拔？语言是文化之根，印度在英国殖民主义入侵后，不仅在政治制度上采用了议会民主制，而且连英语都变成了印度的官方语言，文化上的这种全盘西化不可谓且深且剧，但印度独立后却仍然长期发展不起来，而文化本身实际上最终也没有被全盘西化。
既然拉丁美洲和印度的现代化并没有受到政治制度改革和文化变革的制约，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他们在迎接西方列强的挑战上，与洋务运动一样遭受了同样的失败呢？考察拉丁美洲各国和印度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惊人的相似性：与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们一样，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同样没有接受李斯特主义经济学。从世界近代史一个更广泛比较的角度来看，当英国通过重商主义国家发展战略崛起后，英国的战略就是通过宣传亚当•斯密的学说，在全世界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目的就在于阻碍其他后发国家和它一样走上国家富裕的道路，但美国、德国和日本识破了英国的伎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按照继承了英国重商主义精神的李斯特经济学说，实现了国家崛起；而拉丁美洲、印度和中国由于没有以李斯特主义经济学作为民族解放的指导思想，最后就无法逃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命运。
由此可见，中国近代史上的仁人志士们没有接触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顶层设计”的理论基础，是他们最终没有探索到国富国穷深层奥秘的根本原因。例如，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发动变法时持有自由贸易的观点，按照森时彦的研究，梁启超刚开始接受的西方经济学说是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他还从儒家经典中为自由贸易论寻求根据，只有在到了日本后，由于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梁启超的思想才转向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保育主义”，并在1902-1904年撰写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第五章末明确赞成保护幼稚工业学说。康梁师生在戊戌变法时还曾经幻想邀请伊藤博文担任满清政府的维新顾问或担任其首相，这与朝鲜志士安重根后来刺杀担任朝鲜总督的伊藤博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他们的这种想法成为现实，伊藤博文实际上就会“和平演变”地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了，再也用不着日本在后来发动占领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了，戊戌变法领导人的思想之糊涂，由此可见一斑，这是我为什么说中国并没有被甲午战争所打醒的重要原因。
现在，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巨大反作用力的唯物史观来看，中国近代史上的仁人志士们在思想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是很容易理解的：他们考虑到了作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核心的技术引进、政治制度革命和文化变革在中国近代化中的重要性，但唯独没有考虑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没有考虑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巨大反作用力，这也就是说，他们唯独没有考虑到经济基础也就是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经济制度建设在近代化成功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使戊戌变法成功，中国也是无法逃脱半殖民地命运的。如果不了解发达国家崛起的“秘诀”，在国家崛起上，资产阶级革命也枉然，这正如拉丁美洲、辛亥革命和1949年之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历史所证明的。中国近代史上的仁人志士们上下求索，在探索“自强”和“求富”的问题上苦苦思索，首先考虑到的是技术，然后是政治制度，最后则是文化问题，却唯独没有考虑到民族国家的经济制度或者说民族国家具体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关键性作用，这是导致其在迎接西方列强的挑战上最终归于失败的根本原因。当然，如果没有资产阶级革命，李斯特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无法得到彻底贯彻的。
实际上，一直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仁人志士们都没有认识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对中国革命及其民族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李斯特主义经济学被系统介绍到我国是在1925年的事情了，这不仅是我国在近代史上应对西方列强的挑战上迟缓软弱以及与日本命运截然不同的一个重要根源，而且它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由于不知晓李斯特主义经济学这种锐利的斗争武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的斗争中呈现出严重的软弱性，因而无法承担起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被系统介绍到国内，中国社会的变革就被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李斯特主义的民族国家建设就被一种具有类似功能但在社会性质上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所替代，在这方面相关问题的讨论由于已经超出了本课题研究的范围，所以，我们在这里对此就不讨论了。
中日大分流（5）：历史教训敲响的警钟
我国历史学界一般认为，魏源在1842年编写的《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很重要作用。确实，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对我国的洋务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如果了解到经济民族主义对明治维新的根本性影响，深入研究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本质上的不同，这种说法就很难成立了。
《海国图志》是在1851年翻译成日文传入日本的，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中指出：
【“《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认为它是‘不龟手之药’”】
这种观点直到现在仍为我国历史学界普遍接受，一些学者这两年仍为这本书在晚清的命运鸣不平，似乎是《海国图志》在日本明治维新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我们认为，梁启超夸大了《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实际上，它的重要影响只发生在德川幕府时期对开国政策的影响。历史学界都知道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的观点：洋务运动和德川幕府的改革性质相同，而与明治维新却本质不同，[1]我们认为导致这种不同的基本原因就是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岩仓具视使节团出使美欧国家之后，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对日本改革开放战略的决定性影响，当他们接受了李斯特主义经济学说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就被抛在脑后了。
毫无疑问，魏源、郑观应和严复等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保护民族工业的思想。但是，在严复之前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包括思想最深刻的郑观应，主要是从中国古代思想中“经世致用之学”的思想出发，讨论中国如何应对晚清所面临的“五千年未有之创局”，由于缺乏深刻的工业化思想和可借鉴的西方国家崛起历史经验，这套话语体系根本就无法分析西方的挑战并对此提出适应世界大势的战略和政策。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们可能也没有一人知晓李斯特主义经济学，他们当中即使是懂得英文的人，也主要是关注英国当时流行的社会经济学说，在当时的英国，正在盛行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直到1885年在英国才有英译本出版。
从洋务运动开始，一直到1925年，李斯特的经济学说一直没有被系统介绍到中国来。在这段时间，翻译出版的国外经济学著作，基本上都是不适合于当时中国国情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特别是严复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1901年翻译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后来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是很不利的，他给中国推荐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用于解决当时中国的经济问题也是不符合当时国情的。正如中国台湾清华大学教授赖建成指出的，
【“当时中国需要学习的对象，是19世纪德、日保护幼稚民族工业的经济政策，……严复把英国居世界经济体系中心时期的经济政策，介绍到处于狂风暴雨中难以自保的中国，若想因而对中国经济有起衰振敝的作用，回顾地来看，恐怕是‘找错了医生，开错了药方’。”[2]】
赖建成认为，
【“适当的救亡图存药方，应该是向德国的‘国民经济学派’求取，先以关税保护产业，采取这类逐步自保自强的政策”。[3]】
对比一下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在当时中日两国被接受的情况，就可看出它对各自不同命运的深远影响。李斯特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日本经济思想史家泰萨·莫里斯-铃木指出，
【“在李斯特去世（1846年——引者注）至其思想在日本普及的40余年里，历史学派的理论在德国经历了长足的发展。”[4]】
请注意，铃木在这里使用的词汇是大致1894年甲午战争前“李斯特的思想在日本的普及”，这说明，李斯特主义经济学不仅对明治维新领导集团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在日本知识界也是占主流的经济学说。铃木还指出，
【“在国家对倡导和保护工商企业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不如德国历史学派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理论具有吸引力是毫不奇怪的”[5]】
这说明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在当时的日本，也是占主导地位的官方经济意识形态。
但在当时的中国，与刘秉麟1925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的小册子不同，若山则一早在1870年就出版了《保护税说》，两者相差55年；与商务印书馆在1927年出版王开化于1925年已翻译完毕的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不同，日本在1889年就翻译出版了该书，两者相差38年。与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在19世纪末的日本占主流地位不同，自“五四”运动一直到1949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当时的中国就是占主流地位的两大经济学说，虽然李斯特经济学对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产生了某种重要影响，但仍是处于边缘化地位的经济学说。更重要的是，与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对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国家官僚集团几乎没有产生影响不同，它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却被其国家领导集团奉为治国的圭臬。因此，我才说，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在我国与日本不同的命运，
【“是我国在近代史上应对西方列强的挑战上迟缓软弱以及与日本命运截然不同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这也是）中日两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起点出现巨大时间差的重要原因之一。”[6]】
总而言之，中日两国近代史上在迎接西方列强的挑战上之所以出现“大分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国家领导集团接受的思想不同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截然不同的改革与开放观。思想的作用有这么大吗？是的，因为人类的行为受思想支配。显而易见，如果马克思主义没有传入中国，也就不会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您说这种思想的作用大不大？同样，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日两国，资本主义因素非常微弱，日本的明治维新实际上是由下级武士知识阶层在天皇的支持下发动和领导的一场带妥协性质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他们没有接受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并在具体的经济体制上实施前述深刻的变革，日本也是不会逃脱拉丁美洲依附型经济命运的。正是因为这种原因，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科林伍德才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强调思想是历史事件的内在方面，强调思想过程在历史过程中的核心意义，如果没有理解其思想及其过程，人们是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的。我认为，满清政府甲午惨败最终根源在于其改革与开放观，非常好地说明了那个时代的国家领导集团接受什么样的思想对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影响，说明了思想（知识）的力量是何等巨大。
上述结论对目前的中国有什么重要的启示呢？在这方面，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很多，我们在许多文章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在这里，本文只简单地谈两点看法。
首先，中国现在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但据世界银行2009年的数据，在全球21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人均GDP排名在第124位，因此，我们仍然是名符其实的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最需要的经济学说仍然是李斯特主义经济学，而不是目前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果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在目前中国被边缘化的状态不改变，如果在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中仍然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非以李斯特主义经济学作为指导原则，那么，中国崛起将是不可能实现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笔者现在已经组织了一批文章，今年在《教学与研究》、《学习与探索》等几家杂志推出“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专栏，并出版反映中国“新李斯特学派”初步研究成果的《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的专著，目的就在于改变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在中国被边缘化的状态，推动新李斯特学派经济学在中国的创立、发展和壮大，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其次，从对外经济关系、财政金融制度、国内市场、中央与地方关系等诸多方面来看，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不仅没有完成，反而在过去十多年中在相当程度上遭到破坏，中国现在迫切需要在贸易、金融和投资等方面实现国家保护，从而为中国突破核心技术、掌控全球价值链高端并改变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不利地位创造条件。正如2013年我们在《经济史与国富策译丛》总序中写到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我们就判定，我国通过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奉行自由贸易原则、利用低工资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外部市场需求、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不仅如此，在我们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模式与发达国家历史上经济崛起的道路大异其趣，它不但不符合落后大国经济崛起的历史规律，而且恐使我国无法摆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反而会被固化在发达国家的边缘轨道。……我国能否真正跨入较发达国家的行列，得失成败全在于眼前这个阶段中，是否能够依据正确的战略去改革开放并转型升级。但愿我们的这套丛书能够秉持鉴往知来、兼听则明的精神，为构建我国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作出独特的思想贡献。”[7]】
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刻，在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中迫切纳入借鉴历史经验的视野，迫切需要一种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发展新战略，这就是我有关满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深层次根源研究对我国现实最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1]井上清：《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李薇译，《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2]赖建成：《亚当·史密斯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三民书局，2003年版，第142-143页。
[3]赖建成：《亚当·史密斯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三民书局，2003年版，第2-3页。
[4]泰萨·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厉江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70页。
[5]泰萨·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厉江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页。
[6]贾根良：《新李斯特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学说》，《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3期。
[7]贾根良、梅俊杰：《经济史与国富策译丛》总序，商务印书馆已于2015年开始出版该套丛书。
【贾根良，察网专栏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贾根良经济学”，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