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东：新旧时代美国在华司法审判权

　　在美国指使下，12月1日华为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捕。著名学者何新指出，孟晚舟案的实质是美国加拿大是否拥有对未在其属地犯罪的中国国民的治外法权!

　　通常治外法权是指一国政府在他国境内所行使的司法审判权。殖民地时代，西方通过武力，强迫很多国家和地区签订正式协议，同意到其领土内活动的西方国民，不受该国法律约束和法院管辖。通常是让所在国同意，让西方驻该国领事裁决涉及该国居民的诉讼案件，常称作领事裁判权，也就是司法审判权。由于美国人在中国的犯罪活动太多，美国曾经在中国设立由美国人主持的法庭，专门处理这类案件。

　　孟并非美国加拿大人，而是具有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被美国指控的案件中的当事人都不是美国人。这说明，美加政府所要求的司法审判权，已经超过殖民地时代的治外法权范围，而是更进一步要求审判中国普通公民的权力，是要扩大美国在中国司法审判权的范围。

　　美国当局仅仅指控孟涉嫌误导中国香港汇丰银行，在收付款方面帮助华为销售了美国政府禁止出售给伊朗的产品，从属人属地的法律原则来看，即使指控成立，美国政府至多能按照其国内制定的法令，直接惩罚与汇丰银行交易的美国银行，阻止美国银行和企业个人与汇丰银行的往来，打击汇丰银行在美国的生意;也可以下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国内企业中止与孟总服务的华为公司，包括与孟总本人的一切交易，虽然这并不符合美国推动的世界贸易协定所遵循的原则。从法律原则上来看，美国司法部门和法院无权下命令逮捕孟总，直接管辖中国公民在美国之外的行为。因孟总行为受到美国政府惩罚而受损的有关各方可在中国提起诉讼，由中国的法院审判孟的涉嫌犯罪行为。

　　美国指使加拿大政府逮捕孟，要求引渡到美国，接受美国司法部门的审判，显然是要让美国精英行使在华的司法审判权，不仅审判与美国居民相关的诉讼案件，而且审判与美国居民无关的诉讼案件。美国精英实际是在向世人宣示，只要美国精英认定与美国利益相关，就要由美国精英们来审判，其企图实现的在华司法审判权权力远超旧中国时代的治外法权。

　　一、旧中国时代的治外法权与经济侵略

　　早在1843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双方签订的《虎门条约》就规定，英国人在中国违反法律，中国无权审判，而须由英国领事根据英国法律来判决。1844年订立的中美《望厦条约》，该条约进一步规定，美国侨民与任何外国侨民在中国发生的诉讼案件，均由美国审讯，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这进一步扩大了西方国家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范围。100年后的1943年，为对付日本需要，美英两国才与中国政府重新签订协议，名义上废除了领事裁判权，但实际上仍然继续行使治外法权。例如，1946年12月24日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在看电影途中被美国士兵强奸。沈崇出身名门，祖父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父亲是国民政府交通部处长，还是近代中国最著名民族英雄林则徐之外玄孙女，此事才引起广泛报道和关注，全国多个城市约50万人集会游行抗议，但事后该士兵却被美军判无罪释放，美国丝毫不拿中国人权和主权当回事[1]。当时全国类似案例数不胜数，仅据当时的天津市政府档案资料统计[2] ，1945年10月到1947年九月期间，美军汽车肇事的交通事故占天津交通事故70%;以美军造成的车祸和枪杀案为主，被害死伤的中国人高达2000人。没有到政府报案的被美军伤害事件就更多了。

　　鸦片战争后，鸦片仍然是非法贸易品，中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明确规定了禁止鸦片贸易，但是，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指出[3]，“对华的商业入侵从此便是合法贸易与非法鸦片贸易双管齐下地进行。到1860 年为止，鸦片贸易额翻了一番，每年进口由三万箱增至六万箱。尤其糟糕的是，英国——还有美国——为了同中国发展贸易，就继续靠向中国输出鸦片，作为筹措购买茶丝出口货资金的主要手段”。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英国和美国主要依靠非法的鸦片贸易，平衡与中国的贸易，依靠向中国出售鸦片所获资金，进口中国生产的瓷器，茶叶等产品。甚至依靠治外法权，从中国非法获得各种技术，例如，西方普遍应用的主流钢铁生产技术，灌钢法，就是来自中国。我国瓷器茶叶生产技术纷纷外泄，也是治外法权导致政府无法进行技术保护的后果，这与当今世界美国借助瓦森纳协议，严厉禁止西方盟友向中国出口技术形成鲜明对比，也让美国和西方扭转了对中国持续数百年的贸易逆差。

　　当时英美“冒险家”大都齐集中国，他们在回忆录中将上海和中国看成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4]，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可以在上海等中国土地上肆意侵夺中国老百姓财产，不受中方惩处，从而通过犯罪大发横财。例如，1887年美国传教士Gilbert Raid，中文名李佳白，看中济南城内一处地，要求山东巡抚批准他以永租名义占用，遭到业主拒绝。他用诬陷手段，逼迫济南地方官扣押业主，然后带领一批教徒，强行赶走居民，强占了此处地产。按照治外法权，自然由美国公使处理这起“纠纷”。美国政府公开的1887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中记载，美国公使田贝向国务卿汇报中承认[5]，“Reid自行占领该地，自称已征得出租者家属同意，但该出租者当时正在监狱里”。然而，田贝却威胁调集兵舰，庇护Reid，迫使济南当局为维护当地业主利益，不得不在城外提供了一块土地给Reid[6]，以便让Reid同意退出这块地产。然而，Reid并不让出其侵占的地产，到1891年，济南地方当局又不得不让步，将这块被Reid强占4年的土地拨给了他[7]。

　　在经济领域，西方资本家凭借治外法权，在旧中国横行不法，取得的经济利益巨大，甚至连政府资产被侵占，都毫无办法，只能听之任之。例如，满清中央政府开办的开平煤矿被英美商人侵占，却只能按照协定规定的治外法权，到英国伦敦高等法院起诉和审理，自然是败诉。类似的案子还有很多。很多老百姓为了减少纠纷中损失，纷纷将土地租给外国人，让出很大部分利益给外国人，以便让外国人提供保护[8]。这也是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

　　二、新时代美国在华治外法权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完全消除了外国人在华犯罪活动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现象，同时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包括外国人在华犯罪，使得外国人借助治外法权牟利现象完全消失了。

　　但是，到了改开时代，精英们自愿制定了歧视本国老百姓，优待西方的政策，最著名的就是优惠外资政策。引进外来直接投资，是西方大力推销用来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是美国精英拿胡萝卜和大棒推销的华盛顿共识十项宏观经济政策之一[9]。西方控制的国际组织则将引进外资看成是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列入主要统计数据。我国早在1980年10月30日与美国政府签订协议，单方面承诺保护美国在华投资和保险[10]。此后，还与多国签订双边投资协议，打消外国资本家疑虑。这是因为，直到现在，我国地方保护现象都很严重，很少有跨地区银行贷款业务;地方政府保护本地企业欠薪现象十分严重。我国对外国资本家的权益保护，远比内资为好，就是因为与很多国家签订了保护外来投资协议。另一方面，为吸引外资直接投资，中央和地方都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主要包括：

　　1)税收优惠，常见的是减免税收。对企业所得税前几年免税，后几年减半缴税。常见是两免三减半，就是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免征外资企业某些税种，如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等。 对个人所得税征税，调高起征点，降低税率等。

　　2)土地优惠。包括提供优惠低价;规模企业可低价租用土地等。

　　3)财政补贴。经营困难的企业，以及政府支持的企业，还可有政府提供补贴的优惠政策。

　　4)免费或优惠价提供厂房、水电气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

　　精英们经常宣传，引进外资有利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推动了经济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累计吸引外资超过1.7万亿美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多年来，外资企业在工业领域的资产约占我国工业资产四分之一左右。2009年，温家宝总理指出，我国外贸出口60%来自外资企业[11]，而我国出口的终端产品占生产量一半以上，也就是说外资生产的终端产品约占我国30%。这些数据都表明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引进外资，各种奇招迭出，如零地价招商引资，子女入编招商引资，默许污染招商引资，减免税费招商引资等[12]。某县为了招商引资，居然喊出这样的口号：车辆违章不罚款[13]。这等于是给予外国资本家特权，免于处罚外国资本家的某些违法犯罪行为，等于免费将司法权力交给外国资本家。

　　对于这种现象，外国资本家自然感受很深，也深知其价值和重要性，从而更进一步借此攫取利益。根据苹果公司按照美国法律要求公开申报的财务报告，最近4年，每年在我国的销售额都高达500亿美元左右;获得利润高达200亿美元;在中国市场的利润率也远超欧美市场。虽然苹果公司通过转移利润到设立在爱尔兰的空壳公司，避交所得税，极大地增加了欧美市场的税后利润，却仍然赶不上中国市场。苹果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和利润都远超华为公司，按照中国税法，其应交税额应远大于华为公司，但实际交税额，按照我国税务部门公开的数字，每年仅32-64亿人民币，不到应交税额的5%，也远低于华为公司，例如，2016年苹果交税额就不到华为公司二十分之一。

　　按照我国海关数据，中国近年来很少进口手机，说明苹果公司并没有通过爱尔兰公司加价转移利润来避税。这是因为苹果手机是在中国境内生产的，通过爱尔兰空壳公司加价，需要交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等税款，不仅不能减少交税，反而需要交纳更多税款。这说明，苹果公司在中国交税如此之少，恐怕是通过不合法的手段逃税。按照中国税法估算，最近六年，苹果少缴税款超过3000亿，占其赢利一半。然而，我国税务部门不但不严厉打击苹果公司，反而连续两年将苹果公司列为纳税信用A级企业，视为最好的纳税企业。对比苹果公司在欧美市场的避税行为合法合规，却被欧盟开出1000亿元的罚单，还被欧盟多个国家开出罚单。虽然中国并未公开承诺美国在华拥有领事裁判权，但精英们实际上并不敢查处西方资本家在中国的违反犯罪活动，唯恐西方资本家离开中国，与旧中国时代西方在华拥有治外法权的效果更好，不需要面临中国民间的反抗，中国的精英们早已将这些都掩盖了。事实上，苹果公司每年拿走的税款中，约有300亿元是中国消费者交纳的增值税，是苹果公司代中国政府征收，却被苹果公司拿走，等于让苹果公司在中国征税。

　　很多中国精英们也十分清楚优惠外资的影响和后果。早在20多年前，笔者还在一家地方国营企业工作，企业管理者就多次南下找港商合作，笔者也参与谈判，面对港商提出的十分苛刻条件，都不惜代价促成合资，以便让企业打上外资烙印，从而可以享受各种外资优惠。近些年来，私营企业家将财产转移到境外，然后再到国内投资，摇身一变，成为外国资本家，早已成为主流现象。

　　精英们甚至将各项工作的评判标准，乃至评判工作都交给了西方。例如，我国企业经营状况的财务审计工作，排名前三的都是美国会计事务所。中国证监会甚至在2001年发布的规则中规定[14]，“公司发行股票上市时，应聘请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财政部特别许可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按国际通行的审计准则，对其按国际通行的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编制的补充财务报告进行审计”。这等于是将国内上市企业审计工作都交给精英们赋予特殊地位的美国五大会计事务所。

　　科研工作的评判，同样交给了西方。国内早已以在西方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级别和数量，评判国内科研工作的水平，作为我国科技工作者工作好坏，职称提升，研究经费拨付的标准，等于掌握了我国科研工作的指挥棒，让我国的科研工作实际上是在为西方免费服务。我们的科研工作主要围绕西方的科研热点，主要成果主要发表在西方杂志，它们与中国国内的经济需要很少联系，国内的企业也基本无钱订阅西方杂志，加上用英文写作，国内工程师既没有机会看到文章，也难以看懂文章，从而对国内经济的帮助可以忽略不计。

　　由西方公司实际控制的央视索福瑞公司则负责我国电视节目的考评工作，从而在事实上主宰了我国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指挥棒。

　　中国早已被精英们剥光，就象一个摆在西方精英面前等待出售，不着寸缕的奴隶，早已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精英完全透明。此次贸易战，精英们努力配合西方，几次与美国精英谈判，按照美国要求承诺妥协，努力让西方理解，中国是一个毫无威胁的待宰羔羊。面对特朗普的威胁论和咄咄逼人的贸易战攻势，以及多次撕毁已达成的协议，精英们百思不得其解。

　　美国精英对此恐怕也是十分清楚的，他们不但不感谢精英们的配合，让美国资本家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而是一步步不断攫取更多的中国主权。

　　在经济金融方面，精英们早已将很大部分政府权力交给西方，如印钞权，货币兑换权，企业管理权等。例如，6月28号国家发改委颁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修订说明，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在农业种子、电网、铁路、海上运输、测绘、金融机构等22个领域向美国和西方资本家全面开放。精英们按照美国要求，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就是指政府规定哪些经济领域不开放，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都许可。不在负面清单的领域，政府也就放弃了管理，放弃了经济主权，也就等于公开承诺，让西方资本家可以自主地追逐自己的利益。

　　四月底，特朗普还要求中国扩大开放投资范围，却反过来限制中国对美投资，要求中国不要报复，其官方说法是要求中国不“反对、挑战或以其他方式报复美国限制中国投资美国敏感技术领域或事关美国国家安全的领域”，等于赤裸裸地要求中国承诺单方面开放经济主权给美国精英了，显然其讹诈行为，比以前又前进了一大步。例如，在通信业，中国允许苹果等公司占领中国市场，但是美国却禁止其在世界市场的主要对手华为进入美国市场(华为占据世界电信市场第一)。就是允许中兴进入美国市场，也控制了其产业链，最近又通过禁售获得监管权。

　　过去蒋介石时代，中美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但从字面上看，这些条约对双方是完全对等的，不对等的是双方执行起来的效果，如双方军舰可以自由使用对方港口，问题是蒋介石时代中国基本没有远洋军舰，不可能使用美国的港口。然而，现在中美签订的很多协议，从字面上就不平等，很多是中国单方面执行的协议，更大的问题在于，很多措施不需要写到协议上，中国的崇美专家们就主动推动在国内实施。典型的就是精英们不断推动的人民币资本项可兑换，就是单方面将中国的货币主权送给美国精英的改革。过去我们批评蒋介石卖国，蒋介石确实和美方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协议，谋求美国精英的支持，包括提供了远多于抗战时期的军火，用于对付国内老百姓的反抗，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而今天的精英们则不求任何回报，主动地将中国的经济主权和金融货币主权交给美国，只能称之为送国。

　　在军事方面，早在八十年代初，美国就获得了向中国分裂势力出售武器，支持中国分裂势力的权力;后来又一再突破其逐步减少出售武器的承诺，而是不断增加出售武器的数量和质量。近年来，美国精英又不断侵犯中国领海领空，使之成为一种常态，从而让中国老百姓习以为常，为进一步侵犯中国领土做准备，2018年底更是公开声称，美军要重返台湾。5月8日众议院通过《2019年台湾保证法》与《重新确认美国对台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宣布军售台湾常态化，从而进一步干涉中国内政，加大对中国台湾分裂势力的支持力度。

　　更让人奇怪的是特色国的一大特色，就是美舰一面侵犯中国领海，一面又受邀到香港、湛江、上海、青岛等地军港休整，与民同乐，让不远万里而来的美国舰队海军官兵得到休息。媒体报道称，在海上航行时间过长，会导致人发疯发傻，登陆休息是恢复海军战斗力的最好方式。因此，这恐怕是中美国精英们的安排，其真正原因，恐怕是要形成军事中美国，达到美国军舰可以自由地进出中国领海，不受任何限制。

　　在司法方面，中兴事件无疑是美国在华司法审判权的极大扩张。美国以中兴公司向伊朗出售含有美国零部件的产品为由，两次罚款中兴公司，总计达到146亿元，此外，还让中国接受美国向中兴公司派驻监管人员，代替中国政府管理，等于让美国在攫取中国经济主权方面又打开了一个新的缺口。相反，中国政府曾经制定政策，试图限制某些对环境污染非常严重的开创活动，从而会减少出口稀土数量，就遭遇美国和西方的反对，他们借所控制的世界贸易组织，禁止中国采取这样的措施，禁止中国在这方面行使经济主权。让中兴公司接受处罚，等于承认了美国在法律上管理中国企业的经济活动，而派驻监管人员，更是让这种权力常态化，让中国人民习惯于接受美国的司法审判。

　　本来美国政府只有禁止美方公司与中兴交易的权力。中国本来可以将中兴公司倒闭，将其资产和人员出售给其他公司，从而避免接受美国的司法权，在经济上并不会增加损失。然而，中国的精英却与美方合作，让美方的治外法权延伸到中国国内，延伸到与美方并无关系的经济活动。本来美国指责伊朗威胁美国安全，以此为理由处罚伊朗，本身就毫无道理，是为美军军事入侵伊朗做准备的侵略活动，这就像当年美国指责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化学武器，目的是彻底削弱对手，从而为军事侵略对手做准备。中国本应旗帜鲜明地站在伊朗一边，否则将来等美国收拾了各国以后，必然面临同样的下场。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一事来看，由于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中国更有理由处罚美国支持台湾分裂中国的行为，而不是接受美国处罚。事实上伊朗电信系统建设主要是美国的西方盟国供应的设备，如爱立信、诺基亚和西门子(2006年两厂商合并)。华为的供应量远不能与爱立信等西方公司相比，美国选择性地打击华为中兴，本身就是毫无道理的。

　　此次美方压迫加拿大逮捕孟，实是借助加拿大进一步扩大在华司法裁判权的范围，不仅审理中国企业的经营活动，而且审理中国公民的个人行为，与美方根本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经济行为。如果各国都用这样的理由处罚他国居民，则任何一个政府都可以借此侵犯他国老百姓的人权和利益了。如果承认美国用这种理由处罚中国公民，则美国可以借此打击任何维护中国利益的中国公民，从而让中国完全被投降派控制了。

　　回顾历史，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美国还不承认新中国，而是支持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与中国没有任何外交关系，公开的政策是将中国列为最大的敌人之一，也禁止其西方盟友与中国正常的经济往来。然而，由于美国在越南战场的溃败，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对美国和西方进行石油禁运，导致美国和西方石油短缺，物价飞涨，西方国家不在理睬美国的禁令，而是纷纷与中国建交，美国也无可奈何。

　　我们并非美国盟友，而是美国的战略对手，更无理由遵从美国的对外战略，帮助美国打击他们的对手。正是由于精英们不断妥协退让，才让美国得寸进尺。笔者早在特朗普上台前发出贸易战威胁，中国公开承诺两项妥协退让措施的时候，就指出，这必将招致更多的侵犯。这本是十分清楚的国际关系常识，也是古今中外历史多次证明的规律，让对手不战而获，必然导致更多的侵犯。美国早已将一批官员列入了处罚名单，下一步对官员采取行动，恐怕也是必然。但精英们似乎更象是和美国精英在演双簧，欺骗中国老百姓。也许他们正在期待美国早日这样行动，以便向民众展示，政府官员都在接受美国的审判之列，从而让美国的司法审判权在中国得到普遍承认，使中国民众接受美国的直接统治。

　　前年美国精英安排几个人组成了民间调解机构，对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争议提出了调解意见。这本是毫无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精英们竟然在国内媒体和网站上，尤其是外交部的声明中，声称对方是国际仲裁法院，是仲裁庭，赋予对方无比高大的形象，洗脑自己的老百姓。“盛世中国”的精英们真是很替西方形象着想啊。精英们既承认对方是仲裁庭，又声明不承认对方仲裁结论[15]，难道是要树立自己是流氓的形象吗?可真要当流氓，为啥菲律宾这样的小国也敢欺负中国(精英们可是多次说小国欺负大国中国了)?更可笑的是，一个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民间调解机构，缺席评判了中国政府，精英们本应不予理睬，却反而很将它们当回事，用外交部特别声明的方式，庄严地回应，这难度不是精英们在配合美国精英表演美国司法审判权在中国的存在?

　　三、中国精英配合美国不断退让司法主权的原因

　　人是万物之灵，人类的行为恐怕是最复杂难解的，要真正准确解读和预测精英们的行为，恐怕是不太可能的。这里提供几种可能的答案，也许一个都不对，也有可能兼而有之。主要包括愚昧说，恐惧说、夫妻说和洗脑说。所谓愚昧说，就是指精英们非常愚昧，确实缺少基本常识，从而容易被西方忽悠，按照西方要求行动。所谓恐惧说，是指精英们害怕美国的军事威胁，不得不听从美国的指挥。而夫妻说则是精英们认为中美是夫妻关系，利益一致，听从美国指挥，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洗脑说则是指精英们被美洗脑，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国精英控制，从而听从美国指挥。

　　1、愚昧说

　　是指精英们水平太低，在很多问题上没有常识，因而被美国和西方忽悠，按照西方的意图和指挥棒行动。例如，精英们宣传向西方开放的理由之一就是引进资本，所为引进资本，实际就是指引进西方的货币。

　　我国精英们所依赖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基本都认为，缺钱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一大问题，也就是认为，国家搞建设会缺钱。例如，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就曾多次认为，中国资金短缺。在1997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证券经济论集》上，吴发表文章《有限的国有资本难以支撑庞大的国有经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课题阶段研究报告之一》认为[16]，许多政府必须办的事情，却因为资金短缺而无力去办。文章举例说，在许多国家，政府通常对需要高额投资的重大高新技术开发给予财政支持，由政府程度部分或全部研制费用。但我国政府却常常力不从心。在2012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17]一书，采用和马国川讨论的形式，讨论中国经济改革问题，书中第八讲马国川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建设资金短缺，外汇储备严重不足。所以，中国营建对外开放基地的核心任务，就在于引进国外资金”。吴敬琏则答曰：“除了引进国外资金，中国发展经济还迫切需要引进先进的技术，引进获得国外企业在长期发展中积累的经营管理经验及世界市场的营销渠道。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较快地实现。”

　　另一位以推动国家实施低工资政策闻名的主流经济学界林毅夫教授，担任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其1994年出版的著作《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8]认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资金十分短缺。在最新2016年版上仍然重申这一观点(p27)。主流媒体也经常宣传我国缺钱问题。

　　钱就是学者们常说的货币，本是人类制造出来的市场交易工具，只要能付账，就是货币。现在的基础货币都是纸币，制造成本极低，100美元钞票的制造成本仅有4美分，而大部分交易使用的货币是商业银行发行的衍生货币，由银行在交易者账户上转账实现的，占市场交易95%甚至99%以上，尤其是企业之间的大宗交易。

　　十九世纪中期是美国经济快速成长成为工业化国家时期，当时美国一些邦实施的是自由货币制度，任何个人都可以发行纸币。我国汉初的文景之治时代，实现的就是私人铸币。民国时代，一个仅占据一个县的小军阀，都会自主发行货币，限制所统治地区其他货币，包括中央政府货币的流通，以获取货币发行收益。私人发行货币，让政府失去了货币发行收益，但发行收益仍然留在国内，虽然使得政府不能利用发行收益推动国内建设，却不会流失财富。

　　事实上，当今世界，大多数个人都能发行货币。即使你没有现金，也没有任何存款，但是，如果你持有银行发给你的贷记卡，也就是主流媒体宣传的“信用卡”，该卡实际是银行发给个人，记录银行提供贷款给个人的记录卡，从银行角度看，叫贷记卡，就是贷款记录卡简称，你就可以使用该卡购物付账，而每次购物后，你都要签字，让银行在该卡上给你记录一笔你的借款。实际上等于你给银行打了一张欠条，让银行付账，买走了商品。也就等于你发行了一张欠条当货币付账，具有货币的基本功能。甚至你可以使用贷记卡从银行提款，提来的现金，可以到银行兑换到美元欧元，也就是说，个人在商业银行支持下，可以发行货币，换来人民币和美元欧元。在欧美国家，老百姓同样可以使用贷记卡发行货币，换来美元欧元等西方货币。很多人还借助“信用卡”的货币发行功能，搞投资获利。

　　但是，在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大多数普通老百姓都可以个人发行货币，在中国交易人民币美元，在美国交易美元，精英们却长期以来阉割了中国政府的货币发行能力，而是依据外汇储备发钞1，发行的人民币都拿去换外汇交给西方，由于换来的外汇主要用作人民币发行依据，只能用于回收市场上人民币，主要储备在央行或者购买西方几乎没有利息的国债保值增长，等于将发行的人民币免费送给西方，将发行货币收益完全交给西方，直到现在西方还等于免费持有22万亿元人民币资金。央行很长时间发行的人民币与储备的外汇一一对应，实际是西方货币代用券。如果不能增加外汇储备，精英们就不敢发行人民币。精英们为了增加外汇储备以便发行人民币，甚至到西方金融市场借高利率贷款。直到现在，外汇储备仍有约三分之一，约上万亿美元，是从西方借来的高利率贷款，而精英们借来的外汇储备，主要用来购买美国和西方国债，年利率仅有0.26%，等于每年免费奉送西方上千亿元利息。这根本就是一项荒诞的错误制度和政策，也充分说明中国主流经济界的无知。

　　西方国家货币，被我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国际货币，是真正的硬通货，全世界都认的货币。最近十年来，我国储备了大量西方货币，最多时高达4万亿美元，现在仍然超过3万多亿美元，比美国的外汇储备多100倍，比欧盟的外汇储备多几十倍，甚至与美国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相当，但是，我国主流经济学家还是经常说我们缺钱。

　　虽然国家可以以极低成本印钱，但并非想印多少，就能印多少，印多了，就会出现物价飞涨，甚至货币和金融系统崩溃，使经济崩溃，政府倒台。国民党被赶出大陆，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滥印货币，导致货币贬值变成废纸，让很多人破产，从而被老百姓抛弃。

　　我国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经常超印货币，多次出现货币增长率高达30%，也多次出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19]。1979和1980年流通货币增速均接近30%，1980年物价上涨6%。1985年大部分月份的流通现钞增速都超过50%，导致年底同比物价上涨率超过10%。1988年前后几年，几乎每个月的流通现钞同比增速都超过30%，最高接近60%，导致1989年前后同比物价上涨率接近30%。自1991年后，流通现钞同比增速超过20%，最高达到55%，一直持续到95年，导致95年前后物价大涨，同比物价增速最高接近30%。物价大幅度增长，必然阻碍经济发展。1980年物价上涨幅度较小，生产增长率接近0，1988年和1989年则分别比上年下滑了7.6%和13.8%。九十年代初连续五年的物价高涨，带来了连续三年产出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达到11.1%。

　　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当时我国主流经济界应该知道可以印钞增加资金，却不知道，印钞数量是受市场限制的，或者说存在额度限制。经济界不得不反思靠大量增印货币来增加资金的方法。1995年人大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 29条特别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周其仁教授指出[20](p46)，它消除了多年以来威胁人民币币值不稳---政府因财政需要而超发货币。

　　此后，央行就主要依据外汇储备发钞了。按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总结，进多少外汇就决定了央行“被动吐出”多少基础货币[21]，实际是依据西方需要来发行货币。西方大量购买我国生产的商品，推动我国贸易顺差持续大幅度增加，使外汇储备猛增，就会带来过多增发的人民币，导致通货膨胀;相反，西方经济萎缩，购买我国物资需求减少，我们的外贸顺差减少，外汇储备增加缓慢，就会导致通货紧缩。

　　这是更糟糕的发行方式。新世纪的两次物价上涨，以及1995年以来发生的2次，时间长达8年的通货紧缩，其主要原因是央行依据外汇储备被动发钞，也就是依据西方购买我国物资的需要来发钞。主流经济界的缺钱理论，天天在主流媒体上传播，统治了人们的思想，也许起了重要作用，让我国制定政策，推动拿国内资产和商品换取西方的货币。国家储备的西方货币就快速增长，到2006年初，就成为世界第一，到2008年就接近2万亿美元，2011年就超过3万亿美元。我们的经济也就成了挣西方货币的经济，生产的最终产品，大量出口，最多时，占一半以上。由于增发的人民币都拿去换西方货币，交给了西方，而换来的西方货币，则作为市场上流通人民币的发行依据，只能用于回收市场上人民币，而经济在不断发展，需要的人民币在不断增多，使得出版的西方货币永远都没有机会使用，等同于废纸，从而等于将发行的人民币免费交给西方，在实行此项规则的20年间，免费交给西方27万亿元资金。精英们一方面认为自己缺钱，另一方面，却将大量资金免费交给自己的战略对手，其愚昧荒唐，可谓是亘古未见。

　　市场经济是靠货币来驱动的经济。经济是在不断发展的，每年央行都需要向市场增加一批货币。每年新增货币的投向，影响当年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增长点，可以引导更多民间资金投向。西方各国都是交给自己的政府，由政府引导经济发展。我国长期依据外汇被动发钞，增印的货币都拿去换西方货币，将新增货币交给西方，让西方控制和驱动我国的经济为西方服务，形成的经济模式，按照哈佛大学弗格森教授总结，就是中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消费的中美国模式[22]。美国已经不再需要生产工业消费品了，只需印钞就可以到中国购买工厂，让中国老百姓替美国生产了。这是过去殖民地时代西方国家从未达到的。

　　美国培养人才的金融学教科书强调央行的独立性，就是要求央行发行货币必须依据国内市场的物价变动情况，不能受其他因素干扰，尤其历史上，很多政府喜欢动用央行印钞机，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往往干预央行的货币发行工作，导致发行过多货币，带来通货膨胀危机。实际美国和西方主要通过购买国债发行货币的，但它是央行主动行为，发行数量是央行决定的，与我国央行在八十年代发行办法的区别在于，我国央行是被动依据政府财政要求发行货币，发行数量是由政府依据财政需要决定的，不是央行依据市场需求决定的。美国联邦储备法第14条明确规定[23]，联邦储备银行有权在公开市场买卖美国各级政府公债。从实际来看，美国央行在成立后的104年，主要通过购买国债，将发行货币投放市场的[24]。欧盟致力于经济一体化，建立了超主权的欧洲央行，代替欧盟各国央行发行货币，但欧洲央行也是购买欧盟各国国债发行货币，让各国分享货币发行主权。西方央行主要储备本国国债，作为货币发行依据，将增发货币交给本国政府。我国经济界却片面理解西方的教科书，此后一直禁止央行购买本国国债发钞，禁止将增发货币交给我国政府。

　　萨缪尔森在《宏观经济学》[25](p157)中指出，“人们需要货币并不是货币本身，而是因为它可以买到东西。……即使我们选择把货币储存起啦，它的价值也仅仅在于我们以后能够花掉它”。如果一直依据外汇储备发钞，由于经济不断发展，需要的货币不断增多，就等于拿财富换回的西方货币都是不可能使用的，只能储备在手，或购买利率仅为0.26%的美国国债，等于免费将外汇借给美国使用，从而等于免费将发行的人民币交给西方，让他们购买我们的工厂或产品。我国很多主流经济学家十分推崇美国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教授，但他在其著作《货币的祸害》[26]一书第一章指出，“其他国家的货币，就算是单位购买力很高的货币，我们也常常将其视为是一张纸或不值钱的金属而已”。事实上，弗里德曼在书中详细论证，就是黄金，作为货币来说，和使用纸币或石头做货币，并无本质区别，本身都是没有价值的。我国两千多年前的政治家管仲早就指出这一点。

　　我们的外汇储备，大部分都是在美国银行系统账户上的分类数字，购买的美国国债是美联储国债账户上的数字。现在市场上流通的美元纸币，总数不到1万亿美元左右，远低于中国的外汇储备，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外汇储备，储备的不是普通老百姓通常理解的美元货币，因为所有市场上流通的美元纸币都给中国还不够。在这样的实际操作下，我们的大部分外汇都储备在西方，风险是很清楚的。美国精英要消灭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举手之劳。一旦中美两国之间发生对立，则中国的大部分外汇储备会瞬间消失。当初利比亚卡扎菲和伊拉克萨达姆政府储备在西方的外汇，不但不能帮助他们对付西方，反而成为西方收买反对派反对他们的工具。美国一直支持台湾当局作为反对派，最近又加大了支持力度，我们不可不防。但是，直到2017年11月底，按照央行公布的资产负债表，我国人民币发行依据中70%仍然是外汇，对应储备的外汇高达3万亿美元，这是十分危险的。

　　我国主流经济学家，大都到美国留学，有的还在美国获得金融学博士学位，在美国的著名大学获得金融领域的终身教授职位，学富五车，对美国银行和货币方面的了解，应该是很全面的，但是，他们主导的我国金融银行体系，不是采用美国和西方的发钞方法，而是长期依据外汇储备发钞，至少20年，让我们的经济发展成为专门为西方服务的经济。在我国主流媒体上，主流经济学界长期贩卖中国缺钱的荒谬观点，推动政府制定政策，长期执行，拿各种资产和物资换取西方印制的货币。这究竟是为什么?

　　货币本是国家制造出来，用来引导市场发展方向的工具。国家发展经济，不是缺少资金，而是需要做好规划，根据发展阶段，通过增印货币和适当的经济政策等手段，来引导和组织国民实现分阶段目标。随着生产能力的增加和市场交易的不断扩大，就可以不断增加货币。我们只能逐步发展，不可能一口吃成个胖子。经济得到高度发展的主要标志是生产效率高，人们需要的劳动时间少，而享受时间多，同时各种产品丰富。这就需要建设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生产系统，包括高效的农业生产。例如，过去我国水稻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现在只需要很少劳动力了，尤其是田间管理，过去需要将秧苗排列得很整齐，每1-2周人工就要将整个稻田除草一遍。现在用除草剂，不需要人工插秧和人工除草了。收割和脱粒等，都使用机械了。更重要的是，发展了高产稻种，大量使用工厂生产的化肥，使水稻平均亩产量和总产量都增长了好几倍，从而满足了人民的吃饭需要，改善了人民的饮食水平。

　　高效的生产系统，就需要建设大量工厂，建设大量高度机械化的生产线。这需要培养大量科技人才，才能设计各种机械化设备;需要培养大量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力，才能开动这些机器;需要大量生产钢铁，才能制造大量机械化设备，需要开采和生产大量能源，才能驱动机器工作。这些都需要时间。我们可以说，缺少高科技人才;缺少受足够教育的劳动力;缺少设备;缺少资源;缺少能源等等，它们都可能成为我们发展的短板。我们可以通过市场交换，弥补我们的短板，但需要外界配合，需要货币，往往是西方货币做中介;我们不能为了外币而去交易，那是单纯减少我们的经济资源。

　　要使我们的经济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或先进水平，还需要建立良好的发展机制，不断发展技术，更新设备，提高效率。我们拿工厂换取西方的货币，让工厂为西方服务，等于减少我们的设备，与我们的经济发展目标是背道而驰的。这是当前我国大部分工业产品都占世界一半，人均是世界四倍以上，但积累和消费都很低，人均消费不到世界人均一半的主要原因。例如，美国1946年一年建成1250个机场，我国建国近七十年，仅建成500多个机场，大部分还是前30年建成的，不仅远低于美国，而且远低于前30年工业刚开始起步时期。

　　精英们真的如此无知，不知道可以自己印钱吗?

　　2、恐惧说

　　是指精英们害怕美国的军事威胁，不敢违背美国的意志，认为中国无法抵抗美国的军事进攻，必须按照美国的要求行动。新中国成立前，当政的官僚不敢得罪美国和西方，一步步妥协退让，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让美国在中国取得多项特权，包括犯罪不受中国法庭审判的法外治权和经济特权。而中国人，不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要受歧视。美国人可以在中国居住，购买土地、房屋及一切财产，但美国限制中国人的“移民律”则仍旧有效。凡是中国开放港口，美船包括军舰皆可通行，并能沿途起卸货物，自由选择“捷径”;虽然美国的港口也对中国的船只开放，问题是，那时候，中国又有几条船到跑美国?虽然条文上写的是中美“双方”，实际上处处只对“此方”的美国适用。通过签订的条约[27]，美国从蒋介石手中取得了中国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内河航行权、铁路管理权、军权、财权、警察权、司法权、国家秘密权、农业权、工矿权、商业权、海关权、文化教育权、内政“最后决定权”，外交指挥权等等。真是从天上到地下，从海上到陆上，从政治到经济，从物质到文化，从现在到将来，无所不包，应有尽有，所有“中国”主权云云，实际上尽成美国主权了[28]。中国成了名义上独立，实际上是美国完全控制的殖民地。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就发明公开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公开反对美国侵略掠夺中国的政策。新中国建立后，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将美国势力赶出了中国，使美国妄图继续保持在中国的特权，继续欺压中国人民的企图破产。美国则不甘心失败，政治上孤立中国，经济上封锁中国，军事上威胁中国，敌对中国30年。毛泽东则领导中国人民，团结世界人民，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了美国精英，让美国精英不得不承认失败。

　　第一，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支持美国黑人和普通老百姓反抗美国精英的压迫，使美国精英在国内陷入孤立。美国发动侵越战争的巨大消耗，使美国经济不胜负荷，物价飞涨，以黄金或石油价格计算，七十年代十年，年平均上涨超过40%。当时底层老百姓纷纷公开反抗， 100多个城市出现武装反抗斗争[29]。美国各地年轻人纷纷抵制当兵，使美国长期执行的义务兵役制再也推行不下去，不得不改为花钱雇人当兵[30]，经济开支增加，士兵素质下降，严重影响美军士气和战斗力。当时美国的上层精英陷入被严重孤立的状态，侵略越南政策再也执行不下去。

　　第二，中国全面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为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培养了大量军政人才，主导了很多国家的独立斗争，到七十年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都独立建立国家，大部分国家都不受美国控制，支持中国反抗美帝国主义的霸权斗争。即使少数被美国控制的国家，也存在大量红色武装，使美国不仅难以掠夺它们的资源，反而需要美国精英提供军事物资和人员去帮助它们镇压红色武装，成为美国的沉重负担。1973年美国和西方支持以色列发动中东战争，进攻周边阿拉伯国家，中东产油国对美国和西方禁运，使美国和西方陷入严重的能源危机中。美国当时在国际上也陷入空前的孤立状态，在联合国的议案常常遭到第三世界国家的阻击。

　　第三，区别对待美国的西方盟国，孤立美国精英，如在1964年与法国建交。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西方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纷纷响应毛泽东主席的造反有理理论，组织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反对美国和西方精英的对外侵略政策，如法国1968年发生的5月风暴，由法国知识分子组织开战的社会主义运动，波及整个西方[31]。例如，意大利红色旅发起武装斗争，绑架了总理莫罗。美国当时在越南战场的巨大消耗，不得不掠夺西方盟友，导致西方各国物价飞涨。西欧各国群众则经常性地公开组织集会，抗议美国的霸权主义对外侵略政策和行动，各国政府顺应民众要求，公开反对美国的侵越政策，不再派军队到越南加入美国派遣的侵略军，使美国上层精英在西方社会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

　　第四，联合苏联对付美国。在六十年代，我国与苏联关系破裂已经公开化，但是，毛泽东主席将双方的争端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争论的焦点是如何搞社会主义。这就逼迫苏联不得不和中国一道，支持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对付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从而将苏联集团也拉入到抗美援越的前线，增强了我们对付美国精英的力量，最大限度孤立了美国精英。

　　第五，最重要的是在国内统一思想，建立了最广泛的反对美国霸权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组织了国内人民的力量，为打败美国敌对中国政策作出了最大贡献。在朝鲜战场，不到3年时间，志愿军就消灭了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225万，向世人显示了过去被称作东亚病夫的中国人民的力量，也证明了美国反动派是纸老虎，鼓舞了世界人民的反美斗志，是美国在七十年代遭遇困境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时代对美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使美国再也不敢尝试公开敌对中国政策来对付中国了，而是改为通过接触来对方中国的政策，这是后毛泽东时代，中美关系一直保持正常的主要原因。但是，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付中国，只是改为通过接触，借助文化侵略为主，来对付中国了。

　　到了八十年代，国际上，我们不再支持各国人民反抗美帝的霸权政策，反而加入到美国阵营，以求得美国的帮助，实则是经济文化等被美国精英及其培养的代理人控制。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政策，撤销人民公社，放弃组织领导农民的工作。以人民公社为基础的农村各项福利事业基本消亡，合作医疗系统濒临解体，我国农村死亡率逐年上升，中小学入学率大幅度下滑。城市则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取消了占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的管理权利，让少数官僚主导改革，引入外国资本家开办工厂，管理中国老百姓。到八十年代末，就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1990年美国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联合国成员国人权扩大委员会”上提议联合国制裁中国，最终以213票赞同，23弃权，2票反对而通过对中国的制裁案，等于支持中国的国家不到百分之一，而反对中国的国家约90%。可见当时中国已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

　　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国一直面临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敌对行动，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有限的高科技人才资源主要投放国防，工业消费品生产发展受到影响，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改善较慢。这是美国侵略者带来的，是我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不针锋相对，而是妥协投降，则只会遭遇更加悲惨的结果。

　　即使面临西方侵略封锁的威胁，我国的外部环境十分恶劣，我们在毛泽东时代，仍然普及了中小学教育和养老，识字率从10%增长到80%，占人口80%农村普及了合作医疗，人均寿命大幅度提高，从35岁提高到1979来了69岁，按照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比南韩多增长12岁，人均粮食产量也提高到1979年341公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毛泽东时代30年，我们的主要对手苏联解体，美国不再公开敌对封锁中国。由于毛主席主持发展了战略核武器系统，我国的安全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军事投入大幅度减少。但是，由于取消人民公社，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建设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保障系统随之消亡。虽然实行强制一胎制的生育政策，人口增速大幅度下降，但到2003年，人均粮食产量却反而低于1979年。人均寿命也从领先南朝鲜4岁变成落后南朝鲜8岁，比南韩少增长12岁。两个时代的两条发展路线，是以人民为主导，还是以少数精英为主导，形成了鲜明的结果对比。

　　从军事上看，美国从未主动单独向一个强国发动战争。美国参与对付强国的战争，都是后来的加入者，都是双方胜负比较明显的情况下加入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向美国充分证明，是一个强国。一个国家的强弱，不仅与军事武器水平及其生产能力相关，更重要的是民心。有了民众的支持，加上政府的良好组织，就能很好地对付外来强敌。在毛泽东时代，我国还发展了两弹一星战略核武器系统，给我们提供了核保护伞。改开以来，我们在装备方面有所发展，尤其是发展了庞大的生产能力，增强了我们的力量。但我们放弃民众的组织，则削弱了我们的力量。不管怎么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强国，还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不会轻易对中国开战。只要中国保持一定的军事实力，能反击美国的进攻，尤其是核反击能力，美国就不可能军事进攻中国。只有放弃自己的防卫能力，或者不敢正面对抗，选择妥协退让，让敌人没有损失地通过战争获利，才会刺激鼓励敌人发动军事侵略，清末和民国时代历史就是证明。

　　毛泽东早就指出，美国要维护霸权，在世界各地都需要对付对手，即使将中国当作侵略的重点，也难以拿出全部的力量对付中国。当前的中美国模式，对中国的资源环境损害很大，是对中国长远实力的不断损害，是十分有利于美国的。美国不断制造事端，压缩中国底线，这是以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的一种正常手法。不是我们折腾对手，就是对手折腾我们，敌我之间不可能有多长和平的时间的。但美国要翻脸破局，重新对中国进行贸易禁运，不确定因素很多，第一，中国是否会类似苏联，形成崩溃式解体，这是美国期待的，但并不能确认会发生。89年比现在险恶得多，美国也没有得逞，更不用说毛泽东时代，起始条件更差，美国施加的压力更大，结局对美国更不利。第二，美国如果长期实行贸易禁运，中国没有崩溃，必然重回毛泽东路线，这是美国极力避免的。

　　中国当然也不希望公开与美国为敌，但当前问题是对美国退让妥协太厉害，放弃了很多利益，更不敢站出来反对美国的霸权压迫政策，害怕被美国孤立，反而实际上已经被美国和西方孤立。这是由于某些人过于担心美国翻脸破局了。也有一些人以为，经济发展离不开美国，害怕中美关系破裂，因而不断退让，这是我国经济界主流，是对中国的严重损害。

　　基于这些错误的判断，近年来，我们号称与美国建立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甚至将中美经济关系比喻为夫妻关系。看起来，我们已经与美国精英建立了统一战线，其公开主张的目标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似乎要共同对付一个威胁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侵略势力。但在此后20年里，美国实际成了世界上发起战争的主要国家，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者。美国通过直接侵略和颜色革命等手段，使很多国家陷入内战的泥潭。

　　即使作为合作伙伴，我们也应坚持毛泽东主席的合作原则，“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不能单方面妥协退让。单方面妥协退让，让美国轻而易举获利，只能刺激鼓励侵略者的野心。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就是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结果。由于对美处处妥协退让，我们在经济上的退让，已经让美国精英拿废纸印钞票就可以到中国购买工厂当中国人老板，等于是美国经济殖民地;而美国最近又宣布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等于撕毁了已经达成的协定，目的是从中国谋取很多的利益。在军事上，美国又重新回到中国周围，在南朝鲜布置战略性武器，美国的舰艇自由地进入中国领海，侵犯我国领海，在我国香港租借军事设施，在大陆使用我国的侦听设施;在领土上，美国过去承认中国在南海的主权，现在却公开要求中国放弃，甚至在去年还派出舰队威胁对中国使用武力。在对台问题上，从过去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撤出军队，到现在公开出售武器支持台湾分裂势力，重提驻兵台湾。在朝鲜问题上，过去我们出兵朝鲜，打败了美国占领朝鲜侵略中国的企图，要求美国大兵撤离朝鲜半岛，现在却一步步与美国合作制裁朝鲜，站到了朝鲜的对立面，再也不提美国大兵撤离朝鲜了。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文化事业也让美国和西方势力控制，如评价电视节目优劣的索福瑞公司是西方资本控股，从而在思想上被美国和西方控制。

　　要说中美实力差距，还能大过建国之初吗?那时我们都能坚决回击，现在我们的实力有了极大增长，工业生产能力已经十倍于美国了，我们有什么理由害怕美国?

　　美国精英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迷惑了很多人，但实则一向与人民为敌。苏联解体后，美国在全世界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和颜色革命，使很多国家陷入内战。在美国国内，最近40年来，贫富差距逐年扩大，最富有0.01%美国人所获得的收入比例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美国白人平均拥有的财富是黑人的15倍，显示美国黑白种族之间的贫富差距非常严重。身居美国财富金字塔顶端的1%人口每年收入占全国总收入将近四分之一。若以所拥有的财富而论,这1%人口所控制比例达40%。2011年以来，美国民众喊着我们是99%的口号，发起了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运动。

　　我们反对美国，不是反对美国老百姓，而是站在美国99%老百姓一边，反对美国精英的对内剥削对外侵略的反动政策;更不是向美国宣战或发动战争，而是要抵抗美国的侵略，不能听任美国的侵略行动不受惩罚，让美帝得寸进尺。

　　只要我们站在人民一边，维护人民的利益，我们的事业就是正义的，毛泽东主席教导我们，“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应旗帜鲜明地公开反对美国对外侵略压迫的反动政策，联合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国精英霸权政策的统一战线，这是毛泽东主席给中国和世界人民留下的宝贵遗产，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内外敌人的最佳法宝。只要我们站在人民一边，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美国是否会发动对朝鲜的战争?鉴于美国在朝鲜和越南战场的教训，只要我们明确帮助朝鲜抵抗一切外来侵略，美国就不敢军事入侵朝鲜。问题在于我们内部很多精英都对帮助朝鲜抵抗美帝国侵略产生怀疑，未来很可能会有错误信号发出，招致美国的侵略了。不管怎么说，美国都是我们的最大敌人，都一直在试图削弱中国，让美国军事势力抵近中国边境，是不利于中国的军事安全。那种幻想中国对美国没有军事威胁，就不会招致美国侵略的观点，都是十分愚蠢的。美国精英历来是能抢就抢的，不会怜悯对手的，单纯对美退让，就等于激发和鼓励美国精英的侵略，是十分危险的。

　　只要我们做好了解放台湾的准备，让美国军事干预我台湾行动受到足够大的损失，美国是不会出兵干涉我解放台湾的。估计美国会贸易禁运，做表面文章，向其盟友宣示其承诺的。美国通过颜色革命，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建立了亲西方的政权，但在遭遇与俄罗斯的战争时，美国都袖手旁观了。美国本就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更没有理由介入台海战争，阻挡中国统一，除非大陆军方内部被美国大量收买，让美国有把握让中国陷入内战和分裂，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但也不可不提防。美国和西方对中国进行贸易禁运，还是有可能的，这需要我们做好准备，使我们在遭遇禁运时，经济上受到影响不会太大。考虑到中国输送到西方的商品，要远多于西方输送到中国的商品，西方对中国禁运，自身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加上美国通过接触方式不断削弱中国实力，很难会长期对中国禁运。不管怎么说，中国都应建立不依赖西方的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这是中国真正走向崛起的必由之路。

　　我们还必须不断发展战略核武器系统，确保能够还击美国发动的核战争，能够给予美国以对等或致命的核打击，才能制止美国针对中国的战争。

　　3、夫妻论

　　2013年7月10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中美经济对话会议上，某位高官将中美关系比喻为夫妻。他这样说：

　　“今天由我和雅各布·卢这对新人来主持新一轮的中美经济对话，在中国的语境里，新人是指刚刚结婚的夫妻，我知道美国允许同性婚姻。但显然我和雅各布·卢没有这个意思啊。”

　　“不过，中美经济关系有点像夫妻，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也有吵架，有分歧，但是都必须增进了解，增强互信，培育共同的生活基础。”

　　“我们两家不能走离婚的路，像邓文迪和默多克，代价太大了。”

　　第二天，杨洁篪在主持中美战略对话的会议上致辞说，“当前中美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的利益共同体。最常见的利益共同体，就是夫妻了，这其实也是在暗示，中美是夫妻关系。难怪中国著名作家乔良先生称:“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温家宝先生则称，帮欧洲就是帮我们自己，由于欧洲是美国的盟友，因而都是类似意思。

　　据说，“夫妻论”的始作俑者，是哈佛大学尼尔·弗格森教授，他最早提出了“中美国”概念和夫妻论比喻，用他的话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婚姻就像我和我的老婆”;“中国负责存钱，美国负责消费”。好比一个家庭里“男人挣钱，女人花钱”一样。

　　考虑到在中美关系中，中国很大方，印发的25万亿人民币，都拿去换美元，交给美国精英购买中国产品和工厂，而换来的3万多亿美元，也大部分拿来购买年利率只有0.36%美国国债等美国和西方债券，免费借给美国和西方花。情况其实就很清楚了，中国只能是男人，要挣钱养家啊;那女人势必是美国，专门负责貌美如花。

　　但哈佛大学教授毕竟是学者，知识分子的话，能否入政府法眼，总是存在点问题。我们不妨还是听听美国政治决策者的话吧!当前最有希望当美国总统的两个人，一个是老外婆希拉里，另一个是大富豪特朗普。再过几天，美国就要用“民主”的方式，投票决定，他和她，哪一个担任美国总统了。

　　其中希拉里骂过中国，但也夸过中国，她还多次说过中美是“风雨同舟”，“中美两国现在就像同一条船上的两个人，我们必须时刻向同一个方向行进。”别忘了，中国形容夫妻的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中美孤男寡女，还风雨都同在一条船上，会发生什么，还真不大清楚……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则专门用中国普通话引述了“风雨同舟”的中国成语来形容两国的关系，当时美国正经历次贷危机，正在向中国求贷，于是，盖特纳部长声称中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显然也是认为，中美是夫妻关系的。

　　总之，对于中美是夫妻，希拉里和盖特纳等美国精英应该也是没有不同意见的。但希拉里羞答答地还是没说中美谁是夫来谁是妻，大嘴特朗普就直率得多了。

　　在特朗普所有名言中，与中国相关的最广为流传的一句就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就一直在强奸我们，我们不能继续让中国强奸(fuck)我们的国家。” 体会了一下，在特朗普眼里，他亲爱的美国遭到了中国的蹂躏折磨，而且蹂躏还在继续，所以他迫切要当上总统，不能让美国再被中国糟蹋了。想想看，这情景实在太美妙，估计中国男人都感受到了快感了，至少汪洋大人体会到了。大家应该多多体会。

　　只是到了2014年12月16日，第2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JCCT)首次在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举行。该高官在该会议上称，中美是全球经济的伙伴，但引领世界的是美国。似乎是在公开承认，美国才是主导中美夫妻关系的丈夫。

　　怪不得美国在涉及中国时，是那样的肆无忌惮。例如，美国经常出卖武器给中国的分裂势力台湾;还替日本占领和防卫中国的钓鱼岛;还常派军舰巡游中国领海，却公开要求中国军舰和飞机不要光临南海;甚至派军舰帮菲律宾人，要求中国放弃南海给菲律宾，还与很多小国合伙，每年在中国南海盗采石油高达5000万吨。以上事实，似乎都是在显示，在中美夫妻关系中，美国才是主导夫妻关系的丈夫，而且一点也不考虑老婆的感受。

　　精英们甚至公开表示“中国愿意加入美国主导的体系与规则，也尊重这个规则”，还“希望发挥建设性作用”。于是，美国订立的规则立竿见影实施了，向台湾出售四艘军舰，向大陆出售转基因毒玉米、毒大豆。对此，精英们不仅要遵守，还要“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在今后的中国黄海、东海，南海、等一系列领海争端中，中国都“要尊重美国制定的规则”，而且还要“发挥建设性作用”，在今后美国一系列亡华战略体系与规则中，中国不仅要遵守，而且还要“发挥建设性作用”。而让美国拥有惩罚中国公民的司法审判权，让老百姓习惯于听从美国精英的指挥，从而方面他们夫妻合作，共建中美夫妻国，克服民间的反抗，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中美关系的现实来看，中美夫妻关系确实与美国所建立的西方同盟内部各国关系的差别很大。精英们宣传“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首先就是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它国家开放都没有用”。因为“跟着美国的国家都富强了。”要与美国建立夫妻关系。但是，分析这番话的内在逻辑是，第一，中国很穷，需要向美国学习;第二，我们向美国开放，让美国充分了解我们，美国就会帮助我们变富。这等于天真地假设美国人是天使，会无私地帮助中国。

　　其实美国精英拿胡萝卜和大棒推销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学及其衍生的华盛顿共识经济政策，其基本公理就是人是自私的。美国人有美国人利益，中国人有中国人利益。两者从利益上讲是相互对立的，是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在国际舞台上，就是战略对手;在战场上，就是要枪炮伺候的敌人。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军队和中国志愿军也确实面对面干了一仗，美国军队被中国志愿军消灭了很多。按照中国官方公布，消灭了美军39.7万人;按美国官方公布，超过17万人;而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则被中国消灭了225万人[32]。这是美国精英承认的第一次军事失败，也是美国最大的一次军事失败。

　　崇美精英们显然没有学懂美国精英推销的西方经济学，因为其基本假设与美国精英在西方经济学谆谆教诲的真理是相互矛盾的。他们显然不认为美国精英是自私的，而是指望美国精英们是无私的天使，会主动帮助中国人致富。在他们看来，跟着美国的日本，我国台湾，南朝鲜等等都变富了，显然是美国帮助了它们，美国也会帮助中国。

　　在这些地方变富过程中，也许美国确实“帮助”了他们，并且发挥了作用。但美国帮助这些地方势力，是指望它们充当美国进攻中国的炮灰。朝鲜战场上，南朝鲜人就是主要的炮灰，被中国军队消灭的南朝鲜军队是美国军队的十倍以上。当时美国军方还制定了大规模军事侵略我国东北的军事计划，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也批准了这个计划，只因军事失败，才仅仅执行了一部分[33]，包括在我国东北通过飞机大量投放细菌发动细菌战[34]，多次轰炸我国东北[35]，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Warren R. Austin)在联合国发言，不得不承认了美国对中国东北的轰炸，但以误炸搪塞[36]。只是美国军队很快就被打败，无法在中朝边境驻足，更无法让美国陆军登陆中国东北，只好放弃了侵略中国的计划，南朝鲜炮灰没有起到美国精英所期待的作用。

　　盘踞我国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军队也是美国的炮灰，抗美援朝期间，就在美国安排下，派空军轰炸上海等重要工业城市，1951年初的一次轰炸就几乎炸坏了上海所有发电设备，致使上海工业完全停产，很好地充当了美国炮灰。

　　菲律宾是美国最早的殖民地，美国在十九世纪末就控制了菲律宾，只是菲律宾与中国隔着浩瀚的中国南海，又很贫穷落后，无法成为美国进攻中国的有用炮灰，也就一直贫穷了。

　　日本是美国最好的炮灰，近代以来，美国一直支持日本人侵略中国，先后将琉球、台湾和朝鲜从中国肢解，后来又占领中国东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日本历次侵华行动中，美国都是日本战略物资的主要供应者。按日本军方官员说法，日本本是资源匮乏国家，根本没有能力进攻中国，主要依靠美国提供物资[37]。很多美国精英也很清楚这一点，例如曾经担任美国国务卿和二战陆军部长的史汀生先生就公开在美国纽约时报上批评美国给日本提供战略物资，认为美国政府只需禁止美国供应物资给日本，中国人就很容易打败日本的侵略，而且赢得了美国舆论的一片称赞。从1931年到1941年，美国向日本提供的战略物资高达20亿美元[38]，而日本进攻美国军事基地珍珠港以后，在整个二战期间，美国卖给中国用于抗日战场的物资仅有2亿多美元[39]，主要用于缅甸战场[40, 41] 。蒋介石曾致电罗斯福指出[42]，“到1944年6月，中国内地全部之军队，初云南远征军之外，并未有租借案之一枪一炮”。民国政府官员抱怨，到1944年9月，美军运抵中国抗日战场的军火，不足一个师作战一星期需要[40]。蒋介石和他的留美精英组成的政府，却在九一八事变后，迷信美国和西方承诺保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幻想美国和西方出面制止日本的侵略，长期实施不抵抗政策[43]，致使日本不战而获，侵略野心膨胀，导致全面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又背着中国，伙同俄国人制定《雅尔塔协定》[44]，割走了中国外蒙领土，占领旅大等港口，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损失国土最大的一次失败。借助日本侵略中国，美国既削弱了中国实力，也极大地削弱了日本实力。到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军队同时登陆中日领土，让中日两国都成了美国控制的半殖民地。二战后，更是提供了30亿美元军火等物资[45]，帮助蒋介石镇压人民的反抗，屠杀中国军民;还有表面上声称归还中国，实际将琉球群岛交给日本[46]。

　　但是，即使在当代中国，由于美国精英通过文化侵略培养了大量美国崇拜者，在中国的主流媒体和网络，到处充斥了美国帮助旧中国的神话，如拍摄电影纪念驼峰空运[47] 。旧中国时代最后一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试图分裂中国为南北中国，又被精英们迎回了中国[48]。在我国亲美精英们看来，我们在美国支持下取得了抗战胜利;没有美国“帮助”，我们就无法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以为，美国还会象“帮助”我们抗日一样，帮助我们致富。要知道，仅在几年前，中国军队还在越南战场上与美军对阵，当时中国先后派32万防空炮兵对付美国空军对越南的轰炸，曾打下了1700多架美国飞机，打死了数千个美国飞行员。当时美国多次派侦察机到中国上空，政府高管多次计划寻机进攻中国。可是，我们的亲美精英们将美国精英看成是天使了，认为美国精英不但不会追究几年前在越南战场中国杀害数千美军飞行员的“罪行”;不会追究20多年前在朝鲜战争消灭美军17万，消灭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225万[32]的“罪行”，而且会象无私的天使一样忘记仇恨，主动来帮助中国人。

　　1999年美国导弹袭击中国大使馆，那位被西方誉为懂经济的沙皇到美国给美国人消气去了[49]。2008年美国制造金融危机，让美国从各国借了大量债务的金融机构倒闭从而赖帐，掠夺各国财富包括中国财富[50]的时候，亲美精英们却声称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救欧洲就是救中国[51]，告诉美国人[52]，“中美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也可以成为朋友。真诚希望，中美友好合作能够走出一条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国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光明大道”，要与美国交朋友。

　　从常识出发，指望朋友的帮助都是不靠谱的，更何况是指望敌人了。也许精英们不当美国人为敌人，希望与美国交朋友，但美国人一直当中国是敌人。这是因为美国精英笃信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竞争胜利者生存，失败者灭亡，不是中国消灭美国，就是美国消灭中国。正如美国历史所显示的，不是美国消灭印第安人，就是印第安人将他们消灭或赶出美洲，两者必居其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庞大的族群，具有统一而悠久的文化，能够象毛泽东时代那样团结如一人，是当今世界最有能力反对美国霸权的，美国必然以中国为敌。

　　2010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更是在接受澳大利亚电视记者时说，“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53]。暗示美国人要维护自己的生活水平，必须遏制中国，防止中国人过美国和西方人那样的富裕生活，也道出了美国将中国看成是最重要的战略对手的内在不变的本质原因。今年10月11日，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闻(Fox News)“福克斯和朋友”节目电话采访时说[54]，“他们(中国人)日子过得太好也太久了(They lived too well for too long)”，并且他还补充说，他们(指中国)认为美国人很愚蠢，但“美国人不蠢”。暗示要采取行动，其逻辑与奥巴马一脉相承。特朗普上台后，在南海台湾等中国领土问题上频频突破我们的底线，无视中国的主权，敌意中国已经十分明显了。

　　面对如此明显的敌意行为，为什么在中国，有大批精英笃信美国，幻想美国天使般的帮助，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精英一直自诩为上帝的选民,将自己的国家视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山巅之城”,并肩负着拯救世界的神圣使命。美国的很多普通民众则在美国精英的召唤下，经常到世界各地推销美国的文化，真诚地帮助各国老百姓，以及真诚地帮助在美国的外国人。大多数中国人，在与美国民众交往的时候，常常能感受到美国民众的善意和帮助。但这并不说明，美国精英会帮助中国。这是美国实行文化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4、洗脑说

　　是指美国通过文化侵略，控制了中国精英思想。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通过侵略和武力威胁，强加了大量不平等条约，其中美国特别重视文化侵略，其方式主要有在中国传教、办学校、办医院、吸引留学生等[55]。1844年中美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让美国人第一个取得了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的特权[56](p58)。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天津条约》，取得了在华传教自由的特权，清政府还要加以保护[56](p162)。美国人最初采用传教的方式进行文化侵略，其效果并不理想。即使在美国人兴建的教堂周围，中国信教的老百姓也从来没有超过1%。美国人于是改变了文化侵略的办法，1868年美国通过签订《蒲安臣条约》，获得在华自由移民和办学[56](p218)。此后，美国人在中国办了大量学校，远超其他西方国家。比较著名的大学包括北京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等，在中国精英中培养了大批迷信美国，为美国效力的各类人才[55]。

　　由于美国长期的文化侵略和渗透，到1927年建立的蒋介石政权就完全成了美国的附庸，高层官员主要来自美国留学生。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在回忆录中指出[57]，“在亚洲，甚至在全球，你再也找不到重庆民国政府这样被“研究美国的学者”渗透得如此彻底的政府。而且，也没有哪个政府会如它一般被美国思想、援助和建议摧毁得如此彻底。重庆民国政府的所有官员，无论男女，并不是被美国人征召，供其驱使了，是他们自己主动追求美国的思想和方式”。摩罗发表《中国站起来》，指出旧中国时代中国精英在美国洗脑下全面实行西方教育模式，洗脑几代中国精英，是八十年代以来西化思想统治中国的关键原因。

　　笔者曾发表学术文章[58]，论证我们的主流经济金融专家们所秉持的观点，基本来自美国的意识形态经济学教科书，而与美国培养人才的金融和经济教科书的论点，以及美国和西方政府实际实施的政策基本是相反的。然而，精英们却重用这些漏洞百出的经济学家，究竟是别有用心，还是真的被愚弄?

　　根本原因是他们早已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被西方俘虏，将美国精英看成是高高在上的引路人，按照美国的要求来行动了。例如，中国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当时中国人均排放不到美国四分之一。而美国总统奥巴马虽然承诺2020年美国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但事后并没有得到美国国会批准，成了一纸空文。问题是，在这样的承诺下，中国人均允许排放的温室气体不到美国五分之一，等于承认歧视性的排放分配。当时发达国家划定了8000亿吨的全世界碳排放总量限制，然后自己要先划走44%，剩下56%留给占全世界人口比例83%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等于人均排放量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3.83倍。在会议上，精英们曾经提出一个中国人均排放等于西方80%的要求，根本就不敢提与美国平起平坐，拥有相等的人均排放量，仍然遭到西方反对，精英们也不敢反抗，仍然自愿作出承诺，默认就该被西方大幅度歧视，连让西方减少一点歧视的勇气也没有。

　　到了2015年巴黎会议，情况并无很大变化，中国承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直到2016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批准加入巴黎协定，承诺到2025年，美国碳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26%到28%。但还没等到国会批准，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布作废了。即使两国都批准，美国人均排放量仍然将是中国的4倍以上，仍然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协议，一个高度歧视中国人权的协议。精英们仍然默认这种歧视，甚至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以后，仍宣布将遵守承诺。

　　2017年5月，中美通过了在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机制框架下推进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达成了十项协议，基本上是中国单方面承诺开放主权，包括开放金融、开放投资和开放农业;美方不需要对等承诺。过去蒋介石时代，中美签订协议，起码在字面上还是平等的，是双方对等的承诺，不平等的是实质内容。但是，现在精英们连追求字面上的平等都不敢了，只能按照美国的单方面要求行动了，这是何等的悲哀?

　　更加悲哀的是，即使精英们作出这样的不对等承诺，还要经常被美国指责，精英们还常常以为是自己的错误，只敢作无辜辩解。例如，在货币方面，精英们早就承诺美元可自由兑换人民币了，而我们拿人民币去换美国人的美元，是很难换到的。但是美国精英和媒体仍然经常指责人民币不可兑换，同时要求美国人拿人民币也可以从精英们手里自由地换到美元，等于让精英们被动地参与货币兑换，完全交出货币兑换国家主权。而精英们则天天在主流媒体上检讨人民币是不可兑换的，宣传美国精英要求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而且将美国的无理要求当成金融改革的最终目标，承诺和推进这样的金融改革。2015年10月在接见美国前财长鲍尔森表示“没有开放就难有金融改革，没有改革，中国的金融企业也很难有竞争力。我可以向你肯定，金融改革步伐不会停。我们会一步一步来，但决不允许‘进一步、退两步’。”向美国精英承诺，要按照美国指定的目标进行金融改革。

　　在人民币汇率方面，也是如此。精英们按照美国拿胡萝卜和大棒推销的华盛顿共识第5项要求干预人民币汇率，实行低人民币汇率政策;中国的精英也很清楚，他们是按照美国精英要求，通过政府操纵实行了低人民币汇率政策，但却很少被公开报道。另一方面，美国精英公开方面则经常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要求中国政府升高人民币汇率，还经常挥舞惩罚的大棒，却从未真正实施，而中美主流媒体则大肆报道，更有喜感的是，中国精英会经常辩解没有干预汇率，人民币汇率不低。例如，2010年3月14日，某精英答英国记者说，“我认为人民币的币值没有低估。反对用强制的方法迫使一国汇率升值。”从整个画面来看，就是中美精英在合演双簧，愚弄两国的老百姓。难怪哈佛大学弗格森教授称之为中美国。

　　在低人民币汇率下，我们低价贱卖产品，高价进口美国产品，从而给美国奉送了大量财富。在中美精英双方合演的双簧里，中国单方面给美国免费输送了大量财富，形成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美国模式，美国人过上了不劳而获的富裕生活，远超殖民地时代，但中国精英却成了经常受美国精英指责的对象，像个经常犯错误的小媳妇，被动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而且这方面例子数不胜数，诸如贸易争端、南海争端;人权争端等等。这些都充分说明，精英们的思想，基本上被美国精英控制，只能盲目听从美国精英指挥。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当我们唱起这首庄严的国歌时，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真正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事实上，在民国以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直接侵略的方式把中国变成西方的半殖民地的时候，中华民族还没有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这些侵略者的行为很容易被全体中国人所识别，继而激发全体中国人救亡图强的义举。王世保先生在2009年早已指出[59],真正“最危险的时候”恰恰就是现在，就是一大批身居庙堂之上操控国家政策的精英们正在力图把中国变成美国附庸的时候。这些所谓的“精英”是我们国家这几十年来自己培养的掘墓人，与那些直接的侵略者相比，他们对全体中国人民更具有欺骗性和迷惑性。这些所谓的“精英”正在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成为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

　　当前形势下，草民对中国精英们将要采取的行动的预测，也就不言而喻了。悲观的估计，也许很多年(20—50年?)以后，当中国的资源耗尽，生产基础和基本生存条件被极度恶化，经济命脉被美国和西方基本控制，美国就会实施真正的经济封锁，引发中国难以解决的物价飞涨，导致经济崩溃，也许国人才能够真正理解这个时代中美国模式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才能有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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