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斯蒂芬·沃尔特】美国到底有多强大？它是否仍然是一个有能力将其意志强加给对手、盟友和中立国，并迫使他们无论多么不情愿都必须去执行那些尽管他们认为是愚蠢、危险或与他们自身的利益完全相悖的政策的单极力量？还是说，美国的实力其实已经受到了明确而严重的限制，以至于美国在设定和实现自己的目标时将变得更具选择性和战略性呢？

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斯蒂芬·沃尔特2019年4月26日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刊发评论文章：《美国并非如它自己想象的那般强大》

特朗普政府接受了前一种说法，尤其是在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成为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以及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接任国务卿之后。无论特朗普总统最初的本意是什么，他们的到来都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向乔治·w·布什第一个总统任期时的单边主义、不妥协的外交政策回归，当时掌权的是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和新保守主义者。

那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们认为美国非常强大，美国可以在许多问题上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事，而其他国家都会被美国所展示的力量和决心所压倒。布什的高级顾问（据报道是卡尔·罗夫）就曾告诉一位名叫罗恩·苏斯金德的记者：“我们是一个帝国，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创造了我们自己的现实”。妥协和联盟建设是懦弱者和绥靖者的事，正如切尼2003年在报道中所说的那样：“我们不会与邪恶的一方谈判，我们将击败他们”。

布什和切尼的做法导致美国遭遇了一系列失败，然而特朗普政府仍然延续着同样的单边傲慢心态。这种傲慢明显地体现在特朗普对中国以及中国以外的许多美国经济伙伴做出的贸易战威胁的决定中。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都是这种冲动决定的结果。这种单边傲慢心理是美国政府对朝鲜和伊朗实施“要么接受要么挨揍”外交政策的基础。在这种外交政策下，华盛顿对这两个国家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然后加大制裁力度，希望这两个国家能够投降，给美国一切想要的东西。然而这种对待这两个国家的做法在过去屡遭失败。这种单边傲慢心态在美国最近的一项对仍在购买伊朗石油的国家实施制裁的决定中体现得更加明显，这一举动可能导致油价上涨，并损害美国与中国、印度、土耳其、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之间的关系。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的女婿兼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一直承诺要披露的所谓和平计划提议，也许会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共和党捐款人谢尔顿·阿德尔森和其他“大以色列”概念的支持者们感到高兴，但是却不会对推动和平事业的发展有丝毫用处。从美国政府对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作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的过早承认以及“马杜罗必须下台”的咄咄逼人的强硬要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对自己具有控制结果的强大力量充满了信心。

所有这些政策背后的基本假设都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其对手将被迫去做美国要求它做的任何事情，而且其他国家将无法找到任何办法逃避、阻挠、妨碍、转移、稀释、对冲或以其他方式否定华盛顿正在做的事情。它假定我们仍然生活在单极时代，按照美国的意愿来使用权力是这个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事情。

也许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美国的这种心态否认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交易存在。如果美国果真是全能的，那么在伊朗购买石油问题上制裁中国将不会对目前正在与北京进行的贸易谈判产生任何影响，而且土耳其也不会采用与俄罗斯走得更近的方式来回应美国在同样问题上的压力。

持有上述心态的美国人还认为，美国的北约盟友是如此迫切地希望美国军队留在欧洲，以至于他们愿意接受美国再三的羞辱，并跟随美国的脚步去对抗中国（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不认为把宝压在埃及、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地区身上会有什么坏处，也不认为与伊朗或其他国家的关系升级为战争会带来什么风险。

说实话，其实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鹰派人士会认为他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外交政策。因为尽管美国最近有许多失误，但美国仍然是非常强大的。它的积极援助仍然是其他一些国家所需要的，它的“敌意”也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完全忽视的。美国仍然是一个巨大而有价值的市场，美元仍然是世界上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国切断其他国家或金融机构与全球金融基础设施之间的联系的能力，赋予了美国非同寻常的影响力。许多美国盟友习惯于顺从华盛顿，不愿做任何可能导致美国不再对其给予支持的事情，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特朗普和他的同路人还可以依靠欧洲右翼威权主义灵魂伴侣（包括波兰和匈牙利的现任统治者）以及美国在中东的盟友的支持。大多数美国人对外交政策并不那么在意，他们通常愿意接受行政部门正在做的任何事情，只要能证明这样做的代价不会太高或者不会显得太愚蠢。

尽管如此，还有更为有力的理由能够解释为何这种具有威胁意味的外交手段迄今为止并没有取得重大成功，而且也不太可能在未来取得成功。

首先，即使是实力非常弱小的国家，也不愿在威胁面前屈服。原因在于，一旦你表现出愿意在威胁下屈服的迹象，接下来的要求可能就没有止境了。此外，当美国坚持一个国家应该彻底投降时，比如美国呼吁朝鲜全面解除武装或者要求伊朗政权更迭时，这些国家实际上完全没有任何服从的动力。此外，鉴于特朗普在外交上的不诚信和反复无常，外国领导人为何还要相信他（或蓬佩奥）可能给出的任何保证呢？

其次，美国对几乎所有国家都进行威胁，这使美国建立强大的联盟变得更加困难，而来自这些联盟的支持能够增强美国的外交影响力。这一问题在美国政府对华经济外交的随意性中可能体现得最为明显。由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针对其他主要伙伴挑起贸易争端，美国政府错过了建立一个由工业大国组成的广泛联盟以迫使中国对自身经济进行改革的机会。同样的教训也来自伊朗。特朗普政府有意扼杀伊朗核协议，这是显而易见的。它如此专注于这一目标，以至于它甚至愿意惩罚其他签署国，徒劳地试图让伊朗屈服。尽管华盛顿背弃了协议，但德黑兰仍在继续遵守协议的条款，但它的耐心不是无限的，尤其是当美国政府明确表示政权更迭才是美国的真正目的的时候。如果伊朗最终重新启动这个已经搁置了十多年的核武器计划，世界上其他国家将不会突然站到美国一边并支持其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原因何在呢？因为每个国家都知道是美国而不是伊朗扼杀了这项协议，所以当美国开始指责伊朗的反应时，也不会有很多国家对美国表示同情。对于美国的中东客户而言，如果华盛顿决定代表他们再打一场战争，他们无疑会感到非常高兴，但不要指望他们或其他任何国家会为此提供太多帮助。

第三，所有的国家都不愿意接受他国的摆布，尤其是当这个试图摆布别国的国家表现得自私、反复无常，并且毫不掩饰地蔑视他国利益的时候。因此，其他国家开始制定旨在限制美国影响力的变通方案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会在华盛顿一直用来迫使盟国和对手们屈服的金融机构网络之外设计全新的金融安排。正如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和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Newman）最近在《外交政策》杂志中所提到的：“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策略可能并不会导致各个国家和企业与美国制裁目标国家接触的减少，反而可能导致各个国家和企业尽量减少与美国领导的全球金融体系的接触，并逐渐推出他们自己的解决方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变通方法甚至可能开始形成一个有效的替代体系”。

最后，恃强凌弱的手段只会刺激对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联合起来，同时也给潜在盟友更多的理由与其保持距离。俄罗斯和中国持续走近绝非偶然。中俄两国本来并非天然的盟友，如果美国采取更明智的做法，也许会让莫斯科有理由与北京保持距离。但如果美国采取同样的具有威胁性的冲动做法，它将会把像伊朗这样的国家也推向中俄两国。博尔顿和他的同僚们可能会给这个前述组织起一些比如“邪恶轴心”和“暴政三驾马车”之类的老套的绰号，因此，或许“麻烦制造者三人组”或“混乱联盟”忽略了一个事实，是他们自己的政策帮助推动了这些力量的结合。

因此，我们正在目睹的是对当代地缘政治下两种相互竞争的观点的现实考验。其中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的实力基本上没有减弱，并相信美国的物质能力、有利的地理位置和牢固的制度能力的结合，将使它能够以很小的代价和很高的成功几率推行其野心勃勃的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第二种（同时也是我赞同的）观点认为，美国是非常强大的，出于多种原因，美国处于特权地位；但该观点也认为，美国的权力是有限的，美国必须设定待解决事项的优先次序，并在许多问题上与其他国家合作。这种观点还强调，其他国家不可能因受到胁迫就卑躬屈膝，有效和持久的国际协议需要一定程度的相互妥协，即便与敌对国家之间也是如此。美国从2001年到2004年测试了第一种观点，结果几乎是完全失败。我知道，努力复制过去的结果对于科学进步来说十分重要，但美国真地需要再次重复这个特别的实验吗？

（观察者网李翠萍译自2019年4月26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