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战：打一场中国民族经济的解放战争！
从一开始，美国对华经济战就没有局限于“贸易战”（关税战），目前，其经济战包括以制裁中兴公司为标志的科技战（在中国境内首开恶劣的“治外法权”先例），严禁“中国制造2025”企业在美投资以及通过“知识产权保护”等强压策略为美国在华跨国公司控制中国高端价值链、瓦解我国企业核心技术创新的努力而进行的投资战；在将来，美国必将对中国发动货币金融战争。美国对华经济战是一种预谋已久的和高瞻远瞩的新战略，是美国为了解决自身以贸易逆差战略为核心的全球化在美国导致的危机，对其过去三十多年对华经济战略进行重大调整的必然之举。
美国对华经济新战略具有两个重点，其一是在保护美国制造业特别是智能工业化制高点的本土市场的同时，试图通过强化所谓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用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等达到支配中国市场的目的；其二是为了在对华贸易逆差减少的情况下继续在中国推行美元霸权战略，为此，美国正在从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为主的战略转变为通过贸易逆差和金融直接投资输出美元并重的战略，并有可能在未来转变为以后者为主，这是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大变革，这就必然迫使中国对美国实施大规模的金融开放。
自2008年以来，笔者不仅对美国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进行了深入研究，也对美国战后政府干预的真相进行了深入研究，对特朗普发动对华经济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深知特朗普对华发动关税战在其国内是为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是符合美国实际的，是为了捍卫美国国家整体利益，虽然他很无耻地敲诈中国。但我国呢？我们是从中国长远利益出发对中美经济战进行思考的吗？
我国主流经济学家目前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思路不可能打赢这场经济战争，反而将导致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美国对中国发动的是全面经济战争，包括关税战、金融战、投资战、科技战和知识产权战等诸多方面，但我国迎战只在关税战方面（将“中美贸易战”错误地理解为只是关税战），而在其它方面则完全缺乏迎战的考虑；
其次，根本不了解特朗普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大转变和核心，抱残守缺，采取了“凡是特朗普反对的，我们就拥护”的教条主义，在美国对华投资战和未来金融战上反而帮了特朗普的大忙，前者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后者则是金融开放的措施。历史上经济战的制胜法宝历来是保护本国市场并打开对方市场，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我国面对美国严禁“中国制造2025”产品和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反而却通过《负面清单》等对美国跨国公司更加敞开了大门；在美国没有对中国金融开放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我们却主动地开门揖盗，钻进了特朗普的圈套；
再次，教条主义地对待全球化，忘了中国的古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视自由贸易为真理，将外资看作是民族经济发展的福音，看不到保护民族经济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世界大势，反而继续实行对民族经济不利的政策；
最后，被美国的宣传所迷惑，没有认识到美国真正的目的是将中国拖入依附型经济的深渊。
目前我国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思路仍错误地将保护主义看作是闭关锁国，这是在中国流行了四十年的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读读历史，难道你不会发现英国发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美国发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都是在高关税保护之下发生的？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难道还不能令将自由贸易看作真理化身的浑噩国民觉醒吗？现在，美国正在通过保护主义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向纵深发展，请问，英美国家的这种保护主义算不算闭关锁国？英美发动前两次工业革命都是在保护主义大墙之下进行的，这正是中国未来崛起之所需。即使加入了WTO，美国也没有强迫中国毫无限制地引进外资并推行大规模金融开放，而我国某些人却一直一意孤行地这样做，为此而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怪谁呢？难道怪美国吗？
应对中美经济战只和美国打关税战无济于事，我国必须针对美元霸权和美国的投资保护主义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作为发展中经济，我国比美国更需要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保护自己的金融体系！早在10年前，笔者就提倡民族经济的发展战略，如果不是美国率先实行保护主义，如果不是美国发起对我国的经济战，我国似乎没有理由采取对美针锋相对的措施，既然美国高举关税保护、禁止中国在美投资等保护主义大旗，那么，我国就可以完全有正当理由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禁止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成立新公司和新增对华投资，禁止美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针对美国对中兴公司的制裁，对美国在华跨国公司采取对等制裁措施，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待时机成熟后，重走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保护主义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
中国迫切需要从对美国的贸易依附、技术依附和金融依附中摆脱出来，而美国对我国发动的经济战恰好提供了这种重大历史机遇，中美经济战正是中国经济大转型的大好时机。我国已经错过了十年前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历史机遇，我国绝不应该再错过这次机会，否则，我国将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
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真正目的是声东击西
2017年1月，笔者在《新李斯特学派：理解世界经济大变局的新学派》分析了特朗普上台后将采取的“特朗普新政”的三大政策：贸易保护、内部改善(基础设施大建设)和美元霸权，并指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在经济思想上主要来源于美国学派的三大政策纲领(关税保护、内部改善和国民银行)，但与其19世纪金融保护的“国家银行”不同的则是，美国继续其美元霸权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目的是利用美元霸权继续通过迫使别的国家大幅度开放金融市场掠夺其财富。
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转嫁国内矛盾，因为国内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和就业问题非常难以解决，内部改善(基础设施大建设)也难以有大的动作，原因就在于垄断资本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极力阻扰。例如，以美国国内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和就业问题为例，这不仅在于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推行债务国统治世界的战略，这种战略必须实行贸易逆差战略，这导致了美国中低端产业的外包，而且也在于其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制度。为了满足公众股东的利益，同时更是高管阶层为了在高股价时兑现其股票期权，诸多大企业的经营战略就由原先的“盈余保留加再投资”转为“裁员+回购股票+外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高管阶层先回购股票，然后裁员和外包，其结果必然是推动股价上涨，在股价上涨到预期值时，高管阶层就通过兑现其股票期权攫取了巨额财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制度导致了美国工人的失业和产业外包，而外包导致进一步失业，它也是导致美国收入两极分化的重要根源，但这些问题在美国很难解决。所以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转嫁国内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就业
美国战略家很清楚他们在过去一直实行的贸易逆差战略，因此也清楚对中国产品征税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禁止中国高科技产品和中国直接投资进入美国是美国政府吸取了英国在19世纪末的教训，但这不是其真正的重点，真正的重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给中国政府施压，利用其直接投资在中国国内压制中国价值链高端的发展，另一个的主要目的是声东击西：迫使我国彻底开放金融市场。因此，我长期以来一直反对继续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开放金融市场。
但美国目前所发动的贸易战无法解决其国内矛盾，美国战略正处于大调整之中，我们必须研究美国债务国统治世界的战略如何做出调整(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国内制度如何变革(如基础设施如何建设的制度)和国内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等矛盾如何解决，等等。
考虑到美国战略变化的大趋势，我还是坚持我长期的看法：中国首先不能大幅度开放金融市场，其次要通过限制外国直接投资保护价值链高端，包括不要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此外，坚定不移地推进自主创新和军民融合等国家发展大战略。
美国指责“中国制造2025”：“只许州官放火”的行径
在目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将“中国制造2025”肆意歪曲为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并无端指责其对别国排斥的观点甚嚣尘上，这种错误的观点在国内学者中也有很大的市场，其原因就在于美国有意隐瞒了美国的真相。在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和“中国制造2025”中，制造业创新中心都是其核心构成部分，通过对其布局定位、运作治理、资金投入、成员聚集度、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谋划远不及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更加高瞻远瞩，在实施措施上也不如美国更加具体和周密详细，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的指责实际上更适合于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而不适合于中国。
事实上，战后以来，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是世界上实施最强有力政府干预的国家，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实际上是美国这种“发展型网络国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本文揭露了这种事实的真相。美国之所以有意隐瞒其“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真相，目的就在于便于推行“按美国所说的去做，而不能按美国所做的去做”，它肆意歪曲和无端指责“中国制造2025”充分暴露了其“只许州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强权逻辑。在政府发挥作用的程度上，我国应该认识到“中国制造2025”在广度、深度、力度和凝聚度上都与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我国不仅应该借鉴和学习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而且也应该借鉴和学习美国战后“发展型网络国家”的成功经验，坚定地将“中国制造2025”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2019年发表）
创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型举国体制
在“中兴事件”爆发后，一些工科领域的专业人士提出：只有重新实行我国“两弹一星”的举国体制，才能解决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缺芯少魂”的问题，从而引发了与吴敬琏等反对派的争论。
然而，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举国体制的人都不了解举国体制在经济史上的来龙去脉。2016年，笔者曾在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的学术研讨会上做过一个《美国企业家型国家与我国“新型举国体制”》的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笔者指出，举国体制并非我国独有，而且与军工密切相关，与我国“两弹一星”一样，美国曼哈顿工程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也属于高度集中的举国体制。但美国战后高科技霸主地位的形成却是来自于另一种相当不同的举国体制——相对分散的网络型举国体制。1957年10月，苏联先后将“伴侣号”等两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标志着苏联航天技术和核武器投送能力已经超越美国，美国以核武器优势抵消苏联常规军队和武器优势的“第一次抵消战略”正式失败，美国为之举国震惊，朝野陷入紧急状态。正是在这个事件的巨大冲击下，美国改组其军工体制，成立了对其颠覆式创新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构建了超越传统国防或军工概念的“国防政府部门”体制（Linda Weiss，2014）。
美国的“国防政府部门”以国防、军事和情报机构为核心，不仅包括国防部（含三军部门）、国家宇航局和国土安全部，而且也包括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等部门，这种军民融合的体制将信息、生物、能源、纳米和材料等几乎所有高科技研究都纳入了“国防政府部门”的管辖范围，从而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相对分散的网络型举国体制。美国这种网络型“举国体制”为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如何建设“新型举国体制”特别是军民融合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借鉴，但存在着缺陷，我国应该发挥社会主义的体制优势，发挥国有企业作为创新驱动先锋和国家创新意志的政策工具的重要作用，建立比美国更加集中的网络型“举国体制”。（2018年5月撰写的摘要）
金融开放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困局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信用和虚拟资本的分析是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理论的先驱，本人运用马克思-明斯基金融不稳定性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依附学派有关国际货币体系不平等的思想分析了金融开放为什么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频发，并进而陷入到一种金融困局当中。这种金融困局表现为脆弱的金融系统、动荡的外汇市场、有限的政策空间和越来越难以自拔的依附型经济。在不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下，频发的金融危机使得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进一步深化，而金融不稳定又为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提供了金融上的条件。发展中国家因金融开放而导致金融危机频发的历史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维护金融安全提供了前车之鉴。
在笔者看来，我国完全没有必要引进外国银行的直接投资，完全没有必要对外金融开放。首先，我国不缺乏资金，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必须将美元交给中国人民银行才能在中国开展业务，这不仅增加了“烫手”的外汇储备的负担，而且也挤占了本土银行的信贷规模，这对中国实体经济没有一点好处。其次，美国金融家的经营管理水平不会比我国本土金融家高。华尔街金融家制造的美国次贷危机是史无前例的，怎能说其经营管理水平高呢？如果没有奥巴马政府对金融业的大规模救助，美国的金融危机是无法收场的。我们应该警惕华尔街银行家在中国兴风作浪、制造新的金融危机。最后，引进外国金融资本将激发本土金融机构的竞争力，这个观点同样站不住脚。按照上一个观点，既然美国金融家的经营管理水平不会比我国本土金融家高，它怎会激发我国本土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呢？要知道，华尔街的所谓“竞争力”是美元霸权赋予的，由于作为主权货币的美元攫取了“世界货币”的地位，在国际货币等级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是最有侵略性和投机性的强势货币，而处于国际货币等级体系底端的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金融开放条件下必将是一种任人宰割的弱势货币，因此必须采取金融保护主义而非金融自由化政策。
七年后继续强烈呼吁立即禁止中国企业赴美上市
网上有一则消息《美国再次行动!华为之后，阿里巴巴、百度等213家企业或遭严查?》，这则消息说，对于中国在美上市企业，美国方面认为，既然是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市，无论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公司，都应该遵守美国的法律法规办事，都应该受到美国监管部门的监管。该文写到，如果“美国证监会来真格的，这些企业恐怕多少都得遭殃了”。笔者认为，作者并没有认识到更加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殖民地化。
美国对中国在美上市公司进行监管，符合美国证券法，谁让你在美国上市呢?美国的做法难道不对吗?美国人甚至可以说，这些企业的大多数股东是美国人，难道不是我美国企业吗?我要对美国股民负责，对美国企业负责。如果美国将来以上述两方面理由在阿里、百度、京东和携程等所有中国在美上市企业派驻监督官，中国政府将如何回答和处理这一问题?
中国政府如果回答说，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这个回答成立吗?阿里巴巴、百度等在美上市公司是中国企业还是美国企业?难道美国政府的理由不成立吗?如果美国在阿里等所有中国在美上市企业派驻监督官，这与旧中国的治外法权有区别吗？中兴公司完全是中资企业，美国提出在中兴公司派驻合规监督官，这是比旧中国治外法权更严重的侵犯我国主权的行为，我国都能答应，难道美国在阿里等所有中国在美上市企业派驻监督官，有何理由不答应呢?
笔者2011年就在《外储问题的根本在于外资和美债》(《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38期)一文中呼吁政府“严禁国内企业到海外上市”，其后在《世界经济大萧条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革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2期)和《解决我国外汇储备激增和美债问题的战略构想》(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金融与保险》，2012年第6期)中多次呼吁严禁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但笔者当时也没有认识到上述问题这么严重，只是从中国经济的美元化、对内需经济的严重破坏和货币主权丧失的角度，呼吁政府严禁中国企业赴美上市。
在《中国财政金融改革需要一场金融革命》(《贾根良新浪博客》2014-09-10 )一文中，笔者再次提到禁止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和融资的问题。“在上述已经丧失货币主权的情况下，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和开放资本项目，只能为国际垄断金融资本创造巨大的投机机会，加重中国作为美国金融殖民地的程度。只有在回收货币主权后，才能开始利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国际化’才不会沦为美元霸权的牺牲品。所以，问题的关键是破除美元霸权，而这首先要从停止增加外汇储备入手，这是我早在2011年就已经提出的，我为此提出了停止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禁止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和融资、打击热钱、逐步取消出口退税、建立中国出口卡特尔、提高出口部门工人工资、回购外资企业和扩大内需等政策建议，但据此撰写的内参被拒绝采纳上报。”
除了上述问题外，我国使用纳税人的钱对赴美上市的境内企业的大量支持使其丰厚的利润被美国股东所分享，这就产生了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政府对这类企业的支持是对民营企业的支持，还是对外资企业的支持?
2017年11月，笔者注意到这样一则报道：
【“科技部高新司秦勇司长介绍了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实施的总体考虑，并宣布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名单：依托百度公司建设自动驾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阿里云公司建设城市大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腾讯公司建设医疗影像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科大讯飞公司建设智能语音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2017-11-20 来源：科技部网站)】
在“中国制造2025”中，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核心组成部分，而在这则报道中，在政府支持的四家企业中，只有一家是纯粹的中国企业，阿里巴巴、百度是在美上市企业，据说腾讯注册地早已变更为英属开曼群岛，性质上跟阿里巴巴一样属于外资公司，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的支持就这样大部分给了外资企业，特别是给了美资企业，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国新经济大部分股份都来自外资，这是我国金融改革存在问题的重要例证，也是我国丧失金融自主权的重要表现。
根据证监会统计，截至 2016年底，共有 279 家境内公司到境外首发上市(H 股公司)， 实现 165 次再融资(包括增发、可转债)，筹资总额3151.65 亿美元。又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就2018年11月份外汇储备规模变动情况答记者问的报道，截至2018年1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617亿美元。这些海外上市公司作为“倒爷”“倒到”中国的美元占我国目前外汇储备的10%，成为美元霸权强有力的支持力量。在中美经济战的大背景之下，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步伐反而加快了：据贝克麦坚实(Baker McKenzie)律所的数据，今年共有37家中国企业在美首次公开募股(IPO)，共募得资金92亿美元，企业数量及募款总金额较去年(20家，56亿美元)均有明显增加。
长期以来，我国的买办势力大肆宣传“在华外资企业是外资企业”，不明真相的国民长期被欺骗。但正如笔者指出的，在我国长期流行的“在华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这种谬论不仅无视最基本的常识，侮辱中国经济学家的智力，而且也是在为近代史上中国的买办文化和买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招魂。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列强正是通过《马关条约》使其在华直接投资(资本输出)取得了法律上被认可的地位，从而导致了旧中国殖民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境内企业大量赴美上市，难道不是在将中国推向新殖民经济的深渊吗？因此，在我2011年首次提出禁止我国企业赴美上市后的美中经济战中，我仍要椎心泣血向政府相关部门大声疾呼：立即禁止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和融资！
我不知道，美国将在何时向中国提出在阿里等中国在美上市企业派驻监督官;我也不知道，美国在这次美中经济战是否已经向中方谈判小组提出：不答应我的条件，美国将冻结目前中国持有的1.1389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和全部美元外汇资产。如果美国现在不这样做，只是因为时机未到。很明显，美国已经将中国定性为必须打击和清除的头号敌人，迟早美国会使出这些杀手锏，迫使中国低头。
【贾根良，察网专栏学者，长江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经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