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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5月10日报道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4月26日发表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M·沃尔特的文章称，美国的实力是有限度的，强硬的单边主义作风是不可能取得重大外交政策成功的。
美国到底有多强大？美国是否仍然是单极大国，能够把意志强加给对手、盟友和中立国，并强迫他们支持自己的政策？还是说，美国的实力存在明显且重大的局限性，从而意味着美国在制订目标和追求目标时应该更加具有选择性和战略性？
傲慢要求屈从美国意志
文章称，特朗普政府接受第一种立场，尤其是自约翰·博尔顿成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以及迈克·蓬佩奥接任国务卿以来。他们的上任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回归到乔治·W·布什第一个总统任期的特征：强硬的单边主义。那个时期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假定美国的实力强大到可以在许多问题上单打独斗，其他国家则会在美国展示的实力和决心的恐吓之下屈从。
文章指出，小布什政府的这种立场导致了一连串的失败，但特朗普政府依然持有同样的单边傲慢态度。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正是他做出冲动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立场是美国政府对朝鲜和伊朗采取“不行拉倒”外交策略的基础。在这种策略下，华盛顿宣布不现实的要求，然后加大制裁力度，希望目标屈服，给美国想要的一切，哪怕对这两个国家的这种态度在过去一再失败。
文章称，所有这些政策背后的基本假设是，美国施加的压力最终将迫使对手去做美国要求做的任何事情，而其他国家将无法躲避、阻挠、削弱或以其他方式否定华盛顿试图做的事情。这种假设认为，我们仍生活在单极世界，重要的是按美国的希望动用力量的意愿。
强硬外交导致他国“抱团”
然而文章认为，这种做法到目前为止并未取得重大外交政策成功，而今后也不大可能取得重大胜利的理由甚至更多。就连弱小得多的国家也不愿屈服于敲诈，一条重要的理由就是：一旦有国家表明自己可以被胁迫，以后的要求可能永无止境。此外，目标国也毫无顺从的动机。鉴于特朗普在外交上充分表现出的不诚实和反复无常的态度，为什么外国领导人要相信他的任何保证？
文章称，特朗普政府故意着手扼杀伊朗核协议，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下。如果伊朗最终重启核武器计划，世界其他国家不会突然与美国站在一起，支持对伊朗采取更加强力的行动。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是美国——而不是伊朗——扼杀了协议，对美国的同情不会太多。其他国家不喜欢依赖别国的异想天开。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其他国家正在开始制定旨在限制美国影响力的解决方案，最明显的是设计另一套金融安排，因为华盛顿一直利用现有金融机构网络逼迫盟友和对手就范。
文章称，恃强凌弱会促使对手出于自身利益联合对美，同时让潜在盟友有更多理由与美国保持距离。博尔顿等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自己的政策帮助推动了其他国家的抱团。
重蹈覆辙还是转向合作
文章称，人们正在见证的是对两种相互冲突的当代地缘政治观点的现实检验。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的实力基本上并未减弱，并认为物质能力、有利的地理位置以及根深蒂固的体制能力相结合将使美国能够以较小的代价和较高的成功率，推行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国非常强大，处于优势地位，但也认为美国的实力是有限度的，有必要确定重点，在许多问题上与其他国家合作。这种观点还假设，不可能通过恐吓让其他国家屈从，有效和持久的国际协议需要一定程度的相互妥协，甚至是与对手妥协。
【延伸阅读】爱德华·卢斯：美国已成“健忘合众国”
参考消息网5月6日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5月2日发表该报华盛顿专栏作家和评论员爱德华·卢斯的文章称，如今的美国正在用一种对历史丧失兴趣的方式抹掉过去，这方面的无知会给社会带来政治代价。
文章称，自2008年以来，历史专业的美国学生数量下滑超过三分之一，而基数原本就已很小。现在只有不到0.5%的美国本科学生的专业是历史。过去人们戏称的“美健忘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nesia）越来越不像是单纯的玩笑。
文章讽刺道，唐纳德·特朗普是适合这个年代的领导人。如果没人告诉他，他还不知道安德鲁·杰克逊是谁（19世纪的特朗普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把杰克逊的画像挂在椭圆办公室的墙上）。特朗普似乎还认为生活在19世纪的废奴主义者费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仍然在世。特朗普去年说：“我注意到，费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是工作卓越的榜样之一，而且他正在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骇人听闻”史观占上风
但文章指出，不能说特朗普是导致历史在美国不受欢迎的原因。追根溯源，这个问题出现在特朗普上台以前，责任应该由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学校和家长一起承担。
一名大学教师称，美国历史学界正好一分为二成两个阵营——“歌功颂德”派和“骇人听闻”派。前者主要讲述美国的丰功伟业，而后者则主要关注美国历史中的奴隶制、屠杀土著居民和其他残暴行为。
文章称，“骇人听闻”派正在逐渐获得优势。在美国最好的一些大学，有关学界、外交和政治历史的课程正在被凸显苦难过去的文化研究所取代，这样做有损课程内容的广度。
数据显示，迎合特定群体的需求没有逆转历史的衰落，甚至可能加速了历史的衰落。
人文学科越发不受重视
文章指出，原因还有人们对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的推崇。美国大多数州现在必考的科目只有数学和语文，没有历史和公民教育，而美国曾在这方面领先全世界。由于现在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评价教师，所以教师更倾向于“应试教育”。
文章称，除了整个美国社会，没有人因为美国的政治文化水准下降而受到惩罚。在近期举行的民意调查中，只有26%的美国人能够说出美国三权分立的三权是什么。一半以上的受访者无法说出哪怕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名字。
文章指出，最大的问题是，大多数人认为“软技能”——例如哲学和语文，这两个学科也面临与历史一样的衰落——不会带来高薪工作。但数据其实没有证实这一点。工程师确实比文科生薪水高。但文科生与迅速发展的生物和商务服务专业的毕业生相比，收入基本持平。
尽管如此，民间对于历史的偏见很难破除。
文章称，在越来越依靠算法的世界里，人们普遍认为人文学科不重要。但自动化越来越普及恰恰应该使得计算机不具备的品质更加值钱，例如敏锐的洞察力、管理技能和批判性论证能力。如果能以恰当的方式进行，人文教育可以培养这些品质。
文章认为，人们应该能够知道自己国家的基本特性。如果你相信没有历史背景的理论，这只会带来错误的确信感。几乎没有经济学家预测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历史学家则毫不意外。
美国人公民意识大滑坡
文章指出，可惜的是，美国对自身的好奇心正在经历漫长的寒冬。可能让个人职业生涯获益的做法，却在整体上构成对美国制度的威胁。美国人已经不再有强大的公民意识，同时发生的还有投票率下降，社团参与率下降，公民倡议越来越少，其他曾与美国力量相关的品质也在衰败。人们常常把假新闻泛滥现象仅仅归咎于社交媒体。脸书网站对有害消息传播负有很大责任，但很大程度上这是错误的归咎。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相信假新闻的公民。
文章称，不存在能够衡量一个人有多容易上当受骗的科学方式，也无法用量化的方式证明公民的无知会给社会带来政治代价。但美国的起源教会人们，知识渊博的公民可以创造出更强大的社会。人们可能不再关注历史，但历史仍然在关注着人们。
（2019-05-06 11:37:12）
【延伸阅读】美学者：美国维持现有秩序有三个选项，但行得通的只有一个——
参考消息网2月19日报道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2月13日发表美国天主教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雅各布·格里吉尔的文章称，美国要想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有三个基本外交选项：将一些（或全部）竞争对手纳入“负责任”国家的行列；通过发展新的盟友来重启国际外交格局；或是加强现有联盟，使之在新的安全条件下更有效。然而，这三个选项的成功概率大不相同。
拉拢策略成效不佳
文章称，以第一个选项为例：怀着一线希望，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采取了一项“重启”政策。基本逻辑是相似的：紧张关系的根源是误解和积习，而非利益和原则的本质性区别。因此，最好的办法是通过迁就莫斯科来缓解俄罗斯声称的担忧。
在伊朗问题上，美国采取的策略是解决其中一个方面，即其核武器计划，同时向它提供经济利益，并且忽视其在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活动。基本假设是，德黑兰愿意用核计划换取结束其国际孤立状态——而且，一旦获准回归全球一体化道路，伊朗将成为对抗“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建设性伙伴。
文章称，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尽管实施了“重启”政策，2014年还是发生了乌克兰危机，并对欧洲和美国的政治格局造成了广泛的破坏。尽管签署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伊朗仍在继续发展导弹能力，同时加强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它们仍然是对手，而且正在变成敌人。
发展新盟友可能性微弱
文章称，美国的第二个选项是寻找新的盟友来维持现有的平衡。印度是首选。几十年来，华盛顿一直抱有这样的希望：印度将放弃一些“不结盟”倾向，明确与美国和西方世界站在一起。例如，2006年小布什总统与印度签署了一项民用核合作协议。特朗普政府继续试图争取印度，但是迄今为止没有成果。印度成为一个大国伙伴始终遥遥无期：印度社会脆弱，缺乏成为地区大国所需的物质支撑，而且印度更关注巴基斯坦。最近，新德里罔顾美国制裁的现实威胁，决定从俄罗斯购买S-400防空系统。简言之，美国与印度仍未结成联盟。
文章认为，一场大规模的外交洗牌是极富吸引力的，并将继续鼓舞美国总统和外交政策人士寻求建立一个全新的联盟。然而，外交棋盘不像人们希望的那么容易调整：新盟友很难争取。简而言之，美国眼下没有这个选项。
改革现有联盟是最佳选择
文章称，只剩下最后一个选项：现有的联盟，遍及全世界，从欧洲到中东再到东亚。这一选项几十年来证明是有效的，但需根据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条件加以调整。在现有和即将到来的地缘政治对抗中，美国需要有能力的盟友来分享和分担维护稳定和安全的愿望和责任。而这正是特朗普政府所走的道路：维护和加强现有的联盟，并进行“战略更新”。
当务之急是美国的盟友没有为其防务和联盟的安全分配足够的资源。特朗普明确表示，没有对安全作出贡献的盟友，尤其是富有的盟友，必须迅速改变姿态。
美国必须认识到，有些选项不可能及时或是根本不会取得成果。美国的盟友仍是最佳选择。但是，它们必须有能力、有信心、有意愿去反对，而不是安抚“敌人”。
（2019-02-19 13:01:37）
【延伸阅读】美国学者：新的世界竞争需重视这四大方面 而非“美国优先”
参考消息网站1月19日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1月1日发表美国前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撰写的文章称，虽然“美国优先”政策在两党获得支持，但是美国人的领导作用已经随着苏联解体、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金融危机而瓦解了。2020年无论谁接任总统，都将面临这一问题，“美国优先”政策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本网现将全文编译如下：
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中，外交政策是选民最不关心的事情了。但随着2020年的到来，有一件事是明确的：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在两党都越来越受欢迎。特朗普最近从叙利亚撤走全部军队的决定以及从阿富汗撤走7000人部队的决定虽然遭到了两党议员的谴责，但问题在于，在首都华盛顿以外的美国人是否也一样感到愤怒？
事实是，不管大多数美国人曾经如何耐受二战后美国的“全球角色”重担，这种耐受度已经随着苏联解体而降低，甚至随着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而变得彻底忍无可忍。2020年，无论谁上台，他都将很难撼动在特朗普之前就已出现、在他下台后也仍然会存在的这一趋势。
只不过未来这位总统要面对的将是一个看起来更加危险的世界，一个更像20世纪30年代而不是“历史的终结”的世界：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蛊惑民心的政客正在崛起；欧洲陷入分裂和自我怀疑；民主受到围困并很容易受到外国的操纵。此外，还有本世纪美国迎来的新挑战——从网络战到大规模移民再到地球变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也没有任何一堵墙能够将它们拒之门外。
在“美国优先”的政策上加倍下注，再混以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和仇外主义，这样的做法只会使上述问题更加复杂。不过，接受那些意识形态完全相反的思想家所提供的方法，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这些思想家担心美国的能力无法支撑其影响力，因而建议在不考虑可能后果的情况下全面撤退，就像我们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那样（指孤立主义）。
那个时候，最终结果是一场更大的全球灾难。
因此，美国面临的挑战就来了：它能否找到一种得到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的负责任的外交政策，找到一种从美国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正确教训的外交政策，找到一种绕过“对抗”或与之同样危险的“退让”的外交政策，找到一种理解利己主义和自私之间区别的外交政策？
这样的外交政策有四大支柱：
一、预防性外交与武力威慑并用
一个负责任的外交政策力求在危机失控前预防危机的发生或遏制危机。这需要结合积极的外交和军事上的威慑。
美国历届政府对外交部门都没有给予足够的经费和足够的重视，最甚者莫过于本届政府。目前，高级外交团队消耗严重，关键岗位仍然空缺，对外援助减少，美国在对自己最亲密的盟友课征关税，外界对美国领导地位的信心则处于最低点。美国正在耗尽自己最大的资产之一：通过集体行动化解冲突和动员他国的能力。
美国的外交部门帮助结束了冷战，统一了德国，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了和平。美国领导其他国家着手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核武器扩散、抗击埃博拉疫情、对抗“伊斯兰国”组织和促进公平竞争。得到适当授权的美国外交部门可以节省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资金，挽救成千上万条生命——否则的话，很多人的生命将因为美国在危机可控时的置之不理，最终浪费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
随着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美国必须以威慑作为外交的补充。仅凭言论是无法阻止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承认其传统的帝国“势力范围”只会怂恿他们进一步扩张。由于美国面临切实的预算限制，它必须在如何最好地捍卫自身利益时作出艰难的选择。美国必须在现代化、战备、非对称战斗力和部队结构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无论它选择哪种方案，都必须让对手相信，试图通过武力实现其目标的努力必将失败。通过和平合作和经济发展而不是侵略，会让他们获得更多好处。
那么美国动用武力又该怎么说？20世纪90年代，美国把萨达姆·侯赛因赶出科威特，在巴拿马除掉了一个从事毒品交易的独裁者，以最少的美军伤亡为巴尔干地区带来了和平，后来美国又打死了乌萨马·本·拉丹。但是，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犯下的错误——包括糟糕的情报、错误的战略和战后计划的不充分——削弱了对投放美国军队的支持。
然而，武力可以成为有效外交的必要辅助。在叙利亚，美国正确地避免了另一个伊拉克的出现，但它又犯了相反的错误，即做得太少。如果不动用适当的武力，就无法谈判，更谈不上实现和平。今天，美国看到了结果：数以十万计的平民死亡，数以百万计的难民破坏了欧洲的稳定，俄罗斯、伊朗和真主党影响力日益增强。如果特朗普总统宣布从叙利亚撤军，美国很可能也会看到“伊斯兰国”组织东山再起。
展望未来，美国必须明智地动用武力；既要关注战争的后果，也要关注战争本身；让盟友参与进来；与国会合作。美国人需要知道，如果自己的国家选择动武，那一定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不是只有少数官员支持动武。美国人民应该知道国家的目标是什么，并对美国能够实现这些目标抱有合理的信心。
二、发展贸易 重视技术
特朗普将贸易视为“零和游戏”，即“获胜”意味着要比其他国家赚的钱更多。一些批评者认为自由贸易是美国最大的不平等根源。
现实更为复杂。的确，全球贸易以及技术的迅速变革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如果管理不当就可能会加大贫富差距，加剧人们的失业担忧。但事实是，70年的自由贸易也帮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许多人成为全球中产阶级——这反过来又帮助实现了数十年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人从未在竞争和创新带来的挑战面前退缩过。试图复兴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经济是不可能的；美国也不应该接受20世纪30年代的保护主义，因为当年的保护主义摧毁了全球经济，加速了世界大战的到来。当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贸易协议时，就会给中国这样的国家带来好处。如果美国选择退出，这些国家就将塑造全球贸易和创新，使之对他们而不是对美国更有利。
美国应该坚持在一个以规则为基础、保护美国人民免遭国家资本主义影响的体系中展开竞争。应该利用美国的市场力量，为保护工人、环境、知识产权和中产阶级的工资设定最高标准，同时坚持透明和基本的商业互惠。换句话说，美国将以别人对待美国的方式来对待别人。
美国还需要在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方面的竞争中保持领先。这些领域将重塑未来的全球均势。美国不能把科技势力范围拱手让给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美国的科技公司需要在国家安全方面承担更多责任，既要防止外国操纵美国的政治体系，也要保护数据和隐私。如果它们不出手，政府就会出手。
政府和私营部门必须提供人们能够承担的教育、培训、保健、住房、基础设施……，携手恢复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以帮助美国公民挺过全球经济的兴衰和技术变革的影响。美国的预算和税收政策必须更重视这些。
三、盟国和机构
美国不必独自应对这些挑战，也不必独自承担这些代价。二战后，美国明智地推动与自己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担心的国家走向安全与繁荣，为美国产品提供了新的市场，结识新的伙伴以应对全球挑战，组成新的联盟来阻止侵略。这一战略在冷战中获得了胜利。抛弃这种做法会导致前功尽弃。
为了团结和保护自己，美国必须适应。美国的联盟在一个关键方面已经过时：美国有欧洲盟友和亚洲盟友，但没有一个机制将亚洲和欧洲的民主国家联系起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符合北京利益的方式拉近了亚洲、欧洲和中东的距离，拥有西方价值观的国家也需要全球视角以及新机构来形成共同的战略、经济和政治愿景。德国和法国为什么不能在战略问题上与印度和日本合作？这样一种组织——民主国家联盟或民主合作网络——不仅将解决军事安全问题，还将解决网络安全和民主国家今天面临的从恐怖主义到干预选举等各种威胁。
四、移民和难民
最后，美国必须对付地缘政治中最分裂和最不稳定的现象：大规模移民。被迫移民的人数——约7000万人——比二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多。
民主国家有权利也有义务以人道的方式控制其边界。但是，随着冲突以及经济、政治和气候危机迫使人们背井离乡，美国也不能靠铁丝网和刺刀来解决问题。在民主国家竭力应对越来越多的移民和难民的时候，美国需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解决移民的原因和后果方面起带头作用。这意味着采取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行动，预防冲突，帮助其他国家抵御移民的冲击。
美国必须从自己的半球开始。今天，在500亿美元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中，大约200亿美元流向了中东、北非和南亚。大约120亿美元流向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只有20亿美元流向了拉丁美洲——不到10亿美元流向了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这与美国的利益不成比例。答案不是靠援助来解决问题；美国需要把增加的投资与治理、治安、司法系统和经济方面的真正改革联系起来，同时与腐败作斗争。美国还需要通过与邻国的贸易来支持其经济，就像它在二战后在欧洲所做的那样。
几十年前人们就认识到，要推进美国的利益，就必须建设和捍卫一个更加和平、繁荣和民主的世界。国家建设与促进其他国家的稳定和成功是相辅相成的。
美国还认识到，世界不能靠自己来管理。如果美国放弃其在塑造国际规则和机构——并动员其他国家捍卫这些规则和机构——方面的领导作用，那么要么是另一个或几个大国介入，按照他们的利益而非美国利益和价值观来改变世界；要么更有可能的是，世界将陷入混乱和冲突，丛林法则大行其道，就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
美国不能再次犯错。尽管当今世界存在种种缺陷，尽管国家犯下种种错误，但美国人不应忽视自己国家取得的成就，不应该忘了如果美国目光短浅地失去未来，世界将会怎样。（编译/涂颀）
（2019-01-19 00:32:01）
【延伸阅读】美媒文章：美国科技领军地位岌岌可危
参考消息网1月17日报道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近日发表题为《美国面临失去创新优势的风险》的文章称，美国或许将丧失其世界科技领军者的地位。
联邦研发开支锐减
文章介绍，在过去50年里，计算机、微芯片和互联网这三种创新的结合推动了美国经济的理性繁荣。
文章指出，带来每种创新的研发都来自政府、学术界和私营企业组成的三角联盟。政府与大学和私营企业合作的这个三方机器不仅仅是每一方追求自己目标时的随机组合。相反，在二战期间和二战后，这三方被有意地融合成一个创新三角。
文章称，政府、行业界和学术界之间三角关系的建立以其自己的方式成为在20世纪末带来技术革命的重大创新之一。
文章提到，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领导人之一埃里克·兰德说，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将丧失其世界科技领军者的地位。自二战以来，我们的领导地位第一次岌岌可危”。
文章称，大西洋理事会2017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过去几十年，联邦研发开支大幅减少；曾经是世界领军者的美国，如今在政府资助的研发开支占GDP的比例上排名第12位。”联邦研发开支从1976年占GDP的1.2%左右下降到2016年的不到0.8%。这是自前人造地球卫星时代开始以来的最低水平，在美国阿斯彭战略研究集团，可能仍有少数人知道前人造地球卫星时代是什么样子。
文章描述，联邦经费的减少有一部分被公司经费的增加所取代，特别是在制药等行业，在这些行业，研究显然可以直接带来有价值的产品。20世纪60年代，大约70%的研发经费来自联邦政府，30%来自私营部门。如今，这些数字发生了逆转。
中国创新优势增强
文章指出，中国正在为基础科学研究提供大量资金，包括在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等关键领域。
文章称，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在2016年公布的第13个五年计划中，中国领导层宣布了把中国变成“创新国家”的雄心，启动了15个“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技术。2017年5月，中国将“人工智能2.0”增加为第16个重大项目。
文章称，在政府愿景的引导下，资金也在流入中国私营部门。据谷歌和微软前高管、目前领导风险资本公司创新工场的李开复说，风险基金和其他私人基金在2012年至2017年期间向200多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投资了45亿美元。美国CB风险投资公司报告说，以某些标准衡量，中国在为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方面已经超过美国。
文章指出，提供经费和投资已经开始产生回报。中国学生和程序员现在经常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国际比赛中获胜。
美国自毁创新能力
文章称，一个好的起点将是重振眼下因削减开支和其他挑战而减少的对研究型大学的投资。在世界排名前50的大学中，美国拥有32所，它们吸引着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但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科技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兰德说：“美国似乎越来越不欢迎外国学生，今年一些项目的外国学生申请名额减少了30%之多。世界各地的下一代企业家和领导人将在其他地方求学吗？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提议大幅削减基础研究经费。国会差一点儿就要对研究生奖学金征税，而且确实对大学捐款征税，而大学捐款能帮助支付学费不涵盖的费用。”
文章认为，扭转此类政策是再次创造将导致未来创新的研究突破的关键第一步，而不是继续走在美国在下一次收获前摧毁他们的玉米种子的新路上。
（2019-01-17 16:06:42）
【延伸阅读】美媒文章：“9·11”后美国一直借钱打仗 就像刷信用卡
参考消息网12月23日报道 美国《星条旗报》网站近期刊文称，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公布的最新调研表明，“9·11”之后的17年来，美国数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代价已超过5.9万亿美元，而且至少夺走了48万人的生命。
在国会某会议上推介这份报告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要人杰克·里德说：“美国人民了解战争的真正代价很重要，包括道德代价和金钱代价。我们国家通过举债为战争和军事行动筹款，而不是要求民众直接为国防做贡献，结果必然是沉重的财政负担，我们并不需要为之担责或是在制定财政政策和军事政策时加以考虑。”
美国支付的5.9万亿美元包括：五角大楼截至2019财年的开支，比如直接和间接开支以及未来与战争相关的“9·11”退伍军人开支。它是美国在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及其他列为“海外应急行动”之地的战区开支。
它还包括其他机构与战争相关的开支（比如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退伍军人保健开支以及战争债务。
文章称，该研究所《战争的代价》项目组由35名学者、法律专家、人权从业者以及医生组成。这个项目2011年开始跟踪9·11之后的战争代价并持续公布最新报告。在布朗大学开展工作的项目组说它使用研究与公开数据，加大战争实际伤亡问题透明度。
研究报告指出，即使2023年结束这几场战争，现在美国也还要再花8080亿美元，战争总开支至少达6.7万亿美元。这还不包括未来的战争开支利息。
文章称，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拨款是靠赤字支出和举债筹措的，并非新征收的税款或战争债券。报告认为这也加剧了利息成本负担。
而且这些利息支付可能随着经济风向及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变化，部分学者估计仅这笔费用就可能高达数万亿美元。
克劳福德说：“美国继续通过举债为战争筹款，因此这只是对战争筹款后果的保守估计，就像使用信用卡，我们现在只付利息，即使仍在花钱。”
文章称，跟踪“9·11”后战争总开支是一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开支涉及不同部门。
2018年3月国防部估计用于战争相关的拨款为1.5万亿美元，但是研究报告认为这只包含了战争总开支的一部分。
克劳福德说，由于缺乏战争预算开支单独统计数字，评估成本、风险和收益都很困难。她还说由于纳税人往往只关注直接军事开支，所以也给较高数额的战争预算开支打了折扣，低估了它的重要性。
克劳福德说：“总之，战争以及与战争相关的开支的高昂成本构成国家安全担忧，因为它们不可持续。加大透明度，制定全面战略，结束战争并解决其他紧迫的国家安全重要问题，这才更加符合公众利益。”
（2018-12-23 21:0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