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解放军俘获的国民党将领中谁的军衔最高？

原题：被俘战犯中军衔最高的国军上将王陵基是如何被解放军抓住的

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一号，原是北京城德胜门外的一座庙宇。清朝末年，朝廷在此创设“京师习艺所”。1915年，北洋军阀政府加以改建，将其更名为“京师第二监狱”。1928年后，功德林被国民政府用来专门关押政治犯，称之为“北平第二模范监狱”。

新中国成立后，这座监狱被解放军接管，成为公安部门关押和改造战犯的地点。1955年底，党中央决定，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国民党高级战俘集中管理，在北京功德林设立了战犯管理所，专门负责这项工作。

当时，功德林为收押战犯级别最高的一处，仅限国民党军及伪满军队将级以上军官，文官则须到省主席一级。先后有100多名被俘将领和高官陆续关进功德林。

在这些战犯中，有人们熟知的杜聿明、王耀武、黄维、沈醉等国军将领，而军衔最高的上将只有一位，即原国民党江西省主席、四川省主席、第七绥靖区上将司令王陵基。有人说他是功德林里唯一“货真价实的上将”。

王陵基在1951年全国“镇压反革命”期间差点被枪毙，后被押至北京。他得知自己生命已经无忧，在赴功德林途中经过天安门广场时，特意对着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像深鞠一躬，诺诺说：“我要把枕头塞得高高的，来它个高枕无忧。”

作为军衔最高的国军上将，王陵基并不是在战场上交战时被解放军俘获的。他是在四川战事平息后化妆逃跑途中落网，这里面有点故事情节。

在国民党军政界，王陵基的资历可谓不浅。他雅号“王灵官”，字方舟，当时一般相熟的人都 叫他“王老方”。

王陵基是四川乐山人，四川武备堂毕业，后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3年回国任川军第2师先遣支队长兼川东宣抚使，曾经参加讨袁，后又投靠袁世凯。民国初期历任川军团长、旅长、师长兼重庆镇守使。1913年10月得授陆军少将加中将衔。袁世凯死后，他被任命烟台镇守使兼烟台知事，同年被授陆军中将衔。

1922年夏天，王陵基离开山东投奔军阀杨森，出任川军第2军参谋长，旋任川军第二军第6混成旅旅长。大革命时期，他又改投刘湘，任川滇边务督办公署陆军第28混成旅旅长，曾被北洋政府授予尚威将军称号。此后，他看准时机投靠了国民党，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3师师长兼重庆警备司令。1927年3月31日，一手制造武装镇压重庆各界人民群众爱国集会的“三·三一”大惨案。

抗战时期，王陵基任国军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兼第72军军长，出川参加抗战。1939年10月因功兼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晋升为陆军中将军衔，1940年5月被授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1946年7月晋升为陆军上将，同时出任国民党江西省主席兼江西省保安司令，1948年4月8日调任四川省主席兼四川省保安司令第二天，又制造了残杀爱国学生的“四·九”惨案。后任第7绥靖区司令官。

王陵基顽固执行蒋介石指令，极力扩充反共地方武装，加紧征兵、抢粮以支持反人民的内战并残酷镇压革命群众，被中共中央列为国民党军战犯。

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大势已去，王陵基依然叫嚣反共到底。斥责别人贪生怕死，自称绝不投降。他说“自己已经65岁了，应该做一番事业。”

当时四川除了反共救国军外，有杨森在重庆组织的保民救国军，还有孙震在万县的部队。王陵基这时还认为，四川此时北有胡宗南，东有宋希濂，加上内部他和杨森、孙震密切合作，完全可以应对解放军的进攻。

但随着解放军势如破竹般快速入川，他的所谓“安川计划”迅速破产，他自己也从负企图隅顽抗改为准备流窜逃跑。他对亲信述说时叫苦道：“想去台湾把，又怕以前自己说的守土有责的大话被揭穿。也有共产党人找过我，却怕共产党算旧账···”。重庆三·三一惨案据他说是蓝文彬搞的，却算在他头上，加上之前的参与清共行为也算到他头上，如果共产党追查的话，他深恐自己说不清楚的。唯有逃跑一条路可走。

1949年12月底，成都战役接近尾声。王陵基原打算先退到川南，由乐山沿沐山进入西康，然后伺机行动，可随后他又改变主意，决定不走乐山而是改走雅安。但这第一次逃窜吃了不少苦头铩羽而归，从行动到失败历时10天。

随后，王陵基又开始了第二次的出逃。第二次逃跑是在五面山，当时王陵基的部队已经被解放军包围，他们被困在山里，环境恶劣，粮食匮乏，士兵无心恋战。当时王陵基一个部下想要突袭，杀出一条路，后来被解放军发现击退。解放军向山里的残敌喊话，命令赶紧放下武器投降。

第二天早晨，王陵基的部下看到已经没有再战的余地，纷纷想要缴枪投降。傍晚时，有的的部下已经打出了白旗。消息在队伍传开，王陵基既怕又恨，他与亲信换上便装从水井逃出包围圈藏匿起来。

成都战役结束，但王陵基却不知所踪。解放军部队和各地军管会公安人员开始全力搜查他的下落，决心将其擒获。

（成都各界人民欢迎解放军入城）

原来，王陵基在1949年12月25日经丹棱、洪雅、夹江、乐山等县，辗转逃到宜宾，找到他的儿女亲家、合众轮船公司经理杨某，要杨设法帮助他乘船东下，寻机逃往台湾。

他的亲家杨某不敢怠慢，以礼相待，还腾出僻静单房让其居住，一日三餐全是好饭好菜送上，并让女佣人给拿至房内单吃。

杨家女佣人见此客人行踪诡秘，又被待为上宾，遂产生怀疑。她在与邻居闲谈此事时，被中共宜宾县工委书记张守愚的姐姐知晓，即于2月5日晚上托人报告给了宜宾县军管会公安局。２月６日一早，杨某安排王陵基搭上去泸州的直航船永利号轮。

专区军管会得消息后，根据年龄相貌等断定应是王陵基，并通知江安县部队公安部门截查。

江安是四川南部濒临长江南岸的一个县，上距宜宾９６公里，下至泸州６０公里，顺江东下可直达重庆、武汉、上海。如让王陵基滑过江安，混入大城市就比较麻烦了。

一则史料介绍： 江安县公安局接到命令后，即由局长亲自带队到轮船码头。6日中午后，船到江安，县公安局人员立即上船盘查。

官兵们按照事先已知的王陵基特征，将船上相符合年龄和相貌条件的人逐个进行排查，发现有一个人鼻梁上有架过眼镜的痕迹，很可疑。上前问他的情况，他说：“我叫戴正名，开县人，做盐巴和花纱生意。”公安人员又问：“你是开县人，为什么操乐山口音？”此人无言以对。随即经搜查，发现他便竟然随身带着十几万人民币（旧币）。

公安干部突然问：“你姓王吧？”那人把头略一抬，似乎有点吃惊，遂又故作镇静不语。公安干部突然又直截了当地问：“你是不是王陵基？”那人迟疑了一下，说：“王陵基早飞台湾了，我不是王陵基。”

这一回答恰恰露了破绽，一个做生意的人怎会知道王陵基已飞台湾了呢？最后经过其曾经部下辩认及核对其举止和书写笔迹，确认无误，被通缉的在逃战争罪犯王陵基终于落网。

王陵基归案后，先被关押在重庆，后转移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功德林里的战犯中，王陵基军衔等级最高，但独立生活能力最差，闹出许多笑话。

他过去的生活起居可能都是由姨太太或卫兵伺候，自己连挤牙膏、刮胡子都不会。在战犯管理所，他自己刮胡子，不仅刮不净，还常把脸上刮出一道道血口子。刷牙时，他曾拿着新发的一整筒牙膏，却不知打开内盖，用两手使劲往外挤，连挤两次也没有挤出来。他更起劲去挤压，结果牙膏出来一尺多长，他连忙问旁边的人：“啊呀，这怎么收回去啊？”引起哄堂大笑。

一同改造的原国民党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杜聿明看在眼里，对王的年迈和笨拙十分同情，便二话不说，主动为王刮胡子。此后除了原军统少将沈醉帮忙刮过几次之外，其余都是杜聿明包办了。王陵基喜做打油诗，曾经写过一首感谢杜聿明对他的关照，诗曰：“上将何无用，胡须闹满腮。杜兄本能手，刮得换新胎。”

1964年12月，王陵基获得特赦。1967年3月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

1986年8月，功德林监狱被拆除，原址变为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驻地。如今，旁边的居民楼区仍叫“功德林小区”，但除了新民胡同外残留的一段斑驳围墙，昔日监狱的踪迹已经难以找寻。

（声明：文中配图均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