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3月28日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而就在60年前甚至从更早的上世纪初开始，美帝国主义为了谋求全球霸权，就已经将黑手就已经伸到了世界屋脊——西藏这片雪域高原。
去年年底，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西藏旅行对等法》，使其正式成为法律，该法案旨在反击中国严格限制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人进入西藏。根据法案的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地前往西藏;美国国务卿每年必须向国会递交报告，指证涉及相关限制政策的中国官员，这些官员将被限制进入美国。
这不过是美国就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一个最新动作，今后这种小动作甚至大动作并不会停歇。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之际，有必要回顾一下美国觊觎西藏的百年历史，认清美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
西藏独特的战略地位
20世纪初开始，美国就公开涉足中国西藏事务，支持西藏分裂势力的活动。美国觊觎西藏如此之久，原因在于青藏高原对于中国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意义。
张文木老师在他的文章中曾详细论述过青藏高原的地缘政治意义：青藏高原辩证地展示了其与中国整体安全的关系、以西藏为重心的中国边地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及中亚伊朗高原国家的关系。不仅如此，青藏高原还对联结中国与世界的“一带一路”关键线路安全有着无与伦比的保障作用。从青藏高原之巅俯瞰，古今丝绸之路从亚洲由东迤西伸向欧洲。至其中腰，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就像环绕青藏高原南北的两条彩带，而屹立其中的青藏高原则像护卫沿两条丝路来往人民的冲天石堡。
毛主席对西藏的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早有认知。毛主席曾致电彭德怀等，强调“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而“一个分裂的西藏”与美国政府所希望的“中国在某一方面出现内部崩溃”之目标正好吻合。在美国看来，如果西藏被中国控制，便会成为共产党中国向印度施加影响的基地，因而“会对南亚地区(特别是印度)构成威胁”。即便无法分裂中国，而西藏分裂势力的抵抗却可以消耗中国的资源，从而实现削弱中国的目的。
一个完整、强大的中国不符合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需要，无论中国采取哪种社会制度，所以分化中国、弱化中国乃至消灭中国是美帝国主义一以贯之的外交策略。正是西藏对于整个中国极其独特的战略地位，美国很早就把中国西藏作为其灭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积极促成清末的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
要追溯美国和西藏的渊源，不得不提的一个人是柔克义。
美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到清末才和西藏有所接触。前往中国西藏及藏族地区的主要是西方旅行家、探险家或传教士。而柔克义很可能是最早踏上中国西藏土地、最早接触西藏和认识藏族的的美国人。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姗姗来迟的美国也想要分一杯羹，由此，美国列强提出了“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主义原则，这实质上是要求机会均等地瓜分中国。柔克义作为美国国务卿的对华政策高级顾问，则是“门户开放”政策的起草者和实施者。1900―1901年间，麦金利总统任命柔克义为中国特使。在处理西藏事务过程中，柔克义将该原则视作指导对华政策的圭臬。
美国一方面伪善地反对列强瓜分西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统辖，获取清政府对这个后来者的好感；另一方面又“模糊承认”英国提出的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理论。美国对中国西藏地位这种“双重承认”的政策，使美国既没有得罪英国，又讨好了中国，反映了这一政策的实用主义原则和为美国本国利益服务的本质。
柔克义
1908年，柔克义出任美国驻华公使。同年，他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五台山的会见标志着美国与西藏地方首次官方接触，并由此“开启了美国从政治和情感上卷入了西藏事务”。通过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密切交往，柔克义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建立了紧密的私人关系，并取得其信任。柔克义的这种特殊的“朋友兼顾问”身份为其影响达赖喇嘛的政治取向提供了便利条件。
十三世达赖喇嘛与柔克义的最后一次书信联系发生在1911年5月14日。中华民国建立后，柔克义被任命为袁世凯的私人顾问。1914年12月，他在赴华途中因心脏病死于檀香山。因为当时美国霸权的战略投送能力还比较有限，无法直接“全天候”插手西藏事务。自此，直到二战期间福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派遣战略情报局远赴拉萨，美国与西藏的联系犹如突然开始时那样，又突然中断了，尔后将近40年没有恢复联系。
二战期间，美国蠢蠢欲动
二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西藏又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秘密策反与情报搜集活动，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以及学者们的深入挖掘，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逐渐浮出水面。
1941年，美国战略情报局以视察西藏交通线为名，派遣伊利亚·托尔斯泰等人，携罗斯福总统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件和礼品，入藏活动达三个月之久，并密报美国政府“美国应该绕过中国政府支持西藏”。1943年下半年，美国战略情报局奉命给拉萨送去了一套无线电收发报设备，空投了一批军援物资。从此，西藏亲帝分裂势力和美帝国主义拉上了关系。
1942年7月6日，西藏地方政府擅设“外交局”，称其为“藏政府对中国及他国办理外务人员之机关”。英、美及尼泊尔驻藏代表无视中国中央政府，迅即与“外交局”建立联系，美国国务院还批准了战略情报局的两名情报官员到西藏去秘密勘察地形，直接同“外交局”交涉。
此时的蒋介石政府其实已经开始考虑要把西藏出卖给列强的打算了。为了讨好苏联和美国，民国34年8月24日，蒋介石的演讲《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际和平》，赤裸裸的表示要把西藏像外蒙一样扶助其独立出去：“我们对于外蒙合理合法的要求，决不加以阻碍，并将予以扶持而使之实现。西藏民族的政治地位，也是久悬未决的问题，我可以负责声明，如果西藏民族此时提出自治的愿望，我们政府亦必将赋予高度的自治”。虽然这个打算实际上并没有付诸实施，但按照蒋介石政府和美国的亲密程度和利益关系，这也是有可能实现的事情。
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西藏地方政府在1947年10月成立了以孜本夏格巴为首的“商务代表团”，阴谋以“西藏国”使团的名义出访印度和欧美一些国家，再一次向国际上表白西藏的“独立”地位，争取各国对“西藏du立”的支持。夏格巴一到美国就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把中国同苏、美、印一并称为“外国”，并带着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照片打算谒见杜鲁门总统，杜鲁门也准备接见。这时，国民政府外交部进行了严正交涉，美、英政府都表示了歉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杜鲁门最后也被迫取消了会见夏格巴的计划。
美国分离西藏宣告失败
进入1949年后，国民党的败局已定，美国也需要重现开始考虑西藏问题。1949年1月8日，美国驻印度使馆向美国国务院发送编码为35号的文件，首次提出美国政府应重新考虑其西藏政策。美国国务院对其西藏政策进行了一次争论，认为“西藏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意识形态及地缘上具有无可估量的战略重要性”，由此改变了其传统上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开始支持西藏的分裂独立活动，自此，美国媒体不断渲染所谓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谬论。
1949年4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电告美驻印度大使华盛顿，希望看到“西藏的军事抵抗能力暗中得到加强”。8月，经夏格巴联络，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评论员罗威尔托马斯父子进入西藏，噶厦企图“借用美国电台之口在世界上大造西藏du立的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档案有记载说，西藏和平解放前后有多国特务在西藏边境活动，包括“美特汤姆斯父子(即托马斯——引者注)一九四九年八月入藏”。当时的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抨击托马斯西藏之旅的真正目的，指出自托马斯返美后，华盛顿方面就公然透露：“鉴于亚洲当前的事态发展……美国也许会承认西藏为‘独立国’”;美国政府准备将军事援外计划提供的七千五百万美元款项内的一部分“给予达赖政府，供该‘国’‘国防’之用”;美国国务院官员也公开承认：美国国务院远东顾问小组“正在研究西藏的战略地位以及它所涉及的各点”。
1949年秋，美国驻印使馆二秘琼斯自印度秘密入藏的计划因故未付诸实施，改由驻迪化(今乌鲁木齐)副领事、中情局间谍马克南自新疆入藏。次年4月29日，当马克南穿越广阔的无人区，到达当时的西藏边界时，却被西藏地方政府的卫兵误杀。7月30日，在已有印度报纸对此进行先行报道、事实无法继续隐瞒的情况下，《纽约时报》进行了全面报道，题目是：“出逃中国的美国领事被西藏卫兵误判为土匪而杀害”。但在当时，包括马克南妻子在内的大部分人并不清楚马克南是在执行中情局的秘密任务，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情局为马克南的一双儿女提供教育经费，才承认了他为中情局工作的历史。
噶厦“外交局”在49年底曾致信毛泽东主席，声言西藏自古迄今都是一个“独立国家”，要求解放军不要“越境入西藏”，并“希望得到中国军队不越过汉藏边界和对西藏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保证”。他们还分别抄送美英政府，顽固的坚持“藏du”路线。1950年初，他们组成“亲善使团”，分别到美、英、印、尼泊尔四国，请求援助“西藏du立”。“外交局”多次致函艾奇逊，声称如果中共派兵进藏，“西藏政府将被迫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己的国家。因而西藏政府恳切希望从贵政府获得一切可能的援助”。
收到驻印大使亨德森关于西藏求援的汇报后，艾奇逊立即指示亨德森、多诺万、石博思与英、印官员磋商提供援助的可能性。无奈的是，英国不肯与美国配合，印度也没有改变政策的迹象，并表示美国最好不采取任何行动。多次尝试联合英、印无果后，美驻印使领人员仍频繁同滞留在印度的夏格巴等人接触，安抚西藏，答应考虑给予政治、经济、军事援助，策划通过联合国阻挠西藏解放。
彼时，中共领导人的注意力仍在防止美国可能的武装干涉，西藏问题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但1949年的“驱汉事件”引起了中共方面的注意。9月2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强调西藏“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绝不容任何外国分割。”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社论。中共中央决定着手经营西藏并做了和平解放和武装解放两手准备。
和平解放西藏
中央政府考虑到西藏问题的复杂性，决定在进驻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可以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力争和平解放西藏。在昌都战役的胜利为和平解放西藏扫除了障碍的前提下，美政府在阻碍解放军解放西藏的企图无果之后，西藏的高层开始动摇，他们决定走和平解放的道路。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充分照顾西藏人民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实际需要，体现共同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和建设新中国的强烈愿望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至此，西藏终于获得了解放，美国分离西藏的政策终告失败。
美国与59年西藏叛乱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央情报局仍然积极支持并操纵西藏分裂势力，策划了一系列旨在制造“西藏du立”、反对新中国的阴谋活动。
麦卡锡在他1997年出版的《莲花泪》一书中，详细透露了背景：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里，美国从来没有公开放弃过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然而1955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中情局开展秘密行动，以颠覆‘国际共产主义’。他认为，西藏问题有宣传上的感召力，中国人的行为可以被看成是共产党想统治世界的证据。”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印边界印度一侧阿尔莫一带的居民惊奇地发现：这里居然出现了三个教育中心、两个医院、两个麻风病院和一个肺病疗养院。更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些“医院”和“教育中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病人和学生。实际上，从1951年起，中情局即已开始从事西藏叛乱分子的训练工作。阿尔莫就是中情局对西藏施行秘密行动的基地之一。
1954年，美国开始实施NSC5412计划，即“遏制国际共产主义的秘密军事行动计划”。CIA开始在印藏边境设立谍报网，支持西藏分裂势力在印度噶伦堡设立“西藏国民大会”总部以策动领导西藏地区的叛乱活动，征募和训练藏族士兵，策划康巴地区叛乱，向西藏叛乱分子运送武器、弹药等等。
正是在美国的支持和操纵下，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终于公开撕毁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在叛乱失败后，达赖喇嘛集团由罗布林卡渡过拉萨河南逃，在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西藏特工帮助下，穿越山口国境，行程两周，到达印度。此间，中央情报局在达卡的基地与达赖喇嘛一行保持密切联系，并准备好一种适合在西藏稀薄空气中航行的C-130型运输机，随时给他们空投所需物资。
达赖出逃后，叛乱武装于3月20日凌晨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军被迫进行反击，两天内就将其彻底击溃。在事关民族统一、国家版图的大是大非面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果断做出正确选择，一边平反叛乱，一边进行民主改革，将百万农奴从悲惨的旧社会中解放出来，农奴从此翻身当家做主人。
平叛后山南地区藏民欢迎解放军
由于西藏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西藏的上层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他们的生活制度不变。由于西藏的和平解放没有触动那里的阶级关系，1959年叛乱还是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发生了。但令叛乱集团始料不及的是，这个表面上的民族矛盾的激化，却为人民政府提供了解决西藏阶级矛盾的契机。
与一心为了西藏百万农奴考虑的共产党不同，此时远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企图为了一己私利而支持西藏叛乱。
1959年，当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平叛的时候，蒋介石却于3月26日公发表《告西藏同胞书》，称“你们这次奋起反共抗暴，浴血作战，乃是我中国大陆全体同胞反共革命最庄严、光辉的历史第一页开始。今日我虽身在台湾，但我这一颗心，乃是与你们始终一起，反共作战……”蒋介石独夫民贼的面目暴露的非常彻底。
一段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好时期
1959年，从策动达赖藏du集团将“藏du问题”以“人权角度”提交联合国并积极促使联合国大会最终通过了谴责中国的“西藏人权”提案之后，美国采取了“战略性沉默”的态度。达赖喇嘛离开拉萨仓皇出逃之后，“功成名就”的CIA行动指挥麦卡锡在1961年离开了“西藏特遣队”训练基地。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此后，美国政府对“西藏特遣队”支持的热情开始降温。
西藏也由此开始进入了一段安逸的社会主义改造时光。在这期间，汉藏民族关系非常融洽，尽管达赖喇嘛集团从没有放弃他分裂国家的立场，他的这个企图在翻身农奴中没有市场。
民主改革，使西藏百万农奴彻底地砸碎了封建农奴制的千年枷锁，过上了和其它民族平等的，没有剥削的生活。他们由衷地唱出了“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毛主席成了藏族同胞心中的“佛”，解放军被他们称为砸碎锁链的“菩萨兵”。
西藏在平叛改革和稳步发展的基础上，民族区域自治政权日益巩固，民主改革的遗留任务基本完成，经济和文化建设得到一定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大批民族干部成长起来，并在实践中锻炼成熟。
1964年，经中央批准西藏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试点工作，1970年，西藏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全区范围内建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化在全区兴起。到1975年全区共建立1921个人民公社，除个别未改乡外，基本完成了人民公社化。在实施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城镇工商业改造的同时，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西藏兴建了一批“小而全”的工矿企业。全区粮食总产量从1965年的29万吨，到1976年增至47万多吨。1975年，西藏地方扩大冬小麦的种植面积，达到60多万亩，大部分单产超过了200千克，获得了丰收。其他各种粮食、水果等也获得了大丰收。70年代，西藏修建了一批公路、桥梁、机场。内地的上山下乡运动、科技下乡运动也影响到西藏，带来了教育与实践、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科学考察更加直接服务于西藏各族人民的结果。对于印军入侵，西藏边防军被迫奋起反击，巩固了国防，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同时，西藏军区还肩负起了反回窜、反骚乱、反破坏的斗争，有效地挫败了封建农奴主残余势力设在中印、中尼边境地带叛乱分子对西藏边境地区建设和稳定的破坏活动。
可以说，平反叛乱以后一直到80年代，这期间，西藏社会出现了难得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好局面。
80年代的巨变
而胡耀邦1980年去西藏，标志着中央对藏区政策的巨大转折。
其实从1979年开始，新的气息就扑面而来。1979年3月，邓小平在北京接见达赖喇嘛的代表。进入1980年，拨乱反正的步子加快，十世班禅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0月，国家拨款修复在文革中破坏严重的拉萨甘丹寺，宗教恢复已见苗头。
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次西藏问题座谈会以及胡耀邦考察西藏，给西藏带来了“实惠”：免税、免征购、鼓励私有化、解散人民公社……国家的政策也开始向“上层人士”倾斜，大量的援藏物资不是用来改善藏族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而是用来建寺庙、养喇嘛。大批高素质的汉族干部被迫离开西藏，致使西藏各项工作一下陷入困境。
据藏北嘎措乡的村民白玛玖美说：
到了1982年的时候，说是全国的各个地方、我们西藏的各个地方要撤销人民公社，把草场承包给老百姓自己，牲畜也是分出去。但是嘎措乡因为生态是比较脆弱的，非常艰苦、海拔很高、自然灾害非常的多，十年九灾的那种，大家说怎么办?是要把草场分出去还是要保留人民公社?上面也没有要求说要保留人民公社，但是很大一部分老百姓不愿意承包，想继续走下去人民公社这个模式。当时就是把所有老百姓集中起来，然后投票，有哪些人是愿意保留的，哪些人是承包到户的，最后百分之七十多的老百姓是愿意保留的，就这样保留下来了，完全是老百姓自愿的情况下保留下来了。
而保留了公社的嘎措乡人民现在的生活可以说是很幸福：到55岁以后，就可以自动退休了，子女上学你不用操心，所有都是免费的，医疗方面也有医疗救助基金，100%全免费，还会控制两级分化，跟野生动物相处也是很好的。而且，十九大之后，政府对于合作社更是越来越推崇，认为“集体经济不仅要让村民富裕，更要让他们的生活有保障，幸福感越来越强”。
从现在的事实来看，解散人民公社其实是断送了西藏已经培育起来的造血能力，使旧贵族复兴，农业陷入困境，不断靠国家补贴，反而加剧了内部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达赖的影响开始回升，这就给了境外的分裂势力提供了在西藏闹事的机会，也给了对中国不怀好意的国家提供了干涉中国内政的机会，于是，我们看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拉萨动乱。
1987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公然攻击中国对西藏实行“军事占领”和“暴力统治”。1987年9月21日，达赖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24日，达赖召开记者招待会在美国公然声称：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
三天后，少数僧人扛着“雪山si子旗”，呼喊着“西藏du立”“赶走汉人”等反动口号，在八廊街一带you行，并在大昭寺门前向围观的群众发表反动演说;10月1日，骚乱开始升级，少数分裂分子为配合达赖集团分裂国家的活动再次制造骚乱。他们还公然殴打公安和武警人员，砸商店、抢枪，放火焚烧八廊街派出所，甚至一度冲击自治区机关。
1987年拉萨骚乱
仅仅在不到一年之后，又一次骚乱发生在拉萨。1988年3月5日，骚乱分子乘拉萨传召大会迎接强巴(弥勒)佛之机，突然发出“西藏du立”的叫嚣。这次骚乱，有299名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被分裂分子打伤。
第三次骚乱发生在1989年，在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之下，从3月5日至7日，分裂分子在拉萨连续三天制造骚乱，进行打、砸、烧、抢，造成经济损失多达1000万元以上。骚乱中，暴徒公然使用枪支，打死打伤公安干警多名。
80年代后，美国又活跃了起来
80年代后，美国对西藏的干涉又多了起来，美国支持的达赖集团及其旗下的“zang青会”、“自由西zang学生yun动”、“九·十三运动”及“西zang国家民zhu党”等“藏du”组织对祖国的分裂活动从没有停止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密谋七年之久的314事件。
2008年3月14日，一群不法分子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区的主要路段实施打砸抢烧，焚烧过往车辆，追打过路群众，冲击商场、电信营业网点和政府机关，给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使当地的社会秩序受到了严重破坏。事后查明，这起严重的暴力犯罪事件是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煽动的，是由境内外“藏du”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制造的。
而这个“境外”肯定也少不了美国的身影，要知道，80年代以后，美国又在西藏问题上活跃了起来，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对西藏问题进行干涉，始终不肯放手。
从1991年老布什在私人住处与达赖进行了长达半个小时的“密谈”之后，美国总统见达赖已成了“例行公事”。2010年，达赖从白宫后门的垃圾堆旁走过，被拍个正着;2015年出现了奥巴马和达赖在早餐会上“遥遥相望”的一景。
布什会晤达赖
以佩洛西为代表的部分美国议员也是达赖在美最“扎实”的支持者。他们不像总统那样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在帮助达赖扩大在美宣传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比如，美国参议院曾邀请达赖诵经，主持参议院当天会议前的祷告，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认可”;2015年，美国国会众院更通过了名为《要求无条件进行实质对话解决西藏问题为西藏人民确保经谈判达成的协议》的议案，敦促美国政府在拉萨建立办事处。
同时，美国还利用西方媒体掌握的话语权，对中国进行舆论围剿和打压。十四世达赖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描绘成“和平卫士”形象，力图掩盖其叛国者的实质。
向企图分裂西藏的藏人提供经济援助更是美国的一贯做法。去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开支法案，在2018年专门向藏人社区拨款1700万美元(约1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西藏境内的藏人和流亡印度的藏人等。
现在的事实和百年来的历史都表明，美方铁了心要在西藏这一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搞事情。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一有机会，他们还会兴风作浪。我们与他们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会十分尖锐复杂。
说到底，美国在西藏上空阴魂不散，无非是想向中国西藏地区输出美国的人权观、民主观，甚至社会制度，达到遏制中国和分裂、弱化中国的目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依照美国的自私脾性，美国本国的国家利益显然要高于其他一切利益，达赖藏du集团只是这种政策调整下的御用工具。只要我们认清美国的这些阴谋，团结起来对外抵御反华势力的侵入，对内积极通过各种办法解决内部矛盾，我们终将会看到如6、70年代一般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好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