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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在其不朽的讽刺杰作《格列佛游记》第一部中，写到宽厚温顺的巨人格列佛到小人国后，屡屡遭受暗算的故事：虽涉过海峡,把50艘最大的敌舰拖回,立了大功，却依然无法容身，只得消失了事。
当下的中国国企，体格庞大，责任重大，贡献也巨大，却因公有制“孤岛”态势，势单力薄，如同小人国中的格列佛，身陷小人重围，饱受抨击和歧视。
去年十月在美国，偶遇就读于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博士课程的迈特先生，他向我提出一个问题：现在国际间中国国企的竞争力很强，为什么同是国企，西方的竞争力、创新赶不上中国的？国企一般都容易懈怠。西方凡是民主的企业，企业目标总是受到影响。
我答复，中国国企不同于西方的诀窍有两点，一是为客户创造超额价值，二是共生关系。因为中国国企有为人民服务、为社会负责的“血统”，所以在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在向西方企业学习“以客户为中心”方面，超出了一般的市场营销和竞争策略，容易建设客户中心企业文化，通过创新，为“客户”即国家使命为首的各类客户创造超额价值，就可以取得市场竞争力，后来者居上。受中国传统企业的影响，即使新兴私营企业，也敢在华尔街上市时，公然宣称“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
其次，共生性。从鞍钢宪法的员工、管理、科技人员三结合，技术创新，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为起源，到以客户为中心为目的的产业链命运共同体，这是最深层的中国“基因”，虽然都是生产规模扩大的要求，但与资本为核心有根本差异，后者导致资本集中、金融垄断。
通过这次交流，我意识到对于中国国企，换个视角会看得更全面一些。中国国企的“血统”与“基因”，就是习近平指出的，“‘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
2016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国企党建会议上提出，要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把国企建设成六种力量：
“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
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
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
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
十九大后，2017年12月12日至13日，习近平在江苏徐州考察工作时进一步明确归纳了“六种力量”的政治属性和功能：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
中国在全世界国企存量最多，在今天中国的社会里，长期处在一个深化改革的中心，也就是不断自我否定的中心位置上。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中国国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苏东解体后，肩负着重组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主力军的重要任务，面对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私有经济包围，需要数十年磨一剑，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强筋健体；另一方面，在一些资本主义代理人长期的改革话语体系中，国企背负了公有制原罪：没有产权自由，没有分散决策，是肢解对象。
“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论，两个中性论犹如连环马，步步近逼，国企就进入了被国内外新一轮舆论聚焦的中心，像是巨人格列佛面对小人国无数的明枪暗箭。由此，我们必须对比分析，看看“六种力量”和“两个中性”分别是什么关系？
关于中国国企的“竞争中性”
2009年，经合组织（OECD）启动了竞争中性政策的研究，内涵包括：企业经营形式、成本确认、商业回报率、公共服务义务、税收中性、监管中性、债务中性与补贴约束、政府采购等八方面的标准。根据这些内容，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分析：
1，“六种力量”和“竞争中性”在价值规律等价交换中，在涉及劳动价值以外部分，是可以统一为国企深化改革方向的，主要是解决国企在非商业性的公共服务中，全面经济核算不足的历史弊病惯性和大企业病的可能性。一个企业的成长壮大是需要一个竞争对手的，竞争对手力量越强大，企业受到的磨练和由此激发的活力也就越强大。在私有经济优势的社会环境中，国企肩负“六种力量”重任，能经得起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的摔打，是绑着沙袋跑赢轻身者，同时，建立适应最先进社会化大生产的、全球一流的开放市场，这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及“竞争中性”的积极意义，国企必须响应号召，迎难而上，犹如奔赴上甘岭的勇士。
2，股份制按资分配，股东至上，尤其是私有资本控股企业固有利益机制的客观作用，自发回避、排斥社会责任，排斥按劳分配，从而取得最大的企业效益，相对于追求“六种力量”的中国国企，是危及“竞争中性”的致命性因素。新自由主义观点不谈这一点，是当下最为虚伪的“公平”要求。张五常先生将劳动合同法视如寇仇，疾呼取缔，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从极盛转向疲弱的导火线”(张五常：《对中国经济的建议》2016-03-19)。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资本家目光不足为怪，奇怪的是党内也有人应声附和。有人忘记身份，对于加剧当代西方企业内在危机，连西方资本主义也不得不小心翼翼的劳资关系，在经济论坛上大放厥词，以共产党经济干部的身份，以改革的名义，敢说出西方资产阶级政客也不敢赤裸裸表达的话语——一个劳动合同法，把国企和私企放到同一竞争点上，才资源公平了一下，就引起如此强烈反弹。
在中国，建立企业竞争的公平环境，一方面，注意分列国企非盈利性公共职能和盈利性商业活动的不同成本和税负，防止以此影响公平竞争是必要的；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劳资关系上的市场公平性，这也是在资本舆论操纵下公有和私有经济对比的重大盲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体制内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千方百计，夸大或只谈前者，掩盖利于私有资本的后者，这是挖掘、颠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声东击西”。
党内有人在总结中强调，我国市场化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实践是，承认各类产权主体的物质利益追求和保护合法的经济利益。这种泛泛观点认识片面，理论上回避产权是劳动价值创造的成果，客观上成为私有化生产方式演变为主体的保护伞。在实践上否定劳动价值是企业价值的主要创造者，把“劳动收益优先于资本”而飞速发展的华为等公有制创新现象看成偶然，不能从企业改革的实践中看到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以及劳动成果的紧密结合是企业活力的根源，看不到现阶段企业活力的根本规律。必须指出，这种认识是脱离实际的，也是非常危险的。
3，“竞争中性”已成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制裁中国，意识形态化斗争的重要武器。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借用“竞争中性”原则指责中国，2011年底，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贸易官员雷明在国会宣称：“中国欲通过基于贸易扭曲措施的行业政策来推动或保护其国企发展，这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特朗普政府更是策动西方国家，共同对准中国国企，以“竞争中性”为由，在中国“非市场国家”问题上制造贸易壁垒。
中国国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中国国家主席代表党中央反复强调了，美国数届总统也清醒意识到并全面设局防范了，唯中国体制内外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故意装作看不见。最近一位“耄耋改革者”大谈美国对中国国企的关切，离开国企“六种力量”泛泛而谈节制“政府干预”，继承新自由主义“只反权力，不反资本”的口径，认为只有按照美国要求就范，才能消除中美矛盾，大谈特谈“所有制中性”，既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又视党纪宪法为无物，从根本上违背习近平一再强调的改革路线，自然引起资本控制舆论的热切反应。其“竞争中性”会导致怎样的客观结果，人们不难预料。这样的理念，完全不符合党内身份，不应留在党内。
4，“竞争中性”是跨国公司和新自由主义联手摧毁中国国企“六种力量”的工具。一方面，90年代以来以企业净值等方式低估国资，夸大债务，低价卖光送光国企，造成重大国资流失；另一方面，美国及西方不断在教育中国人要尊重知识产权，但在收购中国企业的所作所为来看，却从来不尊重中方的知识产权，不计算中方的无形资产。对中国的民族品牌或者采取冷冻、遗弃的恶意收购方式，或以攫取中国企业的品牌、技术诀窍和市场份额为最终目标，根本不允许中国资本在他们国家如法炮制。如果头脑清醒的回顾，中国国企巨额资本的流失，是“竞争中性”外衣下的巧取豪夺，与巨额财富蒸发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500天计划性质相同，说到底，是八百万蒋军没有实现的经济目标。
5，美国的国企从来也没有“竞争中性”。美国以私有资本为中心的经济，仅占总体5%的国企只做私人资本不愿意涉足的事情，是私有资本的奴仆，尽管如此，美国政界重要人物本身就是其国企的重要私人持股方，通过特殊补贴国企的方式牟取私人暴利。在虚拟金融引发经济危机后，美国依然对“两房”持续巨额注资，2017年对美国邮政补贴18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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