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具有内生的生产过剩不治之症，因而当它发育成熟、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便加速了其在回光返照笼罩下的腐朽没落进程。而对于新生的朴素社会主义来说，随着革命精神作风的衰淡，则是“社会主义困惑”的增长。可问题在于，如果这种以深重的历史局限为根基的困惑始终得不到破解，那么社会主义就避免不了重蹈资本主义覆辙的命运。
“社会主义困惑”的主要表现：
一是，“计划经济困惑”。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根治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治之症的客观替代。因而，社会主义必须以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为基础。并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才取得了国民经济体系建设的超越式发展——这是真正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随着革命精神的衰淡和官僚主义腐化作风的抬头，计划经济的效率却在逐渐滑坡。并且，舆论界也往往将官僚作风孽生的所谓“极权、僵化、低效率”作为屎盆子扣到了计划经济的头上。这就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日益纠结的困惑：计划经济是否还需要坚持?如何坚持?或者转型后更糟了，怎么办?
二是，“经济建设困惑”。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革命战争结束之后，必须大力进行经济建设。但是，自觉不自觉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纲领(经济至上，统领全局)，结果却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泛滥、官僚主义腐化作风坐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极端低潮的原初路线根源。所以，令人纠结困惑的是：经济建设是否可以作为中心来坚持?国家应该如何管理公有制的经济建设?
三是，“一党领导困惑”。
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官僚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却能逐渐消解以至根本异化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使“人民公仆”蜕变为权贵阶层。因而，堡垒内部原本就存在着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致命危险。还有，民权不足、官权过盛的现象，也使得一党领导制在现实中多受指摘。所以，社会主义国家挥之不去的困惑是：一党领导制是否还需要坚持?如何坚持?如果代之以宪政民主，是福还是祸?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对于“社会主义困惑”的自觉不自觉的应对，体现了两条不同的路线，铸造着两种不同的命运。
（一）对“计划经济困惑”的应对。
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往往运用市场取向改革的手段(例如，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一长负责，承包经营等)，来解决计划经济的管理效率问题。由于这是一条以资本主义私有价值观管理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模式，因而必然导致计划经济效率逐渐下滑，官僚主义腐化作风不断趋盛。颓势既久，也就自然而然地陷入了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的新自由主义误区。结果，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复辟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生产方式。
实际上，市场经济，就是马克思批判过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专制经济，是资本社会化剥削雇佣劳动的丛林竞争、两极分化经济，是劳动力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因而，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实现了市场经济，劳动者就必然由社会主人跌落为资本的雇佣奴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也就被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了。社会现实也证实，世界上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况且，在当今“全球化控制”的国际金融垄断市场经济时代(已经不是二三百年前的自由市场经济时代了!)，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市场经济，注定的命运只能是：
殖民化。国家经济命脉逐渐被国际垄断资本所操控。
贫困化。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工人阶级的平均工资，较大低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生育率持续低迷的经济根源。在社会平均条件下，一对工人夫妇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至少应为：能够正常供养一家老小六口人的工资收入。如果大多数人低于这个水平，就是广义的社会贫困，而不在于你家是否住着高楼，开着小车，穿着名牌，用着手机，吃着肯德，扔着旧衣……
“垃圾人口”的灭绝化。国际霸权资本和霸权国家，运用转基因、问题疫苗等高科技手段和诱迫“一胎化计划生育”的伪科学等手段，有计划地消灭威胁垄断大资产阶级生存方式的所谓“垃圾人口”。
大国的肢解化。威胁霸权资本和霸权国家的大国、尤其是共产党大国，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难逃被肢解的命运。
所以，在霸权资本让“一国功成万国枯”(与黄金脱钩的美元白条通吃全世界，造成发达资本主义的回光返照)的当代，第三世界国家的唯一出路，就是走独立自主、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却只能存在于计划经济（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基础上。
再说了，在当今世界上，计划经济也根本不是什么令人毛骨悚然的妖怪。要不然，为什么资本家都视计划为企业的生命?(从企业的计划有序到国家的计划有序，是社会自组织从局部有序走向整体有序的进化铁律!)为什么西方国家都风行计划经济因素日渐强化的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为什么很多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对民众深化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但却对特权阶层强化“计划经济取向的福荫”(例如，有机绿色食品等的有计划特供，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有计划特权庇护)?还有，在当今国际金融垄断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时代，所谓的“市场调节”，根本就不是二三百年之前的“自由市场调节”，而是国际寡头集团的“垄断计划操控”(例如，美霸的美元、美军、美媒的三军协同计划操控)。既然，当今的市场经济已经异化成了“垄断计划市场经济”，那么，社会主义国家走公有制计划经济道路，就更是理直气壮、无可非议的!(参见萧竹：《社会主义不能逾越商品经济但须逾越市场经济》)
至于计划经济效率下滑的现象，绝不是计划经济所谓的“极权、僵化、空想社会主义”性质所造成的，而是因为社会上还存在着私有思想文化观念的习惯性统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场”的精神统治)，干部队伍极易滋长官僚主义腐化作风的缘故。很多干部一旦沉湎于“先富起来”的金钱、享受的追求之中，告别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身先士卒，带领群众前进”的革命精神作风(这是计划经济发挥制度性优势的本质要求)，计划经济就必然难以发挥其内在的巨大制度性优势，从而必然被进行性社会腐败所绑架的市场化改革所否定。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层，即使官僚作风严重，也并非不重视反腐败。但其反腐机制的关键问题是：主要依靠权力的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以图基本遏制腐败作风的蔓延，结果总是不治本。——这是因为，官权“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没有民权制衡的绝对官权，必然导致绝对腐败。而主要依靠法治来治党、治国、反腐败，也属政治幼稚。——因为，“法治”就是借助法律行使的统治阶级的“人治”。法律是一把具有阶级性的“双刃剑”，只有阶级的人治才能扬利抑弊地掌控它(法律工具，只有通过人们立法的锻造和司法的运作，才能成为现实的工具。并且，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和法治，必须确保无产阶级性质，而法治自身却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有无产阶级的人治，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诟病人治，神化法治，则是治国理念的堕落，就像相信不用战士、枪炮也会自己冲锋陷阵一样愚不可及!实际上，任何阶级的法治，都是阶级的人治统帅下的法治(广义的人治，包括德治和法治两个方面)。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强调无产阶级人治统帅法治。否则，法律法规即使成千上万，也连立法、司法腐败(甚至食品普遍造假)都遏制不了，更不用说法治国家了!而鼓吹“法治大于人治”、“法律大于天”、“法律不讲道德”等等法律至上主义歪理，实质上就是掩盖法律和法治的阶级性的愚民教化。这是对真理的亵渎。而歪曲真理价值观的精神腐败，正是政治腐败(包括立法、司法腐败)和经济腐败的首要根源。
总之，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政治，决不是法治政治(工具政治)，而是无产阶级的人治政治;不是法治领导共产党，而是共产党领导法治。无产阶级人治政治，从其根本组织、领导原则上说，就是民主集中制政治——本质上也就是人民民主集中制政治，或者说“大民主集中制”政治。而其政治建设的根本难点则在于：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思想文化机制的长期培育。也只有大众民主政治充分发育了，才能有效遏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场”的精神统治和官僚主义腐化作风的蔓延，才能以公有思想价值观统帅管理计划经济，才能破解“计划经济困惑”。——这里体现的是大道至简的毛泽东模式，其精髓是：坚持公有制计划经济基础，坚持党的领导和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
（二）对“经济建设困惑”的应对。
马恩列毛的辩证唯物史观的精髓是：经济决定政治，政治统帅经济(并非政治至上主义)。因而，毛主席奉行的经济建设模式是：经济建设可以作为某种中心工作，但是不能作为中心纲领去统帅全局;必须用无产阶级政治建设统帅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例如，“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企业管理制度)。这种模式的精髓是：以无产阶级政治建设——基础是大众民主政治建设，统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结果，在一穷二白的战争废墟上，仅仅用了短短的27年(9800多天)，就基本建成了门类齐全的工农业国民经济基础和两弹一星的国防科技基础，还胜利地进行了对内剿匪、对外反侵略的大大小小数十场战役战争，同时还实现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和风清气正的良性社会状态，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反毛派总是攻击那个时代贫穷，但是，在一穷二白的战争废墟上艰苦创业的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都可以正常供养一家5—7口人，而之后又经过了40多年发展的今天，一个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却连供养自己都显得拮据，如要结婚生子，就不得不无奈地踅摸着啃老……)。
然而，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囿于沉重的历史局限，却并未真正掌握辩证唯物史观，而是将机械唯物史观当作“正统马克思主义”来信奉，其核心观念为：经济单一决定政治，经济统帅政治(经济唯一决定论，经济至上主义)。因而，他们自觉不自觉奉行的经济建设模式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纲领，统领改革开放等全局工作。
这是一个边缘化无产阶级政治统帅，淡化社会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的客观现实，助长官僚主义腐化作风，以资产阶级私有思想价值观管理公有经济、指导改革开放的模式。其长期推行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泛滥，和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主动陷入了国际垄断资本设置的市场化私有化新自由主义伏击圈。
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毛主席及时矫正了1956年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的萌芽状态的路线认识偏差(其中关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的主观主义判断，是滑向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经济主义路线的认识根源)。——这一历史奇勋，决不亚于遵义会议的巨大政治意义。可以断言，若没有遵义会议对毛泽东军事路线统治地位的确立，红军就走不出长征，新中国也不会诞生，旧中国在蒋介石的手里，也不可能不被肢解;而新中国建立后，若没有毛主席对中共八大路线认识的微妙矫正，中国也根本躲不过八、九十年代苏东宪政民主剧变、大国被肢解的历史狂潮!可是，令老天爷为之哽咽的是，毛主席对八大路线认识偏差的旷世矫正，却在身后数十年中，仍为主流所责难……
（三）对“一党领导困惑”的应对。
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弱化以至抛弃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基础上，推行激进的市场取向或市场化改革，结果，短期内便导致了亡党亡国的“苏东宪政民主剧变”。
而在保持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推行温和的市场取向和市场化改革的南斯拉夫，虽然维持了42年之久，但最终还是摆脱不了市场经济基础决定的党的阶级性蜕化和宪政民主剧变的亡党亡国结局。
个中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其标配的、不排异的上层建筑是宪政民主(以垄断资本专制为后台的多党竞选、三权分立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后，不可能长期保持一党领导的上层建筑。——随着私有化资本势力的坐大(当资本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之后，资本寡头集团就不会再甘居官僚们的跟班了)，随着两极分化、官民矛盾的激化，与市场经济基础内在排异的一党领导制，必定会被资本内外勾结的宪政民主势力所推翻。【市场经济是资本统治的经济。资本不但在经济领域要求“自由民主平等”地进行剥削，而且在政治领域也要求“自由民主平等”地掌握政权。并且，在垄断市场经济时代，国家权力也只能是垄断寡头集团操控的工具!】
而毛泽东思想路线则成功破解了“一党领导困惑”，有效遏制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蜕化的趋势，其模式的精髓是：在建设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领导。
总之，毛主席是破解“社会主义困惑”，开拓“公有制+计划经济+党的领导+大众民主”的科学社会主义形态模式的国际共运第一人。历史已经证明，并且仍将证明，只有坚持这一社会模式，才能确保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计划经济的有效运行和共同富裕的社会和谐，从而才能促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全球化复兴，推进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
【2019年3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