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20世纪留给后人的“醒世恒言”

导语：1944年3月19日，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撰写的一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在当时中国政坛和文化思想界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甲申三百年祭》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崇祯皇帝、李自成、李岩三个人物勾画出当时的历史事变。郭沫若先生放下他正在进行的先秦思想史研究，以思考明王朝灭亡和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为缘由写成《甲申三百年祭》，向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打响了重重一炮。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指责郭沫若先生出于“反常心理，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把“断送国家、灭亡民族的流寇，夸扬为革命”，进而也启发了毛泽东，直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可是，郭沫若先生究竟为什么写作《甲申三百年祭》？论文的主旨究竟是什么？时至今日，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甲申》是郭沫若创作有关

李岩“史剧”的初期成果 

一般认为，郭沫若应《新华日报》之约写作了《甲申》。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可靠。据郭沫若夫人于立群介绍，郭沫若把《甲申》送交董必武审阅，没有想到交稿后的第三天，《新华日报》就全文连载了[1]。如果是应约写作，就不应该存在“没有想到……”的问题，《甲申》也不应该刊发在《新华日报》“副刊”上。

1944年2月8日，郭沫若致函翦伯赞：“近于友人处得一乾隆年间之抄本《剿闯小史》写李自成事颇详，甚引起趣味。有李信一名李岩者，乃河南举人，参加当时活动。此人尤有意思。关于此时期之史料，兄谅知之甚悉。除《明亡述略》曾略见李信外，它尚有所见否？乞示一二……”[2]1945年5月5日，郭沫若写道：“我以偶然的机会得以读到清初的禁书《剿闯小史》的古抄本。明末农民运动的史实以莫大的力量引起了（吸引）我的注意力……”[3]由此看来，郭沫若因为偶然得到《剿闯小史》手抄本，觉得李岩“此人尤有意思”，才进行有关史料收集的。

1944年4月21日，郭沫若致信费正清：“近几个月来，我在研究明朝末年的历史，读了古书，打算把李自成所代表的农民运动写成剧本……”[4]1945年5月5日，郭沫若这样写道：“恰逢这一年又是甲申年，是明朝灭亡的三百周年纪念，我的史剧创作欲又有些蠢动了。我想把李岩与红娘子搬上舞台。”[5]1946年2月12日，郭沫若在《关于李岩》一文中写道：“我自己本来也想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剧本的，酝酿了已经两年，至今还未着笔……”[6]4月3日，郭沫若再次强调：“我对于张献忠、李自成下了一番工夫，所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的考证文章。我曾经想把这段史实写成一件艺术品……”[7]1947年7月21日，郭沫若再次谈起《甲申》：“事实上有好些研究是作为创作的准备而出发的，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是写成剧本，或是写成小说。……但有的创作流产了，而只剩下了些研究文字。在本书里面所收集的如象《万常宝》、《甲申三百年祭》都是。”[8]“我本来想把李岩写成剧本的，但没有成功。已经有好些朋友把《甲申三百年祭》写成剧本了……”[9]由此看来，郭沫若原本确实打算写作一部关于李岩与红娘子的“史剧”。

郭沫若的说法相当可靠。只要用心阅读，我们就不难发现《甲申》确实具有明显的“史剧”风格。换言之，《甲申》实际上是郭沫若的李岩与红娘子“史剧”创作的初期成果。那么，《甲申》的写作主旨又是什么？ 

《甲申》主旨之一：敦促国民党彻底改革 

《甲申》这样写道：“在一般的史学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10]如此漫不经心的表述显然缺乏“祭祀”应有的“庄重”。

接着，郭沫若这样“祭”崇祯：

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措。对于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11]

当时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当时的民间却是在望寇“剿兵”。在这剿的比赛上，起初寇是剿不过兵的，然而有一点占了绝对的优势，便是寇比兵多，事实上也就是民比兵多。在十年的经过当中，杀了不少的寇，但却增加了无数的寇。寇在比剿中也渐渐受到了训练，无论是在战略上或政略上。官家在征比搜括（刮），寇家在散财发粟，战斗力也渐渐优劣易位了。到了十六年再来喊“收拾人心”，其实已经迟了，而迟到了这时，却依然没有从事“收拾”。[12]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办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者。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抑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13]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与蒋介石从1927年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到甲申恰好17年巧合。至于“剿寇”的十年，恰好与国共十年内战的时间吻合。文中刻意强调“民间却是在望寇‘剿兵’”，则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老百姓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所寄予的希望。《甲申》刻意强调“无论是饥荒或是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这显然是在督促执政当局认真反思政策的严重失误。

再请看他对崇祯十年闰四月大旱《罪己诏》的评价：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14]

郭沫若指桑骂槐地“祭”崇祯，实际上是在向执政当局呐喊：“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这可以在他致费正清的信中找到佐证：“我们中国应该改革的事情尤其是多到无以复加，政治的民主化与产业的现代化必须同时进行，这实在是很艰巨的工作……我们多少还是在做着清道夫的工作。”[15]由此可见，郭沫若并不是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开炮”。他之所以批判国民党，出发点还是为了敦促国民党当局汲取崇祯教训，进行彻底改革。 

《甲申》主旨之二：告诫革命者不忘初心 

郭沫若写道：“甲申年总不失为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16]强调崇祯的统治是“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显然是为农民革命寻找合理的证据。

毫无疑问，李自成是《甲申》“祭”的对象。郭沫若这样评价：“看他的很能收揽民心，礼贤下士，而又能敢作敢为的那一贯作风，和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泽的英雄们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气概。自然，也是艰难玉成了他。”[17]在重庆政府的话语体系中，刘邦、朱元璋等是让人称颂的英雄，而李自成则是典型的“流寇”。郭沫若将李自成与刘邦、朱元璋并列可谓石破天惊。

郭沫若对李自成赞赏有加：

自成善骑射，既百发百中，他自己在十多年的实地经验中也获得了相当优秀的战术……他的军法也很严……真可以说是极端的纪律之师……自成自己更能够身体力行。他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利，而且十分朴素……史称他“与其下共甘苦”，可见也并不是不实在的情形……这作风也实在非同小可。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民心，得到不少的人才归附，可见也绝不是偶然的了。在这样的人物和作风下，势力自然会日见增加，而实现到天下无敌的地步。[18]

郭沫若为李自成占领北京后的骄傲轻敌深感痛惜：

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想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19]

郭沫若极为痛心地引述《剿闯小史》：“岩……每劝闯贼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民心。闯贼毫不介意。”[20]引述《北略》：“制将军李岩上书谏贼四事……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并不行。”[21]

当描写到李自成听信谗言杀害李岩时，郭沫若满腔悲愤：

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是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的有背叛的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杀之也无可惜，但就是谗害他的牛金星也不过说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实在是杀的没有道理。[22]

不难看出，郭沫若对李自成有同情，有抱怨，也有谴责。

李自成是明末农民革命的象征，郭沫若批评时明显留有余地。《甲申》强调：“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不过，这样的表述本身就说明李自成已经变得刚愎自用了。郭沫若强调：“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常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23]实际上，这种评价难以自圆其说。既然“很能纳人善言”，为什么一再拒绝李岩的宝贵建议？可见，此时“民主式的合议制”已徒具形式。牛金星也只不过说李岩不愿久居人下而已，李自成便下令将李岩处死。遮蔽在表象背后的历史真相，是大顺政权正在由农民政权迅速地向封建政权转变。虽然衣着依旧朴素，但李自成骨子里却迅速由农民领袖向封建帝王转变。也许正因为如此，郭沫若才会酸楚地说：“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

在《甲申》最后部分，郭沫若仰天长叹：

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为对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那民族方面岂不也就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异族所宰制的命运了吗？[24]

郭沫若怀着复杂的情感“祭”李自成，为李自成没有能够采纳李岩的建议而惋惜，为李自成自身的变化而痛心。《甲申》中那一连串的“假使”，实际上就是“假使李自成不忘初心该有多好”。不难看出，郭沫若真诚期待李自成那样的革命者牢记宗旨，不忘初心。 

《甲申三百年祭》主旨之三：在中国确立“人民本位” 

李岩是郭沫若极为推崇的人物。郭沫若甚至说：“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25]郭沫若特别赞赏李岩的才能：

李岩既与自成合伙，可注意的是：他虽然是举人，而所任的却是武职。他被任为“制将军”。史家说他“有文武才”，倒似乎确是事实。他究竟立过些什么军功，打过些什么硬战，史籍上没有记载。但他对于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把军事与人民打成了一片，却是有笔共书的。自十三年以后至自成入北京，三四年间虽然也有过几次大战，如围开封、破潼关几役，但大抵都是‘所至披靡’。可知李岩的收揽民意，瓦解官兵的宣传，千真万确地是收了很大的效果。[26]

郭沫若刻意强调：“在过分的胜利陶醉当中，但也有一二位清醒的人，而李岩便是其中的一个。”[27]李岩曾向李自成提出四条建议，“后两项似乎特别重要：一是严肃军纪的问题。一是用政略解决吴三桂的问题。他上书的旨趣似乎是针对着刘宗敏的态度而说……后来失败的大漏洞也就发生在这儿，足见李岩的见识究竟是有些过人的地方的。”[28]在郭沫若的笔下，李岩是《甲申》中唯一没有任何过错的人。郭沫若悲愤交加：“李岩在牛金星加入了以后似乎已不被十分重视……”[29]《甲申》在用三分之二的内容论述李岩之后，以“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30]作为全文的结尾，充分说明《甲申》真正“祭”的就是李岩。

郭沫若为什么重点“祭”李岩？请看1947年7月21日郭沫若为《历史人物》所写的序言：

关于秦前后的一些历史人物，我倒作过一些零星的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我就在人民本位的标准下边从事研究，也从事创作。[31]《甲申三百年祭》是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的一篇文章。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特别是以仕宦子弟的举人而参加革命的李岩，这明明是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而这斗争我们还没有十分普遍而彻底地展开。关于李岩，我们对于他的重要性是在还叙述得不够……他一定是一位怀抱着人民思想的人，须知它是主张‘均田’的，惟其这样，所以他能够与李自成合伙，他的参加农民革命是有他自己的在思想上的必然性……[32]这个人我们不要看他只是一位公子哥儿的读书人，而应该把他看成人民思想的体验者、实践者。[33]

郭沫若将李岩作为核心人物进行写作，就是因为李岩有“人民思想”。由此看来，《甲申》与其说祭明朝，不如说祭明末农民起义；与其说祭明末农民起义，不如说祭李岩；与其说祭李岩，不如说祭“人民思想”、祭“人民思想”未能付诸实践的遗恨。郭沫若批判崇祯、责备李自成、歌颂李岩，根本原因就是他要倡导“人民本位”，歌颂“人民思想”。郭沫若之所以认为李岩完美无缺，就是因为李岩是“人民思想的体验者、实践者”。 

《甲申》成为中国共产党整风文件 

《甲申》发表后，遭到了国民党的疯狂“围剿”。陶希圣这样写道：“民国三十四（三）年是甲申年。郭沫若发表一篇文章，以《甲申三百年祭》为题，将明末亡国的历史影射当时的时局。他以‘李公子’自命，说李闯王如果听从李公子的话，必能保有江山，不致败亡。我在《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以《斥亡国主义》为题，加以抨击……那篇社论的火气很大……”[34]陶希圣自鸣得意地回忆：“我们称郭沫若为‘郭沫诺夫’。因为他外形虽是中国人，内心却是苏俄人。他的‘甲申’论文，充分证明了他的那颗心是附属苏俄的。”[35]

著名戏剧家阳翰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944年3月25日，“读到了《中央日报》《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全文是针对郭老在《新华日报》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而发的。这篇社论并不是在作学术性的研讨，完全是一种借题发挥的谩骂。”[36]26日，“访郭老。我问他读了《中央日报》那天的社论有什么意见？他说：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只好置之不理！是的，这年月谁还跟你讲理呢！我也想，只好置之不理。”[37]一个拒绝改革的政权最终只能葬身于革命风暴，拒绝任何改革的国民党政权最终只能重蹈崇祯皇帝的覆辙。

与国民党截然相反，毛泽东一向高度关注李自成起义的教训。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就写道：“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38]1944年4月29日，毛泽东这样致信《永昌演义》作者李建侯：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建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扬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39]

毛泽东对《永昌演义》中的观点并不赞同，但依然“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不难看出，毛泽东期待一部有份量的关于李自成的著作问世。《新华日报》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报纸，应该说，延安并无销售点。如果不是《中央日报》的高调批判，毛泽东很难注意到《新华日报》副刊上的《甲申》。《甲申》中的论述与自己的观点高度契合，毛泽东大喜过望，立即指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多次在公开场合隆重推荐。出乎郭沫若意料之外，毛泽东特地致信：“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是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不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40]经过毛泽东的大力推荐，《甲申》由史学家的一篇“纪念史学”论文成功转化为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党的文献”。 

结语 

《甲申》看似剖析崇祯、李自成、李岩的悲剧，实际上是希望国民党进行彻底改革，希望革命者不忘初心，始终把“人民思想”放在首位，进而在中国确立“人民本位的标准”。研究《甲申》，既要看到防骄、反腐的要求，又要看到对改革的呼唤，更要看到“人民本位”的诉求。共产党人不仅要注意汲取李自成骄傲的教训，更要注意李自成忘却初心的致命错误。学习《甲申》，不仅要从革命者的角度汲取李自成的教训，而且要从执政者的角度汲取崇祯的教训。唯其如此，才能算得上真正读懂了《甲申》。唯其如此，才能算得上汲取了《甲申》所总结的教训。《甲申》堪称20世纪留给后人的“醒世恒言”。 

注释：

[1][4][15]郭沫若纪念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四川郭沫若研究学会：《<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第113页，第114页。

[2]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36页。

[3][5]《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民国丛书·第四编》，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417页，第417页。

[6][8][9][10][11][12][13][14][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6页，第3页，第6页，第176页，第177页，第182页，第178—179页，第179页，第176页，第182—183页，第193—194页，第195页，第196页，第196—197页，第203—204页，第201页，第203页，第190页，第192页，第195页，第197页，第192页，第204页，第3页，第5页，第6页。

[7]王讯昭等：《郭沫若研究资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5页。

[34][35]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陶希圣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1—212页，第214页。

[36][37]《阳翰笙日记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第254页。

[38]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

[39][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0页，第241页。■

（作者单位：陆军工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