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化》| 美国白人为什么深陷贫困？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美国政治的乍然右倾已重新激发起对贫困的工人阶级群体的研究。但这类新兴文学在研究中似乎老调重弹并未有所创新。在这四本新书的评论中，我展示了被明确反对适用于贫困黑人群体但却在对白人工人阶级的研究中被广泛采纳的社会行为解释方法。这些作品并未将工人阶级的政治文化视为其社会状况的产物，相反通常视工人文化为固有且不变的。我观察到这恰好与工人阶级研究中复兴的“贫困文化”的论述别无二致。

西弗吉尼亚州的麦克道威郡是为美国生活牺牲的地区之一。作为这个国家最贫穷之一的州中最贫穷的郡，它已处在似乎不可避免的社会灾难之中，而这场始于数十年前的灾难至今仍在持续。二十世纪中叶，麦克道威郡是西弗吉尼亚州煤炭工业的中心。在这里通过美国矿工联合会的努力，整个群体摆脱了贫困与低微，得到了工人阶级的体面。它曾是世界最大的煤炭开采与加工工业中心之一，在其鼎盛时代，曾为约十万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

之后崩塌来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阿巴拉契亚地区失去了数以万计的采矿工作岗位。其中几乎没有地区比西弗吉尼亚州所遭受的打击更大。1983年至1992年之间，这个州失去了将近两万的采矿工作，而其中许多在麦克道威。机械化曾是罪魁祸首，但来自西部的煤炭生产商日益激烈的竞争与天然气的液压破碎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煤炭工业的衰落，麦克道威的人口也跌入低谷——麦克道威的现居人口比五十年前减少了八万。这个郡的收入中位数仅略高于两万美元，其中三分之一的居民（包括超过60%的5岁以下儿童）生活水平处于联邦贫困线之下，且仅有不到三分之二的成年人拥有高中学历。麦克道威鸦片类药物灾难性的泛滥已迫使郡政府采取史无前例的措施——向毒品批发商提起诉讼，控告其应对因过量吸食毒品而导致的国民的最高死亡率负责。麦克道威毁坏最令人震惊的量度是其预期寿命——女性73周岁，男性64周岁。这些数据与蒙古和纳米比亚的数值相当，而无法与美国其他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

麦克道威郡不是一个有许多相对而言可被称为“享有特权”居民的地区。相反其绝大部分为白人——2015年白人比例超过77%。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这个地区中75%的投票者支持唐纳德·特朗普，这高于特朗普在整个州中的投票支持率。

对媒体来说，将白人的绝望与对特朗普似乎排山倒海的热情结合起来是势在必行的。11月8日前后，勇敢的记者提交了大量对这一地区的报道。用《纽约客》上一篇著名文章的话来说，这些报道带领我们进入了“特朗普国家的中心”。对专业管理阶级来说，其指责将特朗普送入白宫的白人工人阶级为粗野的猛兽，而像麦克道威这样的地方已印证了其焦虑。

图为特朗普支持者

一篇来自《卫报》的麦克道威的大选前视频报道则有此种类型的征兆。一篇题为“西弗吉尼亚最穷的郡为何对特朗普怀有信心”的报道专注于对麦克道威居民所面临的艰难环境的同情。其前提建立在对特朗普于共和党初选中在此郡收获了相比国内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更高的比重——超过90%。这是千真万确的，然而一旦有人询问，建立在此数字上的特朗普国家的论述则开始瓦解。特朗普或许是在麦克道威郡的共和党初选中收获了压倒性的投票比重，但就那时而言仅有860人投票。相反，这个郡的将近2700人投票给民主党初选，且伯尼·桑德斯赢得了约1500票，或总比重的55%。相比特朗普，希拉里·克林顿在麦克道威的初选中也获得了较高的投票——817票对785票。

类似的状况在11月的大选中再次上演。麦克道威郡四分之三的投票支持特朗普，然而出席率则惨不忍睹。在选举日仅有36.4%的有资格的选民到场，参与率远低于这个州的其余地区（57.5%）和全国（约60%）。

当特朗普的“安全帽惯例”毫无疑问地为其在像麦克道威这样的地区赢得了一些白人工人阶级的支持时，他们在推动特朗普意外胜利中的作用也一贯地被夸大。在一篇关于郡一级投票数据的分析中，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有着令人信服的主张：特朗普在民主党拥护者中大受欢迎的现象“是真实的但却极大地限于二十多个从爱荷华州到纽约州的破败铁锈地带的郡”，在那里工厂关闭问题与不断增长的移民问题的汇集已激起国家主义者与本土主义者的强烈反应。

图为在西弗吉尼亚州，特朗普头戴安全帽向支持者发表演说

即使在专家学者的设想中麦克道威的地位突出，但麦克道威郡却并不属于上述之列。穷人决心为保卫其不断减退的白人地位吹响号角，而这样的冲锋队却并未在此地泛滥。就此而言，其居民感到被迫参与了选举过程。称其为桑德国家而非特朗普国家也并非无稽之谈。当可以为伯尼·桑德斯的社会民主规划投票时，麦克道威的许多穷困居民投票支持。约有十二万西弗吉尼亚的同乡人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们拥护着一位自称社会主义者在民主党初选中横扫了这个州的五十五个城市。

由于新闻业的基本规则就是“先简化后夸大”，或许我们不应为其未能充分解释白人工人阶级的政治举动而太过惊奇。但不幸的是，许多学者和知识分子并未能很好地将这些问题区分开。去年，大量声称解释白人恐慌源头的书籍广受赞誉，然而其也陷入了许多相同的困境。不论是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种志还是自传的角度，这些书都有基本的缺陷：它们混淆了表征与原因，以牺牲政治经济因素为代价过分夸大文化与身份，而未能对如何打破当代政治困局提出任何见解。

白人：新兴黑人

“贫困文化”理论在美国政治中是最具有延展性和伸缩性的修辞之一。 “贫困理论” 由社会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构建，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则使之普及,其思想来源可追溯到自由主义左派，而非沙文主义右派。尽管如此，在对非裔美国人的贫困问题的解释上，其着重于文化习俗与家庭结构。这也使得极易为新一代保守知识分子所用以减少罗斯福新政和伟大社会福利国家的扩充。

在他们看来，黑人陷入贫困并非由于经济结构或法律制度的歧视，而是由于一系列明显专属于“黑人群体”并代代相传的价值与行为。到目前为止，这种论述的细节应该是十分为人所熟悉的了。这种观点认为通过给贫困黑人提供现金补贴，政府为一系列病态行为提供保障：单亲/女性户主家庭、未婚生子、大量失业、犯罪、暴力以及吸毒。福利国家非但未能减少贫穷，反而刺激人们滋生了荒谬的想法：保持贫穷和维持致其贫困的坏习惯。

这个学说最有影响力的阐述是1984年出版由可憎的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所著的《失去理由》（Losing Ground）。默里的政策提议得到了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一致赞扬——比尔·克林顿称其作品为对社会的“卓越贡献”，并且直接激发了“我们所知道的终结福利”的成功运动。

他在《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1994）延续了这个见解，并公开辩称种族智商测试结果的差异根植于种族基因的差异，而在最近的《分崩离析：美国白人处境（1960年-2010年）》（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n 1960-2010）则更是大加宣扬。在《分崩离析》中，默里展示了他的反动观点可以很容易地应用于贫困白人和贫困黑人。在他看来，近十年来白人之间愈来紧张的阶级分化也可以用不同的文化价值和行为模式来解释。白人精英富有是由于其工作努力，接受大学教育，婚姻稳定，去教堂和做慈善。相反，下层阶级的白人与大众想象中的福利女王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在默里的讲述中，他们贫困并非由于结构性的问题而是由于他们辍学，未婚生子，尽可能避免工作，依赖福利，贩卖和滥用毒品，以及参与犯罪活动。所有这些都使得其后代注定陷入相似的命运。为了打破这个循环，上层社会的白人必须“传授他们的习惯”，并激发他们的穷亲戚一起行动。就像他们在城镇的另一边的参照一样，扩大的社会福利不能拯救他们——只有具备资产阶级美德的稳定生活方式才可以。

在阿巴拉契亚的励志男孩J.D.万斯的（J. D. Vance）畅销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里，默里的影响随处可见。在选举之后，万斯已成为专家们深入了解白人垃圾的当地传信人。他与默里共同在类似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学会发言，并且在媒体报告中他们的观点通常与贫困白人相联系。正如万斯在这本书的开头有些尴尬地透露： “我的故事背后暗含着种族因素。”

对万斯来说，阶级并非政治经济的结构问题，而是文化认同，这本身就接近于种族的范畴。他认为与他一同长大的贫困的苏格兰裔和爱尔兰裔美国人并非被其面临的黯淡经济前景而阻碍，而是由于乡下人世代相传的拉马克式的道德堕落。正如他在一个尤其骇人听闻的文段中提出：回到家“你可以穿梭在一个有百分之三十的年轻人一周工作时间少于20个小时的城镇，并发现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他的惫懒。”

他通常不得不承认该地区经济崩溃的严峻现实，但很快又再次重燃对“这种文化日益助长社会衰退，而非抵制衰退”观点的信心。

这本小书粗暴恶劣，通篇陈词滥调，抱怨这些放纵惫懒的穷人被包装成贫困个人的故事。

默里和万斯热衷于区别白人精英与不断增涨的贫困白人之间的文化差异，这并没有错。这两者在结婚率与离婚率、未婚生子，教堂参与度以及毒品滥用的分化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在近年来似乎有所增强。且几乎所有新增收入的积累集中在上层，而底层的真实薪资与生活标准面临崩溃，但这并不出人意料。若工人阶级和家庭结构在如此巨大的经济压力下得以维持，那将是相当大的成就。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事态的后续发展不应令人感到意外。为了一份有工会组织的钢铁厂的优薪工作，万斯的祖父从肯塔基州的东部一隅搬迁到俄亥俄州。而今天有多少人能采用相同的策略呢？为了微薄的薪水且毫无益处，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会背井离乡去在优步开车或在亚马逊的仓库里打包吗？在这种情况下，呆在家里领取残障补贴或贩卖冰毒似乎是更为明智的决定。

乡下人能够发声吗？

将阶级问题转化为文化认同范畴的势头并不限于右派。对“阶级歧视论”的讨论通常用以代替对政治经济和阶级结构的慎重思考，这样的策略在当代左派中屡见不鲜。阶级歧视论主要与态度，老套成见以及人际行为相关，而并未从结构上理解阶级关系。其拥护者往往试图暗中引入结构问题，辩称强者的阶级歧视的态度以牺牲阶级底层的人们为代价来构建公共政策和制度规则。尽管此概念的政治含义往往不言而喻，但对阶级歧视论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一场底层推翻阶级剥削的结构基础的运动，而是一次由上层跨越阶级鸿沟“构建桥梁”的态度转变。这个目标并非让工人加入联盟或社会主义党派，而是让精英加入讨论，理解并开放其阶级特权。但在其开放阶级特权的后续处理则尚未解决。

这种对不同阶级间个体成员的主观人际关系的持续关注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作为客观社会关系系统的运行方式。正如埃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认为：资本主义对普遍市场的依赖必然对经济活动施加了一定的必要规则：竞争，利润最大化，积累和生产率增长。工人和资本家都服从于市场的约束，都不得不遵从其要求以生存。抛开其个人信仰，态度和价值观不提，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如此。剥削的发生并非因为业主和雇主对工人怀有偏见，而是因为犹如皮鞭一般的竞争持续刺激他们去削减成本，加重工人劳动和降低薪资。

即使对工人阶级的偏见在明天可以消除，阶级剥削仍会持续。并且，那些态度可能会再次出现，因为虐待他人总是需要一个理由。

当然，对尊重穷人和工人阶级的考虑并非全然错误。左派的文化环境很大程度上局限在学术界。任何使我们的组织开放和欢迎工人阶级的切实尝试都应该被鼓励。然而，这并未让我们超过人际行为和微攻击的领域，同时这恰恰是今天的左派感到最为舒适的范畴。它并不帮助我们理解阶级结构作为客观的剥削体系的运作，也未对通过工人阶级自身的集体行为以颠覆此结构的可行之策提出任何见解。

南希∙伊森伯格（Nancy Isenberg）所著的《白色垃圾》（White Trash）为文化主义学派的阶级政治及其局限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例证。与万斯不同，伊森伯格是自由主义者，她的著作意在针砭社会群体特质。她并不去斥责或羞辱她所关注的贫困的南部白人，相反她企图将其置于有关美国身份本质的历史争斗中心。然而，通过她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其结果却适得其反。

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一部编年史，记录了精英力图去控制、管理和支配乡下人的方式，而那些在底层中呐喊的人们令其难于应对。《白色垃圾》大量依赖的第一手资料是由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编撰，所以它主要关注于这些人的焦虑和困扰：生育、种族纯正、道德退化以及优生学。在这个故事中穷人极少有机会为自己发声，而当他们这样做时，通常是政客、地主、记者、小说家和媒介专员替其发声。伊森伯格在电视真人秀节目《甜心波波来啦》（Here Comes Honey Boo Boo）中找到了考量这种文化含义的空间，但对民粹主义——美国历史上南方贫民最为重要的政治文化运动之一，你将不会找到切入口。

图为电视真人秀节目《甜心波波来啦》

尽管在其他社会历史的领域中这种对能动性和抵抗的探索可能被过分强调，但这在一本由当代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所著的关注贫困白人的书中却鲜有提及。这是匪夷所思的。若贫困黑人的历史也是如此记述，则会因此而受到斥责，而这也无可非议。但与之相反，伊森伯格得到了大量专业管理阶级的主要媒体机构的理解。

那是由于《白色垃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阶级结构或阶级关系的历史，而是关于阶级歧视论的历史。同样地，它也陷入了与在学术界和激进分子中有关白人特权主流论述的同样困境。当代特权理论表面上致力于以有色人种的能动性为中心并予以配合，但它始终将注意力重新转回到白人的思想，动机和行为。

它也给激进分子为竞争辩解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但这是仅仅一场构建玩家的个人标识的游戏。阶级歧视论的概念也是如此，只是标识者有所不同而已。这是一套机制，基于此，穷人的历史成为了精英者对穷人所思所为的历史。正如白人特权的概念，它既未对它试图解释的现象充分阐释，也未对事实上可能实现其所宣称目标的政治实践提供过多支持。它仅仅指向了一个冗长的“种族对话”的阶级歪曲的版本，这些对话在政治事业和公益上的作用比终结种族歧视要大得多。

过度理性

在所有试图解释特朗普时代右翼政治势力号召力的著作中，阿莉∙罗塞尔∙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的《本土异邦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或许在受过良好教育的自由主义者中最受认可。正如《堪萨斯怎么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与特定选举周期密切相关）的作者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一样，霍克希尔德探访中心地带的破败边远地区试图理解为何如此多的底层白人坚持反对那些似乎对其有利的想法和政策。

在对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的石油和天然气地区数年的人种志的实地考察后，霍克希尔德急于解决她称之为“大悖论”的问题：“对帮助的需求与一贯的拒绝。”

在霍克希尔德的考察对象中，这个悖论显示了其本身便是在面临真正灾难式的环境污染时对政府规制的反对。对她而言，要解释这个表面上的悖论并不主要参考为能源公司所支配地区的权力与利益构成。尽管她不得不承认其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政治经济的的突出地位，但她仍尽力将它们作为州财政收入来源与雇主的影响最小化。这也并非全然错误。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路易斯安那州预算中矿产收入的比例锐减。但石油和天然气仍在该州的劳动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便自动化生产进步与墨西哥湾的离岸生产增加，该工业在州就业中所占的份额也保持稳定。

正如霍克希尔德所承认，液压破碎法的长期工的工资“外加福利在80000美元左右。路易斯安那的木匠可以赚大约33000美元，卡车司机大约46000美元，而小学老师则是34000美元。或许工厂操作员需要培训才可以上岗，但却不需要大学文凭。”

即使存在风险与外部成本，在许多路易斯安那的工人们看来这仍是好工作。这使得从中获益的人们直接或间接地认同这些提供工作的公司。

霍克希尔德很大程度上略过了这些考虑因素（其“工业”一章仅有12页），而着重于文化及其影响。她将当地人对环境管制的反对描述为一种根本不合理的现象，以及是一种“背后故事”的表达，构建了其考察对象的情感图景。这个背后的故事是人们试图理解其处境的方式，是对生活感知的描述，这完全缺乏基于客观准则的事实和判断。在这种观点看来，政治不是利益之争而是矛盾论述的冲撞。这是一场“同一地区居民间不同观点与看法的”文化冲突，而对于客观自身利益的考量则为原始的情感所取代。

在美国政治中，现在并不是捍卫理性行为的恰当时机。许多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都对布莱特巴特新闻（译者注：一家美国极右翼新闻及评论网站）的无稽之谈深信不疑，而又有太多的自由主义者在特朗普当选后失去理性。但保守政治在白人工人阶级中的号召力并不一定是神秘的或非理性的。霍克希尔德约有三分之一的考察对象直接或间接地供职于石油和天然气工业。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乐于接受或至少被动地接受以污染和疾病为代价来获得一份有不错薪资的稳定就业。

以珍妮丝·阿瑞诺（Janice Areno）为例，她是这本书其中一整章的主人公。当霍克希尔德依靠一个情感侧面（“团队成员”）来解释她的茶党政治时，一个更简单明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近在眼前。珍妮丝的整个世界由当地的主导工业所构建，霍克希尔德对此解释得十分清楚。珍妮丝在一家土地管理公司担任会计，这家公司租赁土地给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她的父亲是一名雪铁戈的工会管道安装工。她的姐姐（或妹妹）就职于一家化学公司，担任物流主管，负责校验车厢。在工作中患上了慢性自身免疫疾病。尽管她充分了解与此工业相关的代价（包括与她家相隔一个街区的有毒废料填埋地），但她也清楚无论这些公司可能有多大的毁坏性或危险性，它们仍生产了有用的商品并提供了就业。

图为路易斯安那州工厂

正如霍克希尔德的另一位考察对象总结道：“污染是我们为了资本主义所做的牺牲”，并且路易斯安那西南地区的居民别无选择。

尽管控制污染或许是这些居民的利益所在，但从造成污染的工业中所得的收入和就业也是其利益。这种状况在由采掘业主导的地区十分普遍。西弗吉尼亚等地也有相似的情况。在那里煤炭工业与社区生活交织缠绕，密不可分。民主党也难以制定经济发展的替代方案。

即使人们反对明显错误的环境规制，但对社会学家而言，在像路易斯安那西南部的地区有如此多的人在政治上支持能源公司的现象并不足为奇。这些公司赚取丰厚利润，再在当地投资，这是人们获取高薪的基本前提条件。这些人对此再清楚不过了。他们不准备迫使工业区承担环境整顿的成本，因为这会使其利润减少。基于对路易斯安那西南部居民所面临的结构以及抉择的考量，他们支持保护商业，反对政府及个人主义政治，而这一切都太过理性了。

认同还是革命

由于底层白人投票者对特朗普的大力支持，选举后的大多论述都集中于“种族与文化不满”。这已成为一大堆自由主义记者最爱的腔调，他们似乎一心捍卫第三条道路自由主义的残余，使其免受左派出其不意的意识形态挑战。这个学派一贯将白人种族主义刻画为不动的推动者。它是一种原始的力量，除了其自身存在，而无其他任何解释。在一篇追溯种族对抗为“人类大脑中古老的，部落的部分”的文章中，自由主义记者内德·雷斯尼科夫（Ned Resnikoff）提出了这种趋势下的一个特别令人震惊的例子。

在这里讨论的所有书中，贾斯汀·格斯特（Justin Gest）的《新少数》（The New Minority）在研究白人工人阶级及其在当代政治的地位这一难题中提供了最为详尽的潜在有用资料。通过强调去工业化的严峻现实，格斯特为其在东伦敦和俄亥俄扬斯敦之类的“创伤后城市”所采访的大量居民的政治行为提供了背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资本从这些地区撤出，而那时恰逢移民和有色人种的迁入。工会关系与工厂就业一同崩塌，历史上工人阶级的党派也似乎对为其传统基础发声而失去兴趣。

图为美国有色人种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土的白人工人会为政治上极右派所吸引的缘由也并不难以理解。正如约翰娜·布伦纳（Johanna Brenner）与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在一篇关于这个话题的经典文章中的讨论所说：

工人阶级中较为强势的部分通过在现有关系的基础之上进行组织来排斥较为弱小，缺乏组织的部分以捍卫自己的地位。这似乎是可能的。他们可以充分利用美国人的地位来排斥外国人，白人排斥黑人，男性排斥女性，就业者排斥失业者等等。从业人员这样做可能最初只是出于其最为迫切的自身利益的考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感到了要为这些行为寻求正当性的压力而采纳了可以使其行为看起来合理适当，逻辑连贯的想法。当然，这些想法来自于右派。

毫无疑问，采纳这类排他的策略是站不住脚的，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也并非荒谬。当阶级抵制的可能性大大减少时，那些可能直接针对经济精英的不满会很容易地转移到黑人、移民、穆斯林、同性恋者以及其他易于攻击的对象。政治拒绝真空。一些可能发展以阶级为基础的跨越种族，祖籍国，性别及宗教的身份认同的社团和政党的空心化，为极右派提供了机会。通过组织像性别，种族，国别之类的已有的团结基础，极右派填补了这个缺口。白人工人阶级对极右派号召的响应往往被夸大了。但毫无疑问的是，在缺乏替代的政治诉求时，许多人会将他们的边缘化以文化术语来解释，并将富有的自由主义团体和所谓的上升的少数群体作为敌人，而非资本与其公职人员。

问题始终在于如何去处理它。格斯特提议对白人工人阶级予以认可并将其作为民主党派联盟中的一个利益群体，与非裔美国人、非异性恋者和拉丁裔处于同等序列。在社会主义者看来，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处理方法了。认同白人工人阶级是一个独立的文化身份群体将标志着第三种道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最终胜利，并排除了打破文化主义政治困境的任何可能。其结合更像是利益群体云集的“社团”，必定会使那些被推举代表的个体受益，就像早期非裔美国人的集合和其他历史上遭受压迫的群体一样。但它并不推动一个更广泛的政治联盟的构建——跨越身份认同，以包含工人阶级在内的共同立场为基础。

那么社会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自从选举以来，伯尼·桑德斯一直在特朗普获胜的地区举行电视直播的市政厅会议，其中包括麦克道威郡和西弗吉尼亚。他的核心信息一如既往地简单直接：你们的问题并不是由移民、同性恋者、黑人或穆斯林所导致的，而是由富人所致。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削除他们的权力。为了建立和维持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这里不会是我们政治的终点。但这是唯一起点。

翻译文章：Chris Maisano, The New Culture of Poverty, Catalyst,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