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造
0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
毛泽东在1940年1月写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1]他还指出：“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2]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隆重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标志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这也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在经济上的特点。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3]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著名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使中国广大农民摆脱地主的压迫和束缚。而列宁在谈到俄国农民经济时指出：“这种经济愈少受土地的牵掣，愈彻底地摆脱地主的压迫，摆脱中世纪土地占有关系和土地占有制度的压抑，摆脱盘剥和专横现象，农民经济自身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就能愈蓬勃地发展起来。”[4]这一点对于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农民经济也成立。而随着农民经济自身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以及小农经济自身抗风险能力差的特点，平均地权后不久中国农村的两极分化就重新出现了，部分农民因为各种原因陷入困境而让出了自己分得的土地或者无力耕种自己的土地。中国农村面临土地革命失去意义，新中国政权面临失去民心的危险。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曾经谈到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法国小农经济的变化。“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以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在没落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土地的分割，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19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致富的条件，而在本世纪的进程中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困化的法律了。而这个法律正是第二个波拿巴必须维护的‘拿破仑观念’中的第一个观念。如果他和农民一样，还有一个错觉，以为农民破产的原因不应在这种小块土地所有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况的影响中去探求，那么，他的实验一碰上生产关系，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破灭。”[5]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改造个体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改革小块土地所有制，加强农业合作社，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既有发展社会主义的主观愿望，也是小农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城市里，无产阶级既然成为领导阶级，就不可能继续忍受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一方面，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来的国营经济中工人的主人翁地位逐步得到确立，职工的地位和待遇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也在人民政府的要求和统一部署下，在企业工会领导下进行了民主改革。企业在废除把头制、包工制后，由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协商建立新的管理制度。对于劳动条件、工资福利等有关问题，由劳资双方协商或由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仲裁解决，逐步形成了新型劳资关系。[6]
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
前面提到，恩格斯指出：“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这一点可以说明前苏联和新中国在全面恢复国民经济之后，随即便从新经济政策和新民主主义经济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的原因。
恩格斯还指出：“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也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7]虽然由于西方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导致俄国或者说前苏联的社会改造完成在西方国家之前，使得这段话的预言出了一点偏差，但是这段话还是说明了俄国成功的可能性，并说明了中国为什么可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因为，在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有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就是前苏联。中国正是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而且这个榜样还帮助中国吸取其革命和建设的成果，对中国进行了无私的或者说低成本的援助。1954年的时候，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8]正是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才很快地获得了制造汽车、飞机、坦克和拖拉机的能力，并且没有因此而背上偿还不起的债务。[9]相比之下，美国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援助时隐秘地通过经济杀手使得受援国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进而使得受援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制于美国。[10]
此外，马克思指出：“历史的进程并非是那样绝对的。……即使只拿分工的这一方面来说，这里是古代的共和国，或是基督教的封建制度;那里则是古老的英国和它的贵族，或是现代的英国和它的棉纱大王。”[11]因此，新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没有死板绝对地去补所谓资本主义的课，而是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和世界的世情，抓住有利时机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一种正常的历史进程。
在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经过以发展互助组为主、发展初级社为主和发展高级社为主的合作化高潮三个阶段，逐步引导五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在这场广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担心的粮食减产的情况，全国各地的多数互助组、合作社都做到了增产增收，出现了在迅速完成农业生产关系变革的同时，保持了农业生产连续七年增长和多数农民生活逐步改善。[12]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都经过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过渡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三个过程，因地制宜，按照不同手工业者容易接受的形式，由低级到高级、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在手工业合作化过程中，坚持贯彻自愿互利原则，力求把合作社办得对生产者、国家和消费者三方面都有利。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发展速度过快的问题。经中央发现后，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使手工业改造得以稳步发展。[13]
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确定了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首先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然后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有化。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是公私合营。在公私合营企业内部的利润分配，采取“四马分肥”，即国家所得税占30%左右，企业公积金占30%左右，职工福利费占15%，资本家所得占25%。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后，资本主义工业主要部门已全部或大部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企业合营后，生产迅速好转。1955年，公私合营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利润都比私营企业高一倍左右。对资本主义商业的改造是从排除资本主义批发商开始的。到1954年底就基本上完成了国营商业代替私营批发商的工作。在工业和商业中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和主体地位都已确立并得到巩固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部分已转变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余下的一小部分私营工商业也是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进行生产和经营。到1955年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4]
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还提到，“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15]
本文摘自余斌研究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第三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形成”的第一节。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页。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页。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4]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0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9页。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51-5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9页。
[8]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9] 有不少人全盘否定苏联模式。虽然说任何一个模式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决不能无视其历史合理性。漠视苏联的援助及其工业化模式对现代中国的意义，是忘恩负义和背信弃义。
[10] 参见[美]约翰•珀金斯著，杨文策译：《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8页。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190、197页。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201页。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203-206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