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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公知本来是个中性词，因为经常在公众场合发表意见的既有自由派公知，亦有与自由派立场对立的公知，还有中间派公知，只是由于一段时间以来，自由派公知常常自称公知，并且美国的《时代周刊》曾经册封了“100名中国公知”，因此网络上所说的公知基本上特指自由派公知。
这里所说的“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所说的是一种趋势，或者说是一种可能性的预测。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宏观层面说，作为具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社会意识的群体的自由派公知是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下的产物，从微观层面说，某些人的自由派立场与他们个人或者家庭的特定经历有关，这些环境条件既不是一直就有，也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
中国的自由派公知比较集中在经济界、法律界、教育界和新闻文化界。
在上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亲自领导了一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作为与“自由化”的概念相对应的概念，并且属于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被称为“自由派”。
自由化思潮兴起于“全盘西化”逆流在中国初步产生的上世纪80年代，到奥巴马执政期间企图用所谓的“普世价值”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时候达到巅峰。
自由派一开始利用体制内的毛泽东的思想体系和邓小平的思想体系的不同之处找到自己生存的空间，首先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反毛，然后再打着所谓的“民主”的旗号反邓，并且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下初步形成气候。
自由派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
一种也许是在动机上是为了中国好，他们在过多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情况下，不顾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错误地认为只有西方的发展道路才能够让中国富强，他们跟上世纪30年代中共领导层内部的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别人成功的经验并且以之处理中国革命问题的“苏俄派”一样，夸大西方道路的优越性，生搬硬套西方的发展经验。
另外一种是由于种种原因，对新中国，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的人，他们借助美国和西方要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之机，妄图借助外部力量推墙。最起码，对中国进行西化或者分化。
我之所以作出公知正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判断，基于如下理由：
公知的产生与特定的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社会状况相联系。比如，在国外，在西方强大，中国相对弱小的情况下；在国内，在贫富两极分化，法制不健全，社会矛盾高发的情况下，这些条件为公知的产生和成气候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当这些条件消失了，公知这种东西也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在西强我弱的情况下，经济界的自由派利用中国急需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的迫切性，拼命鼓吹全面私有化，过度夸大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其中一部分人是认为这样才能让中国富强，另外一部分人是希望通过改变中国的经济体制最后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
过度的私有化、下岗潮以及一部分人通过非正当手段暴富，贫富两极分化以后，社会矛盾高发，这时候那些曾经出馊主意误导改革的公知并没有反思自身的失误，首先想到和做的事情是“甩锅”，把这一切归因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这里面仍然是两种人，一种是教条主义的西化派，另外一种是通过非法手段掠夺财富以后怕受到清算急于改变中国社会制度的人及其代言人。
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既有冤案难于完全杜绝这个全球性问题，也有在改革开放具体过程中出现的司法腐败问题，过度执法问题，甚至出现某些地方政府因为单纯追求GDP，而在资本和民众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袒护资本，并且动用警察对付不满的民众的问题。所有这些，有些是人为的，有些是改革开放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而这些问题被法律界的自由派利用了，他们利用某些地方和领域中存在的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以偏概全，以局部否定全局。他们挂着“法治”的“羊头”，卖的是“通过‘司法改革’的‘威虎山小路’”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的“狗肉”。具体的做法是，反对共产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利用警察执法过程中与民众的某些矛盾煽动仇恨警察的情绪，并且煽动抗法甚至是暴力抗法。每当恶性案件发生，他们或者苛求警察，或者通过渲染行凶者的经历，博取大众对行凶者的同情，进而变成对执法者的不满和仇恨。他们利用或者操纵水军，甚至组织各种“法闹”，对法院的审判进行舆论干预。他们极端美化西方的司法制度，并且在国内的司法实践中把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最起码为一部分“状棍”通过玩弄法律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创造有利条件；他们在尚未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主张马上废除死刑，一方面怕自己的倒行逆施将来受到清算，同时为他们要忽悠来在颜色革命中打头阵的人消除后顾之忧。
自由派公知最大的特点是反毛和极端亲美，更加极端一点的是连毛邓一起反，只有在体制内存在把毛邓对立起来的思潮，并且在体制内外的亲美、崇美、恐美成为一种风气的情况下，他们才有运作的空间。当主流民意更多的是看到毛和邓都是在探索一条让中国发展富强的道路，看到毛和邓两个伟人的不同点既有方法论方面的差别，也有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条件的差异，而且他们俩创立的理论和实践都有待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因此当从上到下，从中央领导人到大多数人都把毛邓统一起来的时候，自由派公知就没有了运作空间。同样，开始于尼克松访华，发展于邓小平访美，在克林顿执政前期达到高峰的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从克林顿执政后期炸馆事件开始下滑，到奥巴马执政时期大打折扣，到特朗普执政时期几乎丧失殆尽。在这方面，美国佬尤其是特朗普是很好的反面教员。失去了这两个支点，自由派公知的存在就失去了土壤。
自由派的衰落还由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国际上，2009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贸易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0年又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值中所占比例也达到15.6%，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到2017年底，中国的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63%，几乎是日本的三倍，几乎是第四到第八名之和。中国的“一带一路”惠及全世界，连欧洲国家也争着和中国做生意。西方想遏制中国的发展已经比较困难，那么唯西方马首是瞻想通过美化西方贬低中国的自由派同样也面临困境。
在国内，在经济方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保持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在政治方面，党中央一再明确宣示“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明确对“西化”说不。在文化方面，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越来越强烈，自由派对西方的美化越来越无人喝彩。在社会方面，通过立法，保护英雄烈士的名誉权等，用法律手段打击历史虚无主义；在国防方面，随着中国的国防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美国通过军事干涉压服中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外交方面，一方面与俄罗斯背靠背抵御美国的压力，一方面利用与美国经济的高度互补性，用打太极的办法化解美国的遏制，并且用睦邻以及和欧的外交方针，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通过加强网络管理，建立了防范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的防火墙，让自由派及其背后的外部势力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任意造谣惑众，煽风点火。
在网络上的意识形态斗争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面对中国政府依法加强网络管理，加上“自干五”的崛起，自由派要煽风点火越来越困难。自由派煽风点火的三大绝招一是歪曲历史，二是造谣，三是利用自身的知识分子的文化优势，运用诡辩术忽悠民众，现在造谣要负法律责任，而忽悠术在广大“自干五”的反击面前越来越不堪一击。说到底，很多“自干五”本身也是知识分子，只不过其中很多人不抛头露面，不公开身份而已。就像带“苏丹红”、“三聚氰胺”等化学成分的毒食品把很多中国人逼成“化学通”一样，自由派公知对历史的歪曲把很多网民逼成了“历史通”，形成了历史知识大普及的局面，让自由派欺骗人越来越困难，在造谣受到法律处罚，歪曲历史被揭穿的情况下，他们通过运用诡辩术忽悠民众再被同样是知识分子的“自干五”运用逻辑一一进行反驳以后，几乎无还手之力。除了现在在某些领域自由派还控制着话语权以外，过去那种自由派在网络舆论界可以随意指鹿为马，呼风唤雨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
自由派公知还有一个忽悠人的理论武器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批评”的说法，以此作为护身符和在民众中为自己贴金。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批评都是合理的、正确的和必须的，因为所谓的批评有下面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批评错误的东西。这种批评才是合理的、正确的和必须的。从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来说，就是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依靠法律手段对政府的运作和官员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对不作为、乱作为和以权谋私现象进行揭露和批评，这才是知识分子真正的天职。
第二种是虽然出于正确或者是良好的动机，但是由于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对正确的东西进行了批评。比如虽然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革命，但是在探索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曲折推进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对此进行批评是必要的，但是有些人虽然出于忧国忧民的动机，却对改革开放进行整体否定，这是错误的。
第三种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批评”正确的东西。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自由派人士用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来“批评”中国的“四项基本原则”。
第四种是以一种错误的观点去批评另外一种错误的观点和做法有人以为，只要自己批评的东西真的是错误的，那么自己就一定是正确的，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只有两个命题的外延之间的关系是矛盾关系的情况下，才能通过证明对方错误来证实自己正确；而形式逻辑的规则规定，属于反对关系的两个全称判断不能同真，可以同假，即其中一个判断真，另外一个判断一定假；如果其中一个判断假，另外一个判断真假不定。所以即使是证明另外一种命题是假的，也不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比如以前曾经有过的“宁要……，不要……”的说法，后来自由派公知焦某标也用同样的思维方式表达了相反的思想内容，所以都是错误的，因为人们还可以在这两种事物以外有一个“既要……，也要……”的选择。而以错误的观点去批评错误的东西，导致的结果仍然可能是错误的。比如自由派公知煽动有些人以暴力抗法去对待警察中可能出现的执法不规范现象等。
自由派公知笼笼统统地说什么“知识分子的天职是批评”，有意无意混淆四种不同性质的批评，本身是错误的，最起码是片面的。
随着广大民众文化水平和辨别能力的提高，批评不再是公知的专利，公知对话语权的垄断被逐步打破，作为自由派公知自我标榜和大放厥词的借口的所谓的“天职”论就成为了人们的笑柄。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在中国历史的上下五千年中，在知识分子中不乏鲁迅先生所说的这种人，即使是在今天，知识分子的很大一部分也是这种人，而像自由派公知这样的拼命拉着历史车轮向后走的情况在历史上的确不多见。
如上所述，公知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随着国家的强盛，社会的进步，自由派公知即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而新一代有良知、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有作为的的知识分子将取代他们，活跃在新的历史舞台上。
也正如文章的前面所说的，公知退出历史舞台是一种趋势，是一个渐进的进程，并不是马上呼啦啦退出的。因为，第一，从国内外来说，正义力量与邪恶势力仍然处于相持阶段，邪恶势力仍然非常顽固，并且在某些领域还仍然占有优势；第二，美金会仍然大大的有，虽然特朗普口头上说“停止发放‘推广民主费用’”，但是根据有关人士研究，这笔钱只不过是换一个口袋掏出来而已，尽管特朗普对奥巴马那一套不感冒，但是他的手下尤其是那些驻各国的所谓的非政府组织仍然会这样做，对美帝继续称霸有利的事情，特朗普是不会硬停下的；第三，正如伟人说过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需要广大民众尤其是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坚持不懈地与一切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言行作斗争，虽然最近公知们好像偃旗息鼓了，但是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仍然会跳出来表演。同时，在人民大众与公知之间，也同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与那部分只是由于认识问题而坚持自由派立场的人之间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思想交锋或者批评教育改变他们；与那些已经有里应外合配合境外敌对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实际行动的人，就是要依法坚决打击，比如像杨恒均这种人。既不应该因为某些人有自由化的错误立场和错误认识而对他们有过激的行动；也不应该因为投鼠忌器而放纵他们的错误思想自由泛滥尤其是破坏活动，而应该平时在舆论上反击，一旦踩踏红线，就依法坚决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