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字在北京是如何推行的

20世纪50年代，扫盲运动中，农民在田野上结合生产内容识字。

1957年版的《新华字典》率先贯彻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首次以简化字作为主体字头。

1958年2月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京召开期间，代表们讨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作的《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

▲1955年4月30日，《北京日报》2版

▲1955年4月30日，《北京日报》2版

▲1955年10月27日，《北京日报》3版

▲1963年12月16日，《北京日报》2版

▲1986年9月28日，《北京日报》1版

现在我们使用的汉字，有一部分是从繁体字简化而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何要简化汉字？在北京推行简体字时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群众容易接受吗？我们一起重温那段文字进化简史找寻答案。

本报试用简体字

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

这一方案是经全国文字学家、各省市学校的语文教师以及部队、工会的文教工作者约20万人参加讨论、提供意见，几易其稿后，才正式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最终确定了517个简化字，分四批推行。1956年2月1日，第一批230个简体字和30个类推偏旁在全国印刷和书写的文件上一律通用。除翻印古籍和有其他特殊原因的以外，相应的繁体字在印刷物上停止使用。

此前，简体字早已在本报试用。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1955年1月份发表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

同年5月1日起，包括本报在内的全国报刊开始试用草案里的57个简体字。相应的繁体字就不再在报上使用了。（1955年4月30日《北京日报》2版，《本报从五月一日起开始试用部分简体字》）

为何要推简体字？

简体字在本市推行时群众容易接受吗？那就先要了解一下当时简化汉字的背景。

本报1955年4月30日2版刊发的《为什么要推行简体汉字？》一文中提到，汉字虽有过伟大的历史功绩和现实作用，但是不可否认，汉字有很多严重的缺点，不能充分有效地适应现代生活各方面的需要。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汉字在学习、书写和记忆方面都非常艰难。汉字在教学上的困难直接影响到我国教育的普及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所以迫切需要把汉字适当地加以简化。

本市基层扫盲工作中的情形，印证了这种说法。

当时，从事扫除文盲工作的郭文敏曾谈到他在工作中的困难。他说道，现在有的工厂因为工人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使用苏式装备感到很大困难。农村中合作化运动也正迅速地发展，学习和推广新技术，评分记工，哪一样也缺不了文化。工农同志们急迫地要求学习文化。自从1950年国家正式开办了工农业余学校，工农同志们就起早贪黑地硬挤出时间来学文化。很多教师不断地钻研创造速成识字的方法，但至今仍是进步缓慢。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工农同志学习汉字非常困难。

北京市不少职工业余学校中有一部分学员就是老学学不会，一再地留级。东郊区一个面粉厂里的一位工人，上了3年业余学校，得了6次全勤奖，但仍然在读第一册课本。工农同志们说：抡大锤、扛大锄都不怕，就怕拿笔，笔比啥都沉重。冬天，在寒冷的教室中听写十几个字后，有的人就急得一头大汗。（1955年10月18日《北京日报》2版，《简化汉字可以减少工农同志识字的困难》）

因此看，推行简体字在本市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

汉字简化怎么个简法？

群众对简体字的接受程度，还要具体看这些字是根据什么原则简化的，简化后好不好写，好不好记。

汉字简化工作开始后，各方面的意见和构想就涌向了当时的文字改革协会。新中国刚刚成立，人们普遍急于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对于文字工作的构想和方案也颇为大胆。当时人们提交的改造汉字方案五花八门，有的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有一种方案建议把汉字改造为“新形声字”。例如，把“京”字定为“鯨、景”等字的声旁。如此类推，“涼、諒”等字的声旁改为“良”自然很合理，但这样一来“涼”变成了“浪”。

于是，有人又建议把声旁改用字母拼音。但是字母夹杂在汉字内更不容易辨别。

另一种建议是把每组同音的字留一个。这样如果不分四声，只需要400多个字。即便分四声，也就是1300多个汉字。但完全改变汉字的用法，违背了习惯，使人读起来非常别扭。

还有一种方案主张有系统地简化汉字。但这样系统简化出来的字，和在民间已经流传甚广的一些简体字不同，反而会感到别扭。

其实，对于汉字的简化人们早已形成了一个“述而不作”的原则。

简体字不是专家们闭门造车的结果。早在宋元时期平民社会就流传着一种通俗的简体字，虽被许多文人视为鄙俗，但在民间应用极广。

简化汉字是为了方便人们的日常使用，如果一个简化字方案要通过长期的大力推广才能收效，就得不偿失了。“约定俗成、稳步前进”被确定为简化汉字的方针。（2008年6月3日《北京日报》14版，《书同文》）

《汉字简化方案》最终确定的简化字，绝大部分都是已经在群众中流行的、群众所创造的简体字，只有极少数是新造的。

《汉字简化方案》第一表和第二表所简化的繁体字544个，平均每字16.08画；简化之后归并成的简化汉字，平均每字只有8.16画。就是说，写简化汉字比写繁体字可以省力一半。（1958年2月14日《北京日报》3版，《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

群众来信赞成简化汉字

简体字推行过程中，也一直伴随着争议。有人认为，繁体字承载了中国文化，不应被简化，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已经熟练掌握了繁体字，对简体字不上心，甚至看着不顺眼。即便这样，在北京简体字还是在学生教育和扫盲工作中受到欢迎，迅速推行开来。文字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好写、好认永远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本报就曾接到多位读者的反馈。

当时的北京市工业劳动模范石景山钢铁厂工人高秀田说，他过去没念过书，新中国成立后才得到学习的机会。但年岁已大，一看到黑压压一片方块字，特别是笔画多的字时，就感到头痛。第一次上课时，‘黨’字就把他给难住了。一数笔画，好家伙，20画，一笔一笔写，结果用了30分钟还没有写会。实行汉字简化后，“黨”字写成“党”，再写这个字时，就再不像以前那样为难了。“因此我赞成汉字简化，我特别深刻地体会到汉字简化对扫除文盲工作的好处。”（1955年10月27日《北京日报》3版，《汉字简化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

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教师杨炳吟也来信说，由于有些字难记难写，孩子们很喜欢模仿简体字的写法，但过去流行的简体字写法混乱，没有统一的标准，也不便鼓励孩子们学习。自从“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后，先后又发表了两批试用简化汉字表，孩子们很快就学会了那些简化的汉字。（1955年10月27日《北京日报》3版，《小学教师和学生欢迎简化汉字》）

滥造滥用简体字得到纠正

简体字随后迅速推广，但在使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

有人误认为写字笔画越少越好，所有的字都可以用同音字来代替，甚至出现了不少自造的简化汉字。如“舞（午）蹈”“停（仃）车”“大街（亍）”等。（1962年3月28日《北京日报》2版，《怎样减少学生的错别字》）

各种滥用的简化字困扰了不少人。本报曾集中刊登读者来信反映的此类现象。例如，当时的延庆县王木营中学语文教师常征反映：从初中三年级同学的作文中抽出几句来看一看：走向学校写成走“象”学校；个人主义写成个人主“意”…… （1963年12月20日《北京日报》2版，《对滥用滥造简化字的意见》）

读者张鸿反映：在市酒仙桥职工医院看病时，发现“交费口”写成“交弗口”， “检验科”写成“杄验科”，“严禁入内”写成“严进入内”等。

读者李志信、陈景昌反映：发货票上开的有“无介甬”即无盖桶，“皮不”即皮钱，“皮佃”即皮垫，“皮〇”即皮圈，“元球皂”即圆球罩，“千比”即铅笔，“将胡”即浆糊。（1963年12月16日《北京日报》2版，《对于滥用滥造简化字的意见》）

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在当时甚至给人们在商店购物、在饭馆就餐和邮件投递都造成了困难。

为纠正社会用字混乱，便于群众使用规范的简化字，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重新发表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64年编印的《简化字总表》，并要求社会用字以《简化字总表》为标准。（1986年10月15日《北京日报》2版，《关于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的说明》）

第二次简化方案草案被废止

经过几年的酝酿，1977年5月《关于〈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请示报告》报送国务院审批。“二简”草案随后开始征集群众意见。

“二简”草案分为两个字表，共收简体字462个，类推出来的简体字391个，合计853个，外加简化偏旁16个。比如，用“元”代“圆”，用“坐”代“座”，用“欠”代“歉”，用“胡”代“葫、猢、蝴、糊”，“葫芦、猢狲、蝴蝶、糊涂”，简化后写为“胡芦、胡狲、胡蝶、胡涂”。（1977年12月20日《北京日报》2版，《汉字的简化和〈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但是，由于过分追求简化，“二简”违反了“约定俗成”的原则，后来被废止。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负责同志在1986年9月2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二简”草案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左”的思想影响，急于求成，简化的字数过多，群众接受不了，现在予以废止。国务院也发出通知，强调指出，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于社会应用。（1986年9月28日《北京日报》1版，《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侯莎莎 焦剑）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 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