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2018年12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达成重要共识：第一，中美停止互征新的关税；第二，在90天之内（也就是2019年3月1日前）中美两国就中国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网络盗窃、服务和农业、结构性改革等问题展开谈判，如未达成协议，美国将已征收10%的2000亿来自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的关税率提高到25%；第三，中国同意立即扩大对美农产品、石油等进口，管控芬太尼，批准高通-恩智浦交易。在此之前，美国提出了一个要求中国答复的142个项目的清单，针对中国的答复，特朗普说有关键的4-5项没有满足美国要求，据推测这包括取消“中国制造2025”、国企问题、不能挑战美国在半导体等领域的主导地位等，美国提出的所谓结构性改革问题主要是指这些方面。
从以上报道可以看出，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企图迫使中国对其提出的致命通牒妥协投降。中国谈判代表团似乎对其关税恫吓无计可施，只能与其艰难地周旋。实际上，美国对中国实施高关税是为了迷惑中国而施放的烟雾弹，这种高关税恫吓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而已，正如我早在今年4月11日指出的，“美国战略家很清楚……对中国产品征税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实际情况完全证明了笔者这种看法的正确性：美国7月份开始对中国开始征收高关税，但8-11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11月份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激增至创纪录的356亿美元。虽然到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有可能减少，但事实已经证明，特朗普的上述通牒（“在90天内，如果中国不答应我条件，美国将已征收10%的2000亿来自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的关税率提高到25%”）只不过是赤裸裸的恫吓而已，只有傻瓜才会相信他的无端指责并答应他的条件。
应对美中经济战，中国谈判代表团决不能被特朗普牵着鼻子走，更没有必要在美国的通牒清单上与其讨价还价，所应采取的战略应该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在这里，笔者出一奇谋异策，这就是中国谈判代表团在谈判中提出：中国决定取消扩大对美农产品等进口以及批准高通-恩智浦交易的承诺，如果美国答应不再将2000亿美元产品的10%关税提高到25%，并乖乖地收回其142项通牒清单，中国将答应美国在两年内减少对美2000亿贸易逆差的要求。但如果美国仍执意将20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率提高到25%，中方谈判代表团就可以告诉美国谈判代表：“欢迎，你们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进口关税，我国也将对其征收出口税，中国将对2017年对美贸易顺差总额为2758亿的产品征收最高100%的出口关税。”
对于中国的这种“自杀性”疯狂之举，美国谈判代表团和特朗普一开始必将大惑不解，但一旦我方代表团对其做出解释，他们将会惊慌失措。原因就在于据美国商务部数据，在美国2016年的贸易逆差中，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占47%。这种巨额的对华贸易逆差形成了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严重依赖，如果中国对其部分进口实施禁运，美国短期内（比如2-4个月）很难从其他国家获取较大量进口，而美国国内恢复生产需要较长时间（比如一年）和更高成本（至少提高一倍）。只要我国根据美国国内供给缺乏弹性的程度以及从别国寻求替代进口品的难度，相应地对我国出口到美国的制成品制定不同的出口关税率，对其进行定向打击，将会导致美国国内工业消费品物价暴涨，引发作为特朗普上台的美国中下层民众对其强烈不满；同时，我国拒绝扩大进口美国农产品，继续对其征收高关税，这将使特朗普失去农业州的支持。美国消费品物价暴涨和农产品的大量滞销将引发美国股票和债券暴跌，美国将有可能陷入类似于前几周在法国所发生的社会动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很难再执政下去。
但笔者的这一奇谋异策是否会导致我国产品的大量滞销和劳动力的大量失业呢？不会的，笔者已经筹划好了一系列政策与之相配套，其中部分政策在2012年发表的《扩大进口战略的隐忧与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新论》已经提出，读者在其中可以寻出笔者这种整体战略的端倪。实际上，正是因为没有根据地担忧美国征收进口关税将导致中国产品大量滞销和工人的大量失业，人们才被特朗普关税的纸老虎吓破了胆。那么，这一奇谋异策是否会产生现在流行的所谓中美贸易战必将导致“两败俱伤”的结局呢？也决不会的，笔者的这一奇谋异策不仅将奠定我国打赢美中经济战的基础，而且将导致中国经济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因为事态紧急，所以，笔者感到有必要迅速将自己的想法公布出来，其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希望广大爱国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将我的这一声音传递给中方谈判代表团，告诉他们：中国决不能答应美方的任何条件，并使他们认识到存在着夺取战略性根本胜利的奇谋异策，从而关注笔者的研究，因为他们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太大，转变思想需要时间。第二，这一奇谋异策需要广大爱国人士群策群力，笔者希望对美国经济有很强观感或对中美经济深有研究的相关有志之士能够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共同推动这种奇谋异策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2018年12月13日24时
【贾根良，察网专栏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贾根良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