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极左的诱惑

连日来，从河南郑州到北京，不断曝出“再现文革大字报”的消息，而且有图有视频，一时间极左的回潮让很多人心有戚戚然。 先来看看郑州和北京发生的事情。从流窜于墙里墙外的视频来看，为文革翻案的大字报出现在河南荆山人民广场的毛泽东塑像附近，数十张彩色喷绘、格式规范的大字报，整齐悬挂在人行道两侧，其内容以颂扬中国已故领袖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为主，并直言“文革注定是人类文明之灯塔，不主动接受，那就被动承受。”

毛泽东虽然已经故去，但对于中国的影响力历久弥新（图源：VCG）

而在北京发生的，则是北京红歌会组织的唱红歌活动，类似的活动在中国很多地方屡见不鲜。唱红歌并不等于为文革翻案，只不过这一次除了唱红歌，比如《北京的金山上》，参与者还表达了他们对于中国现状的态度——非来一场文革不可，因为中国很多政治和社会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刮骨疗毒的地步。

一边是毛泽东拥趸营造出的极左诱惑，一边是已经渐次失语的右派们的望洋兴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便是来自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发自《金融时报》的一篇《私塾先生》之文。文章以近乎文言文的笔调，历数了文革如何“把人变成鬼”的罪状，而于作者自身，至今也是梦魇重重——两场游街示众的，例为“地富反坏右”，外加“被打倒的”中小学教师。私塾先生场场不落，不堪凌辱，撞墙自尽而未遂，只落得头破血流。那天劫后河边清洗，自己将碎渣取出，不料感染化脓，旬月不治，幸亏乡村郎中草药煎敷，这才慢慢痊愈。

中国会不会再来一场文革？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在2012年的记者会上说的直接，而那次表态也是压倒已经身陷囹圄的薄熙来的最后一根稻草——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文革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之后，对于文革直接表态的，就是曾经的“政治明星”于幼军了。2015年，退休后的于幼军以一堂“反思文化大革命”开始自己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任教生涯。面对“文革在现在会重演吗”的提问，于幼军回答：“文革的土壤还在，特别是人们还没有理性、深刻认识的情况下，文革有可能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部分重演”。这些年，“文革阴魂若隐若现，侵蚀执政党和人民肌体……极少数人甚至将最近30年探索道路出现的失误或现实腐败、贫富问题，归结到改革开放上，认为原因是离开了阶级斗争的道路，更有甚者，认为需要第二次、第三次文革，还有一两代人，根本不知道文革为何物”。

抛开今次轮番上演的大字报风波，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社会上的确出现了不少“极左”重新冒头的迹象。

先是几个名不见经传的所谓经济学家鼓噪“民营经济退场论”，并很快演变成一场群情激越的大讨论；再是从重庆到福建再到浙江的高考“政审”风波，让很多人心有戚戚然地想到了毛时代的“成分论”；还有中共中央政法委和浙江省委在“枫桥经验”发源地联合召开纪念大会，直接将习近平与毛泽东并列于横幅上——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大会，批评者认定这正是习近平的本意，他就是想成为另一个毛泽东。

这三个事件虽然彼此孤立发生，但放在今天中国的政治气候中，却有着某种不可不察的共通性，那就是越来越多人对于中国向左转的担忧与警惕。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姓资还是姓社，邓小平当年以88岁高龄南巡时说得很明白，“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至于姓资姓社，从改革开放第一天起，这个争论就是一切思想问题的中心，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还争论不休。但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并直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所以才有了中国过去40年令世界刮目相看的经济成就。

面对“极左”的诱惑，中共如何才能抵制诱惑，进而将这股撕裂中国的思潮平息下去，是摆在面前不得不直面的棘手问题。具体到习近平， 恐怕没有人怀疑，他有着足够的政治野心和对于中国更为长远的思考，外界之于“习近平就是想当第二个毛泽东”的批评，某种程度上也间接印证了这一点。但必须承认的是，在重塑社会形态的过程中，不可不体察弥漫于社会上的民怨与情绪。

于细微之处见真章，作为执政者，如何与人民建立互信，跟整个社会舆论建立互信，只能通过解民之所忧的一件件小事积累。所以一些该立场鲜明讲清楚的事情就干脆利索地讲出来，一些有理有据的作为就理直气壮地做出来，而不是遮遮掩掩、含含糊糊，任由外界纷说，让基层官员无法甩开膀子做事情，让普罗大众不断“猜猜猜”，进一步加剧庙堂与江湖的对抗与撕裂，只会遗害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