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特·卡瓦诺宣职典礼期间，女性在白宫外抗议 图片来源：Win McNamee/Getty Images

《为何社会主义国家的女性更性福》（Why Women Have Better Sex Under Socialism）这本书有一个简单的前提：“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社会对女性有害。”作者Kristen Ghodsee认为，“如果我们可以多采纳一些社会主义的理念，女性的生活会变得更好。”?Ghodsee是一位民族学家，她研究了东欧从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尤其关注这种转变对性别特有的影响。她写道：“1989年国家社会主义的崩溃，为研究资本主义对女性生活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实验室。”

她发现，缺乏管制的经济给女性带来了不成比例的负担。女性通过在家无偿劳动来降低所需缴纳的税费。社会保障体系的削减意味着更多的女性不得不花更多时间照顾孩子、老人和病人，这进一步导致她们经济上的不独立。Ghodsee认为，没有国家的干预，私营企业就业市场会变相惩罚那些生育和抚养孩子的人，并歧视那些有朝一日可能生育和抚养孩子的人。与私营企业相比，政府和国企在不同群体的工资平等和性别平等方面往往做得更好。资本主义社会里，女性承受着经济周期性不稳定的冲击——在经济低迷时，她们经常是最后一个被聘用，也是第一个被解雇的人。女性的薪水更低，她们在政府中的话语权更少，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她们的性生活。经济独立的女性越少，就有越多的性行为和性关系是为了迎合市场，那些自由市场上的弱势群体追逐的不是爱或快乐，她们追逐的是头顶上的天花板——健康保险、财富或地位，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否认的世界里。

Ghodsee区分了限制政治自由的东欧国家的“国家社会主义”，和遵循社会主义原则的同时进行自由公正选举的“民主社会主义”。她并不是在提倡恢复前苏联的生活，而是指出民主国家可以采纳东欧国家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所采取的某些政策。Ghodsee认为此举不仅可以解决性问题，还可以解决就业和养育子女方面的不平衡问题。这些社会主义政策，包括政府工作保障、分配女性或性别平等的参与公司领导、保证儿童养护，允许女性自主、独立和追求更幸福的性生活。

她写道：“社会主义者早就明白，尽管男女在生理性别上存在差异，但要在男女之间实现平等，需要以集体形式的支持来养育孩子。”例如，在东德，政府通过补贴住房、儿童服装、杂货和儿童保育等政策，来支持女性融入劳动力市场。这种支持也意味着妇女可以更容易地考虑在不结婚的情况下生孩子。到1989年，东德34%的新生儿来自单亲家庭。德国统一后，这些补贴的终止最终导致了“生育罢工”：前东德的生育率普遍下降了60%。

但是，社会主义会导致“更好的”性生活的观点很难被证实。很多文化因素会影响性满足感，某些东欧国家在冷战期间女性高潮率高于美国或西德的报告，与社会主义政策不一定相关。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公平的增加的确可以减少对性的破坏，并且可以撼动令人厌恶的“性经济学”理论，即女性通过拒绝性行为而使性的“价格”保持高昂。Ghodsee指出：“在性别平等程度高、生育自由得到有力保护、社会保障体系庞大的社会中，女性几乎不必担心她们的性行为在公开市场上可以获得什么价格。”

Ghodsee还认为，冷战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全球竞争，起到了遏制资本主义的作用。冷战结束后的30年来，美国和英国等国便一直不受约束地放松监管、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体系等，不平等现象因此急剧加剧，这对妇女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女性的工资停滞不前，更多的劳动力陷入零工经济的不稳定性（在美国，这意味着更少的医疗保障）。至少在美国，出生率已经下降。原因尚不清楚，但政府对家庭主妇支持的缺乏很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



《为何社会主义国家的女性更性福》这本书在现下出版是最好的时机。在许多富裕国家，人们选择晚婚或者根本不愿意结婚，愿意生孩子的人越来越少，而且新生儿中未婚父母的比例更高。对于这种性关系和家庭结构的重新调整，保守的反应是哀叹男权家庭的衰落。然而社会主义者对此的回应是，建议政府更好地解决我们面对的社会现实问题，诸如补贴育儿、全民医疗和强制育婴假等减轻生孩子对年轻女性职业生涯影响的政策，并为单身父母提供更多的支持。他们允许处于家暴中的女性更自由地离开。他们鼓励性自由成为可能。在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时期，我们有很多理由可以重新审视社会主义政策，其中女权主义是最迫切的一环。

正如Ghodsee所指出的，年轻女性更倾向于投票给进步的候选人，并且最直接地从进步的思想中获益。在女性主导的政治运动中，性自由的事业也成为了一条统一的主线。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及布雷特·卡瓦诺被最高法院确认为大法官，让人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减税、削减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性别歧视（包括蔑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之间的联系。Ghodsee在书中揭露出了政治中常常伪装成“文化战争“的资本主义动机，并且以一句发人深省的劝告作为结束语，人们应当在混淆了社会联系和经济交换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后退一步，“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没有被量化了价值的事物上面，我们可以给予和接受馈赠，而不仅仅生活在只有买和卖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