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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共产党90周年祭(上)
送交者:  2018年11月14日07:02:08 于 [世界军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台湾共产党90周年祭(上)

何池        ·        2018-11-13        ·        来源:珊闵远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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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恰逢台湾共产党成立90周年,谨以此文献给为台湾革命与前途而奋斗牺牲的台湾共产党英烈!

  【原编者按:历经两蒋的反共宣传与绿营的仇中、反中教育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台湾已经被彻底污名化。这个被今日多数台湾民众误解甚至敌视的政党,在90年前自身处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就已经把帮助台民抗日、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928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协助、指导台湾共产党成立于上海。台共在日本殖民政府大肆搜捕之下,虽然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却发挥过积极作用,诸如团结整合岛内外的抗日革命力量、培训农民运动骨干、带领发起工运与农运等。台湾光复之后,幸存未被日本政府消灭的台共成员继续接受中共领导,将中国(包括台湾)的未来寄望于中共。不幸的是,这些共产党员随即又成为国民党搜捕围剿的对象。《远望》杂志创办人陈其昌先生就是一位深具民族大义,却先后坐过日本人和国民党黑牢的典型台共菁英。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是全体中国人不分党派的共同梦想。今年适逢台湾共产党成立90周年,我们特邀台共研究专家、漳州市委党校历史学教授、闽南师大特聘教授何池写作本文,阐述台共成立与消亡的历史意义,并呼吁两岸中国人应当抓紧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机会,勿让先人白白牺牲。作者另着《翁泽生传》(2005)、《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指导台湾革命研究》(2008),皆由台北的海峡学术出版社出版,可供进一步阅读参考。】

前言

  90年前,祖国宝岛台湾曾经诞生过一个反日革命政党──台湾共产党。这个革命政党还是在白色恐怖、极为困难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指导下成立的,到1931年台湾共产党二大召开之后即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彻底破坏,搜捕共产党员的“大检举”(即大搜捕)一直延续到1933年翁泽生*最后一位台共党员在上海被捕为止,时间长达数年之久。台湾共产党的成立,对组织台湾工农民众、唤醒台湾民众的爱国意识,推动台湾反日革命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翁泽生(1903-1939),台北人,在集美中学读书开始接触革命思想,积极参加厦门学生爱国运动,回台湾参加文化协会举办的宣传中华文化活动,曾因此被日本殖民当局捉捕入狱。出狱后到上海进入国共合作创办的、培养革命干部的著名“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就读,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并在“五卅”运动中经受考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受中共中央委派,在上海和厦门两地台湾青年聚集的城市联络台湾爱国青年,以“读书会”形式培养台湾进步青年,为以后创建台湾党组织准备骨干人才。1928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与从苏联读书回来的谢雪红等人在上海创建台湾共产党;驻上海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共中央与台湾共产党的联络人;并奉中共中央之命,到闽南漳州创建党的地方组织,到香港恢复遭到破坏的两广省委,最后在时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的秘书长。1933年3月4日因叛徒出卖,在外出联络时被捕,被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转押回台湾,在日本监狱里顶住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坚持斗争,直至牺牲。陈云评价他是“对党一贯忠心耿耿,保持了共产党员气节”、是“共产党员战斗的一生”。见陈云、廖承志、林丽韫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追认翁泽生为烈士的建议》,载何池,《翁泽生传》(修订本)之〈代序〉,海风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及台湾版《翁泽生传》附录一。

台湾共产党90周年祭(上)

台湾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翁泽生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台湾光复之后,中国共产党又派出一批以台籍干部为主的人员,入台开辟新区,组建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与尚存的老台共成员汇合一起,开展新区工作,发展积极分子为中共党员,在山区建立游击区根据地,以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就在这紧要关头,挑起内战的国民党政权积极加强思想控制,加紧情报工作,发现了频繁活动的台湾地下党组织,并经叛徒出卖,捕获了中共台湾工委负责人蔡孝乾。经不起刑拷的蔡孝乾终于叛变,导致台湾工委成员全部壮烈牺牲,这是继30年代台湾共产党遭受重大挫折之后,台湾革命组织的又一次重大损失。

台湾共产党90周年祭(上)

被捕变节的蔡孝乾

台湾共产党90周年祭(上)

埋葬许多地下党员的台北六张犁公墓

  往事不堪回首,为台湾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为台湾的回归祖国,为两岸的统一,台湾的爱国同胞、中国共产党派往岛内的许多优秀儿女,都为此做出重大的牺牲。今年恰逢台湾共产党成立90周年,谨以此文献给为台湾革命与前途而奋斗牺牲的台湾共产党英烈!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积极关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

  上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不仅把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且自觉地把争取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回归祖国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所以注意培养一些从台湾岛内来大陆读书学习的台籍爱国青年。当时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开展北伐战争,共同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国共合作之后,为了培养革命军事和理论干部,在广州黄埔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培养革命军队领导骨干,在上海创办上海大学培养革命理论骨干,并由孙中山先生担任名誉校董。中共早期的理论菁英如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李汉俊、任弼时等,都曾经在该校的社会学系担任教席,瞿秋白、陈望道还先后亲自担任学校的教务长。社会学系是上海大学最著名最活跃的专业系,在任教老师的认真教诲下,该系培养出了第一批著名的中国革命领袖人才,如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李硕勋、余泽鸿、杨之华等,都是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

  在上海大学办学过程中,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有意识地把培养台湾革命运动领导人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在招生中注意优先吸收台湾进步青年入学,让他们在上海大学革命理论的熏陶和大陆社会革命实践的锻炼中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将来时机成熟时在台湾创建党组织,推动台湾反日革命运动做好人才准备。从各种台湾资料所披露的情况统计,上海大学在五年办学时间里,先后入学有名字记载的就有许乃昌(彰化人)、翁泽生(台北人)、洪朝宗(台北人)、谢飞英(谢雪红,彰化人)、林木顺(台中人)、蔡孝乾(彰化人,后叛变)、陈其昌(基隆人;编按:陈先生即为《远望》杂志创办人)、庄泗川(嘉义人)、李晓峰(嘉义人)以及林仲梓、林仲枫、陈水等20多个台湾学生。他们在上大一边学习革命理论,一边参加当地党组织和学校组织的各种革命实践活动,像翁泽生、洪朝宗、谢雪红、林木顺、陈其昌等人还经受了办学后期在上海开展的轰轰烈烈“五卅”运动的洗礼,并在运动后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台湾共产党90周年祭(上)

台湾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谢雪红

  当时,台湾岛内不堪忍受日本殖民统治的爱国青年纷纷前往祖国内地的厦门、上海等城市读书学习,厦门、上海聚集了不少台湾青年。由于翁泽生在学生中有较强的亲和力,党中央交给了翁泽生一项特殊使命:团结组织在沪台湾青年学生,引导他们学习革命理论,参加革命实践,为成立台湾党组织准备人才。翁泽生的工作卓有成就。他和他的同学洪朝宗、蔡孝乾等人于1925年2月20日和1927年下半年先后成立了“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台湾青年读书会”。“此后,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便在台籍中共党员翁泽生的领导下,汇入了祖国学生运动的潮流,并随着运动的进程逐渐加深其共产主义思想倾向,为台湾本岛的共产主义运动铺路。”*

  *蓝博洲,《日据时期台湾学生运动》,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4月出版,第164页。

  为了进一步培养台湾青年,中共还从上海大学选派一些优秀的台籍学生前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其中包含当过童养媳的彰化穷苦女青年谢雪红,和台中进步青年林木顺等人*。

  *谢雪红口述、杨克煌笔录,《我的半生记》,杨翠华1996年10月出版,第200页。

二、初创的中国共产党积极指导成立台湾共产党

  正当中国共产党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和准备在台湾创建党的地方组织时,从莫斯科传来了共产国际关于要在上海创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指示。

  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是基于当时的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的历史背景,为贯彻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提出的“殖民地母国的共产党必须支持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并负有指导殖民地建立共产党的责任”等一系列讲话精神,1927年7月15日通过了第三国际负责人布哈林按列宁遗训起草的《日本决议案》,要求日本共产党援助日本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同年12月,训令日本共产党组织“日共台湾民族支部”。*

  *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卷20,东京,1958,第313-314页。

  乱点鸳鸯谱:共产国际要求日共组织台共

  就像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因不了解中国国情导致出现许多瞎指挥错误一样,这是一个“乱点鸳鸯谱”式的错误指令,其错误在于:一是名称不对,它不了解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是日本人通过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而强行占领的。因此,台湾做为中国领土,台共应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地方组织;二是指导主体不对。本来指导成立台湾党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份内的事情,却把这项工作交给日本共产党去作。这“两个不对”就等于把日本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窃据台湾的非法事实合法化,这是最大的谬误之处。而日本共产党对这项任务似乎也感到有所不妥,1928年1月底召开的日共中央委员会决议中称:“台湾共产党暂时以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之名义组党。”*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台湾稻乡出版社,1988年5月,第9页。

  笔者认为,这句话中的“暂时”两字应该反映了日本共产党对台湾建党归属的某种看法。但当时对各国共产党来说,共产国际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必须绝对服从。做为它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只能服从共产国际的这一决定。刚好中共中央早就委派翁泽生组织和培养所准备的一大批台湾革命者,也就成为即将组建的“日共台湾民族支部”(以下简称“台湾共产党”)的人才基础了。

  1927年9月,被党选派赴莫斯科学习已两年的谢飞英(即谢雪红)、林木顺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10月12日,他们在学校里被共产国际执委、日本共产党领袖片山潜召见,片山潜向他俩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该决定如下:

  “共产国际决定命令谢飞英、林木顺回国组织‘台湾共产党’,由谢飞英负责,林木顺协助。‘台共’组织工作由日共中央负责指导和协助,这个任务已委托给来莫斯科开会的日共中央代表团了。台湾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日本本国的无产阶级应帮助殖民地台湾的革命运动。”*

  *谢雪红口述、杨克煌笔录,《我的半生记》,杨翠华1996年10月编着出版,第223页。

  谢、林二位回沪之后,通过联络员联系上中共中央指派的翁泽生等人,于是开始了各项筹备工作,一切都按共产国际的指令在进行。然而,正当筹备工作在紧锣密鼓进行的关键时刻,历史却与共产国际开了个玩笑,使得担任“台湾共产党”成立的指导者发生了戏剧性变化。首先是日本国内因马上要展开大选,“日本共产党目前因为选举斗争而忙碌,致无法派遣代表,故有关台湾共产党组党事宜应请求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及指导。”*接着是1928年3月15日发生了日本政府对日本共产党的“三 ‧ 一五大检举(即大搜捕)”事件,日共领导人佐野学、渡边等人纷纷逃亡,哪里顾得上“指导”工作。于是指导台湾共产党成立的重任,便完完全全地、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肩上。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第9页。

  指导台共成立的是中共

  1928年,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4月14日,根据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彭荣(根据有关史料证实,“彭荣”即任弼时)之提议,以台湾共产主义者积极分子大会之名在翁泽生家中先行召开预备会议,据说出席者以中国共产党代表彭荣为首,包括林木顺、谢氏阿女(即谢雪红)、翁泽生、谢玉叶、陈来旺、林日高(台北人)、潘钦信,以及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之尖锐(即积极)分子张茂良(南投人)、刘守鸿(屏东人)、杨金泉(台北人)等十一名。”*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第10页。

台湾共产党90周年祭(上)

代表中共中央指导并出席台共一大的任弼时(彭荣)

  预备会“由彭荣将两个(起草完成的成立大会)纲领(即政治、组织纲领)及诸方针宣读后付诸讨论,获无异议通过,因为组党大会须保持机密,决定出席者限为代表,且先行决定人选,大会日期定于4月15日,地点则由彭荣选定。*”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第10页。

台湾共产党90周年祭(上)

台共一大旧址(原上海法租界霞飞路金神父照相馆,今淮海中路833号)。

  会议在彭荣的指导下,用投票方式选出第二天参加成立大会的七个代表。大会地点是“在彭荣选定的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的横街金神父照相馆之楼上。*”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第10页。

  4月15日是台湾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在中共中央代表“彭荣”的具体指导下,中共党员翁泽生、谢雪红等人组织在上海学习的台湾进步青年10人,于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与瑞金路交叉口)金神父照相馆二楼召开了台湾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台湾共产党。台湾日本总督府根据大搜捕所获得的材料而编纂出版的《警察沿革志》记载的数据,我们知道了台湾共产党成立大会的准确时间、地点、参加的代表:

  【“昭和3年(1928年)4月15日,根据中国共产党代表之提议,并为了对组党准备会提总决算,以台湾共产主义者积极分子大会之名召开会议,据云出席者以中国共产党代表彭荣为首,包括林木顺、谢氏阿女(即谢雪红)、翁泽生、谢玉叶(翁泽生的爱人)、陈来旺、林日高(台北人)、潘钦信,以及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之尖锐(即积极)分子张茂良(南投人)、刘守鸿(屏东人)、杨金泉(台北人)共十一名。*”】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第10页。

  大会选举出台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七人,他们是: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蔡孝乾、林日高、洪朝宗、庄春火。在选举之前,翁泽生提议把中央委员的人选让给回岛内人员,这一提议得到大会的同意,而他和谢雪红因为已被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指示分别要留在上海和驻东京作为共产国际驻沪的东方局以及中共中央和日共中央的联络员,因此他们两人仅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林木顺为委员长兼组织部长。这七个当选的台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全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全都是中国共产党精心培养的原本就是要在台湾建立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人选。

  会议过后第二天,谢雪红、林木顺等人要求彭荣对成立后的台湾共产党今后的工作给予指示,彭荣说:“台共领导成员几乎都是知识分子,真正工农出身的分子很少,这是建党初期难以避免的现象,但今后要在实际工作中注意大力吸收工农分子入党,以改变党内知识分子所占成份的比例。”谢雪红告诉他:“计划5月前让全体党员回台湾从事实际工作,回台后主要工作重点是工运、农运和台湾文化协会。”彭荣同志都同意了。*

  *谢雪红口述、杨克煌笔录,《我的半生记》,第252-253页。

  台湾共产党成立之后,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安排,谢雪红赴日本东京向日共中央汇报台共成立情况,但因谢雪红住处人员往来动静过大,惊动了日本驻沪领事馆警署特工人员,致使将赴日本的谢雪红被捕并遣送回台湾(后“查无实据”释放),而同住谢雪红处、本该回台湾担任领导工作的林木顺则逃脱而留沪参加革命。翁泽生做为共产国际驻沪机构东方局及中共中央的联络员,负责联系和指导岛内党组织活动,也留上海,其余成员回到岛内开展反日革命运动。

三、台湾共产党成立到消亡的过程及历史意义

  共产国际“乱点鸳鸯谱”,把本应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的一个地方组织变成了日本共产党所谓的“民族支部”。而苍天有眼,历史却给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成立台湾共产党的机会,这使得台湾共产党从筹备到成立后的工作安排、需要完成的目标等等重大事项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指导下完成的,而且其成员都是中共党员。因此也可以说:台湾共产党就是完全由中国共产党负责创立的一个地方组织机构,包括创立三年后为纠正台湾党组织出现的“右倾错误”和分裂主义倾向,组织召开台湾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进行的。请看如下事实:

  台湾共产党成立之后,按照会议的布置,许多成员回到岛内,但由于日本当局特警遍布的高压势态,工作没有多少开展,有的人遭跟踪怕危险还躲到海峡对岸的厦门。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先前是从岛内台共主持工作的林日高来沪的汇报中了解到,接着是从谢雪红派来汇报的陈德兴口中知道组织团结方面还出了问题。

  1930年12月初旬的一天下午,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召见时为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对台联络小组负责人翁泽生,并由翁带他到潘钦信和陈德兴的住处,在向陈德兴仔细询问了有关台湾党组织成立之后回台湾的工作开展情况,之后,就台共问题作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从下午2时谈到晚上8时左右。*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第114页。

台湾共产党90周年祭(上)

台共成立时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

  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涉及内容很多,包括当时国内外形势、台湾的局势、台湾党组织成立二年多以来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关门主义等问题,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指示台湾党组织应尽快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检讨过去的路线方针,确立新的方针,并对台共今后在政治、组织、工运、农运、青运以及少数民族等问题上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这是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对处于危急时期的台湾共产党给予具体指导的明确记载。他在指导时的具体谈话内容如下:

  【“本人系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而来,想与台湾同志谈谈关于台湾党的问题。

  依据远东局最近所提,台湾党陷入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党员欠缺积极性,党组织非常幼稚,与成立当时无甚差别。而党的活动迟滞,呈现出无法遂行革命指导任务的状态。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拟向台湾的党员诸君提议台湾党的改革。这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意见,远东局亦同意此一提议。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日渐深刻化,将全世界卷入于经济恐慌(危机)里,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性危机深刻化的同时,政治危机亦增大,革命运动的潮流已渐高涨,日本帝国主义亦不能免于这种倾向而陷入大的经济恐慌,积极地准备帝国主义大战,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对殖民地更残酷地实施帝国主义的榨取,极端地压迫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企图藉以摆脱资本主义第三期的危机。

  由于台湾系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根据地,(是其)对南洋、华南侵略的据点,日本帝国主义为巩固对台湾的统治,势必更残酷地榨取工农。因此,台湾的工农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痛苦亦必加剧升高。在台湾工农群众之间也必然地会激发出革命的斗争。目前已有几种现象证明这种事实,伟大的革命斗争显然即将爆发,在此情势之下,台湾的党如不迅速彻底地清算以往机会主义的谬误,则必将无法指导即将发生的伟大革命斗争。”】

  接着,“瞿秋白进一步就台湾党的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工运问题、农民问题、青年问题、番人(少数民族)问题,”提出了中共中央的具体意见。*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第114-115页。

  中共自顾不暇 仍挂心台共发展

  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史料,它明白无误地说明,中共中央自台湾共产党成立以来,即使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仍然时时刻刻关注着台湾的革命斗争,仍然把指导台湾党组织和台湾革命做为自己的重要责任。其中值得提出的是,当时瞿秋白正在遭受着来自共产国际的打击和排斥。此前,他因在莫斯科处理中山大学发生的“江浙同乡会”事件*而得罪了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又由于他在共产国际六次大会上犯颜直谏,对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左”倾思想与理论提出了不同看法,并反对米夫的“左”倾观点,遭到了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的严厉批判。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撤消了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接着瞿又奉共产国际之命,与周恩来一起回国共同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他做为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深深感到李立三的错误他也有责任。在这遭批判贬职之际,按共产国际指示,即将召开中共六届四中(扩大)全会解决他的所谓“调和主义”问题,使之心力交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牵挂着台湾党组织的问题,拨出时间予以热情和具体的指导。这在所有的有关瞿秋白的传记及研究著述中都是没有提到的,他对台湾党组织的指导,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台湾革命的关注和指导,这不仅是瞿秋白研究领域的空白点,也是中共党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这一过程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台湾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回归祖国,为台湾同胞的福祉所耗费的心血、所做出的努力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1927年8月初,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许多中国学生批评学校在党务和教务方面脱离中国的实际,官僚主义严重。学校当局不仅没有接受,反说学生是故意捣乱。学生忍无可忍,纷纷上书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恰逢向忠发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来莫斯科参加纪念十月革命活动,他受共产国际委托处理这一事件。在调查中了解到学生中有一个“储金互助会”,因都是江浙同乡(按:包括当时在苏联留学的蒋经国),这引起了他的注意并向校长米夫报告了此事。于是米夫把该储金会定为反革命秘密小组织,株连130多人。之后,由共产国际、苏联军委、克格勃和中共驻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组成调查组,查明该组织是纯经济互助团体,与政治无涉。此事终真相大白。但瞿秋白被一些人指为是“江浙同乡会”的后台,由此与米夫产生矛盾。

  日本政府大肆搜捕台共

  台湾共产党“二大”之后,由于岛内密布各地的日本侦察机构,加上个别台共成员的疏忽,日警在查户口时在台共成员家中查获大量台共二大会议材料,导致全岛对台共成员的第二次大搜捕,二大名册上的台共成员大部分被捕。幸免于难的台共成员苏新、简吉通过联络渠道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接到岛内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情况报告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作出了重建台湾党组织的决定,由翁泽生负责尽快培养在上海和厦门的台湾青年爱国分子,把经过考验的张志忠、王天强等人派回台湾,领导重建台湾党组织,他们回到台湾之后都积极开展活动,但很快又被日本当局逮捕*,种种努力都没能奏效。一直到1933年3月4日,在上海任全国工会党团书记陈云的秘书长、积极贯彻中共中央使命实施重建台湾党组织工作的翁泽生,因叛徒出卖而被国民党警察捕获,这是岛内日本当局早已通缉的最后一位台共成员,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得到消息后,马上从国民党的狱中将翁提出,转送台北。在台北监狱中,翁泽生拒绝写“自首书”,顶住了敌人的软硬兼施,继续坚持斗争,直至壮烈牺牲。据当时日本台湾总督府资料,在这场长达2年的大搜捕中,共有107人被捕,台共党员基本被捕殆尽,还株连党外积极分子300多人,成为台湾革命运动史上的大劫难。

  *何池,《翁泽生传》(修订本),海风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第312页。

台湾共产党90周年祭(上)

台湾省工委领导成员张志忠

  这样,自1928年4月在上海诞生的台湾共产党,走完5年十分艰难坎坷的历程,虽然其对推动台湾革命的作用有限,却仍在台湾人民的心目中留有深深的印记,在台湾革命斗争史上有着重大历史意义。

  台共整合岛内外革命抗日力量

  台共促使台湾反日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其意义如下。一是团结整合了岛内外台湾革命力量,台湾共产党成立后,即由一位派驻日本的人员(即陈来旺)创建东京特别支部,在支部的周围聚集起一批留学日本的台湾革命青年。因事情变故在上海被捕而被押回到岛内的谢雪红出狱后积极开展活动,培养发展了农民组合的领袖人物赵港以及积极分子杨克培、杨春松、简吉等一批新党员,壮大了岛内革命力量。

  二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台湾的传播。在岛内的党员同志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团体,秘密开展革命理论学习宣传工作,还把这项工作向“文化协会”、“农民组合”等群众团体渗透,促进革命理论为更多的人群所接受。

  三是增强了党在革命群众团体中的影响力,促使了“文协”和“农民组合”的左翼化,推动了台湾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谢雪红、王万得等人在岛内领导了台湾“文化协会”的改组,使一些党员进入领导层,促使其向左翼转化;他们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举办了“农组干部训练班”,培训了一批从事农民运动的骨干;成立了矿山工会、运输业工会、印刷业工会等行业工会,先后发动了台北胶版印刷工人罢工、石灰矿工人罢工、昭和制糖研究所工人罢工等斗争,领导了拒绝偿付水租运动以及台南和屏东农民拒绝户税等斗争*,大大推动了台湾反抗日本殖民统治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

  *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台湾)前卫出版社,1990年5月,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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