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穿越千年的文化符号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

中国历史经过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阶段漫长的进步历程，进入到秦汉时期。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统一至公元220年曹丕代汉，是秦王朝和汉王朝统治的历史阶段。秦汉时期的文明创造和文明积累，在中国历史上呈示出耀眼的辉煌。当时的文化风貌和民族精神，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秦汉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形式，也给中国此后近2000年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历史演进的方向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为什么会有并说“秦汉”的习惯

西汉初期，可能人们已经习惯“秦”“汉”连说，将“秦汉”看作一个历史时期。如《史记》载：“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事在张释之“为廷尉”的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之前，当时距刘邦建国不过29年，距“汉并天下”不过25年。司马迁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写道：“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所谓“略推三代，录秦汉”，应体现汉武帝时代普遍的历史意识与语言风格。

“秦汉”连说语言习惯的形成，很可能与秦汉制度的连续关系有关。这一政治史、法制史现象，史家总结为“汉承秦制”。《汉书》载“汉家承秦之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班固所谓“汉家承秦之制”，应当就是后来人们平素常用的“汉承秦制”之说的完整的经典话语。“汉承秦制”这种明朗的简洁表述，屡见于记述东汉史的文献。《后汉书》中《班彪传》记载班彪对隗嚣分析比较战国与当时形势，说道：“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昔周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从横之事，势数然也。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 又如《续汉书•舆服志上》说乘舆等级：“秦并天下，阅三代之礼，或曰殷瑞山车，金根之色。汉承秦制，御为乘舆，所谓孔子乘殷之路者也。”所谓“汉承秦制”，后世为史家习用。

“依秦汉之制”，“摹秦汉之规”

秦汉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礼仪制度、文化制度对后世的长久影响为史家所肯定。如《晋书》卷二四《陆机传》记载，陆机著《五等论》，其中写道：“夫体国经野，先王所慎，创制垂基，思隆后叶。然而经略不同，长世异术。五等之制，始于黄唐，郡县之治，创于秦汉，得失成败，备在典谟，是以其详可得而言。”陆机说“郡县之治，创于秦汉”，《周书》中《文闵明武宣诸子传》所谓“郡县之设，始于秦汉之后”，《北史》中《恭帝纪》所谓“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都指出了秦汉郡县制度对后世的影响。《旧唐书》又有“循秦、汉之规”，“因秦、汉之制”的说法，后世或言“依秦汉之制”，“摹秦汉之规”，也都指出了秦汉制度对后世的长久影响。

自秦开始的专制政体的深刻的历史作用，也为人们所重视。李约瑟说：“（法家）以编订‘法律’为务，并认为自己主要的责任是以封建官僚国家来代替封建体制。他们倡导的极权主义颇近于法西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后来当秦朝因做得过头而为汉朝所取代时，法家遭到了失败。”谭嗣同《仁学》写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这些持批判态度的评价，也指出了秦创建而为汉王朝所继承的制度的久远影响。

一统：“秦汉之所赐”

瞿兑之就“统一”“一统”政治格局的创立评价秦汉的地位：“六国不能统一之业，而秦卒能成之者，秦之处心积虑，自强而力征。其政策相传，绵延不懈，而前后一致，非诸国所能及也。”“中国成为一统国，自秦启之，而汉承之，虽遇乱世，终犹心焉一统，人人皆拭目翘足以为庶几复见太平。二千年来如一日，此又秦汉之所赐也。”吕思勉则就“民族关系”言秦汉历史特征：“战国之世，我与骑寇争，尚不甚烈，秦以后则不然矣。秦、汉之世，盖我恃役物之力之优，以战胜异族，自晋以后，则因社会之病状日深，而转为异族所征服者也。故曰：以民族关系论，汉、晋之间，亦为史事一大界也。”秦汉时期的历史特征有如下表现：

（1）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基本形成，并且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的历史考验而愈益完备。以丞相为统领的中央王朝百官公卿制度和以郡县制为主体的地方行政管理形式逐渐完善。选官制度的进步，满足了行政体制的人才需求，也促进了社会不同等级的流动。社会各阶层的国家意识有鲜明的文化表现，特别是士人的参政议政热情有新的提高。

（2）以农耕经济和畜牧经济为主体形式，包括渔业、林业、矿业及其他多种经营结构的经济形态逐步走向成熟，借助交通和商业的空前发展，各个基本经济区互通互补，共同抵御灾变威胁，共同创造社会繁荣，物质文明的进步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3）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区域文化因子，在秦汉时期经长期融汇，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儒学正统地位的建立和巩固，国家教育体制的逐步健全，成为适应专制主义政治需要的文化建设成就的重要标志。社会普遍的文化资质有所改善。儒学道德倾向在民间形成了普及性的影响。

经历这一时期，以“汉”为标志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已经初步形成。当时以“大汉”“皇汉”“圣汉”“强汉”自称的民族对于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保留了光荣的历史记录。

正是因为秦汉时期历史文化贡献的丰富，使得“秦”和“汉”，“秦人”和“汉人”，都长期成为代表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公认的文化符号。

秦汉历史，是我们了解中国历史时所应当首先熟悉的内容。我们还应当看到，这一时期的文化创获和历史经验，对于后世所提供的可贵的启示，是千百年来始终受到重视的。

秦汉时期的时代特征：“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

鲁迅曾经面对铜镜这样的文物盛赞汉代社会的文化风格：“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鲁迅就汉唐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鲁迅热情肯定当时民族精神的所谓“豁达闳大之风”，对于汉代艺术品质，鲁迅也曾经有“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沈雄大”的评价。

所谓“闳放”和“雄大”，其实既可以看作对秦汉时期社会文化风格的总结，也可以看作对当时我们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表述。而进取意识、务实态度、开放胸怀，也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的基本风格。当时的人们，比后来一些时代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更多的刚强。而我们国民性中为近代激进学者所深恶痛绝的虚伪与懦弱，曲折与阴暗，在当时还并不明显。有人说，当时是中国文化的少年时代，是有一定道理的。《太平御览》卷七七四引《汉武故事》记录了著名的颜驷事迹：“上尝辇至郎署，见一人老郎，须眉皓白。”此人名颜驷，江都人。“上问：公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对曰：臣文帝时为郎。上曰：何其不遇也？驷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汉武帝时代“好少”，如果超越帝王个人情趣，理解为当时的社会习尚，可能也是适宜的。

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这种变化往往也是与文化节奏的历史差异有关的。汉武帝生活的历史时期，社会有一种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借用当时人的表述习惯，这种时代精神表现出“鼓”“奋”“驰骋”“奔扬”“驰骛”的节奏特征。汉武帝执政，用事四夷，以武力拓边，尚武之风益起，影响到社会生活节奏转而更为骤急。战国秦汉时期人们热心一种飞车竞驱的“驰逐”运动，被《淮南子•说林》称作“追速致远”的这种追求高速度的竞技形式，为社会上下普遍喜好。汉武帝喜好亲手击杀熊和野猪，挽弓纵马，追逐野兽，也可以看作相关社会风尚的表现。

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曾经谈到自己读史的情趣倾向。他写道：“吾人揽 (览) 史，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能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他所说的四个历史阶段，从秦走向统一到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可以说都在我们通常理解的“秦汉”的大框架之内。所谓“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是秦汉时期的时代特征，也体现了秦汉史的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