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阶级斗争历史（系列·中国篇）
纵观整个左翼，无论是在论坛、贴吧，或是网站，很多同志在历史方面都有着强烈的疑惑——我们当年是怎么丢掉已经拿到手里的政权的？
对此，左翼的解释大相径庭。很多人认为，历史不过是帝王将相书写的，是台面上那几个著名人物的心血来潮，是宫廷深闺的勾心斗角。但是，这种明显带着浓烈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解释，显然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还有的人认为，走资派的产生是有其原因的，是因为人的心里就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私有制观念和资本主义思想。这种观念的东西直接造成了人们支持、或者是不反对走资派，而要避免这种观念的影响，就必须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这种将重点放在主观的唯心的思想上而非物质基础上的认识，显然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的基本原理的。
因此，我们想通过这篇文章，简单介绍一下曾经发生的血腥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在过去曾经拥有过自己的政权，但又丢失了自己的政权。从这段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都是拥有巨大的作用的。我们也必须树立一个正确的、唯物的、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历史观，而不是继续沿用片面的、唯心的、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的历史观。
在本篇文章中，我们先讲述1949-1956年的中国的阶级斗争的历史。
和当局宣传的历史观不同，我们从不把任何一个国家视为一个整体，而只从阶级及其利益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我们不认为，地主分了地就马上成了贫雇农，资产阶级接受了公私合营改造就成了无产阶级。按照这种观点，以往的历史很容易看成是本阶级群众的内斗。这显然和历史事实不同。关于详细的阶级分析，我们会在以后的文章中讲到。
为了方便大家查阅相关历史资料，我们尽可能引用公开资料，选取在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等网站上可以自由搜索到的信息来讲述这段历史。左派同志如果看到本文，需要更详细的资料，可以查阅中国官方的相关历史记载。尽管当局和我们的立场完全不同，但他们的书籍中记载的事情还是有不少是真实的，可以作为参考。
1949-1956年的中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原本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组成的政治同盟就开始破裂了——因为他们的共同的政治诉求相同的部分已经完成，剩下的诉求，则互相有着深刻的矛盾。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矛盾已经解决，新的社会矛盾变由次要矛盾变为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便开始明显起来，双方的代表也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而从联合走向对抗。
中国的政治力量实际上分裂成了三支：资产阶级，小生产者（农民阶级），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有这三支力量的代表。为了取得政权的主导权，这三支力量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资产阶级想止步于民主建国，但碍于工农联盟和苏联的威慑，又不得不接受合营改造;小生产者(农民阶级)诉求土改，但是对组建合作社又充满了疑虑和争论。这些就都和工人阶级的诉求产生了根本性的矛盾。
在1949年，中国的人口普查统计报告表明，全国无产阶级总人数大约是175万人，而同期中国总人口数量是5.4亿。到1952年，全国无产阶级总人数也只有500万人左右。显然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全国总人口占比非常低。[1]
如果以这个比例计算，中国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显然是非常弱小的;这导致在建国初，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先锋队手上;而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上。尤其是党内高层，后来的走资派所占据的比例非常可观。
但苏联无产阶级向中国同志伸出了援手，他们向广大工人和贫农兄弟树立指明了道路，这对鼓舞工人阶级信心和坚定工农联盟有无可取代的作用。他们还通过空前规模的工业援助来加速中国无产阶级规模的增长。同时，苏联还给予了中国同志以强有力的武力保障，给了中国无产阶级以坚强的武力靠山。
可资产阶级不剥削工人是一天都活不下去的，所以他们从建国之始，就没有停止对工人阶级的仇视。他们此时已经开始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2]。
朝鲜战争爆发后，党内的无产阶级力量利用资产阶级趁机投机倒把、向志愿军售卖劣质医药产品等行为，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3]。
工人们在这次运动中异常积极，向党检举揭发了大量的投机倒把行为。农民阶级也对扰乱物价、压价收购的投机商痛恨异常。与此同时，国际资产阶级联盟在美国的主导下对中国进行严厉的封锁，这导致了中国资产阶级极难取得任何形式的外援。
为了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不被重新剥夺，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必须服从无产阶级的领导和路线，全面的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中国无产阶级的进攻是成功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力量遭到重大打击。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抓住机会，决定提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开始效法苏联实行计划经济。
要建立计划经济体系，就必须加强中央的力量。中共中央决定逐步撤销地方大区制，将这些大区的负责人调到中央负责工作。五位中央局书记被调动进京。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被任命为计划经济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并兼管工会、青年团、妇联工作。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被任命为政务院副
总理并主持政务院工作。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副主任。邓子恢被任命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高岗是这五人中职位最关键的人。作为计划经济委员会主席，高岗负责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工作。饶漱石是高岗的政治盟友。邓小平是刘少奇和周恩来亲自点名进入政务院主持工作的，是他们最重要的支持者。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走资派在积极试图反攻。在一些地方，走资派试图维护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在另一些地方，走资派试图扶持富农，使富农迅速发展成为农业资本家。在走资派行动的影响下，一些农民在土地改革两年后又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贫农、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很难被吸纳为合作社成员，他们只能自己组织起来建立合作社。
农民阶级内部对农业合作化其实是持有比较复杂的态度的。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追求实际利益是他们从事某种活动的根本动力，许多农民积极参与合作化运动的主要动机就是照顾自身利益。贫农大多支持合作化，地主的残余和富农反对合作化，而中农和自耕农则非常矛盾——一方面他们认为，合作化确实会带来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对交出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非常抵触。
这就造成了合作化运动中农民本身态度的分化，合作化运动成为了资无交战在这一时期的主战场之一——双方的基本盘力量都不强，因此，谁能获得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谁就有更强大的力量，在下一阶段的战斗中更具优势。
一些合作社在成立之后初步显示了其在经济上的优越性，让原先对合作化持观望疑惑态度的农民改变了想法，积极申请入社[4]。这部分农民主要以贫下中农为主。他们作为群众，被自己的先锋队的示范、宣传所带动，很快就拧成了一股绳。
群众的积极行动让中央的无产阶级先锋很快行动起来，为合作化运动给予政策和经济上的鼓励和保护。中共中央在1953年2月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其中明确规定，党和政府应当将种子、肥料和农具贷给参与合作组织的农民，或者是提供低息贷款。这对当时缺乏经济支援的农民来说，无疑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中央高层联合贫农的政治代表为本阶级利益作出的保护。
但是，在基层合作社中，并非只有贫农是其成员。富农、地主残余和地方走资派的党政干部在实际操作中对这一决议予以了不同程度的干扰[5]。另外一些新组建的合作社则与贫下中农自发组建的不同。其成员主要是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及其他有错误的人。他们在政治上处于劣势或者弱势，对政治较为敏感。当政府发起合作化运动后，他们中的部分人便积极参与其中，甚至不惜在经济上吃亏，以设法获得某种保护、甚至是重新恢复其剥削者的地位——他们主动参与合作化运动，并试图与贫下中农争夺合作社领导权，将其改造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企业，把合作社的贫下中农成员当成农业雇工使唤[6]。
显然，从土地改革完成的那一刻起，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在农村发展开来。这部分农村的新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走资派在农村坚实的经济基础。
各地和中央的无产阶级与贫农代表很快对此作出反应，对合作化运动进行了更广泛的宣传，以对抗走资派在农村的行动。
1952年春，河北省委在省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介绍了饶阳县耿长锁合作社的先进经验，并印发给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这些材料很快便由地方媒体传播下去。
《人民日报》分别于1952年3月19日和22日报道了饶阳耿长锁合作社和川底郭玉恩合作社的先进事迹。1951年11月25日，山东人民广电台和《大众日报》社两家媒体来到莒县吕鸿宾合作社成立大会现场，并对此作了专门报道，继而全国也有多家报纸进行报道。许多地方农民和基层干部也纷纷模仿报道中的内容，组织自己的互助组和合作社。
苏联无产阶级在此时也向中国伸出了援手。
1952年4月至8月，中共中央派出了以农业劳模为主的中国农民代表团访问苏联。访问期间，苏联高度机械化的集体农场以及农场中现代化设施让代表们羡慕不已，发出了“集体化的好处说不完”的感慨。回国后，这些劳模们不断往返于各级党政机关的礼堂，向无数的听众宣讲他们在苏联的见闻体验[7]。
媒体在报道劳模们的访苏活动以及回国报告时，实际上就是在暗示农民阶级，只有走苏联式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才能过上好日子。这极大鼓舞了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到1952年11月时，也就是中苏友好月，劳模们对苏联农业集体化好处的宣传达到了顶峰。媒体的大力宣传，以及劳模本身的示范作用，激发了人们参与合作化的热情。
但即使有如此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依然有大量的自耕农、中农、富农拒绝入社，坚持要单干。
走资派官员利用了这一问题，随即进行极端化处理，或是走“共产风”路线左倾冒进，或是干脆右倾保守，阻碍合作化运动，以试图破坏已经开始出现裂痕的工农联盟。
河北省大名县为了完成创办大社的任务，区、村干部直接强迫互助组加入合作社。该县文集村村干部为了建立100户以上的大社，直接就在群众大会上讲：“谁要不参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道路。”
此外，一些富农、自耕农、中农出身的党员在此时也出现了拒绝合作化的倾向，在基层的贫农先锋队则对此予以回击。
党员文绍忠不愿入大社，党支部让他反省一天，当他被迫答应入社后，支部又让他动员所在的互助组并入大社[8]。山西省襄陵中和庄支书在组社时采取强制手段，有党员不愿参加，便召集其他党员斗争他，最后还要召开群众大会让他当众认错[9]。
单干户通常都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在党内高层也有相当的政治代表(主要以彭德怀等人为首)。中央的无产阶级代表考虑到维护工农联盟问题，在政策上也就要求对他们的利益进行一定保护。但是，单干户这样的小生产者，如果不予以正确的集体化方向的引导，是一直在自发的产生资本主义的。因此，无产阶级绝不可能放任单干户继续单干下去。
当合作化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单干户通常会面临两难选择：入社怕吃亏，害怕一入社就把自己的财产归公;不入社又害怕被孤立，被批评。为此，基层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对其软弱的一面进行了积极的斗争[10]。
这种现象也受到了走资派基层的引导利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富农、中农、自耕农在心中对“共产”的恐惧，误以为马上就要“共产”。一些单干户在被迫入组入社前，变卖家产、屠宰牲口、大吃大喝，将自己的经济水平降到极低的标准。
靠政治运动裹挟的方式，确实让合作化的进度大大加快了，但也让很多的富农、自耕农进入了合作社。他们在明确自己无法在当前大环境下退出单干之后，就开始试图与贫农、雇农争夺合作社和后来的人民公社的领导权。
1952年，中国无产阶级试图改革当前的税收制度，提高中央的经济实力。一些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查出偷税漏税，中央要求这些企业缴纳罚款，补缴税款。这些企业由于还要面临拥有国家优惠政策的国营企业、合作社经济的强力竞争，已经濒临破产。
党内走资派随即提出要为资本主义企业减轻经济压力。周恩来在政务院的新税制改革方案中提出，国企、集体经济和私营资本主义企业在纳税方面要一视同仁，停止对公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的税收优惠政策。此举得到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的支持。
新税制改革方案公布后，由于公有制企业和集体企业成本上升，在社会上引起物价上涨和严重的思想混乱。[11]
1953年3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斯大林同志逝世，苏联政局转由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莫洛托夫、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三人主宰。苏联资产阶级在阴谋冒险家赫鲁晓夫的带领下向苏联无产阶级先锋队展开大规模进攻，世界无产阶级力量受到严重损失。斯大林同志的逝世，让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走资派都看到了机会。而通过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中国资产阶级也重新与世界资产阶级恢复了一定程度的联系。
中国无产阶级则在努力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民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改造以提高自己阶级实力和经济实力，并试图就新税制问题对资产阶级实行反击。
1953年6月至8月，高岗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攻击薄一波和刘少奇。同年9月，饶漱石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以批安子文来对抗刘少奇、周恩来。
毛泽东也指责刘少奇、周恩来在新税制改革中“右倾”。很快，高岗试图拉拢一些动摇的投机分子，动员力量来对抗刘少奇。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统战部的调查，起草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全面展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1954年9月2日，政务院第二百二十三次政务会议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第九条规定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由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所派代表同私方代表共同负责经营管理。公私合营引起企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企业由资本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资方开始丧失企业经营管理权。
1954年以后，私营工商业在生产经营方面遇到了严重的困难，部分私营工厂停工、停薪、停伙、甚至关门，部分私营商店停业，收入大幅度下降。这些困难，迫使私营工商业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接受公私合营改造。
在地方上，如孟泰、王进喜这样的积极工人也在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努力奋斗[12]。群众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热情如火如荼。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员工也对公私合营改造充满了热情——他们能够获得比以前多很多的福利，私企老板也再也不能随意解雇他们 。
但是，走资派却发现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企图，他们马上反应过来。一方面，他们对毛主席逼宫，直言高岗若在，就是“独立王国”，迫使毛泽东同志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不得不表态退却;另一方面，为保万无一失，资产阶级调动了自己控制的军队，暗中监控并限制了罗荣桓元帅的行动，防止无产阶级进行军事反击。
无产阶级先锋队试图保护高岗，但由于力量差距悬殊最后失败。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走资派对高岗和饶漱石发动了全面进攻。走资派指控高岗和饶漱石试图分裂党。
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4月召开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和华东局扩大会议，5月召开山东分局扩大会议，6月召开上海市委扩大会议，8月召开山东省党代表会议。在这些会议上，由高岗、饶漱石培养起来的无产阶级计划经济干部被走资派全部撤职羁押。8月，高岗自杀身亡[13];1955年1月，饶漱石被正式逮捕。
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
高岗、饶漱石的失败，导致中国无产阶级丢失了对中央计划经济委员会和组织部的控制，一大批无产阶级经济干部被清洗。走资派在关键经济部门换上了自己的成员，李富春接任国家计委主席，安子文接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国的无产阶级失去了对中央经济部门的控制，也就失去了直接负责经济计划的制定和执行的权利。这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造成了重大打击。
与此同时实行的公私合营改造活动在中央的主导权就此不可避免的落入了走资派的手中。尽管工人阶级对此非常积极，但改造活动很难得到中央的支持。因此，不同于农业合作化改造，民间资本主义经济的公私合营改造在初期是从基层无产阶级自发行动开始的[14]。
1956年1月上旬，当《人民日报》还在告诫人们，不要为了加速改造而盲目合并企业时，北京却以电火行空的速度，在几天之内，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紧接着，手工业也奇迹般地在1月11日、12日完成了合作化。人们开始兴高采烈地谈论“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了。1月15日，北京各界群众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改造胜利大会。毛主席随即代表中央对此予以承认。
在这欢声笑语之中也流行着有一句话：“日里笑哈哈，晚上泪如麻”。一些公私合营的资本家，意识到工商业改造已是大势所趋。也有一些人开始对前途感到茫然，终日惶惶不安，顾虑重重，心甘情愿把家产献出来的毕竟是少数。有的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也有的说“多年心血，一朝付之东流;几声锣鼓，断送家财万贯”。资产阶级的群众虽然极不愿意，但迫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压力，只能顺从。
尽管如此，由于党内走资派的努力，这些被改造的资产阶级依然获得了一个相当优厚的待遇。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向资本家支付了30多亿元，远远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15]。
在公私合营的过程中，走资派除了给予被改造的资产阶级以巨额资金补偿，还试图在组织上干扰公私合营企业的党组织建设。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直接指出，“对于私营工商业，只要有市委、区委的领导就可以‘搞好改造’，党员多少没有什么关系”的这种想法忽视了党的基层组织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堡垒作用，是完全错误的想法[16]。
无产阶级在组织建设上并不甘于受到走资派的阻碍。社论称，1952到1955年期间，北京宣武区区委就比较重视了在私营工厂中发展党员的工作，3年多共发展了404名新党员，突破了48个“空白点”，新建立了29个支部，而且所发展的党员绝大多数都合乎条件。
这显然是非常不容易的。公私合营也正是在这些基层无产阶级的斗争推动下，尽管受到资产阶级的干扰和打击，最终依然取得了成功[17]。
【小结】
1949年建国之初，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都比较薄弱。这一阶段双方斗争的焦点集中于争夺第三方力量——农民阶级。谁在这一阶段争取到了农民阶级的广泛支持，谁就在接下来的斗争中能获得优势。与此同时，双方在公私合营和税制方面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苏联无产阶级给予了中国工人无私的、强大的援助。这直接让原本力量并不足够强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有能力推动一化三改造的实施。但是，斯大林同志逝世后，苏联的斗争情况迅速滑向对无产阶级不利的状态。国内的走资派抓住这一机会发动攻击，解决了以高岗为代表的一批无产阶级干部，控制住了中央的经济大权，直接为此后的一系列事情埋下了基础。
在这一阶段，基层群众首先发展出新的生产关系，中央的先锋队不断制定政策为基层群众的斗争保驾护航。但由于高饶事件的发生，在后期，中央的先锋队对基层无产阶级与贫下中农群众的保护和引导力度有巨大下降。中国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处于下风，暂时落败，但依然完成了一化三改造的任务。
注释：
[1]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人口普查统计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成分统计。1949年中国共产党党员详细成分数据见附图1-1。
[2]1949年，刘少奇在和天津民族资产阶级的谈话中和宋棐卿说：“（你）现在只剥削一千多工人，如果你能剥削两千甚至两万工人那就更好。现在的工人是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剥削他更痛苦。有人剥削他虽然痛苦，但总比较好一点，不会失业，有饭吃（虽然只能吃半饱，但总比没有饭吃好）。”。1950年1月，安子文讲到党员雇工问题时说：“党员生产发展了，要雇人应允许。”又说：“不允许剥削与允许剥削不矛盾。不允许剥削，抽象原则是对了，但今天实际情况需要允许。今天剥削比不剥削好。”“应允许所有的人（包括党员在内）都有单干雇工的自由。”“现在应该让农民尽量发展为富农。”这实际上是鼓励中国发展富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3]“三反、五反”运动：“三反”运动始于1951年末的东北地区，其主要目标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前中国国民党党员及无党派官员。内容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运动始于1952年1月，其主要目标为国内的资产阶级。内容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极大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势力，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4]山西省平顺县郭玉恩合作社试办的第一年，全社生产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秋后每亩粮食产量达454斤，比互助组时的1950年每亩增加了112斤，增产32.7%，比同村单干户平均产量多产出44%。农业生产率也有了提高，1950年互助组每亩地用工十八个，而1951年合作社则用14个工，每亩所用劳力的劳动生产率提高22.2%。合作社副业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副业收入折合粗粮10250斤，比1950年两个互助组副业生产折合2100斤粮增加了388%，并腾出八个劳力从事副业生产。设立出互助组原有财产外，又增加了三头牛、两部铁轮车、45只羊和部分农具。社外的群众纷纷要求入社，到1952年时，合作社已吸收46户，177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上册》，P199～P217)山东省莒县吕鸿宾合作社在1951年组建时仅有三户17人，1952年夏收时，该社获得小麦亩产317斤的好收成，受到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奖励。许多农民受此吸引而入社，到当年秋天，吕鸿宾合作社成员由初建时的三户猛增至五十九户。(《当代中国典型农业合作社史 下册》，P664～P690)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基层的先锋队首先做出样板示范，再以实际利益鼓动，随即群众踊跃加入。这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能够迅速开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5]辽东省辽阳县胡景禄生产合作社就是为了取得政府贷款而组建的，结果因为生产计划安排不周，造成收支入不敷出，债主每日讨债，社员为此懊悔不已。辽东省委将这种情况定为组织动机不纯，结果事与愿违，“为了政府贷款而组织的(没等组织好，就向政府及银行备了案)因未得到贷款而松懈下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上册》，P555～P556)
[6]江苏省句容县延福乡富农陈凯富，“以经济引诱的方法”加入仕维海互助组，他把农具、耕畜借给公用，不计代价，甚至自己给供销合作社推车拉粮，每次将推车所得工资一万元中抽四千(注：为人民币旧币，每一万元旧币相当于一元第二版新币)给互助组做公积金用。(《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P171)陕西省蒲城坡上头村富农李春有和两户雇农组织了互助组，他说：“我的车辆牲口强，人力缺，100多亩地，往年雇一个人，连吃带拿，得八石多麦。在互助组里，只出三石麦子就行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下册》，P615)
[7]耿长锁在演讲中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的优点太多了，说也说不完。”(《河北日报》，1952年9月18日)李顺达也说：“社会主义以前光听说好，社会主义究竟个什么样子不了解，现在可完全明白了。”(《山西日报》，1952年9月27日)
[8]该村所有的磨粉家具和大车都被合作社控制起来，村干还威胁群众说，不入社就不能再用这些家具，以强迫农民入社。(《人民日报》，1953年3月24日)
[9]随后村支书问群众：“还有入社的吗?”当即就有十多人举手。后来有群众反映道：“看那架势不入不行，咱怕斗争坦白。”
[10]河北博野县二区有村庄在唱戏时，让组织起来的农民坐在前面，单干农户坐后边;三区的某村干在单干户前声称：“十天以内组织起来，如果组织不起来，每人背十斤米到县受训。”阜平县上堡村干部在房上高喊：“单干耻辱，入社光荣!”该村还规定，后入社的是候补社员，要完成社内分配任务。而且也没有发言权。(《中国农报》，1953(8))
[11]1953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信，严厉批评并反对此事，并说：“此事我看报始知。”毛泽东又尖锐地提出，新税制改革的方案是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无产阶级的。高岗和饶漱石随即在中央会议上对走资派提出批评。
[12]孟泰不顾刮风下雪，跑遍厂区，并动员本组十几个伙伴，战冰雪，斗严寒，搜集废旧材料和零备件，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搜集了千种材料，上万种零备件，堆满了整整一间屋子，这间屋子就是后来誉满全国的“孟泰仓库”。1950年8月，鞍钢4号高炉的炉皮烧穿，发生了铁水遇冷却水爆炸事故，孟泰闻声冲上炉台，冒着生命危险摸到水阀门前，关闭了阀门，排除了险情，制止了恶性事故的继续发生，保证了高炉的安全生产。这年初冬的一个晚上，高炉水门被堵，孟泰踹碎水道表面冰层，跳入其中，俯身抠除堵塞的杂物，使高炉循环水线恢复畅通。工友们把孟泰从冰水中拉上来时，他已冻得浑身颤抖，嘴唇发紫。经历十几次抢险之后，铁厂工人敬佩地称呼孟泰为"老英雄"。
从1950年春招工到1953年秋，王进喜一直在老君庙钻探大队当钻工，他勤快、能吃苦，各种杂活抢着干。他说，党把我们当主人，主人不能像长工那样磨磨蹭蹭、被动地干活。1956年，王进喜担任了贝乌5队队长，带领贝乌5队在石油工业部组织的以“优质快速钻井”为中心的劳动竞赛中，提出了“月上千，年上万，祁连山上立标杆”的口号，创出了月进尺5009.3米的全国钻井最高纪录。10月，王进喜到新疆克拉玛依参加石油工业部召开的现场会。贝乌5队被命名为“钢铁钻井队”，王进喜被誉为“钻井闯将”。
[13]高岗自杀事件目前依然存疑。根据走资派在今天公布的一些资料，我们有理由认为高岗有较大概率是被走资派暗杀或鼓动自杀的。走资派买通负责看守高岗的警卫，将大批报道了无产阶级计划经济官员被撤职羁押的报纸交给高岗，极大的打击了高岗的信心。1964年，毛泽东曾经直言：“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
[14]这场运动采取了以往“运动”的常见方式，先是政治动员，部署。然后是召开大会，积极分子们纷纷上台表态，最后批评落后，大会在口号声中落幕。然后是敲锣打鼓，庆祝全行业公私合营顺利完成。
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先以先锋队进行宣传动员，再以积极分子做示范，最后批评、打击落后分子和敌人。先锋队和群众在这里是团结在一起对敌斗争。
[15]四马分肥实行定息之后，原先拥有100万元资产的资本家名义上还拥有100万元的资产，实际上则拥有100万元产生的利息。除个别情况外，统一定为年息5%，这个比率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息。从1956年1月1日起计息。这个办法保持了整整七年不变。到了1963年，又决定延长三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1966年9月才停发定息。
[16]根据《人民日报》1956年1月18日社论《在公私合营的高潮中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一文，在1955年11月，天津市有私营工厂7，949家，共有工人职员84，924人，其中仅仅873个厂共有党员2，673人，而7个区的车具、橡胶、制革等6个行业中的党员就占私营工厂党员总数26%强。私营商店9，060家，共有工人职员32，222人，其中党员344人，分布在163家商店，而7个区的百货、糕点等5个行业中的党员就占私营商业中党员总数的34%强。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大致相同。这种情况显然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很不相称。
[17]公私合营，再加上利用粮食统购统销等政策对国营工业企业建设的强力支持，到1955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59%上升到63%，合作社工业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4%上升到5%，公私合营工业 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12%上升到 16%;私营工业所占的比重则由1954年的25%下降为16%。全国私营工业有3000余户转为公私合营。在商业方面，全国共有18万户私营商店转为公 私合营商店和合作商店。在纯商业机构的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公私合营商业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74%上升到82%
附图1-1 194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成分统计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