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目的在于为帝国主义论正名。之所以到了今天又要为帝国主义论正名，是因为很多人错误地以为帝国主义概念已经过时了。回顾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世界意识形态状况，过去曾在左翼知识分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如此热烈谈论的帝国主义概念，也和它的“难兄难弟”阶级概念一样，渐渐从人们的话语消失了。
与此同时，一个受人们喜爱的新奇概念——全球化，作为“帝国主义”的替代品登上了历史舞台。80年代以后，世界像得了病一样热衷于议论“全球化”。其中，既有对全球化持积极立场的人，也有对其持消极立场的人。作为问题核心的“全球化”的内涵变成了“人、物资、货币以及信息的跨国界移动”，问题的本质也已经完全脱离了帝国主义，转向全球化的结构性贫富分化、不平等以及某些政治经济学家关注的（支配和压制的）世界结构。90年代以后，人们的现状认识已经彻底局限在“全球化”论的轴线上了。
然而，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9·11恐怖袭击带给了世人巨大的冲击。不过，事后诸葛亮地说，这并不是什么出乎意料的事件。实际上，在袭击前，美国国际政治学者查尔莫斯·约翰逊曾经预感到这种因果报应——美国将遭受无差别恐怖袭击。他在9·11事件一年前出版的著书中写道：“所谓恐怖主义，即通过攻击无辜的人群，而攻击者又难以得到制裁，以吸引人们的注意。恐怕在21世纪，那些无辜的人们将为过去数十年间帝国主义的无脑行径遭到意料不到的报复吧。大多数美国人恐怕根本不知道（帝国主义）顶着美国人的名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但是，所有美国人——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都将为美国所追求的对世界的支配付出法外的代价。”查尔莫斯在同一本书中还明言今天的“全球化”不过是“把19世纪的帝国主义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这一真知灼见不得不让人叹服不已。
这或许就是世界大潮变化的契机。面红耳赤的布什总统宣誓要“同恐怖主义战斗”，在国外贯彻美国的单边主义，在国内颁布爱国者法。人们也终于开始注意到这一系列行径背后美国霸权国家的暗影，与此同时，帝国论开始流行。人们纷纷把布什政权下的美国同帝国进行比较。但是，无论我们怎么侧耳倾听，也始终听不到追寻帝国主义论的呼声。所有的帝国论最终都只是在反复谈论霸权国家，而帝国主义论研究的是诸列强（含霸权国家在内）支配世界的相互关系。就如资本主义不能只靠资本来说明一样，帝国主义论也不能只靠研究帝国来说明。
为什么人们对帝国主义论闭口不谈呢？那些以为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人们，当然也有相应的理由。因此，本文将探讨人们对帝国主义论讳莫如深、闭口不谈的七个理由，以此探寻为帝国主义论正名及使其现代化（或更新其方法论）的途径。
一、没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
人们对帝国主义概念讳莫如深的第一个理由是没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的问题。过去，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在世界各地激烈地争夺殖民地。但是反观今天的美国，它并没有正式的殖民地。即便某些国家实质上在经济上从属于美国，但它在形式上仍然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一点也正是美国用来替自己并非帝国主义辩护的最大理由，美利坚帝国主义不追求海外殖民地的最大理由在于，其国内还存在亟待开拓的内部殖民地——美国西部地区（Frontier），在拓殖的同时，入殖者开始了对原住民的暴力支配、镇压。还可以参考帕尼契和金丁介绍的1942年的杂志《财富》附录的小册子《新的世界形势下的美英关系》。这本小册子清楚地显示了美帝国主义因没有海外殖民地，所以相较拥有海外领土的英国而言带有道德优越感。他们总是主张自己不过是追求自由的通商关系罢了。
但是归根到底，这个借口能否为美国辩护呢？答案是否定的，理由有三。
第一，列宁在提到“虽然具有政治独立但在金融和外交上处于从属地位的殖民地国家”时，曾经以阿根廷为例——阿根廷在经济上属于英国资本的半殖民地。此外，还有既是英国的某种形式上的保护国、又是非洲和亚洲的二流宗主国的葡萄牙。这些例子都表明，在最初，帝国主义的概念里就包含了没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的问题。
第二，众所周知，美国新左翼历史学的代表威廉·威廉姆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已经雄辩地反驳过，美国的所谓追求自由通商的外交策略其实正是一种“门户开放的帝国主义”（Open Door Imperialism）。大炮巨舰外交（Gunboat Diplomacy）、门户开放（Open Door Policy）和建国以来的扩张主义正是美利坚式的帝国主义。
第三，追求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并不是美利坚的专利。英国虽然在世界各地到处建立殖民地，但仅靠获取殖民地，日不落帝国就能支配世界吗?显然不是，半个世纪以前，英国经济史的研究者约翰·加勒赫（John Gallagher）与罗纳尔多·罗宾逊（Ronald Robinson）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过，英帝国“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通过直接合并的方式确保最高支配权，在可能的范围内，他们会采取更加间接、柔和的手段”。他们认为，许多通俗理解不是以为帝国主义与自由贸易（自由竞争）不可并存、相互矛盾，就是误以为靠武力夺取领土（合并）是帝国主义的唯一特征，对此，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由贸易帝国主义”（Free Trade Imperialism）的主张。
二、地缘政治的竞争
第二个理由是地缘政治的竞争。
按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加里尼克斯（Alex Callinicos）的定义，此处地缘政治的竞争应当被广义地理解为“围绕安保、领土、影响力等的国家间对抗关系”。在古典的帝国主义时代，列强为了争夺市场而围绕殖民地勾心斗角，以至于人们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仿佛帝国主义必须有地缘政治的竞争关系。现代社会围绕地区政治形势的竞争虽不鲜见，但无论在范围上还是程度上都已经大大缩减。名义上，国际社会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还专门创造了采用和平手段解决纷争的制度，地缘竞争似乎已经过时了。
但是，这种过时论有两个问题。
其一，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冷战后的世界为美国一超独霸，但这并不意味着主要大国间的紧张关系和潜在对立就消失了，相反，超级大国美国的霸权正是建立在主要大国间的紧张关系和对立上的。所以，一个现实的帝国主义论必须考虑进支撑美国霸权的重层、复合结构。我们可以将其类比为市场竞争形态：市场竞争必然会带来垄断（竞争性垄断），但这并不意味着竞争就消失了，事实上，市场的垄断化也并没有将竞争从市场中完全排除，相反，在垄断这个新的大前提下，市场竞争变得越发激烈（垄断性竞争）。这一动态过程与国家间竞争如出一辙：大国间竞争导致了霸权国的出现，霸权国独霸下，大国间的竞争将采取新的形式。
其二，在事实上，地缘竞争也并非只是过去的话题。相反，讽刺的是对霸权国家而言，地缘政治战略的重要性反而上升了。美国政权中枢的意识形态或政策智库的内部讨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证明。例如，从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 Brzeziński）最为关心的是如何在欧洲维持美国的霸权，如何在远东阻止日本和中国联手等全局性战略问题。除此以外，国防部的《四年防务评论》（Quadrennial Defence Review） 最近，美国国务院还发布了配套的《四年外交开发政策总评》（Quadrennial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Review）。或者美国外交问题评议会发行的国际政治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也是很好的参考材料，它们无一不是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固执地进行地缘竞争。在这些无数的战略构想背后，还有各国具有代表性的战略性地缘政治学界。从历史上来看，想要建立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无一不培养出了优秀的地缘政治学战略家，比如英国的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 18611947）、德国的卡尔·豪斯霍弗（Karl Ernst Haushofer, 18691946）、美国的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都是地缘政治学古典谱系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可以说，地缘政治学正是帝国主义的“自我意识”。在考虑现代帝国主义时，如果缺乏对它的批判性思考，终归只能是缺乏现实性的片面理解。
三、全球权力构造
第三个理由是对全球权力构造的理解。越来越复杂的全球权力构造使我们不能轻易使用单纯的帝国主义概念。一边是美国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力量的非对称性（美国占压倒性优势），一边是包含美国在内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难以解消的利益冲突，双方关系错综复杂。如巴利·布赞（Barry Buzan）所言，我们所处的后冷战时代，支配世界的全球权力构造是一种三层结构——超级大国、大国和区域性大国。
对于当今世界的现状认识，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以帕尼契和金丁（Leo Panitch and Sam Gindin）为代表的第一种看法认为世界处于美国的单极支配下，而以哈维（David Harvey）和加里尼克斯（Alex Callinicos）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理论家”则持另一种看法，即认为存在西欧、北美、东亚三极结构。这里，在建构现代的帝国主义论时，我们采用后一种立场，其理由有二。
第一，在国家的背后还有更值得我们关注的主体——支配世界市场的跨国企业。拉格曼（Alan M. Rugman）的研究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他指出，跨国企业并非全是美国企业或集中于美国，相反，跨国企业的扩张遵循“资本的地域化”模式，即资本各自在本地持续扩张。显然，持有美国单极论的观点与跨国企业发展的事实矛盾，其现实性自然要打上一个问号。
第二，所谓的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间力量的非对称性出现在二战后，战胜强敌苏联独霸世界也不过是冷战结束后短短的十几年而已，然而风光没有持续多久，就有众多观察者指出美国的霸权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了。那么，从较长期的历史角度来看，与其绝对化美国的优势，难道不应该寻找一个能够说明美国相对优势的长期理论框架吗？
四、帝国主义的主要舞台
第四个根据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导致了一种误解，使人们错误理解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列宁曾把对殖民地的资本输出当作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或许在他的时代事实确实如此，但1945年以后的现实越来越偏离他的设想。
可参考迈克尔·季德龙（Michael Kidron）的论述。在1962年时他就曾经指出：“资本并不是一边倒地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相反，对外投资近来才逐渐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倾斜。”相反，资本输出主要是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只能分得资本流的残羹冷炙，这就是著名的卢卡斯悖论。
1985年，世界银行在报告中指出：“1965年以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四分之三集中于工业国。剩下的四分之一也主要流向了亚洲或拉美等相对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尤其是拉美的巴西和墨西哥，亚洲的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最近，新加坡一国接受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就占了整个亚洲总额的近一半。”
该报告乍看上去十分令人不解。如果说富国剥削了穷国的话，发达国家的工人组织化较强、得到了高工资的保障，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劳动理应能够保证国际资本更高的利润率才是。我们对此也一直坚信不疑。但是，正如哈里斯（Nigel Harris）所言，从马克思的国际价值论出发，“在其它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越高，向工人支付的报酬自然也就越多（因为他们的再生产费用更高了），从他们身上能剥削的东西也越多——也就是说，工人生产出的大部分产品都入了雇佣者的腰包”。
卡利尼克斯也指出：“资本和商品的大潮只是路过了贫困国家，财富仍然集中在西方国家”。简单说，第三世界的贫困是它们被排斥在世界贸易和投资之外的结果，发达国家的富裕是它们垄断了投资和生产（然后是消费）的结果。那么现在，我们就要问了，帝国主义论的主要舞台到底在什么地方？显然，从属理论或不等价交换论设想的、发达国家靠直接剥削发展中国家获得财富的假说，已经被上述全球投资动向否定。相反，推动帝国主义的原动力正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它（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法则、国家体系下的地缘政治竞争）才是导致南北差距固定化的原因。
五、全球风险结构
虽然资本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帝国主义论中的地位是可有可无或者无足轻重的，相反，在与发达国家的国际结构性差距中，风险全部落到了发展中国家身上，而利益却为发达国家垄断，重点在于这种不均衡和不平等。举一个较极端的例子，全球环境问题。或许有不少人注意到了当前的全球性贫富分化，但为什么他们没有将其联系到帝国主义论上呢？原因恐怕是他们没有足够重视帝国主义论与上述风险和权力的非对称、不平等分配的关系。在这里，帝国主义论着眼的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环境破坏的个别案例，重要的是，是什么导致环境破坏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同时，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差别——前者垄断了利益而把风险强加给后者（而且，这种差别才是帝国主义论视角下，引发全球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这种非对称的差别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如出一辙。在发达国家内部，风险被强加到边境地带或者人口较少的地区（我将其称为国内殖民地），利益则为大城市（以首都为顶点的霸权都市）垄断，宛然帝国主义结构的再现。
例如，3·11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事故，核电站附近的地方自治体与消费电力的大都市圈间的非对称关系，可谓一目了然。从核电获得的庞大收益中抽出一小部分作为补助金，以把巨大的核事故风险强加给地方自治体，剩下的收益全都集中到了大都市圈身上。类似这种非对称的基本结构并不鲜见。这些例子无一不证明了，发达国家民众脚下扩张着的帝国主义版图已经将触角伸向了全球差序格局的各个角落，而发展中国家则不得不忍受环境破坏的风险。那么，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上的帝国主义论不是非常有意义的吗？
六、支配与霸权
到了这里，我们终于可以接触到主张帝国主义论的核心问题了。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现代的美利坚帝国主义，我们必须先理解“支配”与“霸权（hegemony）”这里的霸权（hegemony）有多种情感色彩，在指代称霸一方时带有强烈的负面色彩，但是此处它指代盟主权、领导权，较为中性。——译者注的区别，把霸权的视角引入帝国主义的概念中。况且，按照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观点，“支配”的重心在强制上，霸权则是强调行使权力，它们不在一个维度上。
霸权指基于人们的合意行使霸权或支配权。它起源于希腊语，原指城邦国家对别的国家或农村的基于合意的支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运动家安东尼·葛兰西赋予了它现代含义。为了区别靠强制或恐怖进行的权力统治，他将基于人们合意的权力控制称为“霸权”。这一用语散见于他的《狱中札记》，但遗憾的是，这些记述大多比较零散。支配性集团在进行支配时如果遇到了内部矛盾，必须能够有一个常用的框架或机制可以修正、协商各种事项。行使这种协调能力而得到的附加权力就是霸权。把霸权的概念应用在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身上是很有说服力、非常有效的。
美国为什么能够行使这种霸权呢？主要原因有三点。
第一，从历史上看，开放自由的国际秩序对以美国为据点的资本有利，按照这一经验，美国实践了非领土形式的帝国主义。
第二，为了保证它能稳定地行使霸权，美国保证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当的利益。
第三，在上述条件下，不管活跃在国内还是国外的资本都能获得利益，所以它们使这种制度建构（美国式帝国主义）成了美国的特殊国家利益。
把美国的标准强加给其他国家、使之成为世界的标准，这种能力才是问题的关键。只要美国还能维持这种能力，美国的霸权就是稳定的，它就能够通过这种霸权实现世界支配。这一点是美利坚帝国主义的特点，同时也是它的软肋。无论在战后的哪个时期，如何做好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整体的掌舵人都是美国霸权的最优先课题，所以才有了数量繁多、形形色色的国际机构。它们能否有效地发挥职能，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间的对立能否得到调解、妥协能否成立。万一这些机制失效了，欧盟、日本都将被迫脱离美国的霸权。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究竟是什么、在哪里形成了这些妥协和对立？显然，答案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以及社会动态机制（dynamics）。它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现实基础，也是帝国主义的历史基础。换言之，它是资本主义的动态过程，可以将其粗略地理解为资本主义的长期趋势（眼下，这一趋势是靠新自由主义克服收益性的慢性危机）。
七、帝国主义论的方法
最终决定帝国主义动态机制的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的动态机制，所以，现代的帝国主义当然不是农业的帝国主义，也不是商业的帝国主义，而是资本的帝国主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要进入到最后的课题：揭示资本运动规律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与揭露国家运动的帝国主义论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换言之，也就是帝国主义论的现代化。
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其一是延续马克思的原来规划（构建以《资本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将现有《资本论》三卷还未来得及讨论的维度补充完整；另一种途径，也是以列宁为首的古典帝国主义论理论家们大多选择的途径，是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个连续的阶段视为一个进化论的过程，从比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更为具体的维度解决这一问题。
第一种方法是依照马克思未完成的6部经济学批判体系，首先在国家的层面总地概括市民社会三大阶级——资本家、土地所有者、雇佣工人——的利害关系，然后在世界市场的层面通过国家贸易等相互关系总体地概括各国的基本利害关系。这是一种极富结构性、系统性的认识框架。这一构想一旦实现，迄今为止只是停留在问题意识、直感层面的全球化理念将升华为系统性、总体性的科学理论。
但是，后一种方法——帝国主义论——并不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的规划内。因为帝国主义论是两种竞争——经济的竞争和地缘政治的竞争——的交叉，经济的竞争本应是经济学批判的对象，地缘政治的竞争应该是政治学批判的对象，也就是说帝国主义论是经济与政治的交叉。既然它不在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体系内，其主要论点应该集中在政治学批判上。但是，反观我国（日本）的马克思经济学家们，可以说，他们研究帝国主义论时完全忽略了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自始至终只是停留在经济学批判的层面，没有将理论批判推进到政治学领域。
无论是卢森堡、希法亭，还是列宁、布哈林，他们的古典帝国主义论之所以依旧魅力十足，是因为他们发现了独特的将政治学批判与经济学批判结合起来的方式。回到马克思，政治学批判与马克思构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的规划，其视点本身是不同的。不如说，马克思曾经一度面临选择，他最终优先处理了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体系，而他没有来得及着手的另一个规划，难道不正是政治学批判吗？证据就是，青年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国家论的同时，于19世纪40年代起草了自己的《政治学批判》规划。但是，从50年代后，他把重心放到了经济学批判上，结果，政治学批判的规划被放弃，研究成果也只是作为一些碎片散见于其后的工作中。
帝国主义论本来应该讨论的是围绕全球权力的国家间竞争和垄断，它的方法论主要是政治学批判，而政治学批判应该如何与经济学批判结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复活”帝国主义论的话，应该用怎样的体系将两者结合起来是问题的关键。但遗憾的是，马克思经济学家们的帝国主义论研究尚缺乏这样的问题意识。为了找到帝国主义论的出发点和线索，一步一步走到它的顶峰，我们难道不应当对帝国主义论的方法论有所自觉吗？
【作者：渡边雅男，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译者：高晨曦，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研究科院生。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1期，授权察网发布。】
